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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当年在《国学丛刊序》中曾直言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又曰：“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从中西之辩奋争而出的前辈学人不仅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番新天地，而且实际上大力提倡并示范着如何践履中西之间的彼此融通、“互相推助”。不过，随着中西学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国人对西学认识的逐步提升，更多的问题也横亘在我们面前。例如，就当代西方哲学自身来讲，它并非就是铁板一块、浑然一体的，而是有其内部的纷争和龃龉。所以，中西之间的对话和融通就绝非是一对一的那种简单关系，而是一对多、多对多的复杂情态。这就对我们的会通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它要求我们至少对某一范围、某一时段的哲学状况有一综合的、融贯的、精博的驾驭和把握。而洪汉鼎先生在七十高龄之际完成的厚重之作《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正属此一方面的典范。
如所周知，二十世纪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呈现出一种纷繁芜杂、多元互竞的热闹景貌。而其中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诠释学可谓是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在一般国人看来，此二大思想主流都是源远流长之西学的“现代之花”，同属中学的异类，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分野可能并不弱于中西之间的差异。所以，正如洪先生所言：“尽管许多哲学家都相对其进行融合，但由于它们自身的独特本质，这种融合最后只能采取相互弱化的形式，即在相互弱化各自的原则的基础上试图吸收对方的一些观点，如诠释学在强调语言在解释中重要性的同时吸取了分析哲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而分析哲学在泛化分析原则的同时吸取了诠释学传统里的语境论、历史因果理论。”（《总前言》）例如，罗蒂和阿佩尔两位哲学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罗蒂可以说是在分析哲学阵营中进行“反叛”，他在反对客观主义、理性主义、本质主义的哲学传统之际，走向欧洲大陆的哲学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最后走向后现代主义，即他所谓的后哲学文化。而阿佩尔与之相反，他立足并改造康德哲学，康德哲学本属于德国先验主义传统，但他却在作为对立阵营的分析哲学中吸取了实用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先验实用主义的诠释学。洪先生认为，这些努力有所启发，但不能局限于此。原因有二：一方面这种进路并非形成实际的潮流；另一方面，从整体上而言，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诠释学仍是两种不仅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各有不同，而且对于哲学本质及其任务也有完全殊异理解的哲学思潮。所以，《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在探索分析哲学与现象学—诠释学两大思潮的综合交融之问题的策略选择中，既不是综合少数哲学家的个别观点，也不是把它们置于各说各话、互无干系的境地之中，而是通过论述它们各自的特质、问题以及未来的展望，试图从它们内在的必然发展过程来揭示它们的综合交融趋势。现在就让我们追随洪先生一起进入这种探索。
先看分析哲学。如先生所见，如果以弗雷格《论意义与所指》一文的发表（一八九二）作为分析哲学的起点，那么它的历史不过百十来年，但是与现当代其他西方哲学思潮相比，它的发展速度着实令人吃惊，当今西方各国的哲学差不多都渗透了它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英语国家，分析哲学基本上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哲学思潮。居于如此强势地位的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立论就是认为自己解决了两千多年传统的哲学论争，并提出一种新颖的作为分析命题意义的哲学观念。对于这种哲学思潮或者说哲学运动，国内也有一些介绍或研究著作，但是洪著的独特之处在于，根据四种分析类型模式，进行问题与历史相结合的细致分析，从而对分析哲学的发展倾向、存在问题以及与现象学—诠释学的交融进行了深入探讨。
根据洪先生的看法，就整体而言，分析哲学的显著特征是：“它利用现代逻辑的技巧对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进行逻辑的分析，并试图通过这种分析澄清命题的意义和哲学的问题，其结果不是以一种新的思辨哲学来代替旧的思辨哲学，而是反对一切思辨哲学。严格说来，‘分析哲学’这一名称也是不恰当的，它应当叫做‘语言分析’，因为它根本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哲学’。”（8页）不过，这种“语言分析”也并非遵循单一模式，而是在发展的历程中相继呈现出四种模式，即现象主义分析类型、物理主义分析类型、日常语言分析类型、实用主义分析类型以及克里普克与普特南的新指称理论。现象主义分析类型的分析哲学作为分析哲学的最早模式，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卡尔纳普、艾耶尔等。这种类型的主要论点在于：坚持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法；坚持关于感觉经验的命题是基本命题，一切关于事实的综合命题都可以最终还原为前者；坚持命题的意义标准，即可证实（verifiability）原则；坚持反对形而上学；坚持哲学是语言批判，把构造理想语言作为哲学分析的最重要的手段。
