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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爱情的行板，是由爱情向亲情的过渡，从而使爱情得到升华。
——题 记
那天晚上，因为从乡下小学来了一位同学，我们一道分配到G县实验小学的6位男生都聚到校图书室闲谈。不知是谁提起我还没有对象。于是，有人提议说，王茂春，你们学校有没有合适的女老师，给我们这个“小和尚”介绍一个。听了这话大家一致叫好。王茂春是那所小学的教导主任。他当即就说，有。他沉思了一会又说，一共有三个哩，都还没有对象，不知介绍哪一个好呢？这时，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拣最漂亮的介绍。有人跟着起哄，今晚就对面看，机不可失。于是，我们这位同学真的跑去女老师住地喊人去了。原来，她们是要跟第二天的班车到地区所在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就寄宿在我们实验小学。我一听，就要往自己的宿舍跑，结果被大家拉住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这位同学果真把芳先生（他们学校的老师习惯叫法，为区分三个“汪”姓老师）“骗”了出来，让她坐在我宿舍的那架钢琴前的凳子上等我。
我生来胆小羞怯，尤其提到婚姻对象这类事情更是羞羞答答，没有一点男人的气概。我几乎是被绑架到宿舍门前，身后的两个同学将我一下子推进我那半敞着门的宿舍，脚下被门槛一绊我就趴到门里了。我的同学顺手将门掩上并将门锁给扣上了。
我从地上爬起来，恍恍惚惚懵懵懂懂晕晕乎乎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女子霍然从凳子上站起来。尽管是在100瓦的灯光下，我仍然觉得是在云里雾里一样。老半天，我依稀看出这芳先生身高约一米六左右，上身穿白底蓝条格的衬衫，剪着当时很时尚的运动头，脸形和五官挺秀气。两人都愣怔地相互看着，约有两三分钟，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空气随时都能爆炸了。终于，她拉门要出去。门被反扣着，好在当时他们用的是一根草棒别着的，她将门使劲地晃动两下，门便开了，她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多少年后，我和夫人每谈到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都觉得十分滑稽并富有戏剧性，便会发出一阵甜蜜的陶醉的笑声。
第二天早晨，我正弓身在宿舍门前的那棵合欢树（又名叫“马缨花”、“绿化树”、“爱情树”，当年在我们那个地区还很少见）下刷牙，我又遇上了她。也是缘分吧，那天我穿着当时比较金贵的咖啡色的化纤西裤，白的确良的衬衫（那是标准的第一代的确良，当时很稀罕），也学着大地方的人那样，把衬衫掖在裤腰里。盛开着的粉红色马缨花发出一阵阵沁人肺腑的淡雅的香气，有意给少男少女们催情。就在这时，昨晚同我邂逅过的那位芳先生与她的同事们从我的身边走过去，这一瞬间，决定了我俩终身相伴相随。若干年后，夫人提到那天早晨，她都会沉浸在幸福之中。她说，那天早晨你在合欢树下刷牙，穿那件白的确良衬衫，咖啡色裤子，又是弓着身，根本看不出你只是一米六几的个头，觉得很高大，很漂亮，很噱头，很招女人喜爱。“应该说”，她多次对我讲，“那天晚上你给我的印象很不好，心想你一定是个窝囊废。但那天早上见到你在刷牙时，彻底改变了我的印象。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
由于我在单位人缘不错，我的婚姻一直是大家关心的群众性工作。女老师们听说了我那天晚上戏剧性的约会，都主动关注起来。第三天傍晚，芳先生和她的同事们从地区参观回来了，那天正下着小雨，只好又到实小寄宿。这时，她们就留心起这位叫汪芳的乡下来的女老师了，都暗暗地去相了相。一直关心我婚姻的几位老大姐，纷纷劝我，她们说，想不到真的深山出俊鸟呢，小高，一定要抓住机会，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到哪儿去找这样的人材和条件？
应该说，我夫人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没有几天，她就找借口又来到我们实小。多少年后，夫人对我说，巧哩，第二次我到你们学校时，恰好你在弹钢琴哩，远远的就听到了。那时觉得很好听，很羡慕。实际上，我压根儿不会弹琴，在师范读书时，我的音乐成绩是任课老师照顾给了个及格分。“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无事可做，正好我的宿舍有一架质地很好的钢琴，便学习弹琴，两年中只学会弹三首歌曲，两首是毛主席诗词《答友人》和《菩萨蛮•黄鹤楼》，还有一首革命民歌《浏阳河》，而且弹得五音不全，和弦都配不上。想不到却弹开了 “深山俊鸟”的心扉，让她情窦大开，从此结下了我们的百年好合。
到了七月，实小的老师都纷纷离校回家了。我因为未结婚，正好留下来护校，也可以说，是在“张网候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芳先生与她的一位好友结伴到实小两次。到了晚上，我们两人便在我的宿舍堂而皇之地“弹琴说爱”，在那个年代能够这样明目张胆地谈恋爱也够开放的了。开始，双方都保持着高度的克制，谁也不敢冒昧唐突，生怕在对方的心目中留下轻佻的坏印象。如果放在当今这样开放的年代，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能早就越过“三八线”了。到第三次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便慢慢地有了些许的肌肤之亲了，并慢慢地循序渐进地向前深入和推进。尽管那是蜻蜓点水式的肌肤接触，也极大地调动了双方的“性趣”。在那明晃晃的100瓦灯光下，她第一个发现我的下巴有一块伤疤。她说，你这儿也有一块疤哩，我这儿也有一块。我说，呀，都在左边同一个位置呢！我说，我这疤是被枪子打的。于是她睁大眼听我讲了我这疤的来历：1948年秋天，我们家乡解放了。