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经常接待外单位的“外调”。所谓“外调”，就是某人遭到审查，审查单位就派人到外单位他的亲友处进行调查，甚至会到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外调人员也许会摆噱头，把被审查对象说得非常危险可怕，吓唬被调查人员，来达到加罪于被审查对象的目的。被调查人员也许是“牛鬼蛇神”，也许是革命群众。我当时是“牛鬼蛇神”，所有外调人员对我就很不客气。我反正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威逼利诱我全不管。
　　记得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我一位在化工厂工作的大学同学被审查，外调人员说他有日本军刀，一定和日本军官有关系，做过汉奸。别的同学我不知道，这位俞姓的同学我太熟了。他读书时热爱歌唱，向当时上海一位著名俄国歌唱家学男高音。在他的婚礼宴会上，他唱意大利歌曲《我亲爱的爱人》，我听了喜欢，还去买了一张唱片。此公不问政治，绝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可是调查人员就问，那么他的日本军刀从何而来呢？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日本投降后，日本人被遣送回国，虹口四川北路等几条大街上有许多日本人摆地摊，把不准备带走的东西卖掉。这军刀说不定是在地摊上买来的。我说得理直气壮，那来调查的女同志叫我先离开。后来她又请人事科同志叫我回去。这一回她笑嘻嘻的，说我回答得有道理，符合俞同志本人的交待，那军刀不是他买来，是他的朋友买来送给他的。她说，他们单位的同志觉得俞同志这个人很好，歌也的确唱得好，但是那把日本军刀总要查查清楚。
　　“文革”后这位同学来上海，特请我去一叙。
　　另一件事是关于我的一位朋友的弟弟，是个聋哑人，少年时参加新四军，我在新四军见过他。这次是审查他怎么到新四军去，甚至是不是真的是聋哑人。我马上回答，这人是真的聋哑人，也真的到了新四军。调查人员就说了，从租界到新四军这么容易吗？我说我也去过新四军，去新四军就是从外滩坐船到苏北一个港口，上岸经日军检查后就直接去新四军。这些港口的日军没有多少人，住在碉堡里，为了怕偷袭，碉堡周围还串着一道道香烟罐头铁丝网，一碰就会发出乒零乓啷声。离开港口就没日军了。他们也怕啊。我说我也就是这样去新四军的，我们单位可以证明这件事嘛。至于那人是聋哑人，那是天生的，我认识他时已经聋了。调查人员对于去新四军那么简单似乎有点奇怪，可是有我作证，一点不假。
　　这就是我想起文革时外调的两件事。
　　我还记得我的一位老友，著名翻译家，《牛虻》的译者李俍民。他性子急，说话爽快，竟与外调人员吵了起来。外调人员一定是说他包庇坏人，对他说话咄咄逼人，李俍民忍无可忍，一时火起，抡起凳子就扔。结果他吃了亏，受到人事科责备。我很佩服他维护患难同志的精神。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