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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用人与整人双管齐下的朱元璋，为了集大权于一人之手，让朱明王朝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即位之后即大开杀戒，不仅屠戮武将功臣，也诛杀文臣宰相。在汪广洋被赐死之前，中书省大员如杨宪等人已清除三位，他的屠刀随之如西方所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臣罪当诛地加于汪广洋之顶与身了。
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先祖汪华在唐代封越国公。少师学者兼元朝名臣余阙，精通经史，善篆隶二书，是颇具文名的才子，元朝末年中进士，因天下大乱而流寓太平（今安徽当塗）。他工于诗歌，其作词新意豁，爽健清刚，一扫元末诗歌纤巧华褥之弊病。时人宋濂为他作序，有道是“以为绝人之资，博极群籍，从征伐则震荡超越，在廊庙则庄雅尊严（《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引），明代诗论家胡应麟之《诗薮》，将他之“开爽”与刘伯温的“清新”、袁凯之“峭拔”相提并论，并赞许他们“皆自成一家”。成于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说：“虽当时为宋濂诸人盛名所掩，世不甚称，然观其遗作，究不愧为一代开国之元音也。”我先且从本系诗人的角度，略引数诗以证明上述诸家之言：
贫不干升斗粟，富不欲方丈餐。古来穷达等细事，可用屑屑摧心肝。万金铸宝剑，千金买雕鞍。出门得意青云端，五花照耀春雪干。石家金谷果何在？落花衰草秋漫漫。君不见，长安市上李谪仙，十千取酒醉即眠。有时长歌动八极，往往鼓吹三百篇。一朝掉臂沧江前，眼底富贵浮云然，眼底富贵浮云然！
（《长歌行》）
西掖延秋爽，高楼倚太清。
玉绳当坐转，银汉近人明。
上相思经济，诸公任老成。
不知前席夜，曾话及苍生？
（《忠勤楼诸老夜值余时守省作诗寄之》）
去乡已隔十六载，访旧惟存四五人。
万事惊心浑是梦，一时触目总伤神。
行过煅宅寻遗址，泣向东风吊故亲。
惆怅甓湖烟水上，野花汀草为谁新。
（《过高邮有感》）
绝顶出华构，有时来一登。
曾将六朝事，闲问百年僧。
（《登蒋山望江亭》）
以上所引五诗，有七言古风、五律、七律及绝句，可见汪广洋于诗诸体皆工，不乏可圈可点之作。《长歌行》颇有太白遗风，铿锵豪纵，视富贵如浮云，歌唱的竟然是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是真诗人的性情的自然流露。次首应写于拜相之后，因诗题中有“余时守省”之语。李商隐曾有《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诗有讥讽批判汉宣帝之意，汪广洋赠同僚的诗竞加化用并有疑而问，真是书生天真得可以，估计朱元璋未读到他这首大作，也无人告发，否则悬顶之剑应早就从空而落了。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战乱绵绵不绝，据史家研究，三千年有文字的历史记载了六千次大小不同的战争，而造成人口大量灭绝的战争大约有十四次，多发生在改朝换代之际，如元末至明初，各路土豪军阀混战，全国人口损失高达75%，正如同元代名臣兼散曲家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的结句所总结概括的那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汪广洋离乡别井十六年后回到故里的《过高邮有感》，正是元末明初那个大动乱大杀伐时代的一帧剪影。蒋山，即南京城东北的钟山，汪广洋公余之暇登蒋山的望江亭而赋诗，令人想到晚唐诗人钱珝的“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里，犹有六朝僧”（《江行无题》），二诗各呈其妙。由此可见汪广洋作为吴派诗人“北郭十友”之一，的确颇具诗才。
但他的诗才后来却被居心难测的霸主断送了。元至正十五（1355）年，朱元璋率军北渡长江，他久闻汪广洋之名，谦恭备至地延之幕府，首次见面即授以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此后直至朱元璋1368年称帝的十三年间，汪广洋感于朱元璋的知遇，于文事武功诸方面极尽所能，史载朱元璋也称赞他“处理机要，屡献忠谋”，将他比为张良、诸葛亮——当然他之前也曾将刘伯温称为“吾之子房”，这一美称在他荣登九五以前是随时可以为我所用而廉价奉送的。一旦龙廷坐稳，昔日的张良之流就会成为阶下之囚，汉代的张良尚可全身而退，明代的张良就性命难保了。
汪广洋无党无派，为人小心谨慎，只可做良臣而不能做爪牙。朱元璋需要的则是听命的爪牙。洪武三年（1370），汪广洋被任命为中书左丞，即丞相李善长的首席助理，官居今日之副总理级，但他的谨小慎微令朱元璋大为不满，找个借口对其严词斥责，削职还乡。洪武四年（1371）因李善良告老返里，朱元璋没有合适的继任人选，便召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但两年后又罢相。精明干练而也是一阔脸就变的胡惟庸，由小吏而不断飞升，由右丞相而左丞相，朱元璋既要利用胡又要制约胡，于是于洪武十年（1377）再任汪广洋为右丞相，欲用汪相牵制与制衡胡相，然而汪广洋不是做鹰犬的料而性情近于书生，不久之后又再次被罢相。这时，朱元璋恨其敬酒不吃吃罚酒，杀心已动，如此如此，汪广洋的大限之期亦不远矣！
检视汪广洋這一时期的诗作，总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似乎有难言之隐，也有不祥的预感：
淳安县前江水平，越女唱歌兰叶青。
山禽只管晚春雨，不道愁人不愿听。
（《淳安棹歌》）
山酒吹香绿满瓢，转回随峡放兰桡。
年来不奈愁成绪，都与春风付柳条。
（《清远峡》）
海气空蒙日夜浮，山城才雨便成秋。
冯唐头白偏多感，倚遍天南百尺楼。
（《登南海驿楼》）
“南海”即今日之广州，《登南海驿楼》为汪广洋由右丞相贬为广东参政时所作。唐代名相李德裕晚年贬逐崖州（今广东琼山），有名诗《题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汪诗较之李诗，虽境遇相似，但时代不同，人君有异，汪诗更有欲说还休的感喟和百感交集的悲凉。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将汪广洋远贬广南地区，即蛮荒之地的云南东南部。汪广洋刚离开南京舟至太平，即离南京不远的“太平”——明代之“太平”为长江下游南岸的一个府，下辖今日之马鞍山市及芜湖市一带，迫不及待的朱元璋竟派员追至，以毒药赐死，并公布他的十大罪状，其中三条分别是“与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知而不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向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前与杨宪同在中书，宪谋不轨，尔知之不言”。其实，重用上述诸人并上下其手，最后诸人都死于非命，均出自朱元璋自己，汪广洋不过是“臣罪当诛”的又一“背锅”之替罪羊而已。 遥想当年，有位名许时用的官员告老回乡，宋濂与汪广洋都有诗相赠，宋濂的《送许时用还剡》有“青云诸老尽，白发几人归”之辞，汪广洋《送许时用归越》有“老来诸事废，归去此身全”之语，同一感慨，同一心曲，但他们两人都未能全身而退，结局同一。宋濂连子孙也未能幸免于难，比较起来，汪广洋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后代幸未受到株连。因为他有先见之明，他的贴身卫士陈宜武身份为“检校”，实际上即朱元璋派来监视他的特务，汪待之甚厚，尽力提携他当上了登州知府，并事先将三个儿子托付给他，十分难能可贵的是陈宜武知恩图报，在万难之中让他们隐姓埋名，终于得以保全，这也可以说汪广洋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四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美称“初唐四杰”，明初的高启、张羽、徐贲、杨基号为“吴中四杰”，时人或将他们比为初唐四杰而称“明初四杰”。唐初之四杰似乎都未能“寿终正寝”，王勃是去交趾探父渡海时溺水而死;卢照邻因重病投水而亡;骆宾王因参加反对武则天的政变写了有名的《讨武曌檄》，失败后不知所终;杨炯虽怀才不遇其寿不永，但卒于任所还算是好来好去。总之，他们的死亡并非外在的权力并暴力强加所致。明初四杰的下场就不同了，张羽贬谪岭南，路未及半，朱元璋即行召回，他深知有凶无吉，于是投龙江而自行了断。徐贲虽历官御史与刑部主事，但自己仍不免以事下狱而死。杨基呢？官至山西按察使，后来被判“谪输作”，即成为犯人而服劳役，书生兼高官怎堪服如此苦役与承如此羞辱，终于“卒于工所”，即死于工地。至于原本白衣诗人的高启，不仅在四人中而且在明代诗人中结局最为惨烈，未到不惑之年即在南京被腰斩，时隔近三百年后，清代的诗文大家金圣叹亦于斯地蒙此酷刑，他追随寻觅的，是“同是天涯受难人”高启的一缕冤魂。
