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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这么多饥饿和贫困，人们很自然要责怪银行家们并迁怒于美国银行业中最伟大的名字。”
1933年四月的一天中午，摩根财团高级合伙人、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拉塞尔•莱芬韦尔邀请沃尔特•李普曼共进午餐，商讨如何为罗斯福结束金本位提供舆论上的支持。莱芬韦尔对李普曼说：“沃尔特，你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再也担负不起把自己束缚在金本位上的后果。在这之后，也许罗斯福就能够采取行动。”李普曼的专栏见报的第二天，罗斯福公开主张结束使用黄金，让美元与金本位脱钩。
这是摩根财团第二次与联邦政府就黄金问题展开合作。上一次是在1895年，当时老摩根联手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承销了6500万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黄金债券，成功筹得350万盎司的黄金，从而一举拯救了濒于崩溃边缘的美国金本位制。
虽然此前罗斯福已经否决了对莱芬韦尔财政部长的任命，摩根财团的高级合伙人们还是认为，凭借自身的金融实力，绵密的政经关系网和对新政府的主动“示好”，他们在整个二十年代与共和党政府的亲密关系将会在罗斯福治下得到延续。
他们大错特错。一场风暴正在袭来，即将把他们从荣誉和权势的宝座上打翻在地。一场旷日持久举世瞩目的官司不仅将使摩根财团丑闻缠身，还将令他们面临分拆的命运。
“科佩拉听证会”
1929年10月下旬，当杰克•摩根从苏格兰打松鸡归来的时候，成千上万破产的小民正在华尔街上奔走呼号，其中一些人不惜跳楼自杀以宣泄自己的绝望之情。此时，杰克•摩根的超级游艇即将在缅因州的巴斯市试水，工人们正忙忙碌碌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摩根家的游艇都以海盗命名，到杰克•摩根时，已经是海盗四号了。四年后，愤怒的人们纷纷咒骂摩根财团为“华尔街的海盗”，令摩根家族的游艇的名号充满了宿命的色彩。然而在当时，华尔街的风暴似乎没有给摩根家的惬意生活带来一丝一毫的阴影。
那年的圣诞夜，杰克•摩根和15个孙子孙女在马蒂尼科克角渡过了一个温馨的夜晚，尽享天伦之乐的杰克愉快地看着嬉戏打闹的孙儿辈们，称他们为“我在农场上看到的一群小猪”。他已经开始憧憬新年的项目了，那就是和他的朋友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兰德一起乘海盗四号去巴勒斯坦度假。
在一如既往的荣华富贵和表面的平静之下，一个风暴眼正在形成，虽然在起初，它只不过像远在天边的一个小黑点。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针对华尔街的调查最初是由摩根财团的亲密朋友胡佛总统发动的，其最初的靶标并非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而是他心目中破坏股市稳定的“大量抛空”者。胡佛认定这些空头投机家身后有着民主党的恶毒势力，而民主党操纵股市的目的，是为了羞辱他复兴经济的努力和谋求连任的企图。
1932年初，胡佛总统要求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开始对卖空行为进行调查。
调查的头几个月一无所获，胡佛总统揪出“民主党黑手”的努力成了报界嘲笑的题材。包括摩根财团合伙人在内的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私下里都讥讽胡佛的偏执和臆想症。
然而，调查虽然在揭露民主党的阴谋方面没有进展，但却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到20年代。不少股票联营基金是做空的主力，当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被纳入听证范围后，人们逐渐发现，他们的操纵市场的手法大致相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手法中的大部分均发端于投机盛行的20年代。
