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严歌苓很美，从某些角度看，她很像是上世纪琼瑶爱情戏里的女主角。
擅写大时代中女人命运的她性格内向，需要通过喝酒才能完成拍照，“我平时不跟人相处，
拍照会紧张。”她用纸杯喝完了两瓶青岛啤酒，面对镜头多少才算有些放松。
但是，作为作家的严歌苓笔下，却有着一个非常自在、丰富、绮丽的世界。她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
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
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获得了重要文学奖项。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
“文革”、改革开放到出国的生活，她的写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状态。
复杂而颠沛的人生经验让她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
严歌苓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
书房与舞台
我出生在一个妈妈是话剧演员、爸爸是作家的家庭里。很自然的，要么是舞台，要么就是书房，这两件事情在我无意识想学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我的潜意识之中。我爸爸的书房里收藏了古今中外的全部经典作品，其中还有一些是我爷爷的藏书，线装版的《西厢记》等等。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就是，无论我这一生干什么，这些天赋都会占据我的基因，也成为我教养里最主要的成分。
小时候我就很爱动，是体力、精力都很旺盛的人。因为身体条件不错，跳舞也好，很自然地就到了部队的歌舞团，走上了舞台。我12岁那年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那个时侯还没想到要写作。
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有成千上万的女孩子都想去部队。在我们那个年龄，都在说谁家的哥哥、姐姐插队去了，到我们该插队的时候，要学一技之长，比如乐器、唱歌，我爸爸带我拜师，学习舞蹈。家里很支持我的决定，只是我爸爸没有想到会到成都那么远。但是当时哪个部队录取了就要去哪里。
当时的孩子成熟比现在早，我七八岁时就上街买菜，因为父亲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家里的很多事情要自己处理。成都军区管辖西藏军区，我们就像高原文化工作队一样，每年都要把歌舞送到西藏。我很早接触的就不是都市、胡同的生活，而是大山。我觉得自己后来的气质和胸襟，和十二三岁在高原的环境里生活有很大关系。
在跳了七八年舞之后，我发现要做到最好挺难的，我不是一个柔软度非常好的人，而且当时在部队的舞蹈训练并不是很正规。我是一个做什么事就要做到拔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舞蹈编导。
因为我爱舞蹈，至少我的工作有一部分在参与舞蹈，而且还和创作有关系，我觉得非常兴奋和开心。虽然我的肢体不是最好的，但是可以和脑袋结合起来。刚开始编舞、写舞蹈大纲和歌词，我发现自己还挺能写的，领导也发现了，说这个人从来没写过东西，怎么会写得这么好呢，就把我调到团里的创作组，这样我就有机会单独去找蹲点的地方。比如去军马场，学骑马，希望能找到一点素材，后来就写了《雌性的草地》。
我彻底地变成作家是因为中越自卫反击战，我作为战地记者参与其中。那年我20岁，因为缺记者，我又很好奇，于是就报名参加。当时没有多少女记者，我不能去前线，就在野战医院采访伤员，在真的看到生死之后，对于之前浪漫化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就有了看法，我不再是三个月前编编舞、跳跳舞、参与创作的女孩子了。从此以后开始很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读书，有意地朝创作的方向走。那时感觉自己有满腔的话要讲，但至于要讲什么，还不知道。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不管是编舞蹈还是编歌词，我的能量需要用创作的形式抒发出去，这是我对自己从生理到精神结构的一种认识，不抒发出去会很难过，哪怕让我创作一碟菜也行。每天都有这种幺蛾子出来，必须创作点什么东西，我当年在部队做的布娃娃很受欢迎，因为这也是一种创作。
当了作家以后，我发现创作一方面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另一方面可以有很自由的时间尽情地去看书，这种生活方式多好啊。要到下面去采访、去收集资料了，因为我是铁道兵部队的创作员，给我一张免票，坐着卧铺就走了。当时的生活非常幸运，无可挑剔。
未曾艰难的写作开端
1979年之后有很多年轻的作家已经出来了，他们在写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对“文革”进行反思，我常常读他们的小说，觉得好像我也有生活，我也可以写。最初，我发表零星的诗歌和报告文学，我还记得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一篇诗歌，叫《山茶花》，都是些小东西，但挺壮胆。而且当时我爸爸也“解放”了，有很多叔叔伯伯，比如白桦、陈登科等老作家都在鼓励我。我又认识了李准的儿子，获得了很多教益。