物理主义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纽拉特、卡尔纳普、莱辛巴赫、亨普尔等。这种类型是从现象主义分析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在许多方面与后者分享同样的观点，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现象主义分析哲学的根本错误是把关于感觉经验的现象主义陈述作为科学知识的基本命题，同时又强调感觉经验的主观性和私有性，因而引发了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确实性和统一性的风险。相反，必须把关于时空对象和物理事件的观察陈述或记录陈述作为所有科学的出发点，并且所有科学概念和科学命题都必须满足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一要求，即必须是主体间可传达和可检验的。为此，物理主义分析哲学家们努力构造具有通用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统一科学语言。其中，激进倾向的代表是纽拉特——追求一种纯粹量的语言，温和倾向的代表是卡尔纳普——主张物理主义语言应当是事物语言，它不仅包含量的概念，而且包含质的或倾向性的概念。值得指出的是，激进倾向向温和倾向的过渡意味着分析哲学从逻辑语形学（syntatics）向逻辑语义学（semantics）的转向，而两种倾向所遭遇的挫败则再次把分析哲学从逻辑语义学推向逻辑语用学（pragmatics）的研究类型，这就是日常语言分析类型。
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主要接受了摩尔对常识与日常语言的重视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先是在剑桥大学形成以威斯顿姆（John Wisdom）为首的剑桥学派，后来转移到以赖尔、奥斯汀和斯特劳森为代表的牛津学派。此一类型的主要论点在于：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哲学混乱状况的产生在于哲学家背离了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因此通过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就足以“医治”哲学中的疾病，而无需费心构造困难重重的理想语言；语词的意义不在于它所指称的对象，而在于其用法，因此语言的功能不仅仅限于描述，而是随着不同的使用方式发挥不同的功能；正因为语言的功能与使用有关，因而语言与行为相关联，讲话就是做事，由此就发展出一种言语行为理论，并为此后的所谓行动哲学开辟了先河。但是这种“零敲碎打”、“打扫房间”似的研究方式也逐步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足与不满意，所以代之而起的就是逻辑实用主义的语言分析哲学倾向。
逻辑实用主义的语言分析哲学首先是由奎因对现代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批判而引发的。根据奎因的研究，由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貌似合理的区分而带来的语言问题和对象问题的分界、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分界、哲学和科学的分界并非真正那么泾渭分明而合乎实情；前期分析哲学所讨伐的“存在论的承诺”在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那里都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哲学的语言分析活动必须由单纯注重语言逻辑构造的逻辑分析转向对语言的历史探讨，对于语词意义的探讨要深入到文化、时代、讲话者、听者、作者和读者的社会历史与心理的背景中去。积极响应并发挥此一崭新思路的杰出成果既有戴维森的语言哲学理论，也有克里普克、唐纳兰（K. Donnellan）和普特南的“新指称理论”。根据新指称理论，专名和自然种类词项的所指并非依靠一组相关的摹状词或一组标准性质而先天固定的，而是根据我们对这些对象的命名和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的社会的因果链所决定的。所以，新指称理论实际上就体现为一种因果历史指称理论。由此，分析哲学也就最终由语言的逻辑分析转向到语言的社会历史分析，从而也就为它与现象学—诠释学的对话和融通提供了广阔空间。
接着再看另一大思潮即现象学—诠释学。严格说来，二十世纪主导西方哲学潮流的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这两大运动。根据洪先生的看法，就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来说，古代哲学的重点是存在，近代哲学的重点是认识，而当代哲学或者说二十世纪哲学的重点是意义。而同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之分野在于，前者关注的是语言、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事物、事实和世界的意义（洪汉鼎：《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现象学十四讲》，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8页）。但是，由于作为哲学的诠释学乃是现象学的新近发展，并且其源头又可追溯到古希腊——这与分析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的那种对立态度明显不同，同时洪先生在《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中已经专门处理了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某些关系，并在《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的发展》（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中处理了诠释学在整个西方历史上的起源、嬗变与发展问题，所以《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下册《诠释学转向：哲学诠释学导论》的基本设计就是，在讨论了“诠释学概念”、“理解与解释”、“意义与真理”等诠释学一般性问题之后，着重探究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特别是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之后的哲学诠释学进行了创造性的专门研究。