关于1929年的惨痛回忆重被勾起，随着听证会的深入，公众的情绪犹如愤怒的葡萄一样在一天天膨胀。一个“寻找罪人”的逻辑链日益清晰起来：眼下的大萧条是由大崩溃引发的，大崩溃则是华尔街的不法之徒蓄意操纵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此前所认定的由于人们的贪婪而招致的惩罚。
大多数联营基金是由银行发起成立的，然而当公众要求有人为1929年发生的事情道歉时，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不愿承担这个责任。相反，他们希望胡佛的下台能够让这出他们眼中的“复仇”闹剧就此打住。
怀抱着这个目的，摩根财团高级合伙人拉塞尔•莱芬韦尔1932年夏末和当选呼声日高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进行了交流。莱芬韦尔说：“银行家们实际上不能对1927-1929年发生的事情负责，有责任的是政治家们；既然如此，为什么银行家要做虚假的认罪呢？”罗斯福冷冷回应道：“我希望银行家能向我承认，在1927至1929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舞弊行为，并能看到银行家们现在全心全意支持防止这种状况重演的措施。”罗斯福在私下里曾对助手说过，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就是不能和23绑在一起。”华尔街23号是摩根银行所在地。
罗斯福的冷峭预告了华尔街银行家黯淡的前景，但真正熄灭掉他们头上光环的是一个来自意大利西西里的小个子，53岁的前地区检察官助理费迪南德•佩科拉。由于他的出现，针对华尔街的听证会自此后被称为“佩科拉听证会”。
多米诺骨牌
1933年1月，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任命佩科拉为听证会律师。在罗斯福宣誓就职之前，佩科拉就已开始发动强有力的攻势，国民城市银行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佩科拉经过调查发现，国民城市银行在20年代通过1900多名推销员将大量高风险的拉丁美洲债券推销给大众，而此前银行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些国家内部问题的评估报告。更为恶劣的是，该银行还把发放的问题贷款加以证券化，然后通过自己的证券公司卖给投资者。储蓄与证券之间的防火墙已然坍塌。
比国民城市银行更肆意践踏储蓄与投机界线的是大通银行。其董事长艾伯特•威金通过做空大通的股票狂赚了几百万美元，而他进行这场投机所需的资金是从大通银行借贷得来，数额前后高达800万美元。
这些发现犹如地震，颠覆了了人们对华尔街的信任，所谓的自由市场自律的神不过是巧取豪夺的海盗。卡特•格拉斯，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银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始作俑者，在当时说了一个著名的笑话：“我的州里有一个银行家试图与一个白种女人结婚，结果人们对他处以私刑。”
面对群情激愤，上任伊始的罗斯福敦促参院银行委员会进行一个更为全面的调查，以查清“恶劣银行行为的所有影响。”在对那些公众银行进行了猛烈攻击后，佩科拉将枪口对准了那些“自己制定规则而不受任何检查”的私人银行。摩根财团首当其冲，考虑到他们的财富和权势，以及在美国银行界盘根错节的关系，指望他们会独善其身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在对国民城市银行的调查中，摩根财团的连带问题已经露出冰山一角——摩根为了维系国民诚实银行与谷物交易银行的合并而提供的1200万美元的贷款，超出了摩根净资产5%的这一法定上限，而其后合并失败造成的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储户的利益。
逃税者和行贿者
为了应对佩科拉的听证会，杰克•摩根及其高级合伙人进行了三个月的充分准备。听证会前一天，摩根一行和他们的律师团住进了卡尔顿饭店2000美元一天的套间。当天晚上，律师特意和66岁、此前鲜有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杰克进行了预演。
5月23日上午10点，一场世纪审判上演了。杰克•摩根穿着做工精细的三件套西装，金表链露在外面，在一片闪光灯下镇静地走进听证会场。历史学家威廉•吕赫坦贝格后来追述道：“在听证席上，摩根像是从狄更斯笔下的账房中复活过来的。”的确如此，除了衣着比较老派外，杰克•摩根的开场发言也比较老套，犹如老摩根当年在老罗斯福时代听证会上言辞的翻版。他大谈人格是信誉的基础，以及摩根的信条就是以“第一流的方式从事第一流的业务。”
