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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我经常接待外单位的“外调”。所谓“外调”,就是某人遭到审查,审查单位就派人到外单位他的亲友处进行调查,甚至会到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外调人员也许会摆噱头,把被审查对象说得非常危险可怕,吓唬被调查人员,来达到加罪于被审查对象的目的。被调查人员也许是“牛鬼蛇神”,也许是革命群众。我当时是“牛鬼蛇神”,所有外调人员对我就很不客气。我反正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威逼利诱我全不管。
记得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我一位在化工厂工作的大学同学被审查,外调人员说他有日本军刀,一定和日本军官有关系,做过汉奸。别的同学我不知道,这位俞姓的同学我太熟了。他读书时热爱歌唱,向当时上海一位著名俄国歌唱家学男高音。在他的婚礼宴会上,他唱意大利歌曲《我亲爱的爱人》,我听了喜欢,还去买了一张唱片。此公不问政治,绝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可是调查人员就问,那么他的日本军刀从何而来呢?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日本投降后,日本人被遣送回国,虹口四川北路等几条大街上有许多日本人摆地摊,把不准备带走的东西卖掉。这军刀说不定是在地摊上买来的。我说得理直气壮,那来调查的女同志叫我先离开。后来她又请人事科同志叫我回去。这一回她笑嘻嘻的,说我回答得有道理,符合俞同志本人的交待,那军刀不是他买来,是他的朋友买来送给他的。她说,他们单位的同志觉得俞同志这个人很好,歌也的确唱得好,但是那把日本军刀总要查查清楚。
“文革”后这位同学来上海,特请我去一叙。
另一件事是关于我的一位朋友的弟弟,是个聋哑人,少年时参加新四军,我在新四军见过他。这次是审查他怎么到新四军去,甚至是不是真的是聋哑人。我马上回答,这人是真的聋哑人,也真的到了新四军。调查人员就说了,从租界到新四军这么容易吗?我说我也去过新四军,去新四军就是从外滩坐船到苏北一个港口,上岸经日军检查后就直接去新四军。这些港口的日军没有多少人,住在碉堡里,为了怕偷袭,碉堡周围还串着一道道香烟罐头铁丝网,一碰就会发出乒零乓啷声。离开港口就没日军了。他们也怕啊。我说我也就是这样去新四军的,我们单位可以证明这件事嘛。至于那人是聋哑人,那是天生的,我认识他时已经聋了。调查人员对于去新四军那么简单似乎有点奇怪,可是有我作证,一点不假。
这就是我想起文革时外调的两件事。
我还记得我的一位老友,著名翻译家,《牛虻》的译者李俍民。他性子急,说话爽快,竟与外调人员吵了起来。外调人员一定是说他包庇坏人,对他说话咄咄逼人,李俍民忍无可忍,一时火起,抡起凳子就扔。结果他吃了亏,受到人事科责备。我很佩服他维护患难同志的精神。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记得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我一位在化工厂工作的大学同学被审查,外调人员说他有日本军刀,一定和日本军官有关系,做过汉奸。别的同学我不知道,这位俞姓的同学我太熟了。他读书时热爱歌唱,向当时上海一位著名俄国歌唱家学男高音。在他的婚礼宴会上,他唱意大利歌曲《我亲爱的爱人》,我听了喜欢,还去买了一张唱片。此公不问政治,绝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可是调查人员就问,那么他的日本军刀从何而来呢?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日本投降后,日本人被遣送回国,虹口四川北路等几条大街上有许多日本人摆地摊,把不准备带走的东西卖掉。这军刀说不定是在地摊上买来的。我说得理直气壮,那来调查的女同志叫我先离开。后来她又请人事科同志叫我回去。这一回她笑嘻嘻的,说我回答得有道理,符合俞同志本人的交待,那军刀不是他买来,是他的朋友买来送给他的。她说,他们单位的同志觉得俞同志这个人很好,歌也的确唱得好,但是那把日本军刀总要查查清楚。
“文革”后这位同学来上海,特请我去一叙。
另一件事是关于我的一位朋友的弟弟,是个聋哑人,少年时参加新四军,我在新四军见过他。这次是审查他怎么到新四军去,甚至是不是真的是聋哑人。我马上回答,这人是真的聋哑人,也真的到了新四军。调查人员就说了,从租界到新四军这么容易吗?我说我也去过新四军,去新四军就是从外滩坐船到苏北一个港口,上岸经日军检查后就直接去新四军。这些港口的日军没有多少人,住在碉堡里,为了怕偷袭,碉堡周围还串着一道道香烟罐头铁丝网,一碰就会发出乒零乓啷声。离开港口就没日军了。他们也怕啊。我说我也就是这样去新四军的,我们单位可以证明这件事嘛。至于那人是聋哑人,那是天生的,我认识他时已经聋了。调查人员对于去新四军那么简单似乎有点奇怪,可是有我作证,一点不假。
这就是我想起文革时外调的两件事。
我还记得我的一位老友,著名翻译家,《牛虻》的译者李俍民。他性子急,说话爽快,竟与外调人员吵了起来。外调人员一定是说他包庇坏人,对他说话咄咄逼人,李俍民忍无可忍,一时火起,抡起凳子就扔。结果他吃了亏,受到人事科责备。我很佩服他维护患难同志的精神。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