高启，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又说江苏吴县人，元末隐居吴淞岳父家之青丘，故自号青丘子。他年少贫孤，博学而富诗才，其诗才从他的初恋之作即可见端倪。十八岁时，他即坠人情网，对象是同邑巨室周仲达之女。时逢元末战乱，加之家道中落，无人作伐（即做媒），他只能乘机在周家客厅之“芦雁图”上题诗一首以寄意，权当自媒或自伐：
西风吹折获花枝，好鸟飞来羽翼垂。
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霜露立多时。
以诗传情，这是汉代司马相如和《西厢记》中张生的绝技，对于高启当然也举重若轻。这首诗很有灵气和想象力，深情与苦恋均意在言外。周仲达居然青眼有加，使这位布衣寒士如愿以偿，这是幸还是不幸？幸，是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不幸，则是他的女儿刚到中年就做了长夜难眠的未亡人，人间惨祸，莫此为甚，不知当年他的女儿是如何“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而“凄凄惨惨戚戚”？
在元明诗歌史上，高启当之无愧地可以进入最优秀的诗人行列。他出身民间，时逢乱世，出于教养与秉性，他追求个体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绝不热衷一般士人所驰骛的世俗之功名利禄。他的诗作既远绍历代前贤，又自出个人机杼，是各体皆工的大方之家。对玄黄时局、社会民生以及自己的内心波澜，他均做了富于个性的艺术表现，不乏可圈可点之作，有如虽是年深月久的但却仍然光华璀璨的珍珠：
征途险巇，人困马饥。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浮云随风，零乱四野。仰天悲歌，泣数行下！
（《悲歌》）
高启曾有一首五言古诗《我愁从何来》，抒写他的哲人式的忧生之嗟。“悲歌”虽是乐府旧题，全诗却是高启新写。主体是汉魏以后之诗少见的四言，以两个六言的穿插其间以见跌宕开合与节奏变化。它抒写的不仅是一般的乱世中人生失志游子失路的情景，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的悲哀，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远神遗韵。王夫之《明诗评选》曾选录此诗，并评曰“万年四方，神摇天动”，这种片言抉要的审美印象式批评，如同原诗一样言有尽而意无穷，令人玩索。又如：
阴风吹林乌鹊悲，猛虎欲出人先知。
目光炯炯当路坐，将军一见弧矢坠。
几家插棘作高门，未到日没收猪豚。
猛虎虽猛犹可喜，横行只在深山里。
（《猛虎行》）
这是一首别有深意的寓言诗，最后两句出乎意料之外的翻叠，让人竦然而惊，憬然而悟。“苛政猛如虎”，出自《礼记·檀弓》中所记孔子之言，在此诗中的“猛虎”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是象征人间的苛政、恶政与暴政？还是象征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给众生带来的灾难？“行行光禄塞，望望单于台。天寒水草尽，万里孤军来。中国多荒土，穷边何用开？”（《蓟门行》）“新妇守箔女守筐，头发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后今年好，满簇如云茧成早。檐前缲车急作丝，又是夏稅相催时。”（《养蚕词》）“登城望神州，风尘暗准楚。江山带睥睨，烽火接楼橹。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登西城门》）“倦仆厨中睡已安，吹灯呼起冒霜寒。酒醒无限悲歌意，不觅书看觅剑看。（《府中有感》）从以上所引诗句，可见高启蒿目时艰，忧念苍生，具有的是仁者的襟胸、志士之怀抱，有一团烈火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
高启不仅有传统读书人心忧天下的襟怀，作为一位才华秀发的诗人，他也有对美的敏锐的感悟，并以高华爽健的诗笔来一显身手。例如唐宋以来许多诗人诗场竞技的回文诗词，高启也不忘登场一试：“风帘一烛对残花，薄雾寒笼翠袖纱。空院别愁惊破梦，东栏井树夜啼鸦。”（《回文》）“人行远寄写情诗，静院秋声恨别离。新雁过时惊梦短，尘窗桂影月迟迟。”（《秋闺怨》）这两首诗顺读倒读，无施不宜，高启娴于这种语言的魔方，也证明他于诗的正体之外的这种另类诗体，同样能指挥如意。至于正体之一的律诗他也有许多佳作，如七律《梅花九首》。中国诗史上咏梅诗的数量之多，当为咏百花之首，而最早咏梅者应是南朝宋时的陆凯，其《赠范蔚宗》乃咏梅的开山之作：“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此后，“一枝春”竟成了梅花的别号代称，并且成了词牌之名。在咏梅诗的万千佳作之中，上上之选大约就应属北宋林和靖的《山园小梅》了，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千百年来不知芬芳了多少读者的嘴唇。而高启竟然后生可畏，下笔不能自休，作了多达九首的组诗，第一首更是风华绝代：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高启咏梅九首是诗史上的咏梅名篇，前人评论是“首首皆飘逸绝群，句锻字炼”，但我以为尤以第一首为最，而第一首之中，则尤以“雪满”“月明”一联为上，万口喧传，至于今日。此联不仅对仗精工，文词优美，而且既是比喻也有自喻。他喻，自然界的梅花一身而二任，是高士即林间隐君子，也是美人即空谷俏佳人，男子中的高标，女子中的绝色集于一体，其内在意蕴既承续前人对梅花品格的赞美，又有作者新的发现与表现。自喻，则是指高启对梅花的咏叹，也寄托了自己的情操与怀抱。他二十三岁时的自况之作《青丘子歌》，开篇就是“青丘子，腥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觅好诗句，自吟自酬赓”，以陶渊明、李白的谪系传人自居，超尘脱俗，风神一脉，直通后来他的咏梅之诗。其咏梅诗影响深远，难怪后来的曹雪芹于《红楼梦》第五回写“终身误”曲调时，要化用高启诗中的名联咏叹薛宝钗和林黛玉的性格与命运了：“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成于清代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高启之诗时说：“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而同时代的翰林待制王祎，在为高启的《缶鸣集》作序时，则充分发挥了中国古代文评的美文传统：“季迪之诗，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美蕖，不假雕饰，翛然尘外，有君子之风焉！”令人扼腕痛惜的是，高启本来应该有更大的成就，但他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行世太早”而“殒折太速”。按照王祎的比喻，那就是飞扬之鹰隼被利箭射落尘埃，清美的荷花被严霜摧落泥沼！
