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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江健三郎的读者和论者，胡亮深谙东西方文化互通互鉴互化的历史规律，他迅速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始自于接受布莱克》中看到了布莱克的影子。威廉·布莱克是英国著名诗人、画家和雕塑家。T·S·艾略特称他为“天才诗人”，赞他的诗歌具有“所有伟大的诗歌中所共有的独特性”。他的长篇预言诗《伐拉，或四天神》以及抒情诗《天真和经验之歌》直接影响了大江健三郎“作为小说家的生活方式”。所以，胡亮说：“年轻的大江，也许还有曾经同样年轻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将自己连同布莱克都带入了朝向同一片天空的生长。”作者并不想在短文中对大江健三郎作更加深入的剖研，只想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给他一个雕刻：“他在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冲突中，实现了两者的相互激活。本土神话和传说，类《竹取物语》古籍，以及日本文学传统里的象征性和想象力，都在西方文化的同化引导中之下获得了新颖的面庞。由此可知大江绝非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
走在大江健三郎书店的门外，站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对面的中国，胡亮开始借人借事铺陈自己。从大江的书店供出自己的柏木书架，如今已进化到梨木书架。胡亮认为大江是一个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作家，但他对这种影响又能恰如其分地把控和驾驭。胡亮本人也深受外国文学的熏陶，这是一个从春夏到秋冬、从少年到白头的过程。所以他說：“布莱克引导我辨认日常里的神秘，艾略特引导我辨认自我里的传统，而普里什文则引导我辨认森林里的伦理——但是或许对我而言，三者都没有马尔克斯重要，因为他引导我辨认《变形记》里的现实。”胡亮还在哥伦比亚作家达·萨尔迪瓦尔评价马尔克斯的《归根之旅》中拈出一个鲜亮的词——准现实，因为我们都生存在“准现实”中。
胡亮在阅读中走向了现代诗论和文论的写作，二十世纪欧美的各种批评流派，诸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作者多有涉猎，卒章显志，打出自己批评的旗帜：“我试图逐步中和这种刻鹄类鹜的应用性研究，慢慢求取具有个我文体学特征的汉语批评，转而向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致敬。这看起来不过是一种逆鲁迅的新的文化极端主义，但是我意并非如此，或许可以试称为新传统主义或文化整体主义。”和传统的主流的学界似有不同，胡亮有自己心中的近现代中国学界的先贤：王国维、柳诒征、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胡先骕、吴芳吉、钱钟书……这正是重组传统、消弥流派、淡化政治的脱俗见地。胡亮站在高远处，“一弹指顷去来今”，“我与非我均非绝对”。中国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传统都应该是开放的传统，只有两者不断互动，才能共同臻于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境界。在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批评方面，“黄色”（复古）时代早已式微，“蓝色”（崇洋）时代尚未消颓，接下来，胡亮愿意参与建设一个中西古今相会通的“绿色”时代。
至此，新时期，作为文化整体主义者或曰新批评主义者的代表胡亮已慢慢向我们走来。