我在1980年发表了第一个电影剧本《心弦》，在四川获了奖，后来又发表了《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从此我确定了自己应该是一个写作的人。
“文革”以后起来最快的文学创作就是电影剧本。当时我总去看我爸爸，他在北影写电影剧本，李准也在写电影剧本，很自然的，我写的最多的就是电影剧本。
看了中外很多好的电影剧本，就开始自己写。当时年纪小，不知道难或不难，觉得自己都能干，都能写。初生牛犊，不管技巧掌握了多少，不害怕，稀里哗啦，写了一大堆，都发表了。
李准是我的公公，我在他们家生活了8年，学到很多东西。他和我爸爸也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和我前夫李克威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碰上，他说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我说是，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的过程中，他突然说了一句河南话，我很吃惊，就笑。他又说“河南话咋着？”那一瞬间，我忽然间就爱上他了。我觉得这个说河南话的男人太有意思了。李克威比较内敛，而他爸爸李准是色彩很浓烈的一个人。
李准对我一生的写作有很大的教益。李准是中国式的、很传统的一个作家。他平常讲话语言就非常生动，有农民式的风趣和精到，我特别喜欢他的语言，精炼、传神极了，李准在中国古典文学上造诣很深。我爸爸是洋派的，从小读的是教会学校，西学的教育很强，虽然中国古典文学也很好，但更偏重西方。
我前夫的母亲也特别幽默，说话充满了形象和细节，也是说那种河南方言。当时他们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欢文学，所有人都讲河南话，我就感觉到我也是半个河南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能写《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尽管也去河南农村蹲过点，但最好的基础是在李准家生活，听他讲各种各样农村的故事。
我是非常幸运的人，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从文，都得到很多人帮助，包括我爸爸给我的基因。我爸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创作力很发达。
1985年，我开始写长篇小说。当时是有人跟我约稿，说你的短篇语言写得很好，电影剧本又很会组织故事，写人物、对话也好，为什么不写长篇呢。我在心里想，对啊，我为什么不写长篇呢。1986年，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绿血》出版，获得了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写了三年之后，第四年我就出国了。
最开始写的长篇有一点像电影剧本，时空交错的叙述。我早期的创作都是写军队生活，文工团、军马场等。上世纪80年代，刚刚开始写作，会觉得有好多东西可以写，思维很敏感，跟看书也有关系。看到一个故事，就会想到自己也有类似的故事，被启发了。那时每天除了写作就是读书，或者不写作，半年都在读书。
写作对我来说从来没难过，有的人生来就是要写的，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人。有的人建议我说把我的作品再仔细写写，或许可以登上另外的高峰，我就说我没有这个耐心啊，我有的时候觉得让我慢慢写可能也就这个水平了。
美国往事
我在发表第二本长篇之后，《中国日报》给了我一个版面的专访，第二天美国文化新闻总署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一个年轻的作家，我们有一个年轻艺术家去美国访问的计划，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说愿意。这个项目是每个月都有一个人去美国，到和你相关的机构，比如大学里的作家工作室去参观。
我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他们的年轻作家好像能学到很多东西，相互批评的氛围很好，还可以深造。我想如果自己一直写下去，靠经验、靠生活写，可能不够，还要靠技巧、学院派的训练。
当时因为我姑姑在美国，访问完了我在姑姑家住了六个月，开始用新概念自学英文。回到北京后，又找托福书学。我第一次考托福就考了540多分，在自学17个月后，第三次考到570多分，达到了念研究生可以拿奖学金的分数要求。
学英语对我来讲并不难。虽然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你让我一个人呆着，什么都能干。写长篇也好，学英语也好，我最怕的是打扰，整天弄得我头昏眼花应付事情，这方面我是很低能的人。我需要有人帮忙把时间安排好，要不然一天到晚落花流水。让我写作我非常放松，英语学习我也是这样。
当时对于出国并我没有什么设想，一开始是想读博士，念英国文学。觉得自己还年轻，走一步说一步，但是到了美国半年之后就碰到我先生劳伦斯了，很多穷追猛打的事就出现了。
