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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早年坚定的儒家学术思想立场与他赴谪龙场“居夷处困”、对死有了清醒认识，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他在龙场悟道成功。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一个晚上豁然顿悟而产生“龙场悟道”。在“龙场悟道”中，王阳明彻悟“良知本体”，从此诞生了心学理论。王阳明为什么能成功悟道在龙场呢？龙场悟道并非偶然，之所以能成功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而促成的。内因是王阳明自身的思想立场，外因则是王阳明赴谪至龙场“居夷处困”，对死有了清醒认识。
一、坚定的思想立场
王阳明早年为学涉猎广泛，思想变化颇为复杂，与他同时的学者中便有人以“五溺”、“三变”来概括他早期的思想特征。“五溺”说出自王阳明的同道讲友湛甘泉（若水）：“初溺于任侠之气；再溺于骑射之气；三溺于辞章之气；四溺于神仙之气；五溺于佛氏之气。”王阳明的弟子王龙溪说：“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总观“五溺”、“三变”之说，其中的任侠、骑射、辞章均无涉于学术思想，剔除后所余则为儒、道、佛三个方面。就此三方面而言，它们在王阳明思想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渗透，很难视为各自界限分明的不同阶段。
王阳明是在三教之间游移，还是有稳定的思想立场？尽管王阳明早年的思想面貌甚为复杂，但透过表象，可以将其思想立场定位于他心目中的“圣贤之学”——儒学上。这一说是否成立，涉及到王阳明对待佛、道的态度。王阳明早年虽有“出入二氏”的为学经历，但从未以二氏之学为“正学”，也从未以“成佛”、“成仙”作为自己人生的理想。他自幼体弱多病，故曾经耽迷于道教静坐导引之术。他说：“区区往年盖尝弊力于此矣。后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复一意于圣贤之学。”他对道教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养生考虑，并不直接构成其思想立场。至于王阳明早年对待佛教则多批评，因为他感到佛教有违人的爱亲本性，故与之隔膜较深。事实上，王阳明是在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后，才真正开始批判和吸收佛、道理论的。他的弟子钱德洪曾说过：“吾师阳明先生早有志于圣人之道，求之俗习而无取也，求之世儒之学而无得也，乃一洗俗习之陋、世儒之说，而自证以吾之心焉，殚思力践，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见于良知，而千古圣人不尽之意复得以大明于世。”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王阳明的儒家思想由来已久。二、王阳明的思想转向是基于儒学内部的变化。即对“世儒之学”的程朱理学从信奉追随到批判扬弃并自创新说的转变。
王阳明“早有志于圣人之道”，他12岁时与塾师有此对话，王阳明问：“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唯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对此表示怀疑，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里的“圣贤之学”，泛指孔孟儒学，但主要是指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学说。明承元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本。朱熹思想在朝廷的特意鼓吹下，已经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故很容易凭借其特殊地位影响青年人。王阳明对朱学崇拜，就很自然地成为他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态度，从信奉到怀疑直至最终扬弃，虽然他在12岁时即有志于圣人之道，但正式探究儒学是在他18岁时。他21岁时由读朱熹著作、思考格物理论引发了著名的“格竹”实践，对朱熹的格物理论感到很难契合。27岁时，他在实践朱熹的“循序至精”的读书法后，明确指出其中“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理论矛盾。尽管王阳明对朱学时有怀疑，但总体上看，至正德三年（1508）“龙场悟道”之前，其思想立场仍然是朱熹思想。37岁时，他于贵州龙场一悟至道，是他在思想立场上彻底脱离朱熹，并致力于创立新学说的分水岭。但不管是信奉朱熹学说，还是自创新学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的思想立场。总之，王阳明若没有坚定的儒学思想，就绝不可能成为自创新学说的思想家。
二、赴谪龙场“居夷处困”，对死有了清醒认识
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1）时，司礼监太监刘瑾专权，残害忠良。王阳明开罪刘瑾被廷杖、下狱，而后贬谪至贵州龙场做驿丞。正德三年（1508年）春，王阳明历经险阻，终于到达龙场。
龙场位于今贵州省贵州市修文县境内，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仍然是很落后的地区。广为流传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民谣，则是对其形象生动的写照。更何况相距五百多年前的王阳明充军时代（公元1508年春—1510年三月），其面貌几近未开垦的荒原。
