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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先生敏锐地指出,如果将胡绳所归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与其所本依的毛泽东的“两个过程”做一对比,可以看出“三次高潮”说实际上淡化处理了十九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取向,与柯文所归纳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有契应之处。从接续学统的角度而论,注意到“三次革命高潮”与“中国中心观”在取向上具共通性,自有其启发意义。但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由美国学者柯文归纳的“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ed Approach)有其特定的指谓和语境,将“三次革命高潮”与之简单对应难免似是而非;其二,胡绳对其理论诠释体系之凸显中国本土因素的倾向有明确的理论自觉。上世纪五十年代“三次革命高潮”之提出并被广泛接受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层的社会思想基础。
一
“三次革命高潮”实际上是突出了“八大事件”中表征着人民反抗过程的几次事件。这种凸显中国本土因素的研究倾向,的确与此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倾向颇有不同。为进行反帝爱国动员以救亡图存,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多以中外关系为论述中心,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近代外交史与中外双边关系史之类著述,粗略统计,不下一百三十多部,文章三百余篇。名家蒋廷黻受美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影响,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方面”,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个“外交史大纲”。而唯物史观派学人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诞生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际,它是以帝国主义侵略进程为线索来条理史事的,着力突出了外患步步加深的“半殖民地”形成过程,对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内政变革着墨不多,对人民群众反抗的一面亦未特别着重。
随着一九四九年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人心底激荡着民族自豪感,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退居次要,追溯近代以来人民革命斗争历程,论证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成为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进而被有着浓厚“以史经世”情结的学人内化为不言自明的共识。对于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建国初期即有人批评其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仍嫌不够清晰,“使近代史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戴文葆:《介绍〈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学科体系的构建中,从近代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倾向,而且他们对此有一定的理论自觉。
其一,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另一种是范文澜、孙守任为代表的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为标志的分期体系。胡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表示:“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不仅要注意外国势力怎样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中华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几乎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显然,在侵略——革命的整体关照中,胡绳此时更为强调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一面,而有意淡化了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的思路暗合。毛泽东所云“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626页),即蕴含了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求中国近代历史的主导因素之意,体现出摆脱此前“冲击——反应”模式的努力。
其二,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理论体系最终获得更多学者的认同,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初,唯物史观学习如火如荼展开,阶级斗争观点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已渐成史学界之共识。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胡绳一再强调:“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它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也不是某些反动人物的历史”。“三次革命高潮论”突出了“人民”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尤其突出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这成为它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一个根本基础。如邵循正所言:给予太平天国等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以足够的地位和分量”,就可以“使读者清楚地看出在凶悍的国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统治势力双重压迫之下,中国人民并不是一味挨打的。这样,读者就不会感到中国近代中只是漆黑一团,而是处处有使人志气奋发的生动斗争的局面和可歌可泣的史实”(邵循正:《略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读书》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其三,外因与内因的哲学关系也是当时学者考虑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依据。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哲学认知对参与论争的史家无疑有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认为孙守任过于强调外力影响,当时学者在外因内因的辨析下,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已然形成相当一致的倾向。