他和我前面一个丈夫吸引我的，很相近，都是爱读书。对我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是百科全书。我有什么事情不懂就给他打电话，因为西方有很多事情我还是无知的。而且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我非常靠近，比如对钱没有什么野心，对物质没野心，乐趣就是每天可以读书，看博物馆。这些东西放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可能是没有用处的，但我很受吸引。在创作上，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有时给他讲两个故事，他说这个好，应该先写这个，那个也不错，但这个更好。他从来不说不好。
1992年，我们打算结婚。由于劳伦斯在美国外交部任职，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安全，对我进行了严厉盘查，因为我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当过13年兵。为了结婚，劳伦斯辞职，直到2004年才在美国外交部复职。我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在美国念了3年研究生，更加系统地读作品，西方、拉美、俄罗斯，一个作家接着一个作家地读。各种名目，比如全部被禁的作家、美国南部作家、种族黑人作家等，这个营养是哪里都得不到的。读了一大批书，也教写小说的技巧，分析有多少种写小说的样式，每一种样式用自己的故事来写一次。世界上无非这么多种小说，我就全部都知道了。
念书时一开始听不懂，总是问我的同学，老师又布置什么功课。老师讲课很少，主要以互相传看作品为主。就需要不停地写，当时我因为失眠，睡觉时间很少，写作时间很多。我觉得这些作业很有趣，挑战就是给你的一种刺激。我觉得没什么刺激活着没劲，好像醒不了似的。
这时我开始写旅美生活，中国人在美国的故事。《霜降》是我在美国写的第一个长篇，当时也是有人约稿，让我写能够连载的长篇。我在美国出的第二本长篇是《扶桑》，第三本是《人寰》，后两本在台湾都获得了奖项，这样在台湾文学界一步一步走下来，得了大概10个文学奖，卖得也比较好。从此奠定了我可以用笔来养自己，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地位，日子就好过了。
当时我还没毕业，有很多章节，在课堂上是作业，拿过来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短篇小说。有时用英文在课堂上写了一个章节，觉得作为中文也很好啊，就变成了能挣钱的东西
如果说创作之间的差异，在中国时我没有想到赚钱那么重要，好歹都有部队的工资。而这在美国很重要，你作为一个经济独立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就是区别。在选题上来讲，还是选自己有激情的写，我不相信一个艺术家可以写没有激情的故事。
我的创作一共有三个阶段，开始是军旅生活，这时就是移民生活，讲文化错位、种族的故事。在这之后，开始写1989年之前我印象里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在国外生活了20多年后再回过头来写中国的角度，
双面严歌苓
2000年我离开了美国，跟随丈夫到了非洲。这时美国和中国对我来说都是遥远的地方。我问自己想写什么，我想写中国大陆的故事。非洲的那种苦难和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腐败很像，让我想写中国。写《第九个寡妇》时我就回来收集素材了。我有一个收集素材的方法，朋友的爸爸给我订《文摘报》《作家文摘》，一摞一摞地存下来，每半年、一年我回来全部带走，没事的时候就读。很多作品和这些报纸有关，《谁家有女初长成》，还有《赴宴者》，都是在《文摘报》看到的故事。
我现在蛮自由的。让我写当代中国，我会胆怯，第一很多价值观不认同，第二他们的吃喝拉撒我确实不太了解，生活中很多的细节，比如怎么缴税、怎么和房东打交道，在中国不生活了，不了解，不敢写。苦于我的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外，其实我很想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
我最怀念的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很大胆，接触很多新的东西，敏感，物欲很低，都高兴得不得了。在一起谈书和电影，喝酒的时候行酒令也是古诗令。现在人的物欲太重，到巴黎去看，所有名牌店里都挤着中国人，都跑去买名牌，但是博物馆里很少看到大陆的游客。
我的创作，不见得越来越成熟，有的时候还是希望有突破，在精神和技巧上。如果没有突破，再成熟有什么用。当然有了突破就不可能成熟，因为一个人要写一个新的样式、体现新的文字风格，肯定是涩的，涩其实是好事。
我回到大陆以后，很恨自己的一点就是被出版社牵着鼻子走，不断有人约稿，不忍拒绝。我性格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很难说不，但往往把自己弄得很苦。把最好的、能够达到巅峰的作家质量丢失了。这么多人找我写电影剧本，每天都有人约我，我的经纪人也不帮我挡驾。很痛苦。