他的文章视野开阔，题材丰富。他在中西古今的文学题库里寻出自己着笔的亮点，用两分法对金斯伯格进行重新评价。他用诗学的叙述学、分层法来对《洛丽塔》作别样的解读。他从法国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西欧现代性诗歌的诞生谈起，引申出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芽、模仿、演化、发展、兴旺、冷荒、断代乃至复兴的历程。他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名，为大多数文人所遗忘，甚至最后竟不知所终的年轻诗人、诗译者、小说自传者敬隐渔作了完美而又精当的评论。台湾百岁诗人纪弦八十四岁高龄动笔，三年半后方才杀青的五十余万字的《纪弦回忆录》，作者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阅读、点评的快感中，完成了对纪弦及其诗友，以及中国新诗发展的概括介绍。在更大的时空、更广的地域背景下，胡亮郑重冷静地推出当代四川诗人孙静轩，尽管带有含混的悲剧色彩。《青年诗人读诗》收入以北岛为代表的29位诗人的51篇诗论，印行于1985年，是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的一种，和《新诗潮诗集》上下册一起在北大校园内出售，三本售五元。胡亮作为后来的诗论者开始重拾重读，他像一个并不知天文知识的纯真孩子，在细数着夜幕上的星，研究现象、泛光、发亮、运行……他用时间的树枝在指划，连流星也不放过。他让人领略到一种“白金和乌木的气概”，感受到“一种混血的热情”。
胡亮为文十三篇，碍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评。但这些美文皆是作者广泛阅读、深刻理解、缜密思考、精彩表述的结晶。
胡亮的思维是跳跃的，手法是多变的。十三篇文章中，《诗人之死》是作者最用心曲、最现心素、最持心斋的一篇。说字字是血显狂，言句句道情是真。他引德国疯子诗人荷尔德林《更高的生命》中的几句作为文中的序诗：“人选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决断，离虚幻而识智慧、思辨、追忆，那沉入世界的追忆，而无物可惊扰他内在的价值。”在荷尔德林时代，连歌德也未能认清其价值，唯有他的同乡，诗人兼作家的威尔海姆·魏布林格似乎看到荷尔德林那美好、孤独而抑郁的形象在南方天空下渐渐沉堕。于是胡亮写道：“他突然感到一阵激动，‘曾经在祖国身上体验到的那种激动。’这让魏布林格下定决心要完成一个旧计划：‘从最初的起因和动机中推导出他这种悲惨的内在疯狂的产生，并追溯到他的精神失去均衡的那个关键点。’”于是胡亮也激动地说：“我对魏布林格这种激动感同身受，并且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二十余年来，一些以更加彻底的方式——死亡，以及死亡的多米诺骨牌——步入黑暗时间的中国青年诗人，也赋予我同样的决心和义务。”于是胡亮从大诗人荷尔德林的疯狂叙起，直写到1933年12月4日的深夜，年轻的诗人朱湘边饮酒，边吟诵海涅的诗篇，当轮船行到采石矶，他仿佛于月影江声里撞见李白，他纵身跃入冰冷的长江。于是胡亮开始了对当代中国九位杰出的青年诗人魂灵的祭奠。
北岛的诗，写“生活”仅一字：网。这是诗字，又是诗句，也是诗眼。胡亮的思维是发散的，呈网状，网罗古今，网罗中西，网罗一切，但有时又是线性的，呈直线状。选择中国当代的某一时段，再选择这一时期的九位诗人：海子、骆一禾、方向、戈麦、顾城、麦可、马骅、余地、马雁，他们，唯有诗坛的生者尚记其名，芸芸众生早已不识九人者何人也，海子的诗句“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早已成为房地产商的广告词。他们若流星而逝，各自闪耀着零星的光。但胡亮却用诗魂、诗精神这条无形的线将他们紧紧串联。而掌控串联点又必须注意发现和运用细节。读威尔海姆·魏布林格，胡亮找到了写作此文的动因和灵感。从朱湘投江引出了其同乡小辈海子之死;由海子的遗书牵涉到诗人骆一禾。海子的死讯风传全国，浙江淳安的大男孩方向忍不住失声痛哭。戈麦为自己的人生设计了诗歌和小说“双向修远”的道路，创作让他选择了海子却又自觉地脱离，但在命运上又不自觉地重蹈海子的覆辙。胡亮说得精彩又痛心：“当诗神清点着自己的孩子，死神也清点着同一群孩子。”他把顾城给推了出来。顾城怎么想死，和谢烨又是怎么死的，已成历史悬案说不清道不明，但他们毕竟死了，毕竟也魂归故里。顾城之死显然不同于海子的卧轨，但轩然之波却铺天盖地，一位二十二岁的黑龙江哈尔滨的青年诗人麦可也被裹挟进来，他认为顾城之死是一种与诗无关的纯病态行为，他不知，到了1996年12月6日，马凡氏综合征也会收去他的魂灵……在诗人之死的这条主干线上，胡亮精心地挂上一个个金色的小果。