高启淡泊功名，当年张士诚邀他人幕被其拒绝，朱元璋攻占平江，他隐居避乱，只望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洪武二年（1369）春高启被召修撰《元史》，他心怀忐忑，但不得不奉旨勉强成行。唐诗人王维有《杂诗》曰：“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高启的《赴京道中逢还乡友》却说：“我去君却归，相逢立途次。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惴惴不安之情溢于言表，与王维诗的轻快愉悦不大相同。高启与一些文士文臣在南京天恩寺修史，当年八月史成，翌年二月，被授翰林院编修，七月朱元璋召见他擢授户部侍郎。侍郎相当于今日中央级副部长，属于古今许多人艳羡不已的“高干”，但高啟却以不会理财而坚辞。高官厚禄不受，回乡后却以启蒙授徒为生。在金陵时和回乡后，他分别有绝句自明心迹：
帝城春雨送春残，雨夜愁听客枕寒。
莫入乡园使花落，一枝留待我归看。
（《夜闻雨声忆故园花》）
不寻生计只寻春，寄语山妻莫漫嗔。
且论疏狂醉杯酒，圣恩原许作闲人。
（《示内》）
在南京时高启虽然也迫不得已写了一些颂圣之诗，也言出由衷地写出了《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这样的杰作，但他无时不“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而他回乡以后，还天真地以为皇恩浩荡，会让他优游岁月老于林泉，不意时间仅隔两年即祸生肘腋。洪武七年（1374）九月，被逮至京的高启不幸于南京腰斩弃市，时年仅三十八岁。
高启之死的导火线是他为魏观所作的《郡治上梁文》。魏观其人，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就被礼聘为国子监助教，洪武五年（1372）十月身为礼部主事的他，出为苏州知府，颇有政声民望。元代原来的府治旧址被当年盘踞于此的张士诚建为行宫，而迁移之府治地处湫隘，魏观便在废宫的残基上重建办公场所，好友高启为其撰《郡治上梁文》。告密小人代所均有，何况在网罗遍布的朱元璋治下？小人蔡本将此事举报，诬魏观“有异志”，奉旨访查的御吏张度的回报则是“兴吴王之基，开败国之河”，而高启之有关诗文更令龙颜大怒，于是魏观与高启便同时双双遇难。高启有关之文后已失传，今天只知其中有“龙盘虎踞”之语，而他的七律《郡治上梁》倒是传于今日：
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
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
欲与龙庭宣化运，还开燕寝赋诗工。
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
全诗无非是赞扬魏观政绩并赞颂朱明新朝，失传的《郡治上梁文》可想而知亦应如是，但碰上朱元璋这种刻忌狠毒生杀予夺的暴君，高启真是在劫难逃了。
除了导火索，还有火药桶。这火药桶就是高启以前写的有关宫内情事之诗。咏皇宫内苑情事之诗，在开明开放没有文字狱的唐朝比比皆是，如长篇有自居易的《长恨歌》，短篇有中唐诗人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作者均未因言得罪，白居易还蒙唐宣宗李忱亲赋七律以悼，诗中竟还有“童子解吟长恨曲”之语。高启有关作品大致有如下数首：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宫女图》）
猖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
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夜半出深宫。
（《画犬》）
蕉花包露月中开，酒渴初寻出迳苔。
凭仗小厖休吠影，深宫那得外人来？
（《红蕉仕女》）
尽日南风永巷开，羊车去后玉阶苔。
谁知天上无尘地，亦有城南小吏来！
（《晋宫》）
“羊车”，用的是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记载的典事，即晋武帝于后宫乘羊车临幸妃嫔。“南风”，为晋之贾后小字，《晋书·惠贾皇后传》曾记载她与“洛南小吏”留欢之秽闻。中国历代绝大多数皇帝无不生活糜烂，作风腐败，由放牛娃而和尚而乞丐的朱元璋当然更不例外，他当义军领袖时即喜嫖娼，并曾强奸战友邵荣之女，逼得邵荣造反，他消灭张士诚后即将他的宫中妻妾美女霸为己用，以致野史传说李善长的子弟都为之眼红而欲染指。他即位时已四十岁，但仍在民间广选秀女填充后宫。《明会典》记载，他死时有“四十妃嫔从葬”（一说四十六人），重开废除已久的陪葬之风。高启这些揭示宫中秽事的作品，即使不是直接写他，他也会怀恨在心，只待有朝一日去之而后快。《明史·文苑传》说：“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嗛之”即怀恨，可见正史对此都已记录在案矣。 除了导火索与火药桶，还有久远待燃的火媒。高启不像刘基、宋濂等人那样很早追随朱元璋，他的《青丘子歌》曾说“不闻龙虎苦争斗”，他很多作品表现了争斗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元末的群雄割据采取的是中立甚至批判的立场，他应召修元史的态度不积极，经很多亲友晓以利害才勉强北上，尚未成行即决定届时返乡。尤其要命的是朱元璋委以重任，他竟然婉拒不受，才三十多岁便“告老还乡”，这种“不合作”的现实表现于朕即天下一言九鼎的暴君而言，乃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南归之日，朱元璋险恶的心中早已下了必杀令了，只是待机找个借口而已。朱元璋后来派人致祭魏观，并优抚于湖北蒲圻原籍安葬，而对高启的处置则不另置一辞，即可见此中消息。
啊，高启，诗国的天才，乱世的书生，暴政的祭品！
五
南京又名建康，吴、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在此建都，故唐宋时即已称此地为六朝古都。如果加上南唐、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这一都城则可以称历经十朝了。即以明代而论，虽然朱棣篡位后不久即迁都北京，但此间在朱元璋洪武、朱允炆建文两朝，仍上演了许多可叹可悲可歌可泣的故事。在那众多的故事里，方孝孺主演的铁血悲歌，至今都令人魂悸而魄动，百感而交集。
方孝孺乃一代儒宗，旷世伟男子。他是浙江宁海人，古属台州，字希直，一字希古。幼时警敏，弱冠之年为宋濂弟子，先后历四载，尽得其衣钵真传，宋濂门下的诸多名士皆在其下。洪武十四年（1381），二十四岁的他被召至京，授蜀王王府教授，献王师事之，名其书室为“正学”，故人称“正学先生”。建文时为翰林博士，进侍讲，虽只是从五品，但已是帝王贴身近臣。方孝孺以文章著名，其文豪放纵横，出入于东坡龙川（陈亮）之间，有论者谓诗非其所长，其实他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诗作，谨略举数例：
淮阴城头落日黄，淮阴城下狱草荒。
古城西绕淮水长，犹如背水阵堂堂。
当时大将功无双，颠赢蹴项勇莫当。
丈夫何乃为假王，至今遗限令人伤。
漂母一饭千金偿，解衣推食那敢忘。
相君之背贵莫量，蒯生此语无忠良。
慎弗出口遭吾撞，歌风帝子归故乡。
思得勇士守四方，胡为乌尽良弓藏？
（《淮阴》）
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
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
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
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
凤随天风下，莫息梧桐枝。
群鴟得腐鼠，笑汝长苦饥。
拳头望八荒，默与千秋期。
一饱亮易得，所存终不移。
池鱼不知海，越乌不思燕。
蚯蚓霸一穴，神龙行九天。
小大万相殊，岂惟物性然。
君子勿叹息，彼诚可哀怜！
（《闲居感怀》）
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
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
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
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
（《谈诗》五道之二）