创作总是有顺或不太顺的时候，像运动员似的，不是总能发挥到最好。对我来说，有的时候稍微犯困，状态不是最好。但是没有创造力衰竭的时候，大家都在拽着我写，比如电影、电视，没完没了叫我写，我最近刚写完一本三十多万字的大长篇。
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秘密的过瘾。当你背对着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
我试着不写，可是不行，就像没醒透似的。几天不写，就像是半打盹儿地过活。不写就是让我身上有一块痒痒，又不让我挠。哪怕早起一两个小时，我也得把过瘾的时间留出来。
最有突破的作品，我认为是《第九个寡妇》。从题材到语言，都不同于我之前的作品。这种白描、质朴、带有地方色彩的农民形象，我当时提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晕了。我能写这个人吗？我对农民足够了解吗？但是这个故事多好啊，这个女人不塑造出来太可惜了。
在我的写作序列中，电影、电视剧本我从来不去想它们的价值，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是应朋友之邀。那是世俗严歌苓，就是一个企业，严歌苓参股的娱乐企业，观众爱看什么，就写什么。
而小说我非常在意。这个是真正的严歌苓，包括我的思想体系，我整个人格的体现是在我的小说。现在常常要拿我的剧本去改成小说，或者小说改成剧本，我就要写他们改不了的，“抗拍性”强的，因为一改就不对了。我以后会直接写电视剧，直接写电影，跟我的文学没有关系。我有两个才能，我可以写通俗、娱乐的东西，还有一半严歌苓，要进行文学创作，这两件事情我不能再混在一起做了。
金陵十三钗
我为《金陵十三钗》的写作准备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在海外的华人比在国内的华人更爱国，因为在海外的华人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都有点受种族歧视，所以这种民族自尊心总是非常敏感。我从1993年、1994年开始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从国外搜集南京大屠杀的各种照片和资料，包括16毫米的电影、胶片，都比国内要容易，资料很全。每次看完这些图片展、参加这些集会，我都有一种冲动，特别想写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个惨绝人寰的大事件的小说。一直到后来觉得愿望还是实现不了，因为我要是真的去写大屠杀可能也写不了，我必须要有一个凄美的故事，一方面是残酷，一方面是美丽，这样我才能写，这是我个人审美的一个选择。
最初《金陵十三钗》只是一部短篇小说，在做同名电影的编剧时（张艺谋执导此片），我发现很多内容需要重新书写，于是把它又变成了一部长篇，增加了后人对十三个妓女的下落追寻的部分。
我和张艺谋的合作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非常快乐的，张导演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非常随和。他精力无限，常常开玩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他有时候讲的故事甚至都可以激发我去写一些东西。
我对我自己所有被改成电影和电视剧的作品，首先是不敢看，就是做鸵鸟。我没有太多失望的经验，就是因为我看完自己被采访的电视节目什么的我就不敢再被采访了，觉得自己会说无数的傻话。我就这么一个性格，我从来不敢看人家采访我的文章，跟期望值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也就不会失望。但是我觉得张导演这次是非常认真地在做这件事情，当时我到南京看了他们整个景，还有最后他和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合作，我觉得种种征兆都显示出它应该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品。
我觉得我活到这个岁数，别对任何事情期望值太高，我现在所有的事情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不过每次我把稿子一发出去以后，我立刻就后悔，特别战战兢兢，如果对方在三五天之内没有什么消息，我就会猜是不是对我的作品很否定了。所以我不是很自信的人，写到今天还是如此，经常写完的稿子我想这大概是这辈子最后一篇。
我从去年写到今年的作品叫《无期》，大概是我花费时间最长、而且篇幅最大的作品。这个作品我就快要交稿了，为什么不想马上交稿，就是每次都想到后悔的那种感觉，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再看看，再补充一下，再稍微润色一下。
这部作品一共30多万字，是写一个男主人公的故事，而且是用电脑写的，这是我的两个突破。在这之前我全部用铅笔写作，这次写完了以后发现用电脑写作非常累，它是双重精力集中，要选字什么的，不如我拿铅笔更“绿色”，所以这部作品我写得非常吃力。但是写完之后，我觉得确实是一部能够让自己为此骄傲的作品。有时候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比如家里一些小事不顺利，我就跟自己说，你是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家，你不应该为那样的小事情不愉快，因为你考虑的都是非常大的命题，人类、人性，你不应该为一点小事而烦恼。
