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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雨水节气，格外静，冬日眯看着经了寒的梅，梅知道春快了；一瓣梅悄悄离了枝头，这梅，却是中国曲艺界、相声界公认的大师，他在雨水中静静走了，他走，像他的生前一样，不聒噪。
当年，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生前要听这位大师“说”相声，都找个马扎坐下；现场另一侧，也坐在马扎上的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听这位大师“说”相声还飞快地做着记录，生怕漏掉一个字；两侧的相声“大腕”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这位大师“说”相声，也信服这位大师对自己的点评，两侧“大腕”们在这大师面前谦逊低调，回归了学生的状态！
我和我的同学独有优待，我们能坐在木椅上听这位大师“说”相声；当然，大师“说”的是相声艺术美学和相声发展规律，这大师便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曲艺理论界大师薛宝琨先生！
我是薛先生的第一批学生，薛先生1972年当大学老师，大学里正忙着批孔批《水浒》。直到1980年，薛先生才给1978级学生开出了“民间文学”选修课，我是第一个走进教室的学生，也常替先生擦黑板，我戏言：“薛老师您15岁到读者书店当学徒，我伯是您师傅，咱是世交”； 薛老师回了一句：“敢——情”！那是薛老师从1956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11年，耳濡目染的北京土语。
作家陈建功的京味小说《辘轳把儿胡同9号》开篇写到：“说‘敢’字时，您得拖长了声儿，‘敢——’；‘情’字呢，得发‘轻’音儿，轻轻地急促一收，味儿就出来了。这就等于说：‘没错儿’！” 薛老师的一句：“敢——情”，说得够味儿，那是薛老师研究中国民间语言构成的相声艺术、接触地方人民语言的职业浸染！
从此，我便成了薛先生家的常客，他与我谈的最多的就是曲艺。薛先生说：“欧洲文学认定自己的起源是‘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希腊戏剧’，其实，说简单点儿就是‘曲艺’”！我眼瞪圆，薛先生倒是胸有成竹地说：“神话、史诗、戏剧，共同特征就都是口头文学，又带表演性，这两者也正是曲艺的特征。先说口头文学，又有两层含义：一、这是说唱艺术，主要是嘴的表演，说唱靠的是语言，曲艺家往往也是语言家，是民间语言、地方语言的大家；二、内容和表演方式都是口口相传，父传子，师教徒，所以，早期的曲艺作品没定式，没定稿，没定调，一部曲艺作品的内容、艺术表达，总是不断变化的、发展的；曲艺，可以说是流动的艺术，曲艺给人的也是流动的美感”！说着，薛先生吐了一口烟，烟雾很美！
薛先生又接着说：“再说表演性，初始的文学都具有表演性的特征，文学与艺术在初始阶段，是界定不甚清的！比如欧洲的神话、史诗、戏剧，哪个不是具备表演性呢？表演性，就是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你的表演得不到群众、观众的认可，你的艺术就生存不下去！”薛先生在讲文学的源头，也是在讲曲艺的本质。
薛先生爱思考，也就爱抽烟，他的健康也就贡献给了思考中国曲艺了！
薛先生点上烟，他的思维就格外活泼，先生又对我说：“纵观人类各民族的发展，文字的出现都比语言要晚了许多许多；当文字丰富了，才有了‘案头文学’。 案头文学，有了明确的作者，作者的主观性多了，如屈原、李白、杜甫。口头文学，没有明确的作者，作品的客观性多；这里的客观性又有三层含义：一、作品内容会贴近当时的社会客观现实，不然，这个作品就流传不下来；二、内容的表达要用当时客观流行的大众语言，像《离骚》许多百姓就读不懂了；三、作品表现方法和形式要适合大众接受，作品吻合社会客观接纳度。中国曲艺就是中国口头文学的活化石，曲艺仍然保存着这三个客观性”。烟岚中，先生带我在文学的彩云中畅游，又让我看清了中国曲艺那绚丽的霞光。
薛先生磕了磕烟，看我听得入迷，就又说：“《辞海》写到‘西河大鼓’至今约一百年历史，实际上，我考虑‘西河大鼓’绝不是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搞学术的人就要寻源探微。中国曲艺一定是古老的文学，年青的艺术！表演曲艺和研究曲艺，都会让人年青的”。这就是学者、曲艺理论大师了，在薛先生脑子里有很清晰的中国曲艺的系统发展脉络。
