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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60年华诞,电影《建国大业》在全国各地热映,这也勾起了我对那段亲历往事的回忆。据史料记载,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许广平代表民主人士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听了非常支持,当即表态:“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上世纪40年代上海沦为孤岛后,母亲许广平的社会活动并未停止,她曾带我去参加过两个座谈会,分别称为“星期六聚餐会”和“星期二聚餐会”。
前者范围窄人数少,都是进步人士,如胡愈之、巴人(王任叔)、吴大琨、冯宾符、周建人等。座谈会为了隐蔽,总是觅敌人容易疏忽的、静僻的公共场所举行。常去的地方是功德林素菜馆、八仙桥青年会楼上的西餐部和一个记不得名称的庙。聚餐费是按名头出份子,但我常吃白食,大家并不让母亲交两份餐费,席上也不对我有丝毫的年龄歧视,照样在圆桌上占个正位。饭后散去时,为了保证我们母子安全,总是安排我们在中间时段离开。
另一个“星期二聚餐会”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进步政治组织”。也是由各人自出聚餐钱,会上请一人主讲当时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经常出席的除严景耀外,有沈体兰、吴耀宗、张宗麟、陈已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雷洁琼、赵朴初等。记忆中每次参加的人数大致是六至八人,似乎是大家轮流参加的。凡是在寺庙里座谈,赵朴初必到,或许是他出面向住持借的吧。他们在座谈时,我便溜到大殿、偏殿东张西看。那里一个香客都没有,大概这个时间是“闭庙”吧!
秘密离沪
1948年秋,形势益发紧张,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母亲作为“鲁迅夫人”的社会地位难以保障她的安全。我那年已十九岁,正热衷于无线电收发技术,考取执照和“C 1 CYC”呼号,还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即使有这个民间组织的牌子,仍然挡不住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我们住的霞飞坊本是个小贩随意进出叫卖的开放型弄堂,但到了十月中旬,有“收旧货”的,“贩卖水果”的和“补锅修锁”的铜匠担,不沿弄堂走动招徕生意,却坐在我家后门口安营扎寨,甚至此走彼来,前后衔接。这批人的打扮和神情分明不像是小贩。
这时,民主促进会的领导马叙伦等人已经撤退到达香港。我党在港的领导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同志就与马老计划让母亲和我脱离危险的方案。
地下党和民主促进会确定了铁路和公路的两套方案,并挑选了民主促进会的吴企尧先生负责护送我们母子走,他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沿途的人际关系也多。他还找了同行的伙伴周先生,他的大名直到近来才知道叫周景胡。但那时是不便乱打听的,只知道他开纺织厂,生产高档西装毛料。我们就装作一起到南方去做生意。吴企尧还关照母亲,沿途要多谈生意经。文字书本一概不带,免受注意。临行我忍不住在书摊上买了一本侦探杂志,在长途汽车上翻看,就遭到车上人的侧目注视。可见当时眼线到处都有。我们离沪的日期定在父亲忌日的前一天。按习俗,这一天家里总是要去上坟祭扫,监视方面自然会放松些。
临行前一天,母亲把家里的事做了安排:委托鲁迅全集出版社账房邵先生和她子侄辈亲戚许寿萱照料一切。母亲只对他们讲要“出趟门去”,也不说方向和归期。在这种时势之下,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家里所珍藏的父亲文物和书籍、遗物都是抗战前期的,如果国民党来查,估计也找不出“现行罪证”,这倒可以放心;若能不遇到打仗、火灾之类的天灾人祸,全部收藏得以保存下来,这自然是万幸了。但是谁又能料想到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我们母子心情虽然复杂而沉重,也只得听天由命了。至于邵先生和许寿萱他们两人的生活和霞飞坊64号住了11年的房租和日常开销,母亲让鲁迅全集出版社的收入来维持它。出版社还在营业,多少会有些小小的批售生意的。
走的那天,母亲化装成一个阔妇人模样。母亲向来不施脂粉,这回搽了厚厚的红唇膏,还拿着手袋。当日气温并不低,却穿上了薄大衣。我穿上半截西装,手提简单衣物。好在目的地是亚热带的香港,冬天不会很冷。到了下午,一辆出租汽车直接开到前门口,就这样,我们悄悄地走了。
不想,这一次离别,竟就此告别上海,定居北京,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了。
赴港旅途
我们的出租车直奔火车站。一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法商有轨电车和少量公共汽车在行驶,有没有盯梢极易发觉。因此也不必绕道,一路平安地到了火车站,登上开赴杭州的火车。到了杭州,有当地佛教界知名的杨欣莲老居士接站,这时大家心头才松了一口气,至少是离虎狼之口远了一些。杨居士领我们到头发巷里的节义庵住宿。第二天早晨再搭火车去南昌。稍作逗留,再从南昌动身,不是直接南下广州,而是绕了一个弯,转道先去长沙。为什么要那样