擅写大时代中女人命运的她性格内向，需要通过喝酒才能完成拍照，“我平时不跟人相处，
拍照会紧张。”她用纸杯喝完了两瓶青岛啤酒，面对镜头多少才算有些放松。
但是，作为作家的严歌苓笔下，却有着一个非常自在、丰富、绮丽的世界。她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
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
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获得了重要文学奖项。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
“文革”、改革开放到出国的生活，她的写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状态。
复杂而颠沛的人生经验让她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
严歌苓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
书房与舞台
我出生在一个妈妈是话剧演员、爸爸是作家的家庭里。很自然的，要么是舞台，要么就是书房，这两件事情在我无意识想学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我的潜意识之中。我爸爸的书房里收藏了古今中外的全部经典作品，其中还有一些是我爷爷的藏书，线装版的《西厢记》等等。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就是，无论我这一生干什么，这些天赋都会占据我的基因，也成为我教养里最主要的成分。
小时候我就很爱动，是体力、精力都很旺盛的人。因为身体条件不错，跳舞也好，很自然地就到了部队的歌舞团，走上了舞台。我12岁那年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那个时侯还没想到要写作。
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有成千上万的女孩子都想去部队。在我们那个年龄，都在说谁家的哥哥、姐姐插队去了，到我们该插队的时候，要学一技之长，比如乐器、唱歌，我爸爸带我拜师，学习舞蹈。家里很支持我的决定，只是我爸爸没有想到会到成都那么远。但是当时哪个部队录取了就要去哪里。
当时的孩子成熟比现在早，我七八岁时就上街买菜，因为父亲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家里的很多事情要自己处理。成都军区管辖西藏军区，我们就像高原文化工作队一样，每年都要把歌舞送到西藏。我很早接触的就不是都市、胡同的生活，而是大山。我觉得自己后来的气质和胸襟，和十二三岁在高原的环境里生活有很大关系。
在跳了七八年舞之后，我发现要做到最好挺难的，我不是一个柔软度非常好的人，而且当时在部队的舞蹈训练并不是很正规。我是一个做什么事就要做到拔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舞蹈编导。
因为我爱舞蹈，至少我的工作有一部分在参与舞蹈，而且还和创作有关系，我觉得非常兴奋和开心。虽然我的肢体不是最好的，但是可以和脑袋结合起来。刚开始编舞、写舞蹈大纲和歌词，我发现自己还挺能写的，领导也发现了，说这个人从来没写过东西，怎么会写得这么好呢，就把我调到团里的创作组，这样我就有机会单独去找蹲点的地方。比如去军马场，学骑马，希望能找到一点素材，后来就写了《雌性的草地》。
我彻底地变成作家是因为中越自卫反击战，我作为战地记者参与其中。那年我20岁，因为缺记者，我又很好奇，于是就报名参加。当时没有多少女记者，我不能去前线，就在野战医院采访伤员，在真的看到生死之后，对于之前浪漫化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就有了看法，我不再是三个月前编编舞、跳跳舞、参与创作的女孩子了。从此以后开始很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读书，有意地朝创作的方向走。那时感觉自己有满腔的话要讲，但至于要讲什么，还不知道。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不管是编舞蹈还是编歌词，我的能量需要用创作的形式抒发出去，这是我对自己从生理到精神结构的一种认识，不抒发出去会很难过，哪怕让我创作一碟菜也行。每天都有这种幺蛾子出来，必须创作点什么东西，我当年在部队做的布娃娃很受欢迎，因为这也是一种创作。
当了作家以后，我发现创作一方面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另一方面可以有很自由的时间尽情地去看书，这种生活方式多好啊。要到下面去采访、去收集资料了，因为我是铁道兵部队的创作员，给我一张免票，坐着卧铺就走了。当时的生活非常幸运，无可挑剔。
未曾艰难的写作开端
1979年之后有很多年轻的作家已经出来了，他们在写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对“文革”进行反思，我常常读他们的小说，觉得好像我也有生活，我也可以写。最初，我发表零星的诗歌和报告文学，我还记得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一篇诗歌，叫《山茶花》，都是些小东西，但挺壮胆。而且当时我爸爸也“解放”了，有很多叔叔伯伯，比如白桦、陈登科等老作家都在鼓励我。我又认识了李准的儿子，获得了很多教益。