根据洪先生的看法，西方诠释学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向（《总前言》或457—459页）。第一次转向是由施莱尔马赫所推动的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或者说，从局部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一方面指诠释学的对象从《圣经》和《罗马法》这样特殊卓越的文本到一般世俗文本的转向，另一方面指诠释学从那种个别片断解释规则的收集到作为解释科学和艺术的解释规则体系的转向。但其消极结果却使诠释学失去了本来与真理内容的联系，使对真理内容的理解转变成对作者意图的理解，从而原先诠释学的三种技巧（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在浪漫主义诠释学里只剩下理解和解释两种技巧，诠释学问题里本有的第三个要素即应用则与诠释学不发生关系。
第二次转向是海德格尔所推动的从方法论诠释学到存在论诠释学的转向，或者说，从认识论到哲学的转向。施莱尔马赫之后，狄尔泰以诠释学为精神科学奠定认识论基础这一尝试，使诠释学成为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但在海德格尔对此在进行生存论分析的基础存在论里，诠释学的对象不再单纯是文本或人的其他精神客观化物，而是人的此在本身，理解不再是对文本的外在解释，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诠释学不再被认为是对深藏于文本里的作者心理意向的探究，而是被规定为对文本所展示的存在世界的阐释。这种转向的完成则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就是这样一门关于人的历史性的学说：人作为“在世存在”总是已经处于某种理解境遇之中，而这种理解境遇，人必须在某种历史的理解过程中加以解释和修正。
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转向，或者说，从单纯作为理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的转向。与以往的实践哲学不同，这种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在于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正是这一概念，使我们不再以客观性，而是以实践参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最高评判标准。也就是说，诠释学作为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它研讨的问题就是所有那些决定人类存在和活动的问题，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极为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
当然，根据洪先生的进一步研究，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在伽达默尔那里，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止步不前、独自矗立的，而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和不断丰富、丰满的历史。这就是说，按照先生的观点，当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九六○）出版之际，区别于以往的方法论诠释学，他已经确立了作为哲学的诠释学，而这一诠释学的特征可以用“哲学诠释学的经验理论”来概括，支撑并充实这一“经验理论”的是理解的前结构、诠释学循环、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时间距离、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意识、问答结构与对话等关键概念。不过，这仅仅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确立阶段的思想。在《真理与方法》之后，伽达默尔继续发展了他的哲学诠释学。
首先，针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广受关注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伽达默尔把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相结合，促使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转向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为核心的、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或者说作为担负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继次，在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的广泛影响之下，伽达默尔又把哲学诠释学追溯到西方古老的修辞学传统，试图建立一种作为修辞学的诠释学。它强调诠释学为代表的智慧与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知识之间的区分，而这一区分在方法论上体现为修辞学与逻辑学的区分，在真理理论上体现为符合论与开显论的区分。再次，作为修辞学的诠释学之进一步发展就是，伽达默尔晚年提出了“诠释学就是想象力”的观点。洪先生认为，这一观点或思想可以概括为作为想象艺术的诠释学，并且可看做是伽达默尔对其诠释学的晚年定论。