二
大略而言,“阶级”观念在唯物史观派学人中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李大钊,倡导为个体的人生修养而研究历史,阶级观念较淡薄;“大革命”失败后,历史研究的阶级动机格外突出,历史研究从为个体人生发展到为阶级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激化,治史的阶级动机一度为救亡的硝烟所笼罩。历史研究从为阶级过渡到为民族;但“皖南事变”后,一度被掩盖的阶级动机又迅速得到强化。一直到建国后,这一强化的过程仍在持续。
具体就胡绳而论,在他的中国近代史著述中,始终存在着“民族”与“阶级”的内在紧张。近代以来的民族民主革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且难分轩轾。治史的阶级动机优先于民族动机,将阶级斗争置于民族斗争之上,此为胡绳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其“三次革命高潮论”,将近代以来由清政府主导的几次中外民族战争置于相对次要地位,即与他的这一倾向密切相关。
胡绳的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强调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对他们之间矛盾的一面予以相对淡化处理。他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如曾纪泽、左宗棠全盘否定,认为康、梁等改良主义者的爱国思想“反而成了为侵略者辩护,自动向帝国主义者缴械”,维新变法的积极意义也从其消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的角度受到冲淡。不难看出,胡绳更为强调中外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二位一体的性质,进而将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
对阿古柏叛乱的论述足见其偏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有两处提到阿古柏的叛乱。一处为“到了一八七七年左宗棠的军队又远征新疆的回民”,另一处为“又如对于新疆的回民起义,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也曾有过像在太平天国时期那样的变动——先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末后则反面相向。新疆回民领袖阿古柏已于一八六七年在新疆西南部建立对满清统治独立的政权,起先英俄两国都表示承认,且与订约,但到了左宗棠已消灭了陕西甘肃的回变,准备远征新疆的时候,英俄都转而助满清了。他们发觉阿古柏胜利对他们并不有利。英国商人借军费给左,俄国也供给他的远征军以粮饷,这些对于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并不是不重要的”。
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东方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马霄石著的《西北回族革命史》和郭应德著的《维吾尔史略》,受胡著影响,仍然将阿古柏当做“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而将左宗棠率师西征视为“不义战争”,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阿古柏政权性质的讨论。通过讨论,大多数学者改变了以往的认识。而胡绳对此却不太以为然,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四版中,胡绳将后一处的分析删掉,将前一处改为“到了一八七七年左宗棠的军队又远征新疆,镇压了该地回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起义”,显而易见其修改处理有相当程度的保留。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第六版完全删除了关于阿古柏的内容。
胡绳一生思想随时代而嬗变,但对于近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偏颇认知,则始终一贯。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且不论此时学界已有“四个阶梯论”的挑战,即便是对“三次革命高潮”持肯定态度者如刘大年,对此书也不乏批评。对于胡著论述中法战争的一节,刘大年批道:“如此看来,似乎清政府主要只有投降的一面,而且投降得顺利没有什么阻碍。这不能说明为什么徐、唐、岑(按:即徐延旭、唐炯、岑毓英)等出关布防,而且战争还是打起来了。事实上存在两种势力的斗争,有民族矛盾。”对于胡著关于慈禧反对维新的原因分析,刘大年认为将之完全归结为光绪与慈禧的权力斗争“未免缩小了这场斗争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意义”,“权力斗争是亡国危机使之激化”(刘大年读书批注手稿,刘潞提供)。
三
胡绳晚年为回应时代挑战,对自己原有理论框架做了一定调整。他明确表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但他直至一九九七年仍坚持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典范之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基本观点和总的体系”“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这固然表明,胡绳认为“革命”与“现代化”可以和平共存、互为补充;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三次革命高潮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与解释,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虽有学者尖锐指出,将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这两次风马牛不相及的运动合为一次“革命高潮”难以成立。但这恰可能是胡绳着意经营之处。诚然,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胡绳并未将义和团与戊戌变法等量齐观,但无疑在他的解释体系中有“戊戌变法”之位置。随着此后政治上日益“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解则日趋狭窄、教条。戊戌变法事实上较少得到史家的关注。
正因乎此,第二次“革命高潮”中“戊戌变法”这一组成部分经常被学人有意无意地抹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责任编辑邓卫中在一篇书评中认为,胡绳“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邓卫中:《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如此解读很难说背离五十年代胡绳之本意,但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质疑渐起,且批评主要集中于过分拔高了近代农民的作用,而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这种语境下,胡绳自然倾向于强调在其理论体系中“戊戌变法”所具有的“革命高潮”之地位。