那些国军的散兵游勇，把子弹和枪支能卖的卖掉，卖不掉的便扔掉。一天奶奶在烧火做午饭的时候，我坐在她的怀里对着灶膛熊熊的火苗看着。突然从锅灶里发出“嘭”的一声巨响，一颗子弹从锅膛里飞出来，正打在我的脖子上。假如再错半寸，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她听我这样说过后，吓得直吐舌头。我问，你这疤是怎么来的？她说，那年害腮腺炎害的。一推算，恰好和我同一时间。我说，我们俩还真有缘分哩！她说，你瞧，我头上还害过疖子哩。我说，呀，巧哩，我也害过一次。我把头歪向她一边，她轻轻地摸了摸。接着，她也把头歪向我这边，我瑟瑟地摸索了半天才在她的头顶处摸到一块比瓜子米还小的疤痕，而我的“性趣”却越发膨胀了。我说，还在同位置哩。再一推算，两人几乎又是同年同月生的疮。我们不禁为这么巧合而惊叹不已。我又说，在那个年代，我们家境贫穷，卫生条件又差，就容易生疮害病了，我腰上还害过的哩。她更睁大了双眼看着我。我说，不骗你，不信你摸摸看。她说，我也在这个位置害过的哩！这时，两人的两双手，几乎同时伸向对方更为敏感的地方，一摸，果然又在同一个位置，一推算，时间几乎又是同年同月。就这样，我们相互一摸再摸，却忘记了时间的长短，而且忘记了早把位置摸错了，最终，摸出了凡人的那件事来了，我的嘴里却还喃喃着：奇了，真是缘分，真是奇了，婚姻是有缘分的……
我们的婚礼办得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1968年的8月31日那天上午，县城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庆祝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午，我的几个同学帮我筹办结婚典礼。那时我刚“平反”不久——在“文革”初期我曾被打成“封资修的黑样板”、“资反路线的丧家狗”、“社教队的保皇狗”和“打人凶手”而被造反派们开除党籍、工资降两级的处分。1967年的1月19日，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在“红色造反兵团”的批斗中签署了所谓“八项协议”，将处理我的决定写进了这“八项协议”中去，一夜之间我的名字便爬满了县城大街小巷的墙壁，响遍了全县各村镇，还吹到全地区的十三个县的县城。那是我一生中“名气”最大最响的几十天。一年后便平反了。平反时，一下子补发我15个月的两级工资，共135块钱，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加上当月工资和平时零星积攒，约有200元左右。平生第一次做了一顶圆纱蚊帐，一床缎子面棉被，买了一床“太平洋床单”，这在当时就属于奢侈品了。我的一位同学还送我一对绣有“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枕头。此外，又花了30多块钱，和爱人每人做了一条灰色毛涤裤子，这在当年也够抢眼的。
那天下午，校革会的负责人和我的同学们，帮助厨房张罗婚宴。我通过在县委招待所的一位熟人，搞来10瓶半斤装的60度的优质洋河大曲，记得那时只卖0.43元一瓶，这在当年山干冲（山芋干酿造的酒）都难喝到的情况下真可谓稀世珍品了！
那是农历闰七月初八，天气特别晴朗，凉风习习，半圆的新月挂在东南的天空，厨房门前的院子里又拉上两盏200瓦的大灯泡，把院子照得通明，放上三张大方桌，婚宴就在这里举行了。
当年，人们的思想是被禁锢的，“革命”不仅要表现在工作中，还得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得表现在男女婚姻恋爱中。那天我和爱人穿着新做的那条毛涤裤子，上身穿深灰色的卡其布褂子，爱人是那种灰卡、大盆领的上衣，里面衬了一件白底带蓝条纹的衬衫。从上到下没有一丝红色。奇怪的是，当年红色代表革命，唯有个人的服装却以灰色为主色调，代表革命的色调。多少年后，我和夫人提起当年的婚礼都会忍俊不禁地笑起来。那时正在全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凡事要做“四首先”，跳“忠字舞”。我们的婚礼就是从“四首先”开始的——
校革会的负责人宣布：高山移同志与汪芳同志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一、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之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二、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个个毕恭毕敬，人人神情严肃，向着贴在对面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弯腰九十度：
三、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二，唱！”于是高高低低，嗡嗡咽咽，七起八落唱起来，就像庙里做晚课的一样，只是缺少个敲木鱼和敲磬的。
四、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齐）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齐）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不知是谁末了又喊上一句：祝王效禹政委（原济南军区政委）满面红光！这样一来，有人吃吃地笑了起来，这时大家的表情才开始放松下来，稍稍地增添了一点生动。
接着主持人宣布：现在由新娘子介绍恋爱经过。大家开始欢呼雀跃起来了。爱人扭捏了半天，才达成了含有革命意义的协议，由她唱一支革命歌曲——《东方红》，才算过关。
