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肥胖是否一种疾病还在被讨论的时候，腰围却正在改变中国。一部分中国人先胖起来了，“先胖”带“后胖”的趋势，也正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以及城郊结合部蔓延。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中国还并不能承受肥胖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医疗负担；更糟糕的是，被寄予“少年强则国强”的中国少年的肥胖情况，可能比成年人更加糟糕……
　　严肃告诉我们要关注中国腰围的是两个从事咨询行业的英国人：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和马修.格莱博（Matthew Crabbe）。“肥胖正在影响中国的消费市场。”为了通过腰围这面透镜观察到更多的中国肥胖问题，《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其中一位作者马修·格莱博。
　　中国的富裕阶层先胖了
　　《瞭望东方周刊》：肥胖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引起你们的关注？
　　马修.格莱博：保罗和我向我们的客户提供社会变革以及可以影响市场的一些量化数据。我们从这些数据中看出中国日趋严重的肥胖问题，我们的客户当然也看出这一问题会影响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以上两点促使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随着客户对此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我们也寻找到更多的数据，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写成文章，这也就是这本书的基础。
　　中国的肥胖问题已经持续多年发酵，我们一直跟踪社会的最新变化。这些变化有潜力去影响消费市场的增长，影响在中国运营的公司的未来盈利。肥胖问题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更关注其影响的深远性。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统计的数据中，中国的哪些人先胖起来了？
　　马修.格莱博：我们发现中国最快变胖、变得最胖的人群，是城市中相对富裕的阶层，这一现象在年轻一代更加明显。不过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富裕家庭孩子的肥胖问题，现在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
　　《瞭望东方周刊》：其他的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马修.格莱博：上述情况屡次出现在其他近年来经济高增长的国家中，例如印度、墨西哥、巴西。但是，在美国和欧洲，肥胖这一问题更集中在贫穷的社会阶层。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在书中认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中国肥胖的问题。城市发展为肥胖带来了哪些影响因素？
　　马修.格莱博：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也将过去无法触手可及的物品带入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食物。超市、大规模集市遍及城市各个角落，包括快餐店在内的各类餐馆也泛滥了，让人们更多地暴露在高热量的食物（含有更多的糖分和调味品）中。
　　城市已经膨胀，越来越多的人追逐“城市生活方式”，这意味着更多的人生活、工作在城市环境中。更多家庭涌入城市挣钱，摆脱农村的低收入状态。他们变得富有，有能力买那些过去难以买到的食物，并且深陷美食之中。
　　从“饥荒”到“饕餮”
　　《瞭望东方周刊》：城市化过程中人变胖是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通病？中国的肥胖化过程与美国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马修.格莱博：在美国，穷人总是买最便宜的食物，还有重重加工过的食物，包括垃圾食品。在中国，我们发现城市人口的收入迅速增长，但食品价格没有同样的增幅。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食物变得便宜了，这导致人们不仅吃更多的食物，还吃更贵的、多次加工的食物。他们更多地在餐馆就餐，摄入大量酱油。
　　这还引发了严重的食物浪费现象，人们总是点得多吃得少。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也完成了从“饥荒”到“饕餮”的转变。人们迅速剥离过去基本的饮食需求，沉溺于曾经无法获取的丰富食物资源中，无法自拔。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变化是否中国快速肥胖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修.格莱博：就像我之前说的，更多的食物选择和资源，引诱人们去吃不曾吃过或吃不起的美食，这就导致了他们对美食越来越上瘾。要吃遍天下美食的欲望让人们渐渐失去控制食量的能力，饮食量大大增加。
　　在中国的餐馆，人们点一桌子菜大家一起吃，不像是在西方，人们各点各的食物。因此中国人很难知道自己是否吃到了正常的食量。菜一盘盘端上来，摆在你面前的美食诱惑就越来越多，你就不停地吃，这样就增加了过度饮食的可能性。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们关于中国行业的行业研究报告中，有很多是关于食物、饮料、调味料甚至是药物等产品的研究，这些“作料”在加速中国肥胖的过程中是什么角色？