他用简练之笔介绍诗人与诗歌的天然缘分以及与诗友、诗群渊薮;他用凄清之笔写下诗人因病、因祸、自杀夭亡的悲惨情景;他用精湛之笔默诵诗人不朽诗句;他用写史之笔对诗人进行点评……他评海子：“海子是自有新诗以来最有抱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种抱负的人物。他几乎将整个人类文化作为自己的背景，却又从未脱离过植根其中的那一小片冻土。他轻易就打通了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坚壁，通过一系列几乎无可挑剔的抒情诗，对农耕文化的式微致以不绝如缕的哀挽。这种哀挽导致了他的纯澈，同时也引发他对‘外部世界’的蔑眄，继而导致了他的暴烈。更为重要的是，海子放弃了自T·S·艾略特以来的现代主义的碎片传统，试图‘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人’。”胡亮已经不是就海子的一首诗而发声，而是将海子推上了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圣殿。胡亮盛赞骆一禾，说他俊朗、沉毅、开阔，富有为神圣之物而献身的精神。他说：“在海子的朝霞或曙光之中，骆一禾嵌入了适量的知性和乐感，所以在血涌之际，往往能够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控制。这看起来像是海子的弱化，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弱化正是耐性、美德和力量的表现。骆一禾的写作不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写作，神的命令和个人的义务都不会一边倒;天才的展现与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确立驱驰相竞，在清越的角逐中，后者逐渐占据上风。最能体现骆一禾这种卓越的平衡能力的，还在于他对古奥风格的追摹，异于寻常的词法和句法阻止了可能的油滑，这样，骆一禾绝不会将自己从那危乎高哉的悬崖之上跌将下去。”在胡亮和众诗人的心中，骆一禾是健康文学的标志，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诗人。胡亮再说方向：“方向对乡村一往而情深，他爱上了油菜、小麦、玉米、红薯和青草，听从鸟的教导，膜拜所有无知无识的石头，对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保持着足够的怵惕。到了后期，他在文字里不断加深着幽暗，增大着驳杂，并试图从幽暗和驳杂里透析出一派清明。换言之，他期待着渐渐臻于一种禅境。这些也不足为奇，让人击节赞叹的是，他的抒情轻易地实现了超现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混成，在冷却和激动之间转换自如，显示出不断灌浆的巨大可能：风格的成熟已经指日可待。”他指出了方向诗歌的题材、前后期以及成熟度。胡亮评说着麦可：“麦可的主导风格，乍一看，并未逸出浪漫主义的边城，这种浪漫主义，既保留着韵律的修饰与圣经的吹拂，又经过卡夫卡、兰波、西尔维娅、茨维塔耶娃、曼杰斯塔姆和布罗茨基的浸染，或可称之为变异浪漫主义。在麦可的初期写作中，灵感与激情的交织如此错综，往后则加了少量的经验，再往后，充盈着大块的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纯洁的抒情性，缓慢地让位于沉毅的担当性。”他道出了麦可诗歌的发轫、演化、变异与归宗。胡亮对于这九位年轻的诗人都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点评，但这九位，有六位自杀，两人病故，一人遇车祸而罹难，他们的升天使得当代诗坛明亮的天幕刹那间暗淡下来。 瑞典的一位作家对生成的基本要素有如下概述：官场不得意，婚姻不美满，最好离过婚，渴望爱情，却总是水中捞月。穷困潦倒，经常有饥寒交迫的感受。多病，一定是长期的失眠症患者，可能伴有轻中度的忧郁症。而俄罗斯作家扎米亚京则说：“真正的文字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这九位以及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而离世的年轻诗人们，对这两位外国作家的话，是懂还是不懂？