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拉米兹·阿利雅是阿尔巴尼亚前劳动党领导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他曾四次访华，经历了中阿关系从“蜜月”到“分裂”的全过程。日前，阿利雅的回忆录《我的一生》在阿国内公开发行，此书详细记录了中阿间的那段“非常”岁月。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于1960年6月下旬举行，苏共在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阿劳动党明确反对——编者注）同苏联产生分歧后，阿尔巴尼亚同中国的交往开始增多。阿党中央讨论了同苏联发生分歧给阿经济和政治带来的影响，对于由此产生的不安，阿方同中方在81国共产党会议上（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编者注）探讨过，也通过其他渠道交换了看法，同时派遣专家组到中国，具体商讨如何进一步拓宽两国全面关系。
　　此后，阿中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亲密关系持续了约15年，合作给阿带来了很多利益。在中国帮助下，阿建立起了标志工业化的几乎所有项目。70年代，阿全国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拥有两万台中国援助的拖拉机和上百台联合收割机，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阿中合作是双方互利。虽然阿方没有能力给中国更多物资帮助，但它给了中国政治上的很大支持。当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运动中反华时，阿劳动党站在中国一边。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时，阿每年提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1971年，阿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决议的提案国之一。
　　我（即阿利雅，下同）曾4次访问中国，两次在50年代，两次在60年代。当时两党在共产运动中相互支持。我第一次访华是随霍查为首的阿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中共第八次党代会。此前不久，苏联召开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了恶毒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方不同意对斯大林的批评，他们对此有自己的评价标准。阿劳动党赞赏中共对斯大林的评价。
　　访华期间，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作为一位领导伟大中国走向全面胜利的杰出人物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对周恩来的印象是才智非凡、精力充沛、知识渊博、彬彬有礼，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我在北京和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多次见过周恩来，每次他都给我留下极好印象。
　　第二次访华是在1959年。那次访问期间，我们游览了长城，参观了著名的大寨公社。我们所到之处与当地群众，主要是党的干部广泛接触。广州是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在友好晚宴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品尝蛇肉。
　　第三次访华是在1962年。因我党不想让苏联知道我们此次访华，我们的代表团乘轮船去的中国。最后一次访华是在1968年，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总理和江青陪同代表团观看了芭蕾舞演出。演员中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优秀芭蕾舞演员，他在剧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演出很成功，但没人为他鼓掌。江青对我解释说：阿尔巴尼亚演员表演非常好，比其他演员都出色，但他扮演的是一反面角色，所以观众不能为他鼓掌。我对这一“革命”逻辑不得其解。
　　阿违心地“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实际上对这一做法并不赞成。阿劳动党认为，一场旨在取消党的组织和其他所有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运动是不正确的。但我们从未对属于中国内政的“文化大革命”提出我们的看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阿中两党的分歧既不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也不是更换了领导人，两国关系的破裂是因为双方在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中国在阿国防部长巴卢库访华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阿应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友好联盟，对抗“第一世界”的苏联。第二是中国对美国立场的转变，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阿劳动党认为中国是政治妥协，同帝国主义和好，是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世界人民、特别是正在遭受美军沉重打击的越南人民的背信弃义。
　　今天看来，阿领导人过于激进。如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同美国交往并不危害其社会制度，而且丝毫不影响阿在世界的地位，相反可以改善阿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起初，阿领导人通过写信指出中国对美国立场的转变是错误的。中国领导人未作答复，而是通过两国大使加以解释，其内容基本是中方媒体对外公开的论据。阿一直避免阿中关系破裂公开化，直到1976年11月阿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公开指责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阿中关系逐渐降至冰点，全面合作和各种贷款援助改为正常贸易，阿中“蜜月”结束。
　　毫无疑问，两国关系破裂对阿造成的损失远比中国遭受的大。我们失去了经济上的重要支持和政治上的盟友。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阿经济停滞不前，国内生活必需品短缺，逐渐出现危机。随之而来，国内政局也出现了问题。（摘自《环球时报》2010.12.8)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