很快，这些华丽的词藻就在佩科拉抛出的重磅炸弹面前灰飞烟灭了。佩科拉指责杰克1931年、1932年和1933年没有缴纳所得税，摩根的所有20个合伙人在1931年和1932年也分文未缴。此外，在前财政部长助理帕克•吉尔伯特于1931年初成为摩根合伙人后，摩根财团在该年申报了因投资股票而导致的3100万美元的资产亏损。
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杰克和他的合伙人们并没有违法，而是在“聪明”地避税——用资产亏损来冲销收入。然而，这种在大萧条年代回避纳税的行为，以及吉尔伯特加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在前财政部官员指导下明目张胆钻法律空子，将摩根财团的银行家们置于一个相当难堪的境地。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用“逃税者”来形容杰克•摩根和他的合伙人。
更致命的打击接踵而来，这一次，麻烦出在摩根财团的股票承销“优惠客户”名单上。一般而言，股票承销商除了将股票承销给股票经纪人之外，一般都会把一部分股票作为承销费用的一部分保留在自己手上，之后视行情决定沽出与否。这是华尔街的惯常做法，不同寻常的是这些股票的流向。佩科拉的调查表明，摩根财团保留的承销股票大多流向了一些特殊的被称为“优惠客户”的人士手中。
在1920年代的美国股市，鲜有发行后不溢价的股票。而拥有金字招牌的摩根财团的承销更是股价飞涨的保证。说白了，这些按一级市场价格卖给关系户的股票就是直截了当的馈赠：那些按75美元一股出售给“朋友们”的股票很快可以卖到99美元。考虑到摩根财团通常留在手中的承销股票的规模和一、二级市场的差价，人们大致可以猜出这些“优惠客户”经常能得到的实惠有多少。
摩根财团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行贿者”的说法瞬间沸沸扬扬。在经过最初的慌乱后，摩根的合伙人们一口咬定他们选定出售对象的标准是“那些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能够经受得起风险的人，不管这种风险有多大。”换言之，之所以不选择小客户，是为了不让他们“蹈入险境”，因为股市如赌场，有赔有赚。
然而佩科拉得到的摩根银行的通信记录却诉说着另外的故事。比如1929年摩根的一位合伙人在写给威廉•伍丁的信中说：“我相信这种股票在市场将卖到35-37美元一股。我们按20美元一股为你保留了1000股，如果你愿意要的话。这些股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随时可以将其出售。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在这方面我们一直是想着你的……”
如果说这封信还只是略嫌“暧昧”的话，接下来公布的信件则充满了“赤裸裸”的酬劳知情：“今天早上我想到要向你询问，在我们分配普通股时是否也分了一些给弗雷德里克•施特劳斯。他在去华盛顿九股票发行问题作证一事上对我们帮助非常之大，并且做出了相当的牺牲……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事实上，致力于提升与政界朋友们的“友谊”一直是摩根家族的传统。杰克•摩根的父亲约翰•皮尔蓬特•摩根就喜欢通过政治捐赠等形式表达对自己青睐的政治人物的支持，以换取他们上任后的以政策性倾斜为形式的“回馈”。
在1876年的总统选举中，约翰•皮尔蓬特•摩根、德雷克赛尔还有其他银行合伙人各向共和党候选人海斯捐赠了5000美元。摩根还以他父亲的名义又捐助了5000美元，尽管后者对这种将银行业与政治混起来的做法感到不舒服。摩根向其父亲解释说，这样的捐赠“对未来的银团业务和业务上的便利是最有利的。”
的确如此，海斯就任总统后便任命了这些银行家们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为财政部长，该部长也不负众望，不断为他们发放允许额度内最大的贷款许可。
之后，摩根每次去华盛顿，都会去见见“他们的”财政部长，并拜访总统，那怕只是匆匆打个招呼。此外，让政府的公仆们从给摩根银行提供的“友好的帮助”中获得“合适的报酬”也成了通例。