他们中有还是没有？或许有，或许沾点边，或许绝缘，一切都已不重要，他们正在走在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但他们却很少有人知道或记住因信仰而献身的苏格拉底死前微笑着留下的那句话：“我就要离开你们去享福了。”大师陈寅恪能看懂王国维先生，似乎也能看透类似王先生离世之法的卓荤不群的后继之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起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上世纪1955年秋，在美国的旧金山“六画廊”，在肯尼斯·雷克斯罗思的主持下，“跨掉的一代”的年轻诗人们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诗歌朗诵会。金斯堡（金斯伯格的原译）朗诵了他的新作《嚎叫》，他的赤裸嚎叫将诗会推向戏剧性的高潮。这“嚎叫”不仅仅属于旧金山，它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更是历史的。若干年后，《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给金斯堡留下了位置和文字：“在《嚎叫》里，金斯堡运用了惠特曼式的澎湃起伏的长句，将超验世界同物质世界相联结，将神秘体验与城市中的苦痛相融合。他的诗挟着愤怒和激情，去冲破种种束缚。许多初出茅庐的诗人读了这首诗，感到金斯堡表现了——因此也打开了——以前不曾表现过的或者被正统文学否认的领域。《嚎叫》描写的是身陷现代城市生活的痛苦，这种折磨却又使受苦难者获得了一种超验的想象力，失败因此变成了神圣的经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诗人和文学者来说，谈到“垮掉的一代”，自然会想到金斯堡及其长诗《嚎叫》，想到杰克·凯鲁亚克及其小说《在路上》，再探深广处，则会有人戛然而止。但在学者胡亮的《两个金斯伯格》那里，一个不长的篇幅里，人们可以看到“垮掉的一代”的来龙去脉，其领军人物的个人风采和交往关系等等。胡亮运用一分为二法和分裂统一法，刻画出了金斯伯格的人生简史、双重性格、地位影响。在美國就曾出版过金斯伯格的两部传记，一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因父亲、哥哥皆是诗人，所以他初入诗道，有人说他是专业的，有人说他是业余的。他属于俄裔美国移民，人们称他为欧洲遗民，又是北美洲的拓荒者。受父母身份影响，尤其是母亲美国共产党员的直接影响，有人称他为资本主义的肉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心。但作者却认为，其母亲给金斯伯格遗留下破坏力之源的同时，也留下了创造暴力之诗、热血之诗、勇气之诗的想象之源。他是一位同性恋者，也是一位异性恋者。诗人认为，诗歌以及美学活动只能产生于吸食大麻的迷幻革命中，但他又买下樱桃谷农场，隔绝城市和毒品，躬行劳动，提倡静修。他在诗歌创作的巅峰期，终于走出欧洲传统的余绪，迎来了美国现代诗的新生。他于1972年，正式皈依佛教，法名达摩之狮。有人称他为嬉皮士，有人称他为东方的雅皮士。这就是两个金斯伯格。
1997年4月5日，金斯伯格因肝癌逝世，他的秘书鲍勃·罗森塔尔理智而风趣：“艾伦·金斯伯格也许是由爱欲和创造力相互结合的最快乐的一个典范。”而杰克·弗利则满怀深情和赞美：“勇敢的导师，老诗人呀，你有没有变成智慧的猫头鹰、力量的雄鹰、美丽的天鹅、一株向日葵、一片树叶、一缕阳光、一条在泥土里挖掘的蚯蚓？你有没有变为——不朽？”
胡亮诗情满怀，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来操纵诗论，他努力摆脱传统批评单一的陈腐的固化的乏味的语言体系的束缚，向媚俗的虚伪的文学批评作告别。全书皆论，无有他体，就连我喜欢的《回到帕米尔高原》， 也是以游为表为虚，以论为里为实。门还是虚掩着好，紧闭就会夜郎自大、唯我独尊;全开又会鱼龙相混、精芜杂生。虚掩有度，做一个逍遥的文化鉴别家。