最后主持人宣布，婚宴开始！于是大家大快朵颐，一阵风扫残云，垫了垫肚子后，开始喝酒。那年头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酒席，像样的人家办事，也是豆氏家族三兄弟——豆腐、豆芽、千张一起上，有能耐的再捣鼓点猪肉红烧一碗，再炸碗圆子（寓团团圆圆之意）就是很不错的了。那天，我们有两个很热心且能干的同学，十有八九是通过学生家长走后门搞来了稀罕的鱼、肉、豆腐、各种猪下水以及粉条等，而且分量也多，加上我们实小的厨师是厨艺世家出身，手艺精湛，做菜色、香、味很考究，虽无山珍海味，倒也做得很能解馋。不一会，年逾花甲的刘老师便喝醉了，老人家高兴至极，咧起豁牙唱起英语歌曲来。在那个年代真是不敢想象的（这位刘老师与文革前的省长均为民国省立第八师范的同学）。结果大家不看新娘了，都跟在刘老师身后看热闹去了。我们俩也加入到看热闹的人群中去了。
刘老师踉踉跄跄地来到自家的门口，老远地就叫着：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quickly and quickly !”“ Dear old woman”
我和我的爱人都不懂英语，只是觉得好玩，就像聋子听戏一样，跟着人群一起傻笑！
结婚后，我一直未到她家去，据说岳母开始是竭力反对这场婚姻的，她说，嫁到淮阴去，离家二百里，回一趟娘家骑小驴还得走两天哩。但是我爱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婚礼一办，更是生米做成了熟饭，她母亲也无计可施，只好默认了这门婚事。直到四个月后我才上门让他们家相女婿。到了她家，岳母一看我这个小伙虽然矮些，但相貌却不赖，用岳父的话说，这个人四方大脸，五官周正，两肩宽平，是块做官的料子（可惜的是，他的女婿一直是一个不上品的“胥吏”）。一辈子做事有章有法的岳父，家里早准备了酒，还腌了块咸肉在家，我去的那天，也未请其他亲戚朋友，只是自家人，整了四五道菜，喝了点酒。就算新女婿上过门了。那时农村家家是泥墙草苫的茅屋，且床铺很少，当天晚我是同只有6岁的小姨子睡在一起的。背地里，岳母还告诉我，“你媳妇有喜了”。
婚礼后的没几天，县里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以及“红卫兵代表大会”，合起来统称为“三代会”。在红代会上我被提名并当选为副主任，这可能就是岳父大人吉言的“官”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当上了红代会副主任，既为我改行从政搭了一个天梯，同时也为我以后的仕途埋下了一个隐患——15年后，竟有人借此“参我一本”，说我当年是造反派头目。不管怎么说，当时还是令人羡慕得两眼滴血的。首先县革会办事组为我配了一辆半新的小金鹿自行车，这在当时也够牛的了。因为每辆车的后盖灰板上都用红漆写上“县革会”三个字，骑着它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常会引来啧啧之声和姑娘艳羡的目光，其身价不亚于目下县里科局长的坐骑“本田雅阁”或“北京现代”。这样，既方便了我下乡采访，又可以在周六下午到乡下去会爱人。记得第一天，岳母对我说，你同汪芳就睡锅屋这张炕，不要忘记在席边底下放点钱。当时我不解其意，反正照着做了。后来知道，意即我是租住，否则就变成“倒插门”女婿了。
不知哪位生命学家说过，人体内蕴藏着一种生物电，他每时每刻都在放射出一种电磁波，这种电磁波的频率各人不同，亲缘愈近的人频率愈相近，冥冥之中彼此愈容易相通相知。我对这位生命学家的观点是笃信不疑的！
那年冬天特别的冷。一天我从乡下采访回来，因路上骑车淌汗冒了风，回到县里不久便发起高烧，居然烧得昏迷过去，直到后半夜才退烧清醒。第二天晚饭后，突然爱人踉踉跄跄推门进来了，我又惊又喜。问她怎么这个时候来的？她说，“昨晚我梦到你站在我的床前，身上裹着棉被，浑身瑟瑟颤抖，你还对我说，我冷死了……”她说着两眼便噙满了泪，“一整夜，我一直迷迷糊糊地看到你裹着棉被站在我的床前。可把我吓死了……我盼着天快亮，到你这里来，可是借人家的车子一直等到天快黑才等到。”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听了以后，惊奇得睁大眼睛，老半天无言以对。她说，“你怎么啦？”我说，“我真的病了，昨晚一直高烧昏迷不醒，直到天快亮时才退烧，今天一天还未吃饭呢。”那天夜晚，我们没有履行夫妻例事，便睡了。那时爱人已经怀孕近4个月，肚子已经开始突现。我搂着她，她不久就鼾然入睡了。睡梦中听到她嘤嘤啜泣起来，我把她摇醒，问她怎么哭了？她说，我这儿疼。她用手摸着大腿的一侧说。我掀开被子就着灯光一看，竟擦去一大块皮。她说，天黑，我看不清路，摔了一个跟头，连人带车子跌到小石桥下，得亏桥下沟里的水都被冻实了。我一听，心立刻疼得揪起来，眼泪也跟着下来了。我紧紧地搂着她说，好妹妹，难为你了，我会永远对你好的！那天夜里我将她拥在怀里，两人相对而泣许久。40年来，每当我俩之间产生龃龉，我就会想到她那场惊奇的梦，想到她那天夜里梦中的啜泣，就会主动退让、迁就，不让她伤心难过。
这场惊梦成为我俩今生今世和和美美相处的一个“黏合剂”。
结婚不久，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被抽调到“三代会”上班工作，专门为那些“活学活用”的典型人物去编造经验材料，从此，成为一个靠笔杆子混饭吃的职业“御用文人”。但工作关系依然留在实验小学。
当年的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山东省嘉祥县小学教师王庆余、侯振民的《关于农村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建议》，自此中小学教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这股恶浪的冲击下，G县实验小学彻底解体：实验小学更名为朝阳小学，实小分校更名为工农兵小学，所有老师一律回原籍教书。因为我在G县已经结婚了，编制被分到一所街道小学。