　　马修.格莱博：为了加重口感，中国餐馆在菜中放入超出常量的酱料，导致糖、脂肪、盐、味精超标。这些作料无法看见，人们就难以控制摄入量，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吃的这道菜中究竟有多少糖、脂肪、盐和味精。
　　这种因果关系同样适用于从商店里买的食物。人们越来越多地购买加工食品，却不知其中加了多少调料，也更无法知道自己摄入了多少。因此人们会觉得他们吃的东西没有过量，却不知道他们摄入的食物中，有多少会导致超重或肥胖。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说过度饮食而不是饮食结构对中国迅速肥胖起了更大的作用？
　　马修.格莱博：我觉得，中国人过去习惯在一天中吃一些零食作为加餐，这是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但是如今，虽然中国人不怎么吃加餐了，他们的正餐摄入量还是增加了。
　　此外，零食也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豆类、水果干、坚果，演变为过度调味、油炸、加工的食物（肉的量也大大增加），于是从这些零食中摄取的脂肪就增加了。就是这种细微的饮食结构改变渐渐累积起来，导致了当前状况：中国人摄入越来越多的脂肪与糖分，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尽管他们一天中没有持续进食，但是每顿饭的摄入量已经渐渐增加。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食过度了？
　　马修.格莱博：对，并不是中国人突然变得贪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饮食已经在各个方面發生了变化。此外，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或者根本不了解如何均衡膳食，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的肥胖问题。 　　必须有人为中国人提供均衡膳食的教育，这也是政府和食品产业应肩负起的责任，以帮助消费者远离超重和肥胖，避免相关疾病给他们带来过高的治疗费用，以此减轻给中国带来的医保负担。
　　肥胖的成本
　　《瞭望东方周刊》：肥胖是否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医疗保障的沉重负担？
　　马修.格莱博：虽然很难精确测算有关超重肥胖的实际医保开销，但可以确信的是，与超重肥胖有关的疾病大多是慢性的，而非急性病，这就意味着需要长期的治疗与恢复。
　　肥胖带来的慢性病之一就是糖尿病。以糖尿病为例，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单是高昂的药费就难以支付了，因此政府急需在这方面采取措施。尽管已经尽力控制药物价格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开销还是相当可观的。
　　而且除了糖尿病，由肥胖引起的疾病还有很多，例如肾病、呼吸疾病、行动障碍、心脏疾病等等，治疗这些病的开销都很大。患者因病越来越无法正常工作，而治病的成本却一路攀升。此外，尽管医疗保险已经开始覆盖大多数人口，甚至帮他们支付基本医疗费用，但慢性疾病的治疗费通常还是由患者及其家庭承担。这些费用足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陷入继续治疗还是保全家庭生计的两难境地。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这样的问题，急需政府的帮助。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对人身体健康影响以外，肥胖问题还带来哪些隐性成本？
　　马修.格莱博：除了对健康和消费方面有直接的影响以外，社会对肥胖者或者正在变胖的人也并不宽容。在就业市场上，超重的人面临着被歧视的问题。超重者会发现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上，越来越难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为雇主更愿意给那些起码“看起来”健康的人提供工作机会。
　　而且社会的偏见也会影响人们在学校中的表现，影响人们的爱情生活以及人们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社会价值的能力。肥胖者所承受的，不仅仅是大块头的外部形象，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压力。这些都是肥胖将给社会带来的隐性成本。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会不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肥胖大国？
　　马修.格莱博：我的看法总是乐观的，中国人也是足智多谋的，所以我相信，中国将找到适合自己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肥胖仅仅是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个症状，而由此引发的其他的社会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我对未来的希望是，民间社会的发展能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时俱进，像肥胖这样的社会问题将被允许公开和坦率地讨论，人们可以更好地关注自身，避免使问题变得更糟，而政府和专业护理机构就可以专心于處理已经出现的问题，防止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