登高者，望远而窥微，薛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师！
1972年薛宝琨进南开大学，他不得不跟着形势“批孔批《水浒》”，只到1980年，薛先生才在南大中文系1978级，他的第一批学生中遇到了许多知音。
薛先生讲课的话语很慢很低——他没有抑扬顿挫、珠圆玉润的声调语音，也不见错落有致、层叠有序的排比修辞，他远离正襟危坐、引经据典的高谈阔论，更不靠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精妙结构，他的课有的只是普通的“邻里”生活、朴素的平民语言、普遍的民间故事、朴实的民众形象；然而，就在这普通、朴素、普遍、朴实之中，薛先生匠心独运、慧眼独识，梳理着、归纳着中华民族流淌了五千年、孕育出无数灿烂文学艺术奇葩的原生态文化脉络。他作为导师引导我们认识民间文学、曲艺艺术的本质，又具体指导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开垦耕耘。
1980年，我们班成立了“民间文学”爱好者社团，1981年推出了油印刊物《民间》，封面也是我们学生设计的：两间民居一棵树，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个学生学术社团的顾问就是薛先生，侯宝林先生也给我们这个学生刊物写来了稿件《在学习中成长》；薛宝琨、侯宝林这些长辈在1981年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去关注曲艺，掌握曲艺的美学价值是寄予厚望的！特别是《民间》发刊词写了一个“宗旨”就是：抢救民间文学，整理中国曲艺的发展与沿革。这一思想正是薛宝琨先生从中央说唱团调进南开大学的初衷，他愿意培养一批学生来抢救民间文学，整理中国曲艺沿革这一大事。30年后，薛宝琨主编的《中国相声大词典》出版，还是体现了他这一学术心愿。
倾尽心血，毕生做好一件大事，这是大师的一个特征，比如：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毕生只做小提琴，用手工制作出了几百把精美的小提琴，是世界公认的大师，薛先生也正是这种大师！他的心愿就是：抢救中国民间文学，推动曲艺健康、蓬勃发展！ 薛先生这位大师不但自己倾注心血构建中国的曲艺理论，还非常注重培养、提携我们年青学生去学习、研究曲艺理论；在构建中国的曲艺理论方面，薛先生是火箭，也是火车头，大师就是这样风范！
不必说天津北方曲艺学校成立的前前后后，薛宝琨老师不遗余力地倾“心”相助；也不必说薛先生请来天津曲艺演员马志明等在课堂上立体地展示曲艺，薛先生再详细地为学生们讲解曲艺；单说薛先生为我写的曲艺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文章提出的几点建议，就彰显了薛先生是火车头的作用。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发生了特大地震，我像全国人民一样关注着这场大灾难。当我惊悉在地震中玉树藏族艺人、最年青的《格萨尔王传》演说者土登君乃不幸罹难，我的心无比疼痛，写下了一篇曲艺与人民、《格萨尔王传》与藏民血浓于水的小文，跑到薛老师家里请他指正。薛先生首先让我把30年前我在大学听“薛宝琨老师”讲民间文学语句中的“薛宝琨”三个字删掉，他说：为学生讲授《格萨尔王传》知识的都是光荣的，不必提哪位老师，这样的老师在民族发展史上都是闪光的。我觉得太有道理了， 薛先生是让我、让他的所有学生都去宣讲《格萨尔王传》和宣传中国曲艺。第二，薛先生说：曲艺要永远保持“口头文学”的本质特征，她活在人民中、“长”在观众里，这样曲艺才鲜活。我明白了先生的意思，在文章中加进：“同样都是伟大的史诗，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衰落了，《荷马史诗》成为书册上的铅字，《格萨尔王传》却至今还在人民中间传诵着”。第三， 薛先生说：曲艺必须有现场观众，他们是观众也是现场创作者，曲艺进书本，曲艺上电视只是一种替代形式，替代形式永远不是“形式”本身，曲艺要扎根在观众中。于是我加了一段文字：“崇信‘神’的藏民们，只有现场亲耳听到关于‘王’的故事时，才会体味到‘神力’的召唤，他们的心才会‘砰砰’跳动” ！
我的这篇《玉树的民间文学》小文在5月20日的《今晚报》发表， 薛先生和我都把围坐在篝火旁听《格萨尔王传》演说这样的曲艺，作为对藏族同胞的祈福，送给远方的玉树。