我结婚以后的很长时间内，相互间相敬如宾，尤其她对我百依百顺，可称得上举案齐眉。到了1969年的6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这就进一步确立了她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渐渐地暴露出她那“侉子”的直率和刚烈的性格来了，有时发起火来犹如火山喷发，狮吼虎啸，雷霆万钧，不了解的人会因此不寒而栗。若干年后，我一位很要好的同学同我开玩笑说，听说你夫人是一头河东狮，是真的吗？我听了以后，只是微微地拈花一笑似地对他说，你读过鲁迅的一首诗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停了片刻，我俩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记得第一次她向我发火是在女儿满月以后。一个月的产假刚满，紧接着便是暑假。八月，她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到我那儿过暑假。我临时买了煤炉、锅、碗、盆、筷和煤球。在这之前我从未做过家务事，当她到我的住地时，天已经很晚了。我便引炉做晚饭，足足引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把炉子引着，她就渐渐地表现出对我的不满来了。一见她那样的阴沉着脸，我本来已经窝着一肚子的火，便一脚将煤炉踢翻，炉子带着火星在院子里骨碌骨碌地滚了一圈。这时，她便哭着抱起女儿要连夜回娘家，怎么拉也不肯进屋。想到那个夜晚的“惊梦”，像一条鞭子在抽打着我的心灵一样，我便委曲求全地劝她，哄她，直到后半夜才安静下来，我向她指天发誓保证今后一定好好地待她。40年来，像这样的冲突加起来也只有三五次而已，但每一次都以我的退让和赔礼而告终，她以暂时的胜利而得到满足，事后我俩的情爱也会上升一个阶梯。一位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一次同我开玩笑说，在处理夫妻关系上，我们都要向老高（指我）学习，汪芳被他哄得忙死累活都没一句怨言。
“女人靠哄，男人靠捧”，这虽然是笑话，仔细想来，确实也有些道理。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博文《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男人》，一共提了60多条标准，当然这是幽默，不可当真，但多少反映出当今婚姻恋爱中女性对男性的苛求。相比之下，我们那个时代的男人幸运得多了。否则，像我这样“二等残废”的公民十有八九要打光棍。文革后期，我们两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期，供应的粮食远远不够他们身体发育的需要，经常吃不饱饭。而我在县委当秘书，经常熬更打夜写材料。我爱人既怕亏了孩子，又怕饿坏了我，常常省下自己的那份，让我吃饱。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说到那个时候吃不饱肚子时，儿子就会说，那时从食堂买回馒头，我和大姐一人只能吃一个，还没有饱呢，妈妈就朝我们望了，本想伸手再拿一个，妈妈就说，你爸还未回来吃呢，我们就把手缩回来了。作为人妻人母的她，自己有时只喝碗稀粥或吃口上顿吃剩的蒸山芋之类，便半饥半饱地到学校上课去了。一次，我跟随县委书记下乡，晚上回来很迟了，孩子已经睡了。她便要去捅煤炉子为我热饭。我说，我在外边吃过了，你们吃过没有？我爱人说，孩子吃过了，我还未吃，等你哩。我说，那热热你吃饭吧。可是爱人却把炉盖又盖上了，笑笑对我说，那就算了，明天早饭就不用再买干的了。自己却去洗了一个生山芋吃了。所以，几十年后的今天，夫人的胃常常犯病。每当我想到这，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溢出来。想想当时那情那景，难道这不正是母狮舐犊之情吗？你还会为她的一言一语而计较吗？因此发点牢骚，说两句气话，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我的爱人应该说，是一个顾大局（家）识大体（顾我的面子）的人，尽管她满心的委屈，尽管她累得要命，在我的朋友面前她都会给我留面子的，要收拾我也是等朋友离开后再收拾，最大的气也留着背地里发。那些年每到春节都要请人吃饭的，机关家家如此，都是在自己家做，不像现在来人下饭店摆上一桌。这是她最忙也是她最得意的时候——因为可以展示她精湛的做菜的手艺。从年前开始，就将凭证供应的有限的副食品收藏、加工好（那时没有冰箱），留着节后请客，为的是为我争面子，生怕人家笑话、小看了我们。忙乎了几天，人累得不行，还得在关键时刻到桌子上为客人敬酒，由于劳累加空肚子，常常三两杯酒就不行了，但还得打起精神硬撑着，生怕怠慢了客人。每次总是由在场的职务最高、且德高望重的领导出面说话：不准派汪芳的酒了，谁要派，自己先喝三碗，这时她才得以解脱。有一次，已经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家一下子来了9个我师范时的同学，他们相约来找县委落实政策的（当年因为国家经济困难，那一届有109人没分配工作），我爱人觉得他们够难的，就同意我留他们吃饭的建议。平时家里会备些干面条，她便倾其所有招待他们。因为只有一个煤炉子，结果煮了三锅才把这顿饭打发了。这时已经快到上课的时候，我爱人便匆匆跑去上课了。晚上回来，她被饿得浑身直冒虚汗，直叫胃疼。
在那几年，我们县城里常会看到一个身穿毛蓝对襟褂子、黑色长裤子的女人，身背一个三四岁的男孩、身后跟着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孩，匆匆地赶路，那便是我的爱人。因为我整天忙工作，顾不了家，家庭的重担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自身在实验小学还担负着年级组长的重担，要以身作则，所以整天匆匆忙忙，饥一顿饱一顿地挣扎着生活。那几年她的体重从未超过96斤。
几十年后，她落下了一身的病，是可想而知的了。现在，我常常为她捶背、推拿、按摩，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对她的感情的一种回报。记得1988年的4月，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生大病——胃穿孔出血。当时她被吓得瘫在地上。我住院的半个月，她整整瘦了一圈，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了。事后，儿子对我说，妈妈多少天都未吃一顿饭。那年儿子刚15岁就很懂事了，妈妈一到家就陪着妈妈说话，还帮妈妈做事，让她宽心。古人说，“母慈儿孝顺”，这话果然不假！