综观先生对当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的上述研究之思路和特色，可谓是既有高屋建瓴之气魄、行云流水之神韵，又具严谨求真之根骨、翔实细腻之质素。确实，在当今学术专业内部分化严重乃至壁垒森严的环境中，要单一准确把握任一思潮都实属不易，而先生却能更上一层，不仅对两大思潮各有通透、独到的把握，而且能够徜徉于两者之间：在介绍和探究分析哲学的过程中，对分析哲学的那种“零敲碎打”、“字斟句酌”之做条分缕析、层层展示，透露出娴熟而精深的分析功底，同时又不拘泥于这种狭窄的风格之中，而是能够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提纲挈领地把握它的主要问题、局限所在以及发展趋势；在对诠释学的探究过程中，先生不仅以问题与历史相结合的视野对诠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起源、嬗变和特征进行了通畅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定位，而且以特有的分析素养对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传统惯有的晦涩、纠结之处给出了确切又清晰的阐明，并且对诠释学与分析哲学在某些问题——如意义和真理——上的争执与融通进行了澄清。
先生对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各自特色及其融合可能的探究是平实而客观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自身的关怀和取向。我们知道，就先生本身的学术履历和心路历程来说，他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钻研分析哲学，在著、译方面都用功颇多，而从八十年代开始，接续斯宾诺莎哲学和近代德国哲学研究，先生逐步实现“诠释学的转向”。也许正是受到自身治学履历与心路历程的影响，先生在探究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及其融合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成果较多地偏重于分析哲学向诠释学——它更多地直接关涉到我们人类生存生活的质量、方式和命运——的某种内在转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生主张忽视甚至废弃分析哲学的研究进路。他说：“分析哲学作为人类的一场理智活动，还有其研究的必要，更何况它至今还在英美各国哲学舞台占据统治的地位。”先生对学术本身的尊重以及所特有的包容性在此可见一斑。
(《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洪汉鼎著，商务印书馆二○一○年版，50.00元）
从中西之辩奋争而出的前辈学人不仅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番新天地，而且实际上大力提倡并示范着如何践履中西之间的彼此融通、“互相推助”。不过，随着中西学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国人对西学认识的逐步提升，更多的问题也横亘在我们面前。例如，就当代西方哲学自身来讲，它并非就是铁板一块、浑然一体的，而是有其内部的纷争和龃龉。所以，中西之间的对话和融通就绝非是一对一的那种简单关系，而是一对多、多对多的复杂情态。这就对我们的会通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它要求我们至少对某一范围、某一时段的哲学状况有一综合的、融贯的、精博的驾驭和把握。而洪汉鼎先生在七十高龄之际完成的厚重之作《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正属此一方面的典范。
如所周知，二十世纪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呈现出一种纷繁芜杂、多元互竞的热闹景貌。而其中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诠释学可谓是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在一般国人看来，此二大思想主流都是源远流长之西学的“现代之花”，同属中学的异类，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分野可能并不弱于中西之间的差异。所以，正如洪先生所言：“尽管许多哲学家都相对其进行融合，但由于它们自身的独特本质，这种融合最后只能采取相互弱化的形式，即在相互弱化各自的原则的基础上试图吸收对方的一些观点，如诠释学在强调语言在解释中重要性的同时吸取了分析哲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而分析哲学在泛化分析原则的同时吸取了诠释学传统里的语境论、历史因果理论。”（《总前言》）例如，罗蒂和阿佩尔两位哲学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罗蒂可以说是在分析哲学阵营中进行“反叛”，他在反对客观主义、理性主义、本质主义的哲学传统之际，走向欧洲大陆的哲学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最后走向后现代主义，即他所谓的后哲学文化。而阿佩尔与之相反，他立足并改造康德哲学，康德哲学本属于德国先验主义传统，但他却在作为对立阵营的分析哲学中吸取了实用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先验实用主义的诠释学。洪先生认为，这些努力有所启发，但不能局限于此。原因有二：一方面这种进路并非形成实际的潮流；另一方面，从整体上而言，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诠释学仍是两种不仅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各有不同，而且对于哲学本质及其任务也有完全殊异理解的哲学思潮。所以，《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在探索分析哲学与现象学—诠释学两大思潮的综合交融之问题的策略选择中，既不是综合少数哲学家的个别观点，也不是把它们置于各说各话、互无干系的境地之中，而是通过论述它们各自的特质、问题以及未来的展望，试图从它们内在的必然发展过程来揭示它们的综合交融趋势。现在就让我们追随洪先生一起进入这种探索。