《淮阴》是一首七古，虽是咏历代许多诗人吟咏过的韩信故事，但笔致古朴苍劲，章法开阖动宕，尤其可贵的是对韩信的同情见于行间，对刘邦杀戮功臣的批判明于字里。刘邦平英布后回沛县故里作《大风歌》：令童子一百二十人合而歌之，即今日之大合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兮守四方！”方孝孺诘而问之：“思得勇士守四方，胡为鸟尽良弓藏？”朱元璋的屠夫行径尚在当下，朱棣的血腥暴政山雨欲来，方孝孺之问需要的是何等坚守的良知与沛然的勇气？《闲居感怀》是方孝孺尚未出仕时的作品，其时刚过弱冠之年不久，但全诗俯仰古今，引用故典，关怀世运，情系苍生，所表现的是一种大胸襟大抱负大气魄，决非鼠目寸光蝇营狗苟之辈所能梦见。《谈诗》五首是以诗论诗。以绝句论诗，首创者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之后作者代不乏人。方孝孺针对明初诗坛“诗必盛唐”的模拟唐诗之风，以及贬低宋诗的偏见，提出自己正本清源、不偏不倚的主张，既有深意，亦具卓见。如果天假以年，加之建文帝的宽松之治，剧情改写，方孝孺成为明初诗坛的一代名家，亦未可知。
朱棣发动所谓“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非法地夺取了帝位，加之方孝孺的信仰与性格，就注定了方孝孺的悲剧结局，只是谁也未曾料到结局是如此悲凉，如此惨烈，如此累及众多的无辜！
那结局史书班班可考，读者也大多耳熟能详，我在此不再赘述。我只想特为拈出的是，朱棣之残杀方孝孺，以及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诛十族”（上四代，下四代，本人亲属，外加朋友学生），固然是对方孝孺坚拒起草即位诏书的报复，但朝中济济多士，朱棣选择方孝孺为他起草，其实就是出于示威震慑和报复雪恨的阴暗心理，因为朱棣起事后，建文帝的有关诏书与讨伐文告，大都出于方孝孺之手！
方孝孺被捕时，其妻与子皆先自刭死，年未及笄的二女联袂投水死，因他而坐死族诛者达八百七十三人，外戚之发配充军者达一千多人。方孝孺之弟方孝友就戮时，就在其兄眼前，至烈至刚的方孝孺此时也不免潸然泪下，有其兄必有其弟，孝友当场口占一诗，曰：“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干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方孝孺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慷慨就凌迟“磔刑”之时，所作绝命词流传于后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忧。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在明初诗坛，姚广孝为“北郭十友”之一，后为僧，洪武中以高僧选侍燕王朱棣之第，是朱棣的军师与靖难的头号功臣，但可能同是诗人而惺惺相惜吧，史书记载他早曾向朱棣进言：“‘南方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肯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燕王首肯。”朱棣出尔反尔，加之最高权力在握之后，更无任何顾忌与底线，其暴戾凶残令焚书坑儒的秦始皇都要自叹弗如。后世至于今日，有人责备方孝孺不应强项抗命，累及众多无辜。无辜而不幸，实在令人深悯，但应遭严谴的毕竟是元凶巨恶的刽子手朱棣，而“篡位”历来被儒家理学视为大逆不道，方孝孺固然出于愚忠，更是为抗击暴政而忠于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所以鲁迅先生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要将柔石与方孝孺相提并论，赞美他们的“台州式的硬气”。 当年明朝的开国元勋廖永忠之孙廖镛、廖铭将方之残骸葬于雨花台，朱棣知悉后立即将他们双双处死。一百八十多年后的万历年间，方孝孺终获平反。大戏剧家汤显祖收拾遗骨，为他葺墓建祠于南京雨花台东北山麓，虽历经丧乱，但屡毁屡修，馨香不绝，从民国以至今天。可见天道好还，历史自有公论。
尾声
除如上所述，明初洪武、永乐两朝，诗人的悲惨遭遇不胜枚举。御史袁凯，早年以赋《白燕》诗得名，人称“袁白燕”，他因畏朱元璋猜忌而“佯狂”，因此尚得以告归。而礼部尚书兼诗人的陶凯虽被赐以“丹书铁券”即免死牌，却仍遭朱元璋之嫉恨，早起杀心。因陶凯自称“耐久道人”，朱认为他影射自己广戮功臣，故借口赐死。蓝玉是开国功臣，所谓蓝玉谋反案牵连被杀者达一万五千人，据明人陈敬则编著的笔记《明兴杂记》说：“高皇诛蓝玉，搜其家，有只字往来，皆得罪。黄与玉题一画，故杀之。”黄即孙黄，是岭南诗派最重要的诗人，进士，官至翰林典籍，参修《洪武正韵》，以才情见胜。他只因曾为蓝玉的一幅画题诗，便在劫难逃。他临刑时口占一首五绝，真是古今绝命诗的另类，悲怆之至而仍不乏才思，令后世的读者长歌当哭：“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据说朱元璋问监斩指挥，孙黄死时何语，答以此诗，朱元璋竟责其“何不早奏”，竟又杀此指挥，真是暴戾与作秀兼而有之。
解缙，明初的大才子，名诗人，除了正史的记载，民间更流传许多他的传说，我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孩提时代，就听闻过解神童的许多有趣的对联。他的《咏小松》也气概不凡：“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如今正好低头看，他日参天仰面难！”在朱棣的永乐一朝，他宦海浮沉，曾官至“首辅”，然而反复无常的暴君朱棣最后将他逮捕下狱，在狱中长达四年的不闻不问的所谓审理期中，解才子曾留下唯一的一首诗，即《忧患中寄友人》：“手扶日月扶真主，泪洒乾坤望孝陵。身死愿为陵下草，春风常护万年青。”他在无可申说而以诗表忠心之时，锦衣卫指挥使纪刚却秉承朱棣“缙犹在焉”的暗示，将解缙灌醉后埋在深雪中闷死，时年四十七岁。
明代后辈帝王继承了前人的遗传基因，多不是暴君便是昏君，诗人的命运当然可想而知。如明英宗时的社稷之臣兼诗人于谦，有大功于天下却被凌迟于西市，留下的是“干錘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石灰吟》，让人凭吊咏唱。明代三大才子，即解缙、杨慎及徐谓三人的通称。解缙已于上述，徐谓惧祸发狂，论死系狱，屡自戕而未死。正德与嘉靖年间的杨慎呢？因故继其父被廷杖后，自己也被廷杖两次，但幸而不死，谪戍云南永昌卫三十余年而老死异乡。其留下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代代传唱，诗人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将其置于开篇，时至今日，还成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四库全书》收有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年间沐昂所编之《沧海遗珠》，选二十一人之诗三百余篇，“皆明初流寓迁谪于云南者”，由此亦可见明代暴政之一斑。杨慎的命运承续的正是前人的余绪，是一曲哀歌的后续。
日本学者泽田总清早在他的《中国韵文史》中曾指出“有明一代的诗风，就看不见雄浑壮大的气象了，但所谓末流诗人却辈出。除高青丘外，都是只汲汲于复古模拟的，没有一代的杰出诗人”。原因何在？黑暗王朝，衰微诗运，根本问题就在于明初的封建极权暴政。朱元璋与朱棣的刀斧，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让整个知识阶层的元气与傲骨丧尽，成了恐怖皇权下歌功颂德或俯首帖耳的奴婢。腥风血雨的刀砧之下，除了盛行百年的御用“台阁体”诗歌，以及后来名号翻新的模拟复古之作，哪里还有直抒性灵才情焕发的放声歌唱？“士生于斯，亦不幸哉”，二百年后的明代后期，痛定思痛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中不是还这样长叹息吗？