邓卫中的书评引起王震关注,此书得王震推介而风靡全国。但也正是此书评引起胡绳的不满,为邓卫中始料未及。苏双碧回忆:“胡绳看到后很不安,因为这涉及书的作者对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胡绳让秘书把这个‘不安’告诉我,随后又亲自对我谈及此事。”苏双碧随后赶写了一篇书评,比较全面地谈了“三次革命高潮”的内涵。特别强调“第二次革命高潮,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农民阶级发起的义和团运动构成,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第一次向清王朝提出要分享政权的要求”(苏双碧:《学术领域的可喜成果——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
窃以为,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合而为第二次“革命高潮”,四个被着重突出的历史事件,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各居其二,平分秋色。如此一来,实际上为此解释体系预留了调整空间。正因为有此设计,方能通过有分寸的扬此抑彼而一定程度因应不同时代之挑战。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意识形态层面更强调农民阶级的正面历史作用,有意无意地突出义和团、淡化戊戌变法成为一种潜在趋向;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反思以往之偏颇,此时胡绳强调在其理论体系中戊戌变法之地位,亦在情理之中。“三次革命高潮”体系所具有的阐释弹性,体现了其包容性与解释力。
蒙文通据孟子所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而提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以此观之,“三次革命高潮”从近代史这条不舍昼夜漩流着的长河之波澜处着眼,自有其价值。而考察胡绳首倡分期讨论之初衷,主要还是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编纂结构之问题。历史教科书由政府审定、颁行,是国民历史观的重要来源,亦为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因当时中央令行禁止之权威,“三次革命高潮论”被综合大学、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采纳并在教科书中加以贯彻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日益定于一尊,进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与研究课题产生覆盖性影响。
“三次革命高潮论”不但将近代史事系统化,并予以规范解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了一种着重中国本土因素、眼光向下关注下层民众的研究倾向,这无疑迥异于此前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三次革命高潮论”的正面因素之展开,推进了中国近代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但所有理论构想似乎都难逃被僵化、教条化的宿命。从后来近代史学界的学术专题研究来看,大部分的研究著述均集中于“三次革命高潮”。近代史领域的三个专题学会分别为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辛亥革命學会,在现代学术体制里,学会对学术研究的引导与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体制化的影响之下,其他史事,甚至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均不被重视。而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被日益贬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被无限拔高。在“左”的政治气候的推波助澜下,阶级斗争色彩愈益浓郁,内容日趋狭隘单调,解释日益单纯与绝对。这无疑已经背离胡绳等人的初衷了。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胡绳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2.80元)
一
“三次革命高潮”实际上是突出了“八大事件”中表征着人民反抗过程的几次事件。这种凸显中国本土因素的研究倾向,的确与此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倾向颇有不同。为进行反帝爱国动员以救亡图存,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多以中外关系为论述中心,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近代外交史与中外双边关系史之类著述,粗略统计,不下一百三十多部,文章三百余篇。名家蒋廷黻受美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影响,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方面”,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个“外交史大纲”。而唯物史观派学人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诞生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际,它是以帝国主义侵略进程为线索来条理史事的,着力突出了外患步步加深的“半殖民地”形成过程,对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内政变革着墨不多,对人民群众反抗的一面亦未特别着重。
随着一九四九年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人心底激荡着民族自豪感,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退居次要,追溯近代以来人民革命斗争历程,论证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成为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进而被有着浓厚“以史经世”情结的学人内化为不言自明的共识。对于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建国初期即有人批评其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仍嫌不够清晰,“使近代史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戴文葆:《介绍〈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学科体系的构建中,从近代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倾向,而且他们对此有一定的理论自觉。