《年谱》记述了王阳明初到龙场时的情景：“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蛊毒瘴疠与居，与居夷人鸠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一副多么荒凉可怕的画面，自然环境恶劣，漫山遍野的毒蛇猛兽，恶性疟疾等传染病时常流行，缺吃少穿，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此外阳明还不时受地方官的欺侮，更令人担心的是，刘瑾欲害王阳明之心不死，随时可能派刺客加害于他。王阳明身陷逆境，经过痛苦的不断砥砺，其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一切功名富贵皆能看空。但直接引发王阳明“悟道”的前提条件,是他对死的清醒认识。
《年谱》载：“（先生）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脱。”此时的王阳明面对困境采取了“俟命”的被动态度，意味着他已抱定等死的决心。为了排除生死的焦虑，他采取了以前曾接触过的道家与白沙心学的静坐之法。在这“端居”(静坐)之中，最后终于悟到了“吾性自足”的人生境界，并由此度过了生命危境。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主张：“先行到死”，即不是在弥留之际，而是在生存过程仍在继续时就真正置身于最终必将到来的末日之中，进而从对死的体验中本真的筹划自己，重新评估和不断创造人生价值，更为深刻的接近真理。
在生命的绝境里，王阳明失去了前此的所有人生凭借，什么先儒教训、朝廷公正，都无助于他眼前的生存困境。此时，从“有”的纯物质意义上来讲，他已经一无所有，“心”成为了他唯一的所有，在逆反的心境中，他最终超脱了富贵、利害、荣辱，悟得了“吾性自足”的人生境界，度过了生命的危境，达到了一种自我精神的解脱。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卷十[M].中华书局，2008.
[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与陆原静.卷五[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刻文录序说.卷首[M].商务印书馆，1934
[4]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卷三十三[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补录.卷三十二[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第一章[M].三联书店，1997.
（作者简介：刘小玲（1987-）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09级硕士研究生。胡伟（1985-）男，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一个晚上豁然顿悟而产生“龙场悟道”。在“龙场悟道”中，王阳明彻悟“良知本体”，从此诞生了心学理论。王阳明为什么能成功悟道在龙场呢？龙场悟道并非偶然，之所以能成功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而促成的。内因是王阳明自身的思想立场，外因则是王阳明赴谪至龙场“居夷处困”，对死有了清醒认识。
一、坚定的思想立场
王阳明早年为学涉猎广泛，思想变化颇为复杂，与他同时的学者中便有人以“五溺”、“三变”来概括他早期的思想特征。“五溺”说出自王阳明的同道讲友湛甘泉（若水）：“初溺于任侠之气；再溺于骑射之气；三溺于辞章之气；四溺于神仙之气；五溺于佛氏之气。”王阳明的弟子王龙溪说：“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总观“五溺”、“三变”之说，其中的任侠、骑射、辞章均无涉于学术思想，剔除后所余则为儒、道、佛三个方面。就此三方面而言，它们在王阳明思想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渗透，很难视为各自界限分明的不同阶段。
王阳明是在三教之间游移，还是有稳定的思想立场？尽管王阳明早年的思想面貌甚为复杂，但透过表象，可以将其思想立场定位于他心目中的“圣贤之学”——儒学上。这一说是否成立，涉及到王阳明对待佛、道的态度。王阳明早年虽有“出入二氏”的为学经历，但从未以二氏之学为“正学”，也从未以“成佛”、“成仙”作为自己人生的理想。他自幼体弱多病，故曾经耽迷于道教静坐导引之术。他说：“区区往年盖尝弊力于此矣。后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复一意于圣贤之学。”他对道教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养生考虑，并不直接构成其思想立场。至于王阳明早年对待佛教则多批评，因为他感到佛教有违人的爱亲本性，故与之隔膜较深。事实上，王阳明是在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后，才真正开始批判和吸收佛、道理论的。他的弟子钱德洪曾说过：“吾师阳明先生早有志于圣人之道，求之俗习而无取也，求之世儒之学而无得也，乃一洗俗习之陋、世儒之说，而自证以吾之心焉，殚思力践，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见于良知，而千古圣人不尽之意复得以大明于世。”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王阳明的儒家思想由来已久。二、王阳明的思想转向是基于儒学内部的变化。即对“世儒之学”的程朱理学从信奉追随到批判扬弃并自创新说的转变。
