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堆里其实有不少巴金的书，从《激流三步曲》，到《寒夜》，到《六十年文选》，《随想录》好像也有几册。这至少说明在我心目中，巴金的文学地位不低。但所有这些书里，我真正读了好几遍的，唯有一册《家》。那是我每次读都会为之而激动的书。
　　我一直觉得，仅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寻找巴金的位置，太狭隘了一点，那是专家的工作。对于我这样的阅读者来说，一本书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是要拿到我读过的所有书，拿到全世界的写作中去比较的，它在一段地域性文学史中的地位，不是我所关心的。而在这样的标准下，我依然承认《家》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初读《家》是很晚的事情，记得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已经工作了。那时候我正狂热于读各种西方文学经典，尤其是现代派名作，对张爱玲之流都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巴金的《家》夹杂在这一大堆闯囵吞枣读下去的东西里面，居然印象深刻，而且丝毫没有粗劣之感——同时期的阅读中，中国现代作家里，只有鲁迅的部分作品让我有同感。我觉得在这样一种很直观的阅读感受中，巴金，至少是他的《家》，充分显示了其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品质和文学地位。
　　今天，我很想说说，对我来说，《家》究竟有什么跨越时空的魅力。没有时间去把《家》翻出来，仔细读一遍再发言，只能凭点滴的印象。这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不久前李敖的北大演讲。李敖的演讲，我归纳，最重要不外两点：在个人，是心灵的自由；在社会和制度，是宪法民主的争取。自称抛弃了“自由主义”的李敖，在我看来，实际不过是从杜威、罗素式的自由主义立场，退回到了更加本原也更加深刻的康德式自由主义的立场。
　　巴金是“五四后”一代，是直接由“五四”启蒙运动哺育长大的一代。用世界眼光去看，某种意义上，他是康德的“同代人”，康德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启蒙后”一代。不管“五四”还是欧洲启蒙运动，自由民主都是基本的追求。然而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深深困扰的，是自由与民主，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它们总是并列在一起，甚至就像一个词组，但是仔细想想，却又好像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李敖把它们清楚地分别开来。我甚至看到有专论，论述这二者是怎样被混淆，又为什么它们常常不能得兼。但是当我回过头仔细读康德，我发现，康德那么多部煌煌巨著，其核心的秘密，不外是要向我们阐述：为什么自由先于民主；为什么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为什么没有自由的民主是不可想象的。这同样也是康德的“同代人”巴金的秘密，是他的《家》和他的《随想录》的秘密。 《家》在干净的文笔下，有着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灵拷问。在一个象征专制政治的专制的“家”里，一个有思想有志向的人，要么采取大哥式的痛苦的顺从，要么采取三弟式的勇敢却未免浅薄的“打破一切”。这正是那一代人人生道路的缩影。《家》在“出走”的主题上戛然而止，似乎是给出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以看上去现实的“民主”的追求，取代了看上去虚幻的心灵“自由”的追求。但后来几十年，直到《随想录》的历史表明，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勇敢但是混沌的开始。正如人们会不断去追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人们也会不断追问一代激进青年日后分裂㈩无数枝权的道路。巴金以自己100年的经历，给出了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回答，一个充满弯路、绝壁的曲折而丰富的回答。到了他写《随想录》的时候，他又一次从激进政治的漩涡中抽身而出，审视自己几十年前在《家》中对于心灵自由的最初求索。这时候，他发现，自由，除了破除的勇气，除了光明的向往，更要加上其最重要的维度，那个几十年前被年轻所忽视了的维度：自省的勇气和自律的能力。
　　我不知道巴金有没有读过康德。我想他至少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身上间接地接触到康德的一部分思想——这两位俄罗斯文豪都是康德的崇拜者。康德的自由理论，正是出于对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而建基于自省与自律之上的。只有自律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培养出有能力在自律中达到“心灵自由”的民众，才能为真正的“民主”建立坚实的基础，否则，我们收获的永远只是“文革”式的暴民政治和虚假“大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自由”应毫不含糊地先于(逻辑上先于)“民主”。
　　我们如果把《随想录》仅仅当作一个老人在“文革”之后的自我忏悔，它的意义就极为有限。只有把它看作是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自由理想的回归，是以一生的厚度来重新诠释和反思“自由”的丰富性和必要性，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它的深刻之处。在如今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层面上肤浅的“制度至上”论甚嚣尘上，而个人层面上又以放纵混淆自由的时代，再一次强调巴金以自己的毕生经验体悟到的东西，其现实意义是怎么估量也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