先看分析哲学。如先生所见，如果以弗雷格《论意义与所指》一文的发表（一八九二）作为分析哲学的起点，那么它的历史不过百十来年，但是与现当代其他西方哲学思潮相比，它的发展速度着实令人吃惊，当今西方各国的哲学差不多都渗透了它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英语国家，分析哲学基本上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哲学思潮。居于如此强势地位的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立论就是认为自己解决了两千多年传统的哲学论争，并提出一种新颖的作为分析命题意义的哲学观念。对于这种哲学思潮或者说哲学运动，国内也有一些介绍或研究著作，但是洪著的独特之处在于，根据四种分析类型模式，进行问题与历史相结合的细致分析，从而对分析哲学的发展倾向、存在问题以及与现象学—诠释学的交融进行了深入探讨。
根据洪先生的看法，就整体而言，分析哲学的显著特征是：“它利用现代逻辑的技巧对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进行逻辑的分析，并试图通过这种分析澄清命题的意义和哲学的问题，其结果不是以一种新的思辨哲学来代替旧的思辨哲学，而是反对一切思辨哲学。严格说来，‘分析哲学’这一名称也是不恰当的，它应当叫做‘语言分析’，因为它根本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哲学’。”（8页）不过，这种“语言分析”也并非遵循单一模式，而是在发展的历程中相继呈现出四种模式，即现象主义分析类型、物理主义分析类型、日常语言分析类型、实用主义分析类型以及克里普克与普特南的新指称理论。现象主义分析类型的分析哲学作为分析哲学的最早模式，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卡尔纳普、艾耶尔等。这种类型的主要论点在于：坚持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法；坚持关于感觉经验的命题是基本命题，一切关于事实的综合命题都可以最终还原为前者；坚持命题的意义标准，即可证实（verifiability）原则；坚持反对形而上学；坚持哲学是语言批判，把构造理想语言作为哲学分析的最重要的手段。
物理主义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纽拉特、卡尔纳普、莱辛巴赫、亨普尔等。这种类型是从现象主义分析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在许多方面与后者分享同样的观点，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现象主义分析哲学的根本错误是把关于感觉经验的现象主义陈述作为科学知识的基本命题，同时又强调感觉经验的主观性和私有性，因而引发了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确实性和统一性的风险。相反，必须把关于时空对象和物理事件的观察陈述或记录陈述作为所有科学的出发点，并且所有科学概念和科学命题都必须满足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一要求，即必须是主体间可传达和可检验的。为此，物理主义分析哲学家们努力构造具有通用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统一科学语言。其中，激进倾向的代表是纽拉特——追求一种纯粹量的语言，温和倾向的代表是卡尔纳普——主张物理主义语言应当是事物语言，它不仅包含量的概念，而且包含质的或倾向性的概念。值得指出的是，激进倾向向温和倾向的过渡意味着分析哲学从逻辑语形学（syntatics）向逻辑语义学（semantics）的转向，而两种倾向所遭遇的挫败则再次把分析哲学从逻辑语义学推向逻辑语用学（pragmatics）的研究类型，这就是日常语言分析类型。
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主要接受了摩尔对常识与日常语言的重视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先是在剑桥大学形成以威斯顿姆（John Wisdom）为首的剑桥学派，后来转移到以赖尔、奥斯汀和斯特劳森为代表的牛津学派。此一类型的主要论点在于：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哲学混乱状况的产生在于哲学家背离了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因此通过研究日常语言的用法就足以“医治”哲学中的疾病，而无需费心构造困难重重的理想语言；语词的意义不在于它所指称的对象，而在于其用法，因此语言的功能不仅仅限于描述，而是随着不同的使用方式发挥不同的功能；正因为语言的功能与使用有关，因而语言与行为相关联，讲话就是做事，由此就发展出一种言语行为理论，并为此后的所谓行动哲学开辟了先河。但是这种“零敲碎打”、“打扫房间”似的研究方式也逐步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足与不满意，所以代之而起的就是逻辑实用主义的语言分析哲学倾向。