王阳明“早有志于圣人之道”，他12岁时与塾师有此对话，王阳明问：“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唯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对此表示怀疑，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里的“圣贤之学”，泛指孔孟儒学，但主要是指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学说。明承元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本。朱熹思想在朝廷的特意鼓吹下，已经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故很容易凭借其特殊地位影响青年人。王阳明对朱学崇拜，就很自然地成为他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态度，从信奉到怀疑直至最终扬弃，虽然他在12岁时即有志于圣人之道，但正式探究儒学是在他18岁时。他21岁时由读朱熹著作、思考格物理论引发了著名的“格竹”实践，对朱熹的格物理论感到很难契合。27岁时，他在实践朱熹的“循序至精”的读书法后，明确指出其中“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理论矛盾。尽管王阳明对朱学时有怀疑，但总体上看，至正德三年（1508）“龙场悟道”之前，其思想立场仍然是朱熹思想。37岁时，他于贵州龙场一悟至道，是他在思想立场上彻底脱离朱熹，并致力于创立新学说的分水岭。但不管是信奉朱熹学说，还是自创新学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的思想立场。总之，王阳明若没有坚定的儒学思想，就绝不可能成为自创新学说的思想家。
二、赴谪龙场“居夷处困”，对死有了清醒认识
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1）时，司礼监太监刘瑾专权，残害忠良。王阳明开罪刘瑾被廷杖、下狱，而后贬谪至贵州龙场做驿丞。正德三年（1508年）春，王阳明历经险阻，终于到达龙场。
龙场位于今贵州省贵州市修文县境内，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仍然是很落后的地区。广为流传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民谣，则是对其形象生动的写照。更何况相距五百多年前的王阳明充军时代（公元1508年春—1510年三月），其面貌几近未开垦的荒原。
《年谱》记述了王阳明初到龙场时的情景：“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蛊毒瘴疠与居，与居夷人鸠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一副多么荒凉可怕的画面，自然环境恶劣，漫山遍野的毒蛇猛兽，恶性疟疾等传染病时常流行，缺吃少穿，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此外阳明还不时受地方官的欺侮，更令人担心的是，刘瑾欲害王阳明之心不死，随时可能派刺客加害于他。王阳明身陷逆境，经过痛苦的不断砥砺，其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一切功名富贵皆能看空。但直接引发王阳明“悟道”的前提条件,是他对死的清醒认识。
《年谱》载：“（先生）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脱。”此时的王阳明面对困境采取了“俟命”的被动态度，意味着他已抱定等死的决心。为了排除生死的焦虑，他采取了以前曾接触过的道家与白沙心学的静坐之法。在这“端居”(静坐)之中，最后终于悟到了“吾性自足”的人生境界，并由此度过了生命危境。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主张：“先行到死”，即不是在弥留之际，而是在生存过程仍在继续时就真正置身于最终必将到来的末日之中，进而从对死的体验中本真的筹划自己，重新评估和不断创造人生价值，更为深刻的接近真理。
在生命的绝境里，王阳明失去了前此的所有人生凭借，什么先儒教训、朝廷公正，都无助于他眼前的生存困境。此时，从“有”的纯物质意义上来讲，他已经一无所有，“心”成为了他唯一的所有，在逆反的心境中，他最终超脱了富贵、利害、荣辱，悟得了“吾性自足”的人生境界，度过了生命的危境，达到了一种自我精神的解脱。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卷十[M].中华书局，2008.
[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与陆原静.卷五[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刻文录序说.卷首[M].商务印书馆，1934
[4]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卷三十三[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补录.卷三十二[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第一章[M].三联书店，1997.
（作者简介：刘小玲（1987-）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09级硕士研究生。胡伟（1985-）男，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