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写了一封公开信，桔子水晶酒店的CEO吴海火了。不仅这封信得到了李克强的批示，他本人也因此被请进中南海进行座谈。
　　为着这段特殊的经历，不断有媒体对吴海进行采访。当然这封信也惊动了国外媒体。5月26日下午，《环球人物》记者见到吴海时，他刚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他们问我进中南海座谈‘是不是真的’？我说‘当然是了，这至少表明政府的态度：我们真的要这样做（简政放权）了！’”
　　“趁着没后悔发出来”
　　“我很清楚自己就是个小人物，这一段的热闹也将很快归于平静，但我相信，国家的许多进步都是在这样的平静中爆发出来的。”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出了吴海当初写这封信的初衷。
　　3月22日晚上，吴海像往常一样在公司看报表、浏览新闻，李克强总理两天前到工商总局视察并座谈简政放权的新闻，反复出现在他的眼前。“李克强总理对工商总局提出的要求，正是我创业这些年来碰到过的问题。我担心的是，改革目标非常好，政府的出发点也非常好，但这些要求地方会怎样执行？政策很好，能落地吗？我是不是可以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和建议说出来？”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按不回去了。”当夜凌晨1点多，吴海开始动笔，洋洋洒洒5000多字，一个多小时就写完了。文章里，他列举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比如“如果按地位排的话，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而私营企业则是私生子”;再比如“我们行业很怕‘三节’：端午、中秋、春节，那是我们缴纳‘特种税’的时段”……23日凌晨3点18分，吴海将这篇题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长文发到自己的公众账号上，随即将链接转到微信朋友圈里。他在附文中写道：“半夜写了篇文章，趁着没后悔发出来了。”
　　“真是一夜之间，我就火了。”这封信的点击量很快超过4万，各大微信公号和门户网站也争相转载;一些企业家甚至给吴海打电话，说信中所说的也是他们正经历的，这封信让他们看得泪流满面……如此高的关注度，让吴海始料未及。
　　现实中的反馈也接踵而至。公开信发出没几天，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的相关工作人员就找吴海了解情况，其他个别城市的行政管理及执法人员甚至找到他们辖区内的桔子酒店：“你们吴总说的不是我们吧？我们做的不是太过分吧？”
　　大约一周后，吴海接到国务院某部门的电话。刚开始，他以为自己说错了话，要被“请去喝茶”，谁知对方告诉他：“我们非常重视这封信，希望你能以正式的信函形式寄出来”，还强调不用刻意修改，“生动活泼点好”。于是，在保持信件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吴海对原文中的一些用词进行了微调，并将信寄给国务院，收件人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5月12日，吴海接到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有个会想请他来做发言。“国办在哪儿？”吴海问。对方说：“在中南海，从西北门进来。”吴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当时确实有些惊喜，要进中南海了！
　　5月14日，吴海走进了中南海。“那天，我到得比较早，本想拿手机拍张照作纪念，结果被警卫制止了。”吴海告诉记者，进入会议室时工作人员还在摆桌签，“我本以为自己会坐在角落，没想到是正中间的位置，对面是部委领导和北京市的领导。我被安排第一个发言，一共10分钟，也没准备讲稿，就畅所欲言了。类似‘政令不出中南海’‘处长执政’这样的话，也都直接说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结束后，吴海遗憾的是没在中南海院子里拍张照。
　　但事情还远未结束。“座谈会之后，一些部委的工作人员找到我，继续征询意见。我观察下来，有的问题他们的确不知道，有的问题他们知道，也出台了一些新的规定，堵住了一些灰色的区域。比如，我在信里提到，有时候两位客人入住酒店，其中一个没登记就悄悄溜上去了，一旦被查出，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罚款由执法人员随便定。这样规定的初衷，是考虑到不同城市消费水平的差异，但到了具体执行层面，灰色收入就出在自由裁定权上了。我问公安部的领导，为什么不直接将罚款金额定为房费的多少倍？据我所知，这个建议他们现在已经采纳了。”
　　当政协委员后的理解和转变
　　这趟“中南海经历”，让吴海对现状的改变更有了信心。但时间往前回溯几年，他还和大多数人一样，看到的更多是自己面临的困难。
　　1997年，吴海创办国内第一家提供酒店预订服务的商旅管理公司——商之行有限公司。2000年3月，他将公司卖掉，投身携程。此后，他又几度跳槽，直至2006年，在投资人和朋友的共同帮助下，创立了桔子水晶酒店。
　　经历多了，遇的坎儿自然也不会少。吴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么多年，我看到这个行业的很多问题，和各种人打过交道，黑暗面和腐败也看过不少。所以，在进政协以前，我对政府也存在疑问，心里的不信任甚至比别人还多。”