美国的文学批评家马乔里·珀洛夫曾和颜悦色地谈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文学与批评：“威严可畏的文学祖父们，令人失望的文学父辈们，经济上的繁荣，社会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五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温文尔雅的文学。文学同美国生活所有的领域一样，其基本原则已经固定下来了。解释现实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方法，设计未来的各种蓝图，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肯定是有害的。这一时代需要的是熟练而恭谨的艺术匠人——新的形式主义者、新的批评家和文学官僚，这些人可以为老问题不断提供新的答案。”
中国文学新批评的希望就在胡亮一代人的身上。
责任编辑 乔 霞
走在大江健三郎书店的门外，站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对面的中国，胡亮开始借人借事铺陈自己。从大江的书店供出自己的柏木书架，如今已进化到梨木书架。胡亮认为大江是一个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作家，但他对这种影响又能恰如其分地把控和驾驭。胡亮本人也深受外国文学的熏陶，这是一个从春夏到秋冬、从少年到白头的过程。所以他說：“布莱克引导我辨认日常里的神秘，艾略特引导我辨认自我里的传统，而普里什文则引导我辨认森林里的伦理——但是或许对我而言，三者都没有马尔克斯重要，因为他引导我辨认《变形记》里的现实。”胡亮还在哥伦比亚作家达·萨尔迪瓦尔评价马尔克斯的《归根之旅》中拈出一个鲜亮的词——准现实，因为我们都生存在“准现实”中。
胡亮在阅读中走向了现代诗论和文论的写作，二十世纪欧美的各种批评流派，诸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作者多有涉猎，卒章显志，打出自己批评的旗帜：“我试图逐步中和这种刻鹄类鹜的应用性研究，慢慢求取具有个我文体学特征的汉语批评，转而向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致敬。这看起来不过是一种逆鲁迅的新的文化极端主义，但是我意并非如此，或许可以试称为新传统主义或文化整体主义。”和传统的主流的学界似有不同，胡亮有自己心中的近现代中国学界的先贤：王国维、柳诒征、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胡先骕、吴芳吉、钱钟书……这正是重组传统、消弥流派、淡化政治的脱俗见地。胡亮站在高远处，“一弹指顷去来今”，“我与非我均非绝对”。中国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传统都应该是开放的传统，只有两者不断互动，才能共同臻于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境界。在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批评方面，“黄色”（复古）时代早已式微，“蓝色”（崇洋）时代尚未消颓，接下来，胡亮愿意参与建设一个中西古今相会通的“绿色”时代。
至此，新时期，作为文化整体主义者或曰新批评主义者的代表胡亮已慢慢向我们走来。
他的文章视野开阔，题材丰富。他在中西古今的文学题库里寻出自己着笔的亮点，用两分法对金斯伯格进行重新评价。他用诗学的叙述学、分层法来对《洛丽塔》作别样的解读。他从法国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西欧现代性诗歌的诞生谈起，引申出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芽、模仿、演化、发展、兴旺、冷荒、断代乃至复兴的历程。他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名，为大多数文人所遗忘，甚至最后竟不知所终的年轻诗人、诗译者、小说自传者敬隐渔作了完美而又精当的评论。台湾百岁诗人纪弦八十四岁高龄动笔，三年半后方才杀青的五十余万字的《纪弦回忆录》，作者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阅读、点评的快感中，完成了对纪弦及其诗友，以及中国新诗发展的概括介绍。在更大的时空、更广的地域背景下，胡亮郑重冷静地推出当代四川诗人孙静轩，尽管带有含混的悲剧色彩。《青年诗人读诗》收入以北岛为代表的29位诗人的51篇诗论，印行于1985年，是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的一种，和《新诗潮诗集》上下册一起在北大校园内出售，三本售五元。胡亮作为后来的诗论者开始重拾重读，他像一个并不知天文知识的纯真孩子，在细数着夜幕上的星，研究现象、泛光、发亮、运行……他用时间的树枝在指划，连流星也不放过。他让人领略到一种“白金和乌木的气概”，感受到“一种混血的热情”。