其一,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论;另一种是范文澜、孙守任为代表的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为标志的分期体系。胡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表示:“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不仅要注意外国势力怎样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中华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几乎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显然,在侵略——革命的整体关照中,胡绳此时更为强调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一面,而有意淡化了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的思路暗合。毛泽东所云“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626页),即蕴含了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求中国近代历史的主导因素之意,体现出摆脱此前“冲击——反应”模式的努力。
其二,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理论体系最终获得更多学者的认同,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初,唯物史观学习如火如荼展开,阶级斗争观点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已渐成史学界之共识。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胡绳一再强调:“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它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也不是某些反动人物的历史”。“三次革命高潮论”突出了“人民”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尤其突出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这成为它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一个根本基础。如邵循正所言:给予太平天国等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以足够的地位和分量”,就可以“使读者清楚地看出在凶悍的国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统治势力双重压迫之下,中国人民并不是一味挨打的。这样,读者就不会感到中国近代中只是漆黑一团,而是处处有使人志气奋发的生动斗争的局面和可歌可泣的史实”(邵循正:《略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读书》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其三,外因与内因的哲学关系也是当时学者考虑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依据。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哲学认知对参与论争的史家无疑有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认为孙守任过于强调外力影响,当时学者在外因内因的辨析下,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已然形成相当一致的倾向。
二
大略而言,“阶级”观念在唯物史观派学人中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李大钊,倡导为个体的人生修养而研究历史,阶级观念较淡薄;“大革命”失败后,历史研究的阶级动机格外突出,历史研究从为个体人生发展到为阶级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激化,治史的阶级动机一度为救亡的硝烟所笼罩。历史研究从为阶级过渡到为民族;但“皖南事变”后,一度被掩盖的阶级动机又迅速得到强化。一直到建国后,这一强化的过程仍在持续。
具体就胡绳而论,在他的中国近代史著述中,始终存在着“民族”与“阶级”的内在紧张。近代以来的民族民主革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且难分轩轾。治史的阶级动机优先于民族动机,将阶级斗争置于民族斗争之上,此为胡绳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其“三次革命高潮论”,将近代以来由清政府主导的几次中外民族战争置于相对次要地位,即与他的这一倾向密切相关。
胡绳的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强调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对他们之间矛盾的一面予以相对淡化处理。他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如曾纪泽、左宗棠全盘否定,认为康、梁等改良主义者的爱国思想“反而成了为侵略者辩护,自动向帝国主义者缴械”,维新变法的积极意义也从其消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的角度受到冲淡。不难看出,胡绳更为强调中外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二位一体的性质,进而将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
对阿古柏叛乱的论述足见其偏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有两处提到阿古柏的叛乱。一处为“到了一八七七年左宗棠的军队又远征新疆的回民”,另一处为“又如对于新疆的回民起义,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也曾有过像在太平天国时期那样的变动——先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末后则反面相向。新疆回民领袖阿古柏已于一八六七年在新疆西南部建立对满清统治独立的政权,起先英俄两国都表示承认,且与订约,但到了左宗棠已消灭了陕西甘肃的回变,准备远征新疆的时候,英俄都转而助满清了。他们发觉阿古柏胜利对他们并不有利。英国商人借军费给左,俄国也供给他的远征军以粮饷,这些对于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并不是不重要的”。
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东方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马霄石著的《西北回族革命史》和郭应德著的《维吾尔史略》,受胡著影响,仍然将阿古柏当做“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而将左宗棠率师西征视为“不义战争”,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阿古柏政权性质的讨论。通过讨论,大多数学者改变了以往的认识。而胡绳对此却不太以为然,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四版中,胡绳将后一处的分析删掉,将前一处改为“到了一八七七年左宗棠的军队又远征新疆,镇压了该地回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起义”,显而易见其修改处理有相当程度的保留。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第六版完全删除了关于阿古柏的内容。