在新政的岁月里，这样的通例成了公众宣泄愤怒的目标。更令人不快的是，“优惠客户”名单的披露甚至开始危及到新政自身的合法性：那个在1929年接受好处的威廉•伍丁，如今刚刚成为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前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也是“客户”之一，如今他作为参议员是佩科拉委员的成员，真是情何以堪！
分拆
1931年，哈佛行政法学教授、未来的最高大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写给《新共和》杂志编辑布鲁斯•布利文的信中说：“我认为，支持现行体制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对成功的崇拜和我们对于金融交易救星的信仰。”
到了1933年6月，这样的信仰已经荡然无存了。
摩根财团始终觉得自己在代人受过。这么说也不无几分道理，不管摩根进行过什么“不道德的交易”，他们从来没有将储蓄和证券业务相混淆，既没有把呆账包装成债券推销给投资者，也没有借款给投资者来买自己经营的证券。然而，摩根财团必须被拆分，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愤，如莱芬韦尔所言：“有着这么多饥饿和贫困，人们很自然要责怪银行家们并迁怒于美国银行业中最伟大的名字。”
汹涌的舆情和及时撇清与摩根干系的需求促使罗斯福尽快“痛下杀手”，将摩根财团加以肢解，以示对其丑行的惩罚。
1933年6月16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由罗斯福签字生效。此后，银行或者从事存贷款业务，或者从事证券买卖，但不能同时从事两者。摩根财团必须作出抉择，是从事存款银行业务，还是做投资银行业务。
1935年8月，摩根的主要合伙人在缅因州的一个小岛农场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继续保持存款银行不变，但分离出一部分成立一家完全独立的投资银行，叫摩根斯坦利，主要的合伙人是杰克的小儿子哈里和哈罗德•斯坦利。
摩根合伙人的初衷是有朝一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撤销的时候，摩根斯坦利能重回摩根家庭，双方重组为摩根财团。这个梦永远没有实现。摩根斯坦利的投行业务越做越大，风头很快盖过摩根银行，被人称作“大摩”。至于摩根银行，当它再次操练股票承销等投行业务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1933年四月的一天中午，摩根财团高级合伙人、美国前财政部长助理拉塞尔•莱芬韦尔邀请沃尔特•李普曼共进午餐，商讨如何为罗斯福结束金本位提供舆论上的支持。莱芬韦尔对李普曼说：“沃尔特，你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再也担负不起把自己束缚在金本位上的后果。在这之后，也许罗斯福就能够采取行动。”李普曼的专栏见报的第二天，罗斯福公开主张结束使用黄金，让美元与金本位脱钩。
这是摩根财团第二次与联邦政府就黄金问题展开合作。上一次是在1895年，当时老摩根联手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承销了6500万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黄金债券，成功筹得350万盎司的黄金，从而一举拯救了濒于崩溃边缘的美国金本位制。
虽然此前罗斯福已经否决了对莱芬韦尔财政部长的任命，摩根财团的高级合伙人们还是认为，凭借自身的金融实力，绵密的政经关系网和对新政府的主动“示好”，他们在整个二十年代与共和党政府的亲密关系将会在罗斯福治下得到延续。
他们大错特错。一场风暴正在袭来，即将把他们从荣誉和权势的宝座上打翻在地。一场旷日持久举世瞩目的官司不仅将使摩根财团丑闻缠身，还将令他们面临分拆的命运。
“科佩拉听证会”
1929年10月下旬，当杰克•摩根从苏格兰打松鸡归来的时候，成千上万破产的小民正在华尔街上奔走呼号，其中一些人不惜跳楼自杀以宣泄自己的绝望之情。此时，杰克•摩根的超级游艇即将在缅因州的巴斯市试水，工人们正忙忙碌碌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摩根家的游艇都以海盗命名，到杰克•摩根时，已经是海盗四号了。四年后，愤怒的人们纷纷咒骂摩根财团为“华尔街的海盗”，令摩根家族的游艇的名号充满了宿命的色彩。然而在当时，华尔街的风暴似乎没有给摩根家的惬意生活带来一丝一毫的阴影。