胡亮为文十三篇，碍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评。但这些美文皆是作者广泛阅读、深刻理解、缜密思考、精彩表述的结晶。
胡亮的思维是跳跃的，手法是多变的。十三篇文章中，《诗人之死》是作者最用心曲、最现心素、最持心斋的一篇。说字字是血显狂，言句句道情是真。他引德国疯子诗人荷尔德林《更高的生命》中的几句作为文中的序诗：“人选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决断，离虚幻而识智慧、思辨、追忆，那沉入世界的追忆，而无物可惊扰他内在的价值。”在荷尔德林时代，连歌德也未能认清其价值，唯有他的同乡，诗人兼作家的威尔海姆·魏布林格似乎看到荷尔德林那美好、孤独而抑郁的形象在南方天空下渐渐沉堕。于是胡亮写道：“他突然感到一阵激动，‘曾经在祖国身上体验到的那种激动。’这让魏布林格下定决心要完成一个旧计划：‘从最初的起因和动机中推导出他这种悲惨的内在疯狂的产生，并追溯到他的精神失去均衡的那个关键点。’”于是胡亮也激动地说：“我对魏布林格这种激动感同身受，并且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二十余年来，一些以更加彻底的方式——死亡，以及死亡的多米诺骨牌——步入黑暗时间的中国青年诗人，也赋予我同样的决心和义务。”于是胡亮从大诗人荷尔德林的疯狂叙起，直写到1933年12月4日的深夜，年轻的诗人朱湘边饮酒，边吟诵海涅的诗篇，当轮船行到采石矶，他仿佛于月影江声里撞见李白，他纵身跃入冰冷的长江。于是胡亮开始了对当代中国九位杰出的青年诗人魂灵的祭奠。
北岛的诗，写“生活”仅一字：网。这是诗字，又是诗句，也是诗眼。胡亮的思维是发散的，呈网状，网罗古今，网罗中西，网罗一切，但有时又是线性的，呈直线状。选择中国当代的某一时段，再选择这一时期的九位诗人：海子、骆一禾、方向、戈麦、顾城、麦可、马骅、余地、马雁，他们，唯有诗坛的生者尚记其名，芸芸众生早已不识九人者何人也，海子的诗句“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早已成为房地产商的广告词。他们若流星而逝，各自闪耀着零星的光。但胡亮却用诗魂、诗精神这条无形的线将他们紧紧串联。而掌控串联点又必须注意发现和运用细节。读威尔海姆·魏布林格，胡亮找到了写作此文的动因和灵感。从朱湘投江引出了其同乡小辈海子之死;由海子的遗书牵涉到诗人骆一禾。海子的死讯风传全国，浙江淳安的大男孩方向忍不住失声痛哭。戈麦为自己的人生设计了诗歌和小说“双向修远”的道路，创作让他选择了海子却又自觉地脱离，但在命运上又不自觉地重蹈海子的覆辙。胡亮说得精彩又痛心：“当诗神清点着自己的孩子，死神也清点着同一群孩子。”他把顾城给推了出来。顾城怎么想死，和谢烨又是怎么死的，已成历史悬案说不清道不明，但他们毕竟死了，毕竟也魂归故里。顾城之死显然不同于海子的卧轨，但轩然之波却铺天盖地，一位二十二岁的黑龙江哈尔滨的青年诗人麦可也被裹挟进来，他认为顾城之死是一种与诗无关的纯病态行为，他不知，到了1996年12月6日，马凡氏综合征也会收去他的魂灵……在诗人之死的这条主干线上，胡亮精心地挂上一个个金色的小果。他用简练之笔介绍诗人与诗歌的天然缘分以及与诗友、诗群渊薮;他用凄清之笔写下诗人因病、因祸、自杀夭亡的悲惨情景;他用精湛之笔默诵诗人不朽诗句;他用写史之笔对诗人进行点评……他评海子：“海子是自有新诗以来最有抱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种抱负的人物。他几乎将整个人类文化作为自己的背景，却又从未脱离过植根其中的那一小片冻土。他轻易就打通了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坚壁，通过一系列几乎无可挑剔的抒情诗，对农耕文化的式微致以不绝如缕的哀挽。这种哀挽导致了他的纯澈，同时也引发他对‘外部世界’的蔑眄，继而导致了他的暴烈。