　　“2011年刚加入政协时，想法很简单，就是能多认识人，日后企业受委屈了，能有个地方说出来。”可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吴海发现自己最初的认识有问题，“这些官员的能力水平都很高，政府的办事体系也很有效。就是街道组织个会议，也一定比企业强，因为他们不敢也不能出错，出了错是要负责任的。”吴海给《环球人物》记者打了个比方：“同样是花1万元办事，政府一定是精打细算，花得刚刚好;私企可能只求差不多就成，想尽量少花钱;而外企要找顾问公司、找中介，最后也许得花5万才能把这事办了。花钱也是门艺术。” 　　在东城区当政协委员的4年中，吴海共提交了3份提案，其中一个提案的主题是“如何建立中国国家品牌”。“在政协，每个提案都有工作人员负责跟进。这个提案提交后，相关人员会多次和我讨论如何落实，‘从国家层面很难实施，不如我们缩小范围来做东城区的品牌。’”工作人员将每一步的计划都列得清清楚楚，觉得满意后，吴海在提案结案书上签字，“他们不落实，我就没法签字。我不签字，就会影响这个部门或者政府官员的考核。所以，很多事情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吴海说，正是因为看到了真相，他才越来越敢说，也愿意把自己看到的问题说出来。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环球人物》：您很早就对公开信上提到的问题进行过思考，为什么现在才写出来？
　　吴海：时机问题吧。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体系都不是完美的。我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确实有不足之处，但将现在和三四十年前对比，你就知道我们的成就有多大。单纯的抱怨和唱反调没有任何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说出一些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可以帮国家做点事，我当然愿意。我做企业那么多年，知道企业的困难、问题在哪儿，既然基层的一些情况政府可能不了解，我就应该告诉他们，给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环球人物》：为何会出现政策制定部门对基层情况不了解的现象？
　　吴海：我觉得是因为制定政策的人员构成不是特别合理。有些专家学者依靠自己的学识，能从宏观方面对政策有很好的把握，对微观的了解就没那么全面了。李克强总理说，由端菜变为群众点菜，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值得我们仔细思索。菜好不好吃，最清楚的是吃菜的企业和掌勺的大厨（行政审批人员），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制定菜谱（政策）、研究菜谱的专家。因此，最合理的是让坐在办公室制定菜谱的领导、掌勺的行政审批人员，以及吃菜的企业共同参与“做菜”。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参与，让他们敢说并提出建议。
　　《环球人物》：企业家是否也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吴海：当然应该。不能以一种极端的心态去看问题，甚至将自己的错也归结到政府身上。任何事情都有好坏两面，但现在社会有些浮躁，大家普遍缺少甄别能力。举个例子，我们公司在南京的分店正对着一条街，街上很多小商贩，每天晚上他们一出摊，酒店门口就被堵住了，客人进不来。我找到城管，他们说得也有道理，他们总不可能24小时派人帮我值守吧。没办法，我就在微博上说，要去找那些小贩们理论。那天，我的手刚放到小贩挂衣服的架子上，他就大喊“打人了”！幸亏我不是城管，旁边有很多网友拍照、围观，有证据。那政府会犯错吗？当然会，可能还不少。但政府绝对不会鼓励你去做错事。而且，又有哪个政府是没毛病的呢？就拿行政审批来说，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要想在美国开一家酒店，层层审批下来，花上一年多都算好的。大家现在对政府的要求太高，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老百姓会说，“你看美国做得多好”，政府做得好的地方，却没人这样比了。
　　《环球人物》：所以您觉得我国政府的管理水平其实是很高的？
　　吴海：相比之下，我国政府的管理已经很合理。试想一下，有哪个国家能把13亿人口从那么贫穷的状态带到今天这样？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政府部门里很多人的管理水平其实是很高的。比如，我曾经从体制内挖了一个局长到公司做副总，他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一个务虚会。务虚会可能是共产党特有的一种会议，放到企业，实际上就是头脑风暴的战略会。正是因为那次会，我才发现，公司里原来有那么多人才。另外，我们成立了总裁办，每个月会定期开班子会。会上讨论通过的事情，由总裁办执行。
　　《环球人物》：您是把党的管理体系搬到自己公司了？
　　吴海：在我看来，共产党的管理体系是全世界最合理的。中国是个13亿人的大“公司”，共产党能把这个“公司”领导成这样，无论从决策流程还是监督体系上，都是非常严格的。这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你看我们的执行力，大地震的时候，一声令下，全都上了。包括现在的反腐，力度多大！
　　《环球人物》：您的思考经常超乎企业家的范畴，会觉得自己是个公知吗？
　　吴海：现在的很多公知都是抱怨政府，我不是。我觉得我也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爱国者，国家好的地方我喜欢，不好的地方我也不喜欢，但我会给出建议。硬币的两面，我都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