逻辑实用主义的语言分析哲学首先是由奎因对现代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批判而引发的。根据奎因的研究，由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貌似合理的区分而带来的语言问题和对象问题的分界、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分界、哲学和科学的分界并非真正那么泾渭分明而合乎实情；前期分析哲学所讨伐的“存在论的承诺”在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那里都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哲学的语言分析活动必须由单纯注重语言逻辑构造的逻辑分析转向对语言的历史探讨，对于语词意义的探讨要深入到文化、时代、讲话者、听者、作者和读者的社会历史与心理的背景中去。积极响应并发挥此一崭新思路的杰出成果既有戴维森的语言哲学理论，也有克里普克、唐纳兰（K. Donnellan）和普特南的“新指称理论”。根据新指称理论，专名和自然种类词项的所指并非依靠一组相关的摹状词或一组标准性质而先天固定的，而是根据我们对这些对象的命名和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的社会的因果链所决定的。所以，新指称理论实际上就体现为一种因果历史指称理论。由此，分析哲学也就最终由语言的逻辑分析转向到语言的社会历史分析，从而也就为它与现象学—诠释学的对话和融通提供了广阔空间。
接着再看另一大思潮即现象学—诠释学。严格说来，二十世纪主导西方哲学潮流的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这两大运动。根据洪先生的看法，就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来说，古代哲学的重点是存在，近代哲学的重点是认识，而当代哲学或者说二十世纪哲学的重点是意义。而同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之分野在于，前者关注的是语言、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事物、事实和世界的意义（洪汉鼎：《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现象学十四讲》，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8页）。但是，由于作为哲学的诠释学乃是现象学的新近发展，并且其源头又可追溯到古希腊——这与分析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的那种对立态度明显不同，同时洪先生在《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中已经专门处理了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某些关系，并在《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的发展》（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中处理了诠释学在整个西方历史上的起源、嬗变与发展问题，所以《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下册《诠释学转向：哲学诠释学导论》的基本设计就是，在讨论了“诠释学概念”、“理解与解释”、“意义与真理”等诠释学一般性问题之后，着重探究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特别是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之后的哲学诠释学进行了创造性的专门研究。
根据洪先生的看法，西方诠释学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向（《总前言》或457—459页）。第一次转向是由施莱尔马赫所推动的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或者说，从局部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一方面指诠释学的对象从《圣经》和《罗马法》这样特殊卓越的文本到一般世俗文本的转向，另一方面指诠释学从那种个别片断解释规则的收集到作为解释科学和艺术的解释规则体系的转向。但其消极结果却使诠释学失去了本来与真理内容的联系，使对真理内容的理解转变成对作者意图的理解，从而原先诠释学的三种技巧（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在浪漫主义诠释学里只剩下理解和解释两种技巧，诠释学问题里本有的第三个要素即应用则与诠释学不发生关系。
第二次转向是海德格尔所推动的从方法论诠释学到存在论诠释学的转向，或者说，从认识论到哲学的转向。施莱尔马赫之后，狄尔泰以诠释学为精神科学奠定认识论基础这一尝试，使诠释学成为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但在海德格尔对此在进行生存论分析的基础存在论里，诠释学的对象不再单纯是文本或人的其他精神客观化物，而是人的此在本身，理解不再是对文本的外在解释，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诠释学不再被认为是对深藏于文本里的作者心理意向的探究，而是被规定为对文本所展示的存在世界的阐释。这种转向的完成则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就是这样一门关于人的历史性的学说：人作为“在世存在”总是已经处于某种理解境遇之中，而这种理解境遇，人必须在某种历史的理解过程中加以解释和修正。
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转向，或者说，从单纯作为理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的转向。与以往的实践哲学不同，这种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在于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正是这一概念，使我们不再以客观性，而是以实践参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最高评判标准。也就是说，诠释学作为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它研讨的问题就是所有那些决定人类存在和活动的问题，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极为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