作者：李元洛，诗论家，诗文化散文作家。研究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已出版《诗美学》《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等诗学著作十余种：《唐诗之旅》《宋词之旅》等诗文散文集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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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与整人双管齐下的朱元璋，为了集大权于一人之手，让朱明王朝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即位之后即大开杀戒，不仅屠戮武将功臣，也诛杀文臣宰相。在汪广洋被赐死之前，中书省大员如杨宪等人已清除三位，他的屠刀随之如西方所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臣罪当诛地加于汪广洋之顶与身了。
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先祖汪华在唐代封越国公。少师学者兼元朝名臣余阙，精通经史，善篆隶二书，是颇具文名的才子，元朝末年中进士，因天下大乱而流寓太平（今安徽当塗）。他工于诗歌，其作词新意豁，爽健清刚，一扫元末诗歌纤巧华褥之弊病。时人宋濂为他作序，有道是“以为绝人之资，博极群籍，从征伐则震荡超越，在廊庙则庄雅尊严（《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引），明代诗论家胡应麟之《诗薮》，将他之“开爽”与刘伯温的“清新”、袁凯之“峭拔”相提并论，并赞许他们“皆自成一家”。成于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说：“虽当时为宋濂诸人盛名所掩，世不甚称，然观其遗作，究不愧为一代开国之元音也。”我先且从本系诗人的角度，略引数诗以证明上述诸家之言：
贫不干升斗粟，富不欲方丈餐。古来穷达等细事，可用屑屑摧心肝。万金铸宝剑，千金买雕鞍。出门得意青云端，五花照耀春雪干。石家金谷果何在？落花衰草秋漫漫。君不见，长安市上李谪仙，十千取酒醉即眠。有时长歌动八极，往往鼓吹三百篇。一朝掉臂沧江前，眼底富贵浮云然，眼底富贵浮云然！
（《长歌行》）
西掖延秋爽，高楼倚太清。
玉绳当坐转，银汉近人明。
上相思经济，诸公任老成。
不知前席夜，曾话及苍生？
（《忠勤楼诸老夜值余时守省作诗寄之》）
去乡已隔十六载，访旧惟存四五人。
万事惊心浑是梦，一时触目总伤神。
行过煅宅寻遗址，泣向东风吊故亲。
惆怅甓湖烟水上，野花汀草为谁新。
（《过高邮有感》）
绝顶出华构，有时来一登。
曾将六朝事，闲问百年僧。
（《登蒋山望江亭》）
以上所引五诗，有七言古风、五律、七律及绝句，可见汪广洋于诗诸体皆工，不乏可圈可点之作。《长歌行》颇有太白遗风，铿锵豪纵，视富贵如浮云，歌唱的竟然是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是真诗人的性情的自然流露。次首应写于拜相之后，因诗题中有“余时守省”之语。李商隐曾有《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诗有讥讽批判汉宣帝之意，汪广洋赠同僚的诗竞加化用并有疑而问，真是书生天真得可以，估计朱元璋未读到他这首大作，也无人告发，否则悬顶之剑应早就从空而落了。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战乱绵绵不绝，据史家研究，三千年有文字的历史记载了六千次大小不同的战争，而造成人口大量灭绝的战争大约有十四次，多发生在改朝换代之际，如元末至明初，各路土豪军阀混战，全国人口损失高达75%，正如同元代名臣兼散曲家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的结句所总结概括的那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汪广洋离乡别井十六年后回到故里的《过高邮有感》，正是元末明初那个大动乱大杀伐时代的一帧剪影。蒋山，即南京城东北的钟山，汪广洋公余之暇登蒋山的望江亭而赋诗，令人想到晚唐诗人钱珝的“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里，犹有六朝僧”（《江行无题》），二诗各呈其妙。由此可见汪广洋作为吴派诗人“北郭十友”之一，的确颇具诗才。
但他的诗才后来却被居心难测的霸主断送了。元至正十五（1355）年，朱元璋率军北渡长江，他久闻汪广洋之名，谦恭备至地延之幕府，首次见面即授以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此后直至朱元璋1368年称帝的十三年间，汪广洋感于朱元璋的知遇，于文事武功诸方面极尽所能，史载朱元璋也称赞他“处理机要，屡献忠谋”，将他比为张良、诸葛亮——当然他之前也曾将刘伯温称为“吾之子房”，这一美称在他荣登九五以前是随时可以为我所用而廉价奉送的。一旦龙廷坐稳，昔日的张良之流就会成为阶下之囚，汉代的张良尚可全身而退，明代的张良就性命难保了。
汪广洋无党无派，为人小心谨慎，只可做良臣而不能做爪牙。朱元璋需要的则是听命的爪牙。洪武三年（1370），汪广洋被任命为中书左丞，即丞相李善长的首席助理，官居今日之副总理级，但他的谨小慎微令朱元璋大为不满，找个借口对其严词斥责，削职还乡。洪武四年（1371）因李善良告老返里，朱元璋没有合适的继任人选，便召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但两年后又罢相。精明干练而也是一阔脸就变的胡惟庸，由小吏而不断飞升，由右丞相而左丞相，朱元璋既要利用胡又要制约胡，于是于洪武十年（1377）再任汪广洋为右丞相，欲用汪相牵制与制衡胡相，然而汪广洋不是做鹰犬的料而性情近于书生，不久之后又再次被罢相。这时，朱元璋恨其敬酒不吃吃罚酒，杀心已动，如此如此，汪广洋的大限之期亦不远矣！
检视汪广洋這一时期的诗作，总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似乎有难言之隐，也有不祥的预感：
淳安县前江水平，越女唱歌兰叶青。
山禽只管晚春雨，不道愁人不愿听。
（《淳安棹歌》）
山酒吹香绿满瓢，转回随峡放兰桡。
年来不奈愁成绪，都与春风付柳条。
（《清远峡》）
海气空蒙日夜浮，山城才雨便成秋。
冯唐头白偏多感，倚遍天南百尺楼。
（《登南海驿楼》）
“南海”即今日之广州，《登南海驿楼》为汪广洋由右丞相贬为广东参政时所作。唐代名相李德裕晚年贬逐崖州（今广东琼山），有名诗《题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汪诗较之李诗，虽境遇相似，但时代不同，人君有异，汪诗更有欲说还休的感喟和百感交集的悲凉。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将汪广洋远贬广南地区，即蛮荒之地的云南东南部。汪广洋刚离开南京舟至太平，即离南京不远的“太平”——明代之“太平”为长江下游南岸的一个府，下辖今日之马鞍山市及芜湖市一带，迫不及待的朱元璋竟派员追至，以毒药赐死，并公布他的十大罪状，其中三条分别是“与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知而不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向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前与杨宪同在中书，宪谋不轨，尔知之不言”。其实，重用上述诸人并上下其手，最后诸人都死于非命，均出自朱元璋自己，汪广洋不过是“臣罪当诛”的又一“背锅”之替罪羊而已。 遥想当年，有位名许时用的官员告老回乡，宋濂与汪广洋都有诗相赠，宋濂的《送许时用还剡》有“青云诸老尽，白发几人归”之辞，汪广洋《送许时用归越》有“老来诸事废，归去此身全”之语，同一感慨，同一心曲，但他们两人都未能全身而退，结局同一。宋濂连子孙也未能幸免于难，比较起来，汪广洋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后代幸未受到株连。因为他有先见之明，他的贴身卫士陈宜武身份为“检校”，实际上即朱元璋派来监视他的特务，汪待之甚厚，尽力提携他当上了登州知府，并事先将三个儿子托付给他，十分难能可贵的是陈宜武知恩图报，在万难之中让他们隐姓埋名，终于得以保全，这也可以说汪广洋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四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美称“初唐四杰”，明初的高启、张羽、徐贲、杨基号为“吴中四杰”，时人或将他们比为初唐四杰而称“明初四杰”。唐初之四杰似乎都未能“寿终正寝”，王勃是去交趾探父渡海时溺水而死;卢照邻因重病投水而亡;骆宾王因参加反对武则天的政变写了有名的《讨武曌檄》，失败后不知所终;杨炯虽怀才不遇其寿不永，但卒于任所还算是好来好去。总之，他们的死亡并非外在的权力并暴力强加所致。明初四杰的下场就不同了，张羽贬谪岭南，路未及半，朱元璋即行召回，他深知有凶无吉，于是投龙江而自行了断。徐贲虽历官御史与刑部主事，但自己仍不免以事下狱而死。杨基呢？官至山西按察使，后来被判“谪输作”，即成为犯人而服劳役，书生兼高官怎堪服如此苦役与承如此羞辱，终于“卒于工所”，即死于工地。至于原本白衣诗人的高启，不仅在四人中而且在明代诗人中结局最为惨烈，未到不惑之年即在南京被腰斩，时隔近三百年后，清代的诗文大家金圣叹亦于斯地蒙此酷刑，他追随寻觅的，是“同是天涯受难人”高启的一缕冤魂。