——题 记
那天晚上，因为从乡下小学来了一位同学，我们一道分配到G县实验小学的6位男生都聚到校图书室闲谈。不知是谁提起我还没有对象。于是，有人提议说，王茂春，你们学校有没有合适的女老师，给我们这个“小和尚”介绍一个。听了这话大家一致叫好。王茂春是那所小学的教导主任。他当即就说，有。他沉思了一会又说，一共有三个哩，都还没有对象，不知介绍哪一个好呢？这时，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拣最漂亮的介绍。有人跟着起哄，今晚就对面看，机不可失。于是，我们这位同学真的跑去女老师住地喊人去了。原来，她们是要跟第二天的班车到地区所在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就寄宿在我们实验小学。我一听，就要往自己的宿舍跑，结果被大家拉住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这位同学果真把芳先生（他们学校的老师习惯叫法，为区分三个“汪”姓老师）“骗”了出来，让她坐在我宿舍的那架钢琴前的凳子上等我。
我生来胆小羞怯，尤其提到婚姻对象这类事情更是羞羞答答，没有一点男人的气概。我几乎是被绑架到宿舍门前，身后的两个同学将我一下子推进我那半敞着门的宿舍，脚下被门槛一绊我就趴到门里了。我的同学顺手将门掩上并将门锁给扣上了。
我从地上爬起来，恍恍惚惚懵懵懂懂晕晕乎乎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女子霍然从凳子上站起来。尽管是在100瓦的灯光下，我仍然觉得是在云里雾里一样。老半天，我依稀看出这芳先生身高约一米六左右，上身穿白底蓝条格的衬衫，剪着当时很时尚的运动头，脸形和五官挺秀气。两人都愣怔地相互看着，约有两三分钟，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空气随时都能爆炸了。终于，她拉门要出去。门被反扣着，好在当时他们用的是一根草棒别着的，她将门使劲地晃动两下，门便开了，她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多少年后，我和夫人每谈到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都觉得十分滑稽并富有戏剧性，便会发出一阵甜蜜的陶醉的笑声。
第二天早晨，我正弓身在宿舍门前的那棵合欢树（又名叫“马缨花”、“绿化树”、“爱情树”，当年在我们那个地区还很少见）下刷牙，我又遇上了她。也是缘分吧，那天我穿着当时比较金贵的咖啡色的化纤西裤，白的确良的衬衫（那是标准的第一代的确良，当时很稀罕），也学着大地方的人那样，把衬衫掖在裤腰里。盛开着的粉红色马缨花发出一阵阵沁人肺腑的淡雅的香气，有意给少男少女们催情。就在这时，昨晚同我邂逅过的那位芳先生与她的同事们从我的身边走过去，这一瞬间，决定了我俩终身相伴相随。若干年后，夫人提到那天早晨，她都会沉浸在幸福之中。她说，那天早晨你在合欢树下刷牙，穿那件白的确良衬衫，咖啡色裤子，又是弓着身，根本看不出你只是一米六几的个头，觉得很高大，很漂亮，很噱头，很招女人喜爱。“应该说”，她多次对我讲，“那天晚上你给我的印象很不好，心想你一定是个窝囊废。但那天早上见到你在刷牙时，彻底改变了我的印象。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
由于我在单位人缘不错，我的婚姻一直是大家关心的群众性工作。女老师们听说了我那天晚上戏剧性的约会，都主动关注起来。第三天傍晚，芳先生和她的同事们从地区参观回来了，那天正下着小雨，只好又到实小寄宿。这时，她们就留心起这位叫汪芳的乡下来的女老师了，都暗暗地去相了相。一直关心我婚姻的几位老大姐，纷纷劝我，她们说，想不到真的深山出俊鸟呢，小高，一定要抓住机会，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到哪儿去找这样的人材和条件？
应该说，我夫人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没有几天，她就找借口又来到我们实小。多少年后，夫人对我说，巧哩，第二次我到你们学校时，恰好你在弹钢琴哩，远远的就听到了。那时觉得很好听，很羡慕。实际上，我压根儿不会弹琴，在师范读书时，我的音乐成绩是任课老师照顾给了个及格分。“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无事可做，正好我的宿舍有一架质地很好的钢琴，便学习弹琴，两年中只学会弹三首歌曲，两首是毛主席诗词《答友人》和《菩萨蛮•黄鹤楼》，还有一首革命民歌《浏阳河》，而且弹得五音不全，和弦都配不上。想不到却弹开了 “深山俊鸟”的心扉，让她情窦大开，从此结下了我们的百年好合。
到了七月，实小的老师都纷纷离校回家了。我因为未结婚，正好留下来护校，也可以说，是在“张网候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芳先生与她的一位好友结伴到实小两次。到了晚上，我们两人便在我的宿舍堂而皇之地“弹琴说爱”，在那个年代能够这样明目张胆地谈恋爱也够开放的了。开始，双方都保持着高度的克制，谁也不敢冒昧唐突，生怕在对方的心目中留下轻佻的坏印象。如果放在当今这样开放的年代，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能早就越过“三八线”了。到第三次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便慢慢地有了些许的肌肤之亲了，并慢慢地循序渐进地向前深入和推进。尽管那是蜻蜓点水式的肌肤接触，也极大地调动了双方的“性趣”。在那明晃晃的100瓦灯光下，她第一个发现我的下巴有一块伤疤。她说，你这儿也有一块疤哩，我这儿也有一块。我说，呀，都在左边同一个位置呢！我说，我这疤是被枪子打的。于是她睁大眼听我讲了我这疤的来历：1948年秋天，我们家乡解放了。那些国军的散兵游勇，把子弹和枪支能卖的卖掉，卖不掉的便扔掉。一天奶奶在烧火做午饭的时候，我坐在她的怀里对着灶膛熊熊的火苗看着。