更为重要的是，海子放弃了自T·S·艾略特以来的现代主义的碎片传统，试图‘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人’。”胡亮已经不是就海子的一首诗而发声，而是将海子推上了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圣殿。胡亮盛赞骆一禾，说他俊朗、沉毅、开阔，富有为神圣之物而献身的精神。他说：“在海子的朝霞或曙光之中，骆一禾嵌入了适量的知性和乐感，所以在血涌之际，往往能够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控制。这看起来像是海子的弱化，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弱化正是耐性、美德和力量的表现。骆一禾的写作不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写作，神的命令和个人的义务都不会一边倒;天才的展现与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确立驱驰相竞，在清越的角逐中，后者逐渐占据上风。最能体现骆一禾这种卓越的平衡能力的，还在于他对古奥风格的追摹，异于寻常的词法和句法阻止了可能的油滑，这样，骆一禾绝不会将自己从那危乎高哉的悬崖之上跌将下去。”在胡亮和众诗人的心中，骆一禾是健康文学的标志，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诗人。胡亮再说方向：“方向对乡村一往而情深，他爱上了油菜、小麦、玉米、红薯和青草，听从鸟的教导，膜拜所有无知无识的石头，对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保持着足够的怵惕。到了后期，他在文字里不断加深着幽暗，增大着驳杂，并试图从幽暗和驳杂里透析出一派清明。换言之，他期待着渐渐臻于一种禅境。这些也不足为奇，让人击节赞叹的是，他的抒情轻易地实现了超现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混成，在冷却和激动之间转换自如，显示出不断灌浆的巨大可能：风格的成熟已经指日可待。”他指出了方向诗歌的题材、前后期以及成熟度。胡亮评说着麦可：“麦可的主导风格，乍一看，并未逸出浪漫主义的边城，这种浪漫主义，既保留着韵律的修饰与圣经的吹拂，又经过卡夫卡、兰波、西尔维娅、茨维塔耶娃、曼杰斯塔姆和布罗茨基的浸染，或可称之为变异浪漫主义。在麦可的初期写作中，灵感与激情的交织如此错综，往后则加了少量的经验，再往后，充盈着大块的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纯洁的抒情性，缓慢地让位于沉毅的担当性。”他道出了麦可诗歌的发轫、演化、变异与归宗。胡亮对于这九位年轻的诗人都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点评，但这九位，有六位自杀，两人病故，一人遇车祸而罹难，他们的升天使得当代诗坛明亮的天幕刹那间暗淡下来。 瑞典的一位作家对生成的基本要素有如下概述：官场不得意，婚姻不美满，最好离过婚，渴望爱情，却总是水中捞月。穷困潦倒，经常有饥寒交迫的感受。多病，一定是长期的失眠症患者，可能伴有轻中度的忧郁症。而俄罗斯作家扎米亚京则说：“真正的文字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这九位以及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而离世的年轻诗人们，对这两位外国作家的话，是懂还是不懂？他们中有还是没有？或许有，或许沾点边，或许绝缘，一切都已不重要，他们正在走在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但他们却很少有人知道或记住因信仰而献身的苏格拉底死前微笑着留下的那句话：“我就要离开你们去享福了。”大师陈寅恪能看懂王国维先生，似乎也能看透类似王先生离世之法的卓荤不群的后继之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起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上世纪1955年秋，在美国的旧金山“六画廊”，在肯尼斯·雷克斯罗思的主持下，“跨掉的一代”的年轻诗人们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诗歌朗诵会。