曲艺的火种，永远举在普罗米修斯的手中！腊梅虽在雨水中飘逝，一位理论大师的离去，但薛宝琨先生献身中国曲艺的精神是永存的！雨水过后是惊蛰……
当年，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生前要听这位大师“说”相声，都找个马扎坐下；现场另一侧，也坐在马扎上的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听这位大师“说”相声还飞快地做着记录，生怕漏掉一个字；两侧的相声“大腕”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这位大师“说”相声，也信服这位大师对自己的点评，两侧“大腕”们在这大师面前谦逊低调，回归了学生的状态！
我和我的同学独有优待，我们能坐在木椅上听这位大师“说”相声；当然，大师“说”的是相声艺术美学和相声发展规律，这大师便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曲艺理论界大师薛宝琨先生！
我是薛先生的第一批学生，薛先生1972年当大学老师，大学里正忙着批孔批《水浒》。直到1980年，薛先生才给1978级学生开出了“民间文学”选修课，我是第一个走进教室的学生，也常替先生擦黑板，我戏言：“薛老师您15岁到读者书店当学徒，我伯是您师傅，咱是世交”； 薛老师回了一句：“敢——情”！那是薛老师从1956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11年，耳濡目染的北京土语。
作家陈建功的京味小说《辘轳把儿胡同9号》开篇写到：“说‘敢’字时，您得拖长了声儿，‘敢——’；‘情’字呢，得发‘轻’音儿，轻轻地急促一收，味儿就出来了。这就等于说：‘没错儿’！” 薛老师的一句：“敢——情”，说得够味儿，那是薛老师研究中国民间语言构成的相声艺术、接触地方人民语言的职业浸染！
从此，我便成了薛先生家的常客，他与我谈的最多的就是曲艺。薛先生说：“欧洲文学认定自己的起源是‘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希腊戏剧’，其实，说简单点儿就是‘曲艺’”！我眼瞪圆，薛先生倒是胸有成竹地说：“神话、史诗、戏剧，共同特征就都是口头文学，又带表演性，这两者也正是曲艺的特征。先说口头文学，又有两层含义：一、这是说唱艺术，主要是嘴的表演，说唱靠的是语言，曲艺家往往也是语言家，是民间语言、地方语言的大家；二、内容和表演方式都是口口相传，父传子，师教徒，所以，早期的曲艺作品没定式，没定稿，没定调，一部曲艺作品的内容、艺术表达，总是不断变化的、发展的；曲艺，可以说是流动的艺术，曲艺给人的也是流动的美感”！说着，薛先生吐了一口烟，烟雾很美！
薛先生又接着说：“再说表演性，初始的文学都具有表演性的特征，文学与艺术在初始阶段，是界定不甚清的！比如欧洲的神话、史诗、戏剧，哪个不是具备表演性呢？表演性，就是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你的表演得不到群众、观众的认可，你的艺术就生存不下去！”薛先生在讲文学的源头，也是在讲曲艺的本质。
薛先生爱思考，也就爱抽烟，他的健康也就贡献给了思考中国曲艺了！
薛先生点上烟，他的思维就格外活泼，先生又对我说：“纵观人类各民族的发展，文字的出现都比语言要晚了许多许多；当文字丰富了，才有了‘案头文学’。 案头文学，有了明确的作者，作者的主观性多了，如屈原、李白、杜甫。口头文学，没有明确的作者，作品的客观性多；这里的客观性又有三层含义：一、作品内容会贴近当时的社会客观现实，不然，这个作品就流传不下来；二、内容的表达要用当时客观流行的大众语言，像《离骚》许多百姓就读不懂了；三、作品表现方法和形式要适合大众接受，作品吻合社会客观接纳度。中国曲艺就是中国口头文学的活化石，曲艺仍然保存着这三个客观性”。烟岚中，先生带我在文学的彩云中畅游，又让我看清了中国曲艺那绚丽的霞光。
薛先生磕了磕烟，看我听得入迷，就又说：“《辞海》写到‘西河大鼓’至今约一百年历史，实际上，我考虑‘西河大鼓’绝不是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搞学术的人就要寻源探微。中国曲艺一定是古老的文学，年青的艺术！表演曲艺和研究曲艺，都会让人年青的”。这就是学者、曲艺理论大师了，在薛先生脑子里有很清晰的中国曲艺的系统发展脉络。
登高者，望远而窥微，薛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师！