高启，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又说江苏吴县人，元末隐居吴淞岳父家之青丘，故自号青丘子。他年少贫孤，博学而富诗才，其诗才从他的初恋之作即可见端倪。十八岁时，他即坠人情网，对象是同邑巨室周仲达之女。时逢元末战乱，加之家道中落，无人作伐（即做媒），他只能乘机在周家客厅之“芦雁图”上题诗一首以寄意，权当自媒或自伐：
西风吹折获花枝，好鸟飞来羽翼垂。
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霜露立多时。
以诗传情，这是汉代司马相如和《西厢记》中张生的绝技，对于高启当然也举重若轻。这首诗很有灵气和想象力，深情与苦恋均意在言外。周仲达居然青眼有加，使这位布衣寒士如愿以偿，这是幸还是不幸？幸，是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不幸，则是他的女儿刚到中年就做了长夜难眠的未亡人，人间惨祸，莫此为甚，不知当年他的女儿是如何“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而“凄凄惨惨戚戚”？
在元明诗歌史上，高启当之无愧地可以进入最优秀的诗人行列。他出身民间，时逢乱世，出于教养与秉性，他追求个体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绝不热衷一般士人所驰骛的世俗之功名利禄。他的诗作既远绍历代前贤，又自出个人机杼，是各体皆工的大方之家。对玄黄时局、社会民生以及自己的内心波澜，他均做了富于个性的艺术表现，不乏可圈可点之作，有如虽是年深月久的但却仍然光华璀璨的珍珠：
征途险巇，人困马饥。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浮云随风，零乱四野。仰天悲歌，泣数行下！
（《悲歌》）
高启曾有一首五言古诗《我愁从何来》，抒写他的哲人式的忧生之嗟。“悲歌”虽是乐府旧题，全诗却是高启新写。主体是汉魏以后之诗少见的四言，以两个六言的穿插其间以见跌宕开合与节奏变化。它抒写的不仅是一般的乱世中人生失志游子失路的情景，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的悲哀，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远神遗韵。王夫之《明诗评选》曾选录此诗，并评曰“万年四方，神摇天动”，这种片言抉要的审美印象式批评，如同原诗一样言有尽而意无穷，令人玩索。又如：
阴风吹林乌鹊悲，猛虎欲出人先知。
目光炯炯当路坐，将军一见弧矢坠。
几家插棘作高门，未到日没收猪豚。
猛虎虽猛犹可喜，横行只在深山里。
（《猛虎行》）
这是一首别有深意的寓言诗，最后两句出乎意料之外的翻叠，让人竦然而惊，憬然而悟。“苛政猛如虎”，出自《礼记·檀弓》中所记孔子之言，在此诗中的“猛虎”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是象征人间的苛政、恶政与暴政？还是象征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给众生带来的灾难？“行行光禄塞，望望单于台。天寒水草尽，万里孤军来。中国多荒土，穷边何用开？”（《蓟门行》）“新妇守箔女守筐，头发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后今年好，满簇如云茧成早。檐前缲车急作丝，又是夏稅相催时。”（《养蚕词》）“登城望神州，风尘暗准楚。江山带睥睨，烽火接楼橹。并吞何时休，百骨易寸土。（“登西城门》）“倦仆厨中睡已安，吹灯呼起冒霜寒。酒醒无限悲歌意，不觅书看觅剑看。（《府中有感》）从以上所引诗句，可见高启蒿目时艰，忧念苍生，具有的是仁者的襟胸、志士之怀抱，有一团烈火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
高启不仅有传统读书人心忧天下的襟怀，作为一位才华秀发的诗人，他也有对美的敏锐的感悟，并以高华爽健的诗笔来一显身手。例如唐宋以来许多诗人诗场竞技的回文诗词，高启也不忘登场一试：“风帘一烛对残花，薄雾寒笼翠袖纱。空院别愁惊破梦，东栏井树夜啼鸦。”（《回文》）“人行远寄写情诗，静院秋声恨别离。新雁过时惊梦短，尘窗桂影月迟迟。”（《秋闺怨》）这两首诗顺读倒读，无施不宜，高启娴于这种语言的魔方，也证明他于诗的正体之外的这种另类诗体，同样能指挥如意。至于正体之一的律诗他也有许多佳作，如七律《梅花九首》。中国诗史上咏梅诗的数量之多，当为咏百花之首，而最早咏梅者应是南朝宋时的陆凯，其《赠范蔚宗》乃咏梅的开山之作：“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此后，“一枝春”竟成了梅花的别号代称，并且成了词牌之名。在咏梅诗的万千佳作之中，上上之选大约就应属北宋林和靖的《山园小梅》了，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千百年来不知芬芳了多少读者的嘴唇。而高启竟然后生可畏，下笔不能自休，作了多达九首的组诗，第一首更是风华绝代：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高启咏梅九首是诗史上的咏梅名篇，前人评论是“首首皆飘逸绝群，句锻字炼”，但我以为尤以第一首为最，而第一首之中，则尤以“雪满”“月明”一联为上，万口喧传，至于今日。此联不仅对仗精工，文词优美，而且既是比喻也有自喻。他喻，自然界的梅花一身而二任，是高士即林间隐君子，也是美人即空谷俏佳人，男子中的高标，女子中的绝色集于一体，其内在意蕴既承续前人对梅花品格的赞美，又有作者新的发现与表现。自喻，则是指高启对梅花的咏叹，也寄托了自己的情操与怀抱。他二十三岁时的自况之作《青丘子歌》，开篇就是“青丘子，腥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觅好诗句，自吟自酬赓”，以陶渊明、李白的谪系传人自居，超尘脱俗，风神一脉，直通后来他的咏梅之诗。其咏梅诗影响深远，难怪后来的曹雪芹于《红楼梦》第五回写“终身误”曲调时，要化用高启诗中的名联咏叹薛宝钗和林黛玉的性格与命运了：“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成于清代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高启之诗时说：“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而同时代的翰林待制王祎，在为高启的《缶鸣集》作序时，则充分发挥了中国古代文评的美文传统：“季迪之诗，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美蕖，不假雕饰，翛然尘外，有君子之风焉！”令人扼腕痛惜的是，高启本来应该有更大的成就，但他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行世太早”而“殒折太速”。按照王祎的比喻，那就是飞扬之鹰隼被利箭射落尘埃，清美的荷花被严霜摧落泥沼！