那年的圣诞夜，杰克•摩根和15个孙子孙女在马蒂尼科克角渡过了一个温馨的夜晚，尽享天伦之乐的杰克愉快地看着嬉戏打闹的孙儿辈们，称他们为“我在农场上看到的一群小猪”。他已经开始憧憬新年的项目了，那就是和他的朋友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兰德一起乘海盗四号去巴勒斯坦度假。
在一如既往的荣华富贵和表面的平静之下，一个风暴眼正在形成，虽然在起初，它只不过像远在天边的一个小黑点。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针对华尔街的调查最初是由摩根财团的亲密朋友胡佛总统发动的，其最初的靶标并非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而是他心目中破坏股市稳定的“大量抛空”者。胡佛认定这些空头投机家身后有着民主党的恶毒势力，而民主党操纵股市的目的，是为了羞辱他复兴经济的努力和谋求连任的企图。
1932年初，胡佛总统要求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开始对卖空行为进行调查。
调查的头几个月一无所获，胡佛总统揪出“民主党黑手”的努力成了报界嘲笑的题材。包括摩根财团合伙人在内的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私下里都讥讽胡佛的偏执和臆想症。
然而，调查虽然在揭露民主党的阴谋方面没有进展，但却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到20年代。不少股票联营基金是做空的主力，当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被纳入听证范围后，人们逐渐发现，他们的操纵市场的手法大致相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手法中的大部分均发端于投机盛行的20年代。
关于1929年的惨痛回忆重被勾起，随着听证会的深入，公众的情绪犹如愤怒的葡萄一样在一天天膨胀。一个“寻找罪人”的逻辑链日益清晰起来：眼下的大萧条是由大崩溃引发的，大崩溃则是华尔街的不法之徒蓄意操纵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此前所认定的由于人们的贪婪而招致的惩罚。
大多数联营基金是由银行发起成立的，然而当公众要求有人为1929年发生的事情道歉时，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不愿承担这个责任。相反，他们希望胡佛的下台能够让这出他们眼中的“复仇”闹剧就此打住。
怀抱着这个目的，摩根财团高级合伙人拉塞尔•莱芬韦尔1932年夏末和当选呼声日高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进行了交流。莱芬韦尔说：“银行家们实际上不能对1927-1929年发生的事情负责，有责任的是政治家们；既然如此，为什么银行家要做虚假的认罪呢？”罗斯福冷冷回应道：“我希望银行家能向我承认，在1927至1929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舞弊行为，并能看到银行家们现在全心全意支持防止这种状况重演的措施。”罗斯福在私下里曾对助手说过，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就是不能和23绑在一起。”华尔街23号是摩根银行所在地。
罗斯福的冷峭预告了华尔街银行家黯淡的前景，但真正熄灭掉他们头上光环的是一个来自意大利西西里的小个子，53岁的前地区检察官助理费迪南德•佩科拉。由于他的出现，针对华尔街的听证会自此后被称为“佩科拉听证会”。
多米诺骨牌
1933年1月，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任命佩科拉为听证会律师。在罗斯福宣誓就职之前，佩科拉就已开始发动强有力的攻势，国民城市银行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佩科拉经过调查发现，国民城市银行在20年代通过1900多名推销员将大量高风险的拉丁美洲债券推销给大众，而此前银行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些国家内部问题的评估报告。更为恶劣的是，该银行还把发放的问题贷款加以证券化，然后通过自己的证券公司卖给投资者。储蓄与证券之间的防火墙已然坍塌。