金斯堡（金斯伯格的原译）朗诵了他的新作《嚎叫》，他的赤裸嚎叫将诗会推向戏剧性的高潮。这“嚎叫”不仅仅属于旧金山，它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更是历史的。若干年后，《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给金斯堡留下了位置和文字：“在《嚎叫》里，金斯堡运用了惠特曼式的澎湃起伏的长句，将超验世界同物质世界相联结，将神秘体验与城市中的苦痛相融合。他的诗挟着愤怒和激情，去冲破种种束缚。许多初出茅庐的诗人读了这首诗，感到金斯堡表现了——因此也打开了——以前不曾表现过的或者被正统文学否认的领域。《嚎叫》描写的是身陷现代城市生活的痛苦，这种折磨却又使受苦难者获得了一种超验的想象力，失败因此变成了神圣的经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诗人和文学者来说，谈到“垮掉的一代”，自然会想到金斯堡及其长诗《嚎叫》，想到杰克·凯鲁亚克及其小说《在路上》，再探深广处，则会有人戛然而止。但在学者胡亮的《两个金斯伯格》那里，一个不长的篇幅里，人们可以看到“垮掉的一代”的来龙去脉，其领军人物的个人风采和交往关系等等。胡亮运用一分为二法和分裂统一法，刻画出了金斯伯格的人生简史、双重性格、地位影响。在美國就曾出版过金斯伯格的两部传记，一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因父亲、哥哥皆是诗人，所以他初入诗道，有人说他是专业的，有人说他是业余的。他属于俄裔美国移民，人们称他为欧洲遗民，又是北美洲的拓荒者。受父母身份影响，尤其是母亲美国共产党员的直接影响，有人称他为资本主义的肉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心。但作者却认为，其母亲给金斯伯格遗留下破坏力之源的同时，也留下了创造暴力之诗、热血之诗、勇气之诗的想象之源。他是一位同性恋者，也是一位异性恋者。诗人认为，诗歌以及美学活动只能产生于吸食大麻的迷幻革命中，但他又买下樱桃谷农场，隔绝城市和毒品，躬行劳动，提倡静修。他在诗歌创作的巅峰期，终于走出欧洲传统的余绪，迎来了美国现代诗的新生。他于1972年，正式皈依佛教，法名达摩之狮。有人称他为嬉皮士，有人称他为东方的雅皮士。这就是两个金斯伯格。
1997年4月5日，金斯伯格因肝癌逝世，他的秘书鲍勃·罗森塔尔理智而风趣：“艾伦·金斯伯格也许是由爱欲和创造力相互结合的最快乐的一个典范。”而杰克·弗利则满怀深情和赞美：“勇敢的导师，老诗人呀，你有没有变成智慧的猫头鹰、力量的雄鹰、美丽的天鹅、一株向日葵、一片树叶、一缕阳光、一条在泥土里挖掘的蚯蚓？你有没有变为——不朽？”
胡亮诗情满怀，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来操纵诗论，他努力摆脱传统批评单一的陈腐的固化的乏味的语言体系的束缚，向媚俗的虚伪的文学批评作告别。全书皆论，无有他体，就连我喜欢的《回到帕米尔高原》， 也是以游为表为虚，以论为里为实。门还是虚掩着好，紧闭就会夜郎自大、唯我独尊;全开又会鱼龙相混、精芜杂生。虚掩有度，做一个逍遥的文化鉴别家。
美国的文学批评家马乔里·珀洛夫曾和颜悦色地谈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文学与批评：“威严可畏的文学祖父们，令人失望的文学父辈们，经济上的繁荣，社会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五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温文尔雅的文学。文学同美国生活所有的领域一样，其基本原则已经固定下来了。解释现实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方法，设计未来的各种蓝图，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肯定是有害的。这一时代需要的是熟练而恭谨的艺术匠人——新的形式主义者、新的批评家和文学官僚，这些人可以为老问题不断提供新的答案。”
中国文学新批评的希望就在胡亮一代人的身上。
责任编辑 乔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