高启淡泊功名，当年张士诚邀他人幕被其拒绝，朱元璋攻占平江，他隐居避乱，只望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洪武二年（1369）春高启被召修撰《元史》，他心怀忐忑，但不得不奉旨勉强成行。唐诗人王维有《杂诗》曰：“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高启的《赴京道中逢还乡友》却说：“我去君却归，相逢立途次。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惴惴不安之情溢于言表，与王维诗的轻快愉悦不大相同。高启与一些文士文臣在南京天恩寺修史，当年八月史成，翌年二月，被授翰林院编修，七月朱元璋召见他擢授户部侍郎。侍郎相当于今日中央级副部长，属于古今许多人艳羡不已的“高干”，但高啟却以不会理财而坚辞。高官厚禄不受，回乡后却以启蒙授徒为生。在金陵时和回乡后，他分别有绝句自明心迹：
帝城春雨送春残，雨夜愁听客枕寒。
莫入乡园使花落，一枝留待我归看。
（《夜闻雨声忆故园花》）
不寻生计只寻春，寄语山妻莫漫嗔。
且论疏狂醉杯酒，圣恩原许作闲人。
（《示内》）
在南京时高启虽然也迫不得已写了一些颂圣之诗，也言出由衷地写出了《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这样的杰作，但他无时不“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而他回乡以后，还天真地以为皇恩浩荡，会让他优游岁月老于林泉，不意时间仅隔两年即祸生肘腋。洪武七年（1374）九月，被逮至京的高启不幸于南京腰斩弃市，时年仅三十八岁。
高启之死的导火线是他为魏观所作的《郡治上梁文》。魏观其人，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就被礼聘为国子监助教，洪武五年（1372）十月身为礼部主事的他，出为苏州知府，颇有政声民望。元代原来的府治旧址被当年盘踞于此的张士诚建为行宫，而迁移之府治地处湫隘，魏观便在废宫的残基上重建办公场所，好友高启为其撰《郡治上梁文》。告密小人代所均有，何况在网罗遍布的朱元璋治下？小人蔡本将此事举报，诬魏观“有异志”，奉旨访查的御吏张度的回报则是“兴吴王之基，开败国之河”，而高启之有关诗文更令龙颜大怒，于是魏观与高启便同时双双遇难。高启有关之文后已失传，今天只知其中有“龙盘虎踞”之语，而他的七律《郡治上梁》倒是传于今日：
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
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
欲与龙庭宣化运，还开燕寝赋诗工。
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
全诗无非是赞扬魏观政绩并赞颂朱明新朝，失传的《郡治上梁文》可想而知亦应如是，但碰上朱元璋这种刻忌狠毒生杀予夺的暴君，高启真是在劫难逃了。
除了导火索，还有火药桶。这火药桶就是高启以前写的有关宫内情事之诗。咏皇宫内苑情事之诗，在开明开放没有文字狱的唐朝比比皆是，如长篇有自居易的《长恨歌》，短篇有中唐诗人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作者均未因言得罪，白居易还蒙唐宣宗李忱亲赋七律以悼，诗中竟还有“童子解吟长恨曲”之语。高启有关作品大致有如下数首：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宫女图》）
猖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
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夜半出深宫。
（《画犬》）
蕉花包露月中开，酒渴初寻出迳苔。
凭仗小厖休吠影，深宫那得外人来？
（《红蕉仕女》）
尽日南风永巷开，羊车去后玉阶苔。
谁知天上无尘地，亦有城南小吏来！
（《晋宫》）
“羊车”，用的是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记载的典事，即晋武帝于后宫乘羊车临幸妃嫔。“南风”，为晋之贾后小字，《晋书·惠贾皇后传》曾记载她与“洛南小吏”留欢之秽闻。中国历代绝大多数皇帝无不生活糜烂，作风腐败，由放牛娃而和尚而乞丐的朱元璋当然更不例外，他当义军领袖时即喜嫖娼，并曾强奸战友邵荣之女，逼得邵荣造反，他消灭张士诚后即将他的宫中妻妾美女霸为己用，以致野史传说李善长的子弟都为之眼红而欲染指。他即位时已四十岁，但仍在民间广选秀女填充后宫。《明会典》记载，他死时有“四十妃嫔从葬”（一说四十六人），重开废除已久的陪葬之风。高启这些揭示宫中秽事的作品，即使不是直接写他，他也会怀恨在心，只待有朝一日去之而后快。《明史·文苑传》说：“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嗛之”即怀恨，可见正史对此都已记录在案矣。 除了导火索与火药桶，还有久远待燃的火媒。高启不像刘基、宋濂等人那样很早追随朱元璋，他的《青丘子歌》曾说“不闻龙虎苦争斗”，他很多作品表现了争斗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元末的群雄割据采取的是中立甚至批判的立场，他应召修元史的态度不积极，经很多亲友晓以利害才勉强北上，尚未成行即决定届时返乡。尤其要命的是朱元璋委以重任，他竟然婉拒不受，才三十多岁便“告老还乡”，这种“不合作”的现实表现于朕即天下一言九鼎的暴君而言，乃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南归之日，朱元璋险恶的心中早已下了必杀令了，只是待机找个借口而已。朱元璋后来派人致祭魏观，并优抚于湖北蒲圻原籍安葬，而对高启的处置则不另置一辞，即可见此中消息。
啊，高启，诗国的天才，乱世的书生，暴政的祭品！
五
南京又名建康，吴、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在此建都，故唐宋时即已称此地为六朝古都。如果加上南唐、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这一都城则可以称历经十朝了。即以明代而论，虽然朱棣篡位后不久即迁都北京，但此间在朱元璋洪武、朱允炆建文两朝，仍上演了许多可叹可悲可歌可泣的故事。在那众多的故事里，方孝孺主演的铁血悲歌，至今都令人魂悸而魄动，百感而交集。
方孝孺乃一代儒宗，旷世伟男子。他是浙江宁海人，古属台州，字希直，一字希古。幼时警敏，弱冠之年为宋濂弟子，先后历四载，尽得其衣钵真传，宋濂门下的诸多名士皆在其下。洪武十四年（1381），二十四岁的他被召至京，授蜀王王府教授，献王师事之，名其书室为“正学”，故人称“正学先生”。建文时为翰林博士，进侍讲，虽只是从五品，但已是帝王贴身近臣。方孝孺以文章著名，其文豪放纵横，出入于东坡龙川（陈亮）之间，有论者谓诗非其所长，其实他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诗作，谨略举数例：
淮阴城头落日黄，淮阴城下狱草荒。
古城西绕淮水长，犹如背水阵堂堂。
当时大将功无双，颠赢蹴项勇莫当。
丈夫何乃为假王，至今遗限令人伤。
漂母一饭千金偿，解衣推食那敢忘。
相君之背贵莫量，蒯生此语无忠良。
慎弗出口遭吾撞，歌风帝子归故乡。
思得勇士守四方，胡为乌尽良弓藏？
（《淮阴》）
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
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
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
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
凤随天风下，莫息梧桐枝。
群鴟得腐鼠，笑汝长苦饥。
拳头望八荒，默与千秋期。
一饱亮易得，所存终不移。
池鱼不知海，越乌不思燕。
蚯蚓霸一穴，神龙行九天。
小大万相殊，岂惟物性然。
君子勿叹息，彼诚可哀怜！
（《闲居感怀》）
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
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
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
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
（《谈诗》五道之二）