比国民城市银行更肆意践踏储蓄与投机界线的是大通银行。其董事长艾伯特•威金通过做空大通的股票狂赚了几百万美元，而他进行这场投机所需的资金是从大通银行借贷得来，数额前后高达800万美元。
这些发现犹如地震，颠覆了了人们对华尔街的信任，所谓的自由市场自律的神不过是巧取豪夺的海盗。卡特•格拉斯，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银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始作俑者，在当时说了一个著名的笑话：“我的州里有一个银行家试图与一个白种女人结婚，结果人们对他处以私刑。”
面对群情激愤，上任伊始的罗斯福敦促参院银行委员会进行一个更为全面的调查，以查清“恶劣银行行为的所有影响。”在对那些公众银行进行了猛烈攻击后，佩科拉将枪口对准了那些“自己制定规则而不受任何检查”的私人银行。摩根财团首当其冲，考虑到他们的财富和权势，以及在美国银行界盘根错节的关系，指望他们会独善其身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在对国民城市银行的调查中，摩根财团的连带问题已经露出冰山一角——摩根为了维系国民诚实银行与谷物交易银行的合并而提供的1200万美元的贷款，超出了摩根净资产5%的这一法定上限，而其后合并失败造成的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储户的利益。
逃税者和行贿者
为了应对佩科拉的听证会，杰克•摩根及其高级合伙人进行了三个月的充分准备。听证会前一天，摩根一行和他们的律师团住进了卡尔顿饭店2000美元一天的套间。当天晚上，律师特意和66岁、此前鲜有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杰克进行了预演。
5月23日上午10点，一场世纪审判上演了。杰克•摩根穿着做工精细的三件套西装，金表链露在外面，在一片闪光灯下镇静地走进听证会场。历史学家威廉•吕赫坦贝格后来追述道：“在听证席上，摩根像是从狄更斯笔下的账房中复活过来的。”的确如此，除了衣着比较老派外，杰克•摩根的开场发言也比较老套，犹如老摩根当年在老罗斯福时代听证会上言辞的翻版。他大谈人格是信誉的基础，以及摩根的信条就是以“第一流的方式从事第一流的业务。”
很快，这些华丽的词藻就在佩科拉抛出的重磅炸弹面前灰飞烟灭了。佩科拉指责杰克1931年、1932年和1933年没有缴纳所得税，摩根的所有20个合伙人在1931年和1932年也分文未缴。此外，在前财政部长助理帕克•吉尔伯特于1931年初成为摩根合伙人后，摩根财团在该年申报了因投资股票而导致的3100万美元的资产亏损。
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杰克和他的合伙人们并没有违法，而是在“聪明”地避税——用资产亏损来冲销收入。然而，这种在大萧条年代回避纳税的行为，以及吉尔伯特加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在前财政部官员指导下明目张胆钻法律空子，将摩根财团的银行家们置于一个相当难堪的境地。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用“逃税者”来形容杰克•摩根和他的合伙人。
更致命的打击接踵而来，这一次，麻烦出在摩根财团的股票承销“优惠客户”名单上。一般而言，股票承销商除了将股票承销给股票经纪人之外，一般都会把一部分股票作为承销费用的一部分保留在自己手上，之后视行情决定沽出与否。这是华尔街的惯常做法，不同寻常的是这些股票的流向。佩科拉的调查表明，摩根财团保留的承销股票大多流向了一些特殊的被称为“优惠客户”的人士手中。
在1920年代的美国股市，鲜有发行后不溢价的股票。而拥有金字招牌的摩根财团的承销更是股价飞涨的保证。说白了，这些按一级市场价格卖给关系户的股票就是直截了当的馈赠：那些按75美元一股出售给“朋友们”的股票很快可以卖到99美元。考虑到摩根财团通常留在手中的承销股票的规模和一、二级市场的差价，人们大致可以猜出这些“优惠客户”经常能得到的实惠有多少。
摩根财团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行贿者”的说法瞬间沸沸扬扬。在经过最初的慌乱后，摩根的合伙人们一口咬定他们选定出售对象的标准是“那些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能够经受得起风险的人，不管这种风险有多大。”换言之，之所以不选择小客户，是为了不让他们“蹈入险境”，因为股市如赌场，有赔有赚。