当然，根据洪先生的进一步研究，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在伽达默尔那里，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止步不前、独自矗立的，而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和不断丰富、丰满的历史。这就是说，按照先生的观点，当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九六○）出版之际，区别于以往的方法论诠释学，他已经确立了作为哲学的诠释学，而这一诠释学的特征可以用“哲学诠释学的经验理论”来概括，支撑并充实这一“经验理论”的是理解的前结构、诠释学循环、事情本身、完满性前把握、时间距离、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意识、问答结构与对话等关键概念。不过，这仅仅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确立阶段的思想。在《真理与方法》之后，伽达默尔继续发展了他的哲学诠释学。
首先，针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广受关注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伽达默尔把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相结合，促使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转向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为核心的、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或者说作为担负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诠释学。继次，在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的广泛影响之下，伽达默尔又把哲学诠释学追溯到西方古老的修辞学传统，试图建立一种作为修辞学的诠释学。它强调诠释学为代表的智慧与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知识之间的区分，而这一区分在方法论上体现为修辞学与逻辑学的区分，在真理理论上体现为符合论与开显论的区分。再次，作为修辞学的诠释学之进一步发展就是，伽达默尔晚年提出了“诠释学就是想象力”的观点。洪先生认为，这一观点或思想可以概括为作为想象艺术的诠释学，并且可看做是伽达默尔对其诠释学的晚年定论。
综观先生对当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的上述研究之思路和特色，可谓是既有高屋建瓴之气魄、行云流水之神韵，又具严谨求真之根骨、翔实细腻之质素。确实，在当今学术专业内部分化严重乃至壁垒森严的环境中，要单一准确把握任一思潮都实属不易，而先生却能更上一层，不仅对两大思潮各有通透、独到的把握，而且能够徜徉于两者之间：在介绍和探究分析哲学的过程中，对分析哲学的那种“零敲碎打”、“字斟句酌”之做条分缕析、层层展示，透露出娴熟而精深的分析功底，同时又不拘泥于这种狭窄的风格之中，而是能够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提纲挈领地把握它的主要问题、局限所在以及发展趋势；在对诠释学的探究过程中，先生不仅以问题与历史相结合的视野对诠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起源、嬗变和特征进行了通畅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定位，而且以特有的分析素养对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传统惯有的晦涩、纠结之处给出了确切又清晰的阐明，并且对诠释学与分析哲学在某些问题——如意义和真理——上的争执与融通进行了澄清。
先生对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各自特色及其融合可能的探究是平实而客观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自身的关怀和取向。我们知道，就先生本身的学术履历和心路历程来说，他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钻研分析哲学，在著、译方面都用功颇多，而从八十年代开始，接续斯宾诺莎哲学和近代德国哲学研究，先生逐步实现“诠释学的转向”。也许正是受到自身治学履历与心路历程的影响，先生在探究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及其融合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成果较多地偏重于分析哲学向诠释学——它更多地直接关涉到我们人类生存生活的质量、方式和命运——的某种内在转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生主张忽视甚至废弃分析哲学的研究进路。他说：“分析哲学作为人类的一场理智活动，还有其研究的必要，更何况它至今还在英美各国哲学舞台占据统治的地位。”先生对学术本身的尊重以及所特有的包容性在此可见一斑。
(《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洪汉鼎著，商务印书馆二○一○年版，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