胡绳一生思想随时代而嬗变,但对于近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偏颇认知,则始终一贯。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且不论此时学界已有“四个阶梯论”的挑战,即便是对“三次革命高潮”持肯定态度者如刘大年,对此书也不乏批评。对于胡著论述中法战争的一节,刘大年批道:“如此看来,似乎清政府主要只有投降的一面,而且投降得顺利没有什么阻碍。这不能说明为什么徐、唐、岑(按:即徐延旭、唐炯、岑毓英)等出关布防,而且战争还是打起来了。事实上存在两种势力的斗争,有民族矛盾。”对于胡著关于慈禧反对维新的原因分析,刘大年认为将之完全归结为光绪与慈禧的权力斗争“未免缩小了这场斗争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意义”,“权力斗争是亡国危机使之激化”(刘大年读书批注手稿,刘潞提供)。
三
胡绳晚年为回应时代挑战,对自己原有理论框架做了一定调整。他明确表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但他直至一九九七年仍坚持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典范之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基本观点和总的体系”“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这固然表明,胡绳认为“革命”与“现代化”可以和平共存、互为补充;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三次革命高潮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与解释,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虽有学者尖锐指出,将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这两次风马牛不相及的运动合为一次“革命高潮”难以成立。但这恰可能是胡绳着意经营之处。诚然,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胡绳并未将义和团与戊戌变法等量齐观,但无疑在他的解释体系中有“戊戌变法”之位置。随着此后政治上日益“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解则日趋狭窄、教条。戊戌变法事实上较少得到史家的关注。
正因乎此,第二次“革命高潮”中“戊戌变法”这一组成部分经常被学人有意无意地抹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责任编辑邓卫中在一篇书评中认为,胡绳“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邓卫中:《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如此解读很难说背离五十年代胡绳之本意,但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质疑渐起,且批评主要集中于过分拔高了近代农民的作用,而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这种语境下,胡绳自然倾向于强调在其理论体系中“戊戌变法”所具有的“革命高潮”之地位。
邓卫中的书评引起王震关注,此书得王震推介而风靡全国。但也正是此书评引起胡绳的不满,为邓卫中始料未及。苏双碧回忆:“胡绳看到后很不安,因为这涉及书的作者对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胡绳让秘书把这个‘不安’告诉我,随后又亲自对我谈及此事。”苏双碧随后赶写了一篇书评,比较全面地谈了“三次革命高潮”的内涵。特别强调“第二次革命高潮,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农民阶级发起的义和团运动构成,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第一次向清王朝提出要分享政权的要求”(苏双碧:《学术领域的可喜成果——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
窃以为,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合而为第二次“革命高潮”,四个被着重突出的历史事件,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各居其二,平分秋色。如此一来,实际上为此解释体系预留了调整空间。正因为有此设计,方能通过有分寸的扬此抑彼而一定程度因应不同时代之挑战。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意识形态层面更强调农民阶级的正面历史作用,有意无意地突出义和团、淡化戊戌变法成为一种潜在趋向;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反思以往之偏颇,此时胡绳强调在其理论体系中戊戌变法之地位,亦在情理之中。“三次革命高潮”体系所具有的阐释弹性,体现了其包容性与解释力。
蒙文通据孟子所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而提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以此观之,“三次革命高潮”从近代史这条不舍昼夜漩流着的长河之波澜处着眼,自有其价值。而考察胡绳首倡分期讨论之初衷,主要还是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编纂结构之问题。历史教科书由政府审定、颁行,是国民历史观的重要来源,亦为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因当时中央令行禁止之权威,“三次革命高潮论”被综合大学、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采纳并在教科书中加以贯彻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日益定于一尊,进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与研究课题产生覆盖性影响。
“三次革命高潮论”不但将近代史事系统化,并予以规范解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了一种着重中国本土因素、眼光向下关注下层民众的研究倾向,这无疑迥异于此前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三次革命高潮论”的正面因素之展开,推进了中国近代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但所有理论构想似乎都难逃被僵化、教条化的宿命。从后来近代史学界的学术专题研究来看,大部分的研究著述均集中于“三次革命高潮”。近代史领域的三个专题学会分别为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辛亥革命學会,在现代学术体制里,学会对学术研究的引导与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体制化的影响之下,其他史事,甚至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均不被重视。而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被日益贬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被无限拔高。在“左”的政治气候的推波助澜下,阶级斗争色彩愈益浓郁,内容日趋狭隘单调,解释日益单纯与绝对。这无疑已经背离胡绳等人的初衷了。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胡绳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