我在1980年发表了第一个电影剧本《心弦》，在四川获了奖，后来又发表了《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从此我确定了自己应该是一个写作的人。
“文革”以后起来最快的文学创作就是电影剧本。当时我总去看我爸爸，他在北影写电影剧本，李准也在写电影剧本，很自然的，我写的最多的就是电影剧本。
看了中外很多好的电影剧本，就开始自己写。当时年纪小，不知道难或不难，觉得自己都能干，都能写。初生牛犊，不管技巧掌握了多少，不害怕，稀里哗啦，写了一大堆，都发表了。
李准是我的公公，我在他们家生活了8年，学到很多东西。他和我爸爸也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和我前夫李克威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碰上，他说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我说是，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的过程中，他突然说了一句河南话，我很吃惊，就笑。他又说“河南话咋着？”那一瞬间，我忽然间就爱上他了。我觉得这个说河南话的男人太有意思了。李克威比较内敛，而他爸爸李准是色彩很浓烈的一个人。
李准对我一生的写作有很大的教益。李准是中国式的、很传统的一个作家。他平常讲话语言就非常生动，有农民式的风趣和精到，我特别喜欢他的语言，精炼、传神极了，李准在中国古典文学上造诣很深。我爸爸是洋派的，从小读的是教会学校，西学的教育很强，虽然中国古典文学也很好，但更偏重西方。
我前夫的母亲也特别幽默，说话充满了形象和细节，也是说那种河南方言。当时他们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欢文学，所有人都讲河南话，我就感觉到我也是半个河南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能写《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尽管也去河南农村蹲过点，但最好的基础是在李准家生活，听他讲各种各样农村的故事。
我是非常幸运的人，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从文，都得到很多人帮助，包括我爸爸给我的基因。我爸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创作力很发达。
1985年，我开始写长篇小说。当时是有人跟我约稿，说你的短篇语言写得很好，电影剧本又很会组织故事，写人物、对话也好，为什么不写长篇呢。我在心里想，对啊，我为什么不写长篇呢。1986年，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绿血》出版，获得了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写了三年之后，第四年我就出国了。
最开始写的长篇有一点像电影剧本，时空交错的叙述。我早期的创作都是写军队生活，文工团、军马场等。上世纪80年代，刚刚开始写作，会觉得有好多东西可以写，思维很敏感，跟看书也有关系。看到一个故事，就会想到自己也有类似的故事，被启发了。那时每天除了写作就是读书，或者不写作，半年都在读书。
写作对我来说从来没难过，有的人生来就是要写的，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人。有的人建议我说把我的作品再仔细写写，或许可以登上另外的高峰，我就说我没有这个耐心啊，我有的时候觉得让我慢慢写可能也就这个水平了。
美国往事
我在发表第二本长篇之后，《中国日报》给了我一个版面的专访，第二天美国文化新闻总署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一个年轻的作家，我们有一个年轻艺术家去美国访问的计划，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说愿意。这个项目是每个月都有一个人去美国，到和你相关的机构，比如大学里的作家工作室去参观。
我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他们的年轻作家好像能学到很多东西，相互批评的氛围很好，还可以深造。我想如果自己一直写下去，靠经验、靠生活写，可能不够，还要靠技巧、学院派的训练。
当时因为我姑姑在美国，访问完了我在姑姑家住了六个月，开始用新概念自学英文。回到北京后，又找托福书学。我第一次考托福就考了540多分，在自学17个月后，第三次考到570多分，达到了念研究生可以拿奖学金的分数要求。
学英语对我来讲并不难。虽然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你让我一个人呆着，什么都能干。写长篇也好，学英语也好，我最怕的是打扰，整天弄得我头昏眼花应付事情，这方面我是很低能的人。我需要有人帮忙把时间安排好，要不然一天到晚落花流水。让我写作我非常放松，英语学习我也是这样。
当时对于出国并我没有什么设想，一开始是想读博士，念英国文学。觉得自己还年轻，走一步说一步，但是到了美国半年之后就碰到我先生劳伦斯了，很多穷追猛打的事就出现了。