1972年薛宝琨进南开大学，他不得不跟着形势“批孔批《水浒》”，只到1980年，薛先生才在南大中文系1978级，他的第一批学生中遇到了许多知音。
薛先生讲课的话语很慢很低——他没有抑扬顿挫、珠圆玉润的声调语音，也不见错落有致、层叠有序的排比修辞，他远离正襟危坐、引经据典的高谈阔论，更不靠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精妙结构，他的课有的只是普通的“邻里”生活、朴素的平民语言、普遍的民间故事、朴实的民众形象；然而，就在这普通、朴素、普遍、朴实之中，薛先生匠心独运、慧眼独识，梳理着、归纳着中华民族流淌了五千年、孕育出无数灿烂文学艺术奇葩的原生态文化脉络。他作为导师引导我们认识民间文学、曲艺艺术的本质，又具体指导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开垦耕耘。
1980年，我们班成立了“民间文学”爱好者社团，1981年推出了油印刊物《民间》，封面也是我们学生设计的：两间民居一棵树，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个学生学术社团的顾问就是薛先生，侯宝林先生也给我们这个学生刊物写来了稿件《在学习中成长》；薛宝琨、侯宝林这些长辈在1981年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去关注曲艺，掌握曲艺的美学价值是寄予厚望的！特别是《民间》发刊词写了一个“宗旨”就是：抢救民间文学，整理中国曲艺的发展与沿革。这一思想正是薛宝琨先生从中央说唱团调进南开大学的初衷，他愿意培养一批学生来抢救民间文学，整理中国曲艺沿革这一大事。30年后，薛宝琨主编的《中国相声大词典》出版，还是体现了他这一学术心愿。
倾尽心血，毕生做好一件大事，这是大师的一个特征，比如：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毕生只做小提琴，用手工制作出了几百把精美的小提琴，是世界公认的大师，薛先生也正是这种大师！他的心愿就是：抢救中国民间文学，推动曲艺健康、蓬勃发展！ 薛先生这位大师不但自己倾注心血构建中国的曲艺理论，还非常注重培养、提携我们年青学生去学习、研究曲艺理论；在构建中国的曲艺理论方面，薛先生是火箭，也是火车头，大师就是这样风范！
不必说天津北方曲艺学校成立的前前后后，薛宝琨老师不遗余力地倾“心”相助；也不必说薛先生请来天津曲艺演员马志明等在课堂上立体地展示曲艺，薛先生再详细地为学生们讲解曲艺；单说薛先生为我写的曲艺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文章提出的几点建议，就彰显了薛先生是火车头的作用。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发生了特大地震，我像全国人民一样关注着这场大灾难。当我惊悉在地震中玉树藏族艺人、最年青的《格萨尔王传》演说者土登君乃不幸罹难，我的心无比疼痛，写下了一篇曲艺与人民、《格萨尔王传》与藏民血浓于水的小文，跑到薛老师家里请他指正。薛先生首先让我把30年前我在大学听“薛宝琨老师”讲民间文学语句中的“薛宝琨”三个字删掉，他说：为学生讲授《格萨尔王传》知识的都是光荣的，不必提哪位老师，这样的老师在民族发展史上都是闪光的。我觉得太有道理了， 薛先生是让我、让他的所有学生都去宣讲《格萨尔王传》和宣传中国曲艺。第二，薛先生说：曲艺要永远保持“口头文学”的本质特征，她活在人民中、“长”在观众里，这样曲艺才鲜活。我明白了先生的意思，在文章中加进：“同样都是伟大的史诗，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衰落了，《荷马史诗》成为书册上的铅字，《格萨尔王传》却至今还在人民中间传诵着”。第三， 薛先生说：曲艺必须有现场观众，他们是观众也是现场创作者，曲艺进书本，曲艺上电视只是一种替代形式，替代形式永远不是“形式”本身，曲艺要扎根在观众中。于是我加了一段文字：“崇信‘神’的藏民们，只有现场亲耳听到关于‘王’的故事时，才会体味到‘神力’的召唤，他们的心才会‘砰砰’跳动” ！
我的这篇《玉树的民间文学》小文在5月20日的《今晚报》发表， 薛先生和我都把围坐在篝火旁听《格萨尔王传》演说这样的曲艺，作为对藏族同胞的祈福，送给远方的玉树。
曲艺的火种，永远举在普罗米修斯的手中！腊梅虽在雨水中飘逝，一位理论大师的离去，但薛宝琨先生献身中国曲艺的精神是永存的！雨水过后是惊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