突然从锅灶里发出“嘭”的一声巨响，一颗子弹从锅膛里飞出来，正打在我的脖子上。假如再错半寸，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她听我这样说过后，吓得直吐舌头。我问，你这疤是怎么来的？她说，那年害腮腺炎害的。一推算，恰好和我同一时间。我说，我们俩还真有缘分哩！她说，你瞧，我头上还害过疖子哩。我说，呀，巧哩，我也害过一次。我把头歪向她一边，她轻轻地摸了摸。接着，她也把头歪向我这边，我瑟瑟地摸索了半天才在她的头顶处摸到一块比瓜子米还小的疤痕，而我的“性趣”却越发膨胀了。我说，还在同位置哩。再一推算，两人几乎又是同年同月生的疮。我们不禁为这么巧合而惊叹不已。我又说，在那个年代，我们家境贫穷，卫生条件又差，就容易生疮害病了，我腰上还害过的哩。她更睁大了双眼看着我。我说，不骗你，不信你摸摸看。她说，我也在这个位置害过的哩！这时，两人的两双手，几乎同时伸向对方更为敏感的地方，一摸，果然又在同一个位置，一推算，时间几乎又是同年同月。就这样，我们相互一摸再摸，却忘记了时间的长短，而且忘记了早把位置摸错了，最终，摸出了凡人的那件事来了，我的嘴里却还喃喃着：奇了，真是缘分，真是奇了，婚姻是有缘分的……
我们的婚礼办得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1968年的8月31日那天上午，县城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庆祝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午，我的几个同学帮我筹办结婚典礼。那时我刚“平反”不久——在“文革”初期我曾被打成“封资修的黑样板”、“资反路线的丧家狗”、“社教队的保皇狗”和“打人凶手”而被造反派们开除党籍、工资降两级的处分。1967年的1月19日，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在“红色造反兵团”的批斗中签署了所谓“八项协议”，将处理我的决定写进了这“八项协议”中去，一夜之间我的名字便爬满了县城大街小巷的墙壁，响遍了全县各村镇，还吹到全地区的十三个县的县城。那是我一生中“名气”最大最响的几十天。一年后便平反了。平反时，一下子补发我15个月的两级工资，共135块钱，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加上当月工资和平时零星积攒，约有200元左右。平生第一次做了一顶圆纱蚊帐，一床缎子面棉被，买了一床“太平洋床单”，这在当时就属于奢侈品了。我的一位同学还送我一对绣有“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枕头。此外，又花了30多块钱，和爱人每人做了一条灰色毛涤裤子，这在当年也够抢眼的。
那天下午，校革会的负责人和我的同学们，帮助厨房张罗婚宴。我通过在县委招待所的一位熟人，搞来10瓶半斤装的60度的优质洋河大曲，记得那时只卖0.43元一瓶，这在当年山干冲（山芋干酿造的酒）都难喝到的情况下真可谓稀世珍品了！
那是农历闰七月初八，天气特别晴朗，凉风习习，半圆的新月挂在东南的天空，厨房门前的院子里又拉上两盏200瓦的大灯泡，把院子照得通明，放上三张大方桌，婚宴就在这里举行了。
当年，人们的思想是被禁锢的，“革命”不仅要表现在工作中，还得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得表现在男女婚姻恋爱中。那天我和爱人穿着新做的那条毛涤裤子，上身穿深灰色的卡其布褂子，爱人是那种灰卡、大盆领的上衣，里面衬了一件白底带蓝条纹的衬衫。从上到下没有一丝红色。奇怪的是，当年红色代表革命，唯有个人的服装却以灰色为主色调，代表革命的色调。多少年后，我和夫人提起当年的婚礼都会忍俊不禁地笑起来。那时正在全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凡事要做“四首先”，跳“忠字舞”。我们的婚礼就是从“四首先”开始的——
校革会的负责人宣布：高山移同志与汪芳同志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一、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之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二、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个个毕恭毕敬，人人神情严肃，向着贴在对面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弯腰九十度：
三、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二，唱！”于是高高低低，嗡嗡咽咽，七起八落唱起来，就像庙里做晚课的一样，只是缺少个敲木鱼和敲磬的。
四、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齐）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齐）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不知是谁末了又喊上一句：祝王效禹政委（原济南军区政委）满面红光！这样一来，有人吃吃地笑了起来，这时大家的表情才开始放松下来，稍稍地增添了一点生动。
接着主持人宣布：现在由新娘子介绍恋爱经过。大家开始欢呼雀跃起来了。爱人扭捏了半天，才达成了含有革命意义的协议，由她唱一支革命歌曲——《东方红》，才算过关。
最后主持人宣布，婚宴开始！于是大家大快朵颐，一阵风扫残云，垫了垫肚子后，开始喝酒。那年头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酒席，像样的人家办事，也是豆氏家族三兄弟——豆腐、豆芽、千张一起上，有能耐的再捣鼓点猪肉红烧一碗，再炸碗圆子（寓团团圆圆之意）就是很不错的了。那天，我们有两个很热心且能干的同学，十有八九是通过学生家长走后门搞来了稀罕的鱼、肉、豆腐、各种猪下水以及粉条等，而且分量也多，加上我们实小的厨师是厨艺世家出身，手艺精湛，做菜色、香、味很考究，虽无山珍海味，倒也做得很能解馋。不一会，年逾花甲的刘老师便喝醉了，老人家高兴至极，咧起豁牙唱起英语歌曲来。在那个年代真是不敢想象的（这位刘老师与文革前的省长均为民国省立第八师范的同学）。结果大家不看新娘了，都跟在刘老师身后看热闹去了。我们俩也加入到看热闹的人群中去了。