他和我前面一个丈夫吸引我的，很相近，都是爱读书。对我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是百科全书。我有什么事情不懂就给他打电话，因为西方有很多事情我还是无知的。而且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我非常靠近，比如对钱没有什么野心，对物质没野心，乐趣就是每天可以读书，看博物馆。这些东西放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可能是没有用处的，但我很受吸引。在创作上，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有时给他讲两个故事，他说这个好，应该先写这个，那个也不错，但这个更好。他从来不说不好。
1992年，我们打算结婚。由于劳伦斯在美国外交部任职，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安全，对我进行了严厉盘查，因为我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当过13年兵。为了结婚，劳伦斯辞职，直到2004年才在美国外交部复职。我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在美国念了3年研究生，更加系统地读作品，西方、拉美、俄罗斯，一个作家接着一个作家地读。各种名目，比如全部被禁的作家、美国南部作家、种族黑人作家等，这个营养是哪里都得不到的。读了一大批书，也教写小说的技巧，分析有多少种写小说的样式，每一种样式用自己的故事来写一次。世界上无非这么多种小说，我就全部都知道了。
念书时一开始听不懂，总是问我的同学，老师又布置什么功课。老师讲课很少，主要以互相传看作品为主。就需要不停地写，当时我因为失眠，睡觉时间很少，写作时间很多。我觉得这些作业很有趣，挑战就是给你的一种刺激。我觉得没什么刺激活着没劲，好像醒不了似的。
这时我开始写旅美生活，中国人在美国的故事。《霜降》是我在美国写的第一个长篇，当时也是有人约稿，让我写能够连载的长篇。我在美国出的第二本长篇是《扶桑》，第三本是《人寰》，后两本在台湾都获得了奖项，这样在台湾文学界一步一步走下来，得了大概10个文学奖，卖得也比较好。从此奠定了我可以用笔来养自己，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地位，日子就好过了。
当时我还没毕业，有很多章节，在课堂上是作业，拿过来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短篇小说。有时用英文在课堂上写了一个章节，觉得作为中文也很好啊，就变成了能挣钱的东西
如果说创作之间的差异，在中国时我没有想到赚钱那么重要，好歹都有部队的工资。而这在美国很重要，你作为一个经济独立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就是区别。在选题上来讲，还是选自己有激情的写，我不相信一个艺术家可以写没有激情的故事。
我的创作一共有三个阶段，开始是军旅生活，这时就是移民生活，讲文化错位、种族的故事。在这之后，开始写1989年之前我印象里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在国外生活了20多年后再回过头来写中国的角度，
双面严歌苓
2000年我离开了美国，跟随丈夫到了非洲。这时美国和中国对我来说都是遥远的地方。我问自己想写什么，我想写中国大陆的故事。非洲的那种苦难和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腐败很像，让我想写中国。写《第九个寡妇》时我就回来收集素材了。我有一个收集素材的方法，朋友的爸爸给我订《文摘报》《作家文摘》，一摞一摞地存下来，每半年、一年我回来全部带走，没事的时候就读。很多作品和这些报纸有关，《谁家有女初长成》，还有《赴宴者》，都是在《文摘报》看到的故事。
我现在蛮自由的。让我写当代中国，我会胆怯，第一很多价值观不认同，第二他们的吃喝拉撒我确实不太了解，生活中很多的细节，比如怎么缴税、怎么和房东打交道，在中国不生活了，不了解，不敢写。苦于我的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外，其实我很想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
我最怀念的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很大胆，接触很多新的东西，敏感，物欲很低，都高兴得不得了。在一起谈书和电影，喝酒的时候行酒令也是古诗令。现在人的物欲太重，到巴黎去看，所有名牌店里都挤着中国人，都跑去买名牌，但是博物馆里很少看到大陆的游客。
我的创作，不见得越来越成熟，有的时候还是希望有突破，在精神和技巧上。如果没有突破，再成熟有什么用。当然有了突破就不可能成熟，因为一个人要写一个新的样式、体现新的文字风格，肯定是涩的，涩其实是好事。
我回到大陆以后，很恨自己的一点就是被出版社牵着鼻子走，不断有人约稿，不忍拒绝。我性格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很难说不，但往往把自己弄得很苦。把最好的、能够达到巅峰的作家质量丢失了。这么多人找我写电影剧本，每天都有人约我，我的经纪人也不帮我挡驾。很痛苦。
创作总是有顺或不太顺的时候，像运动员似的，不是总能发挥到最好。对我来说，有的时候稍微犯困，状态不是最好。但是没有创造力衰竭的时候，大家都在拽着我写，比如电影、电视，没完没了叫我写，我最近刚写完一本三十多万字的大长篇。