《淮阴》是一首七古，虽是咏历代许多诗人吟咏过的韩信故事，但笔致古朴苍劲，章法开阖动宕，尤其可贵的是对韩信的同情见于行间，对刘邦杀戮功臣的批判明于字里。刘邦平英布后回沛县故里作《大风歌》：令童子一百二十人合而歌之，即今日之大合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兮守四方！”方孝孺诘而问之：“思得勇士守四方，胡为鸟尽良弓藏？”朱元璋的屠夫行径尚在当下，朱棣的血腥暴政山雨欲来，方孝孺之问需要的是何等坚守的良知与沛然的勇气？《闲居感怀》是方孝孺尚未出仕时的作品，其时刚过弱冠之年不久，但全诗俯仰古今，引用故典，关怀世运，情系苍生，所表现的是一种大胸襟大抱负大气魄，决非鼠目寸光蝇营狗苟之辈所能梦见。《谈诗》五首是以诗论诗。以绝句论诗，首创者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之后作者代不乏人。方孝孺针对明初诗坛“诗必盛唐”的模拟唐诗之风，以及贬低宋诗的偏见，提出自己正本清源、不偏不倚的主张，既有深意，亦具卓见。如果天假以年，加之建文帝的宽松之治，剧情改写，方孝孺成为明初诗坛的一代名家，亦未可知。
朱棣发动所谓“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非法地夺取了帝位，加之方孝孺的信仰与性格，就注定了方孝孺的悲剧结局，只是谁也未曾料到结局是如此悲凉，如此惨烈，如此累及众多的无辜！
那结局史书班班可考，读者也大多耳熟能详，我在此不再赘述。我只想特为拈出的是，朱棣之残杀方孝孺，以及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诛十族”（上四代，下四代，本人亲属，外加朋友学生），固然是对方孝孺坚拒起草即位诏书的报复，但朝中济济多士，朱棣选择方孝孺为他起草，其实就是出于示威震慑和报复雪恨的阴暗心理，因为朱棣起事后，建文帝的有关诏书与讨伐文告，大都出于方孝孺之手！
方孝孺被捕时，其妻与子皆先自刭死，年未及笄的二女联袂投水死，因他而坐死族诛者达八百七十三人，外戚之发配充军者达一千多人。方孝孺之弟方孝友就戮时，就在其兄眼前，至烈至刚的方孝孺此时也不免潸然泪下，有其兄必有其弟，孝友当场口占一诗，曰：“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干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方孝孺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慷慨就凌迟“磔刑”之时，所作绝命词流传于后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忧。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在明初诗坛，姚广孝为“北郭十友”之一，后为僧，洪武中以高僧选侍燕王朱棣之第，是朱棣的军师与靖难的头号功臣，但可能同是诗人而惺惺相惜吧，史书记载他早曾向朱棣进言：“‘南方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肯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燕王首肯。”朱棣出尔反尔，加之最高权力在握之后，更无任何顾忌与底线，其暴戾凶残令焚书坑儒的秦始皇都要自叹弗如。后世至于今日，有人责备方孝孺不应强项抗命，累及众多无辜。无辜而不幸，实在令人深悯，但应遭严谴的毕竟是元凶巨恶的刽子手朱棣，而“篡位”历来被儒家理学视为大逆不道，方孝孺固然出于愚忠，更是为抗击暴政而忠于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所以鲁迅先生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要将柔石与方孝孺相提并论，赞美他们的“台州式的硬气”。 当年明朝的开国元勋廖永忠之孙廖镛、廖铭将方之残骸葬于雨花台，朱棣知悉后立即将他们双双处死。一百八十多年后的万历年间，方孝孺终获平反。大戏剧家汤显祖收拾遗骨，为他葺墓建祠于南京雨花台东北山麓，虽历经丧乱，但屡毁屡修，馨香不绝，从民国以至今天。可见天道好还，历史自有公论。
尾声
除如上所述，明初洪武、永乐两朝，诗人的悲惨遭遇不胜枚举。御史袁凯，早年以赋《白燕》诗得名，人称“袁白燕”，他因畏朱元璋猜忌而“佯狂”，因此尚得以告归。而礼部尚书兼诗人的陶凯虽被赐以“丹书铁券”即免死牌，却仍遭朱元璋之嫉恨，早起杀心。因陶凯自称“耐久道人”，朱认为他影射自己广戮功臣，故借口赐死。蓝玉是开国功臣，所谓蓝玉谋反案牵连被杀者达一万五千人，据明人陈敬则编著的笔记《明兴杂记》说：“高皇诛蓝玉，搜其家，有只字往来，皆得罪。黄与玉题一画，故杀之。”黄即孙黄，是岭南诗派最重要的诗人，进士，官至翰林典籍，参修《洪武正韵》，以才情见胜。他只因曾为蓝玉的一幅画题诗，便在劫难逃。他临刑时口占一首五绝，真是古今绝命诗的另类，悲怆之至而仍不乏才思，令后世的读者长歌当哭：“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据说朱元璋问监斩指挥，孙黄死时何语，答以此诗，朱元璋竟责其“何不早奏”，竟又杀此指挥，真是暴戾与作秀兼而有之。
解缙，明初的大才子，名诗人，除了正史的记载，民间更流传许多他的传说，我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孩提时代，就听闻过解神童的许多有趣的对联。他的《咏小松》也气概不凡：“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如今正好低头看，他日参天仰面难！”在朱棣的永乐一朝，他宦海浮沉，曾官至“首辅”，然而反复无常的暴君朱棣最后将他逮捕下狱，在狱中长达四年的不闻不问的所谓审理期中，解才子曾留下唯一的一首诗，即《忧患中寄友人》：“手扶日月扶真主，泪洒乾坤望孝陵。身死愿为陵下草，春风常护万年青。”他在无可申说而以诗表忠心之时，锦衣卫指挥使纪刚却秉承朱棣“缙犹在焉”的暗示，将解缙灌醉后埋在深雪中闷死，时年四十七岁。
明代后辈帝王继承了前人的遗传基因，多不是暴君便是昏君，诗人的命运当然可想而知。如明英宗时的社稷之臣兼诗人于谦，有大功于天下却被凌迟于西市，留下的是“干錘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石灰吟》，让人凭吊咏唱。明代三大才子，即解缙、杨慎及徐谓三人的通称。解缙已于上述，徐谓惧祸发狂，论死系狱，屡自戕而未死。正德与嘉靖年间的杨慎呢？因故继其父被廷杖后，自己也被廷杖两次，但幸而不死，谪戍云南永昌卫三十余年而老死异乡。其留下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代代传唱，诗人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将其置于开篇，时至今日，还成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四库全书》收有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年间沐昂所编之《沧海遗珠》，选二十一人之诗三百余篇，“皆明初流寓迁谪于云南者”，由此亦可见明代暴政之一斑。杨慎的命运承续的正是前人的余绪，是一曲哀歌的后续。
日本学者泽田总清早在他的《中国韵文史》中曾指出“有明一代的诗风，就看不见雄浑壮大的气象了，但所谓末流诗人却辈出。除高青丘外，都是只汲汲于复古模拟的，没有一代的杰出诗人”。原因何在？黑暗王朝，衰微诗运，根本问题就在于明初的封建极权暴政。朱元璋与朱棣的刀斧，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让整个知识阶层的元气与傲骨丧尽，成了恐怖皇权下歌功颂德或俯首帖耳的奴婢。腥风血雨的刀砧之下，除了盛行百年的御用“台阁体”诗歌，以及后来名号翻新的模拟复古之作，哪里还有直抒性灵才情焕发的放声歌唱？“士生于斯，亦不幸哉”，二百年后的明代后期，痛定思痛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中不是还这样长叹息吗？
作者：李元洛，诗论家，诗文化散文作家。研究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已出版《诗美学》《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等诗学著作十余种：《唐诗之旅》《宋词之旅》等诗文散文集十余种。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