刘老师踉踉跄跄地来到自家的门口，老远地就叫着：
“Open the door, open the door quickly and quickly !”“ Dear old woman”
我和我的爱人都不懂英语，只是觉得好玩，就像聋子听戏一样，跟着人群一起傻笑！
结婚后，我一直未到她家去，据说岳母开始是竭力反对这场婚姻的，她说，嫁到淮阴去，离家二百里，回一趟娘家骑小驴还得走两天哩。但是我爱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婚礼一办，更是生米做成了熟饭，她母亲也无计可施，只好默认了这门婚事。直到四个月后我才上门让他们家相女婿。到了她家，岳母一看我这个小伙虽然矮些，但相貌却不赖，用岳父的话说，这个人四方大脸，五官周正，两肩宽平，是块做官的料子（可惜的是，他的女婿一直是一个不上品的“胥吏”）。一辈子做事有章有法的岳父，家里早准备了酒，还腌了块咸肉在家，我去的那天，也未请其他亲戚朋友，只是自家人，整了四五道菜，喝了点酒。就算新女婿上过门了。那时农村家家是泥墙草苫的茅屋，且床铺很少，当天晚我是同只有6岁的小姨子睡在一起的。背地里，岳母还告诉我，“你媳妇有喜了”。
婚礼后的没几天，县里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以及“红卫兵代表大会”，合起来统称为“三代会”。在红代会上我被提名并当选为副主任，这可能就是岳父大人吉言的“官”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当上了红代会副主任，既为我改行从政搭了一个天梯，同时也为我以后的仕途埋下了一个隐患——15年后，竟有人借此“参我一本”，说我当年是造反派头目。不管怎么说，当时还是令人羡慕得两眼滴血的。首先县革会办事组为我配了一辆半新的小金鹿自行车，这在当时也够牛的了。因为每辆车的后盖灰板上都用红漆写上“县革会”三个字，骑着它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常会引来啧啧之声和姑娘艳羡的目光，其身价不亚于目下县里科局长的坐骑“本田雅阁”或“北京现代”。这样，既方便了我下乡采访，又可以在周六下午到乡下去会爱人。记得第一天，岳母对我说，你同汪芳就睡锅屋这张炕，不要忘记在席边底下放点钱。当时我不解其意，反正照着做了。后来知道，意即我是租住，否则就变成“倒插门”女婿了。
不知哪位生命学家说过，人体内蕴藏着一种生物电，他每时每刻都在放射出一种电磁波，这种电磁波的频率各人不同，亲缘愈近的人频率愈相近，冥冥之中彼此愈容易相通相知。我对这位生命学家的观点是笃信不疑的！
那年冬天特别的冷。一天我从乡下采访回来，因路上骑车淌汗冒了风，回到县里不久便发起高烧，居然烧得昏迷过去，直到后半夜才退烧清醒。第二天晚饭后，突然爱人踉踉跄跄推门进来了，我又惊又喜。问她怎么这个时候来的？她说，“昨晚我梦到你站在我的床前，身上裹着棉被，浑身瑟瑟颤抖，你还对我说，我冷死了……”她说着两眼便噙满了泪，“一整夜，我一直迷迷糊糊地看到你裹着棉被站在我的床前。可把我吓死了……我盼着天快亮，到你这里来，可是借人家的车子一直等到天快黑才等到。”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听了以后，惊奇得睁大眼睛，老半天无言以对。她说，“你怎么啦？”我说，“我真的病了，昨晚一直高烧昏迷不醒，直到天快亮时才退烧，今天一天还未吃饭呢。”那天夜晚，我们没有履行夫妻例事，便睡了。那时爱人已经怀孕近4个月，肚子已经开始突现。我搂着她，她不久就鼾然入睡了。睡梦中听到她嘤嘤啜泣起来，我把她摇醒，问她怎么哭了？她说，我这儿疼。她用手摸着大腿的一侧说。我掀开被子就着灯光一看，竟擦去一大块皮。她说，天黑，我看不清路，摔了一个跟头，连人带车子跌到小石桥下，得亏桥下沟里的水都被冻实了。我一听，心立刻疼得揪起来，眼泪也跟着下来了。我紧紧地搂着她说，好妹妹，难为你了，我会永远对你好的！那天夜里我将她拥在怀里，两人相对而泣许久。40年来，每当我俩之间产生龃龉，我就会想到她那场惊奇的梦，想到她那天夜里梦中的啜泣，就会主动退让、迁就，不让她伤心难过。
这场惊梦成为我俩今生今世和和美美相处的一个“黏合剂”。
结婚不久，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被抽调到“三代会”上班工作，专门为那些“活学活用”的典型人物去编造经验材料，从此，成为一个靠笔杆子混饭吃的职业“御用文人”。但工作关系依然留在实验小学。
当年的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山东省嘉祥县小学教师王庆余、侯振民的《关于农村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建议》，自此中小学教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这股恶浪的冲击下，G县实验小学彻底解体：实验小学更名为朝阳小学，实小分校更名为工农兵小学，所有老师一律回原籍教书。因为我在G县已经结婚了，编制被分到一所街道小学。