然而佩科拉得到的摩根银行的通信记录却诉说着另外的故事。比如1929年摩根的一位合伙人在写给威廉•伍丁的信中说：“我相信这种股票在市场将卖到35-37美元一股。我们按20美元一股为你保留了1000股，如果你愿意要的话。这些股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随时可以将其出售。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在这方面我们一直是想着你的……”
如果说这封信还只是略嫌“暧昧”的话，接下来公布的信件则充满了“赤裸裸”的酬劳知情：“今天早上我想到要向你询问，在我们分配普通股时是否也分了一些给弗雷德里克•施特劳斯。他在去华盛顿九股票发行问题作证一事上对我们帮助非常之大，并且做出了相当的牺牲……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事实上，致力于提升与政界朋友们的“友谊”一直是摩根家族的传统。杰克•摩根的父亲约翰•皮尔蓬特•摩根就喜欢通过政治捐赠等形式表达对自己青睐的政治人物的支持，以换取他们上任后的以政策性倾斜为形式的“回馈”。
在1876年的总统选举中，约翰•皮尔蓬特•摩根、德雷克赛尔还有其他银行合伙人各向共和党候选人海斯捐赠了5000美元。摩根还以他父亲的名义又捐助了5000美元，尽管后者对这种将银行业与政治混起来的做法感到不舒服。摩根向其父亲解释说，这样的捐赠“对未来的银团业务和业务上的便利是最有利的。”
的确如此，海斯就任总统后便任命了这些银行家们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为财政部长，该部长也不负众望，不断为他们发放允许额度内最大的贷款许可。
之后，摩根每次去华盛顿，都会去见见“他们的”财政部长，并拜访总统，那怕只是匆匆打个招呼。此外，让政府的公仆们从给摩根银行提供的“友好的帮助”中获得“合适的报酬”也成了通例。
在新政的岁月里，这样的通例成了公众宣泄愤怒的目标。更令人不快的是，“优惠客户”名单的披露甚至开始危及到新政自身的合法性：那个在1929年接受好处的威廉•伍丁，如今刚刚成为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前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也是“客户”之一，如今他作为参议员是佩科拉委员的成员，真是情何以堪！
分拆
1931年，哈佛行政法学教授、未来的最高大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在写给《新共和》杂志编辑布鲁斯•布利文的信中说：“我认为，支持现行体制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对成功的崇拜和我们对于金融交易救星的信仰。”
到了1933年6月，这样的信仰已经荡然无存了。
摩根财团始终觉得自己在代人受过。这么说也不无几分道理，不管摩根进行过什么“不道德的交易”，他们从来没有将储蓄和证券业务相混淆，既没有把呆账包装成债券推销给投资者，也没有借款给投资者来买自己经营的证券。然而，摩根财团必须被拆分，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愤，如莱芬韦尔所言：“有着这么多饥饿和贫困，人们很自然要责怪银行家们并迁怒于美国银行业中最伟大的名字。”
汹涌的舆情和及时撇清与摩根干系的需求促使罗斯福尽快“痛下杀手”，将摩根财团加以肢解，以示对其丑行的惩罚。
1933年6月16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由罗斯福签字生效。此后，银行或者从事存贷款业务，或者从事证券买卖，但不能同时从事两者。摩根财团必须作出抉择，是从事存款银行业务，还是做投资银行业务。
1935年8月，摩根的主要合伙人在缅因州的一个小岛农场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继续保持存款银行不变，但分离出一部分成立一家完全独立的投资银行，叫摩根斯坦利，主要的合伙人是杰克的小儿子哈里和哈罗德•斯坦利。
摩根合伙人的初衷是有朝一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撤销的时候，摩根斯坦利能重回摩根家庭，双方重组为摩根财团。这个梦永远没有实现。摩根斯坦利的投行业务越做越大，风头很快盖过摩根银行，被人称作“大摩”。至于摩根银行，当它再次操练股票承销等投行业务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