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积高教授所著的《赋史》，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作者积多年致力于赋史研究之功，全面地占有资料，因而，能够对赋史这浩浩渺渺的九曲黄河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例如前人对赋的定义和源流问题，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文学好尚的偏颇，就都未能作出全面的、合理的、科学的回答。本书作者不是从概念和定义出发，而是从两千年全部辞赋(实际上包括全部韵文)的实际状况出发，对前人的各种意见进行了剖析甄别，并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他认为赋的形成主要途径有三：由楚歌演变而来的骚体赋；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的文赋；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的诗体赋等。在以后的流变中，骚体赋和诗体赋本身的变化都较少，文赋则有逞辞大赋、骈赋、律赋、新文赋等嬗变，另外还有俗赋。这样从全部辞赋的创作实践来对赋进行溯源别流，察类定义，就能做到源清而流明，类正而义确了。历史上不少辞赋研究者都对什么是赋这个问题发表过不同见解。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不歌而诵谓之赋”，此说有合理因素，但弊在太滥，如用此说，则凡我国古代一切不能合乐的韵文都得称赋；刘勰《文心雕龙》认为“铺采文，体物写志”是赋的特点，其实此说也属漫无统纪，很多赋可以不“铺采文”，很多其它体裁的作品倒也可以具有这种特点；姚鼐按照赋本于纵横家言的看法，把《战国策》中的一些篇目也当作赋编进了《古文辞类纂》；邵曾祺编选《涵芬楼古今文钞》根据“不歌而诵”的理解把无韵的连珠也收入“辞赋类”中。比较这些看法，本书作者看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又如前人乃至今天仍有很多人都认为汉代是辞赋成就的最高峰。作者经过通观全局的考察，指出：辞赋发展成就的真正高峰是在唐代。唐赋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前此任何一代。就数量言，它现存一千余篇，盛况空前；就质量说，唐代反映现实的抒情之作之多、讽刺小赋之多前所未有；唐赋更加注意形象的鲜明性和语言的生动性，在排除了汉大赋堆砌名物的缺点外，又进一步摆脱了齐梁以来某些赋家好堆砌词藻的习气。由于都市文化生活的活跃和变文等俗文学的影响，唐代还出现了俗赋，在赋史上大放异彩。古文运动兴起后产生了一批语言比较平易，艺术构思比较新颖的新文赋；律赋也有一定的成就。这对历史上某些评论家所宣称的“唐无赋”“唐以后无赋”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本书作者并不仅仅满足于对赋史本身的描画，而是把它放到更加广阔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即从文学史甚至文化史的深度和广度来考虑赋与文学史、文化史发展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揭示出赋与文学史、文化史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从“战国文化的历史特点”、“魏及西晋文风的变化与赋的繁荣”、“清康熙、嘉庆间的学风和赋的特点”等专节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他关于赋与文学史、文化史的关系及共同发展规律的精彩论述，就是在对于作品的具体研究中，也处处透露出作者的宏观眼光。
　　对于一些具体的文学现象如汉赋、魏晋骈文、齐梁宫体、宋西体、明复古运动等文学史研究领域内有争议的文风流派的看法，作者也有不同于旧谈的评判，如对汉赋，作者认为，它在开拓文学题材、表现主题和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丰富文学语汇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少数作品中虽然没能处理好劝与讽、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曾受到扬雄、王充的某些批评，但并不能将这一问题加以夸大，决非全部汉赋都是“讽一而劝百”的，相反大多数作品都是思想倾向比较明显的。少数欲讽反劝的作品与当时作者的心理素质及文网密布的历史条件有关。如宫体，宫体赋作家的见解在强调文学的特性方面是有合理因素的，他们的作品并非都是艳情之作，即使是萧纲、萧绎也不乏严肃庄重的作品。又如明复古运动，复古运动倡导者的文学理论在改变明前期受理学思想束缚的文风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他们的赋作也比唐宋、公安、竟陵诸派都离。
　　总之，作者筚路蓝褛，旁搜远绍，发愤多年，写成了这部《赋史》，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缺，值得学术界予以重视。
　　
　　(《赋史》，马积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第一版，3.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