我结婚以后的很长时间内，相互间相敬如宾，尤其她对我百依百顺，可称得上举案齐眉。到了1969年的6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这就进一步确立了她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渐渐地暴露出她那“侉子”的直率和刚烈的性格来了，有时发起火来犹如火山喷发，狮吼虎啸，雷霆万钧，不了解的人会因此不寒而栗。若干年后，我一位很要好的同学同我开玩笑说，听说你夫人是一头河东狮，是真的吗？我听了以后，只是微微地拈花一笑似地对他说，你读过鲁迅的一首诗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停了片刻，我俩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记得第一次她向我发火是在女儿满月以后。一个月的产假刚满，紧接着便是暑假。八月，她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到我那儿过暑假。我临时买了煤炉、锅、碗、盆、筷和煤球。在这之前我从未做过家务事，当她到我的住地时，天已经很晚了。我便引炉做晚饭，足足引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把炉子引着，她就渐渐地表现出对我的不满来了。一见她那样的阴沉着脸，我本来已经窝着一肚子的火，便一脚将煤炉踢翻，炉子带着火星在院子里骨碌骨碌地滚了一圈。这时，她便哭着抱起女儿要连夜回娘家，怎么拉也不肯进屋。想到那个夜晚的“惊梦”，像一条鞭子在抽打着我的心灵一样，我便委曲求全地劝她，哄她，直到后半夜才安静下来，我向她指天发誓保证今后一定好好地待她。40年来，像这样的冲突加起来也只有三五次而已，但每一次都以我的退让和赔礼而告终，她以暂时的胜利而得到满足，事后我俩的情爱也会上升一个阶梯。一位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一次同我开玩笑说，在处理夫妻关系上，我们都要向老高（指我）学习，汪芳被他哄得忙死累活都没一句怨言。
“女人靠哄，男人靠捧”，这虽然是笑话，仔细想来，确实也有些道理。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博文《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男人》，一共提了60多条标准，当然这是幽默，不可当真，但多少反映出当今婚姻恋爱中女性对男性的苛求。相比之下，我们那个时代的男人幸运得多了。否则，像我这样“二等残废”的公民十有八九要打光棍。文革后期，我们两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期，供应的粮食远远不够他们身体发育的需要，经常吃不饱饭。而我在县委当秘书，经常熬更打夜写材料。我爱人既怕亏了孩子，又怕饿坏了我，常常省下自己的那份，让我吃饱。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说到那个时候吃不饱肚子时，儿子就会说，那时从食堂买回馒头，我和大姐一人只能吃一个，还没有饱呢，妈妈就朝我们望了，本想伸手再拿一个，妈妈就说，你爸还未回来吃呢，我们就把手缩回来了。作为人妻人母的她，自己有时只喝碗稀粥或吃口上顿吃剩的蒸山芋之类，便半饥半饱地到学校上课去了。一次，我跟随县委书记下乡，晚上回来很迟了，孩子已经睡了。她便要去捅煤炉子为我热饭。我说，我在外边吃过了，你们吃过没有？我爱人说，孩子吃过了，我还未吃，等你哩。我说，那热热你吃饭吧。可是爱人却把炉盖又盖上了，笑笑对我说，那就算了，明天早饭就不用再买干的了。自己却去洗了一个生山芋吃了。所以，几十年后的今天，夫人的胃常常犯病。每当我想到这，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溢出来。想想当时那情那景，难道这不正是母狮舐犊之情吗？你还会为她的一言一语而计较吗？因此发点牢骚，说两句气话，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我的爱人应该说，是一个顾大局（家）识大体（顾我的面子）的人，尽管她满心的委屈，尽管她累得要命，在我的朋友面前她都会给我留面子的，要收拾我也是等朋友离开后再收拾，最大的气也留着背地里发。那些年每到春节都要请人吃饭的，机关家家如此，都是在自己家做，不像现在来人下饭店摆上一桌。这是她最忙也是她最得意的时候——因为可以展示她精湛的做菜的手艺。从年前开始，就将凭证供应的有限的副食品收藏、加工好（那时没有冰箱），留着节后请客，为的是为我争面子，生怕人家笑话、小看了我们。忙乎了几天，人累得不行，还得在关键时刻到桌子上为客人敬酒，由于劳累加空肚子，常常三两杯酒就不行了，但还得打起精神硬撑着，生怕怠慢了客人。每次总是由在场的职务最高、且德高望重的领导出面说话：不准派汪芳的酒了，谁要派，自己先喝三碗，这时她才得以解脱。有一次，已经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家一下子来了9个我师范时的同学，他们相约来找县委落实政策的（当年因为国家经济困难，那一届有109人没分配工作），我爱人觉得他们够难的，就同意我留他们吃饭的建议。平时家里会备些干面条，她便倾其所有招待他们。因为只有一个煤炉子，结果煮了三锅才把这顿饭打发了。这时已经快到上课的时候，我爱人便匆匆跑去上课了。晚上回来，她被饿得浑身直冒虚汗，直叫胃疼。
在那几年，我们县城里常会看到一个身穿毛蓝对襟褂子、黑色长裤子的女人，身背一个三四岁的男孩、身后跟着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孩，匆匆地赶路，那便是我的爱人。因为我整天忙工作，顾不了家，家庭的重担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自身在实验小学还担负着年级组长的重担，要以身作则，所以整天匆匆忙忙，饥一顿饱一顿地挣扎着生活。那几年她的体重从未超过96斤。
几十年后，她落下了一身的病，是可想而知的了。现在，我常常为她捶背、推拿、按摩，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对她的感情的一种回报。记得1988年的4月，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生大病——胃穿孔出血。当时她被吓得瘫在地上。我住院的半个月，她整整瘦了一圈，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了。事后，儿子对我说，妈妈多少天都未吃一顿饭。那年儿子刚15岁就很懂事了，妈妈一到家就陪着妈妈说话，还帮妈妈做事，让她宽心。古人说，“母慈儿孝顺”，这话果然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