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秘密的过瘾。当你背对着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
我试着不写，可是不行，就像没醒透似的。几天不写，就像是半打盹儿地过活。不写就是让我身上有一块痒痒，又不让我挠。哪怕早起一两个小时，我也得把过瘾的时间留出来。
最有突破的作品，我认为是《第九个寡妇》。从题材到语言，都不同于我之前的作品。这种白描、质朴、带有地方色彩的农民形象，我当时提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晕了。我能写这个人吗？我对农民足够了解吗？但是这个故事多好啊，这个女人不塑造出来太可惜了。
在我的写作序列中，电影、电视剧本我从来不去想它们的价值，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是应朋友之邀。那是世俗严歌苓，就是一个企业，严歌苓参股的娱乐企业，观众爱看什么，就写什么。
而小说我非常在意。这个是真正的严歌苓，包括我的思想体系，我整个人格的体现是在我的小说。现在常常要拿我的剧本去改成小说，或者小说改成剧本，我就要写他们改不了的，“抗拍性”强的，因为一改就不对了。我以后会直接写电视剧，直接写电影，跟我的文学没有关系。我有两个才能，我可以写通俗、娱乐的东西，还有一半严歌苓，要进行文学创作，这两件事情我不能再混在一起做了。
金陵十三钗
我为《金陵十三钗》的写作准备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在海外的华人比在国内的华人更爱国，因为在海外的华人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都有点受种族歧视，所以这种民族自尊心总是非常敏感。我从1993年、1994年开始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从国外搜集南京大屠杀的各种照片和资料，包括16毫米的电影、胶片，都比国内要容易，资料很全。每次看完这些图片展、参加这些集会，我都有一种冲动，特别想写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个惨绝人寰的大事件的小说。一直到后来觉得愿望还是实现不了，因为我要是真的去写大屠杀可能也写不了，我必须要有一个凄美的故事，一方面是残酷，一方面是美丽，这样我才能写，这是我个人审美的一个选择。
最初《金陵十三钗》只是一部短篇小说，在做同名电影的编剧时（张艺谋执导此片），我发现很多内容需要重新书写，于是把它又变成了一部长篇，增加了后人对十三个妓女的下落追寻的部分。
我和张艺谋的合作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非常快乐的，张导演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非常随和。他精力无限，常常开玩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他有时候讲的故事甚至都可以激发我去写一些东西。
我对我自己所有被改成电影和电视剧的作品，首先是不敢看，就是做鸵鸟。我没有太多失望的经验，就是因为我看完自己被采访的电视节目什么的我就不敢再被采访了，觉得自己会说无数的傻话。我就这么一个性格，我从来不敢看人家采访我的文章，跟期望值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也就不会失望。但是我觉得张导演这次是非常认真地在做这件事情，当时我到南京看了他们整个景，还有最后他和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合作，我觉得种种征兆都显示出它应该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作品。
我觉得我活到这个岁数，别对任何事情期望值太高，我现在所有的事情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不过每次我把稿子一发出去以后，我立刻就后悔，特别战战兢兢，如果对方在三五天之内没有什么消息，我就会猜是不是对我的作品很否定了。所以我不是很自信的人，写到今天还是如此，经常写完的稿子我想这大概是这辈子最后一篇。
我从去年写到今年的作品叫《无期》，大概是我花费时间最长、而且篇幅最大的作品。这个作品我就快要交稿了，为什么不想马上交稿，就是每次都想到后悔的那种感觉，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再看看，再补充一下，再稍微润色一下。
这部作品一共30多万字，是写一个男主人公的故事，而且是用电脑写的，这是我的两个突破。在这之前我全部用铅笔写作，这次写完了以后发现用电脑写作非常累，它是双重精力集中，要选字什么的，不如我拿铅笔更“绿色”，所以这部作品我写得非常吃力。但是写完之后，我觉得确实是一部能够让自己为此骄傲的作品。有时候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比如家里一些小事不顺利，我就跟自己说，你是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家，你不应该为那样的小事情不愉快，因为你考虑的都是非常大的命题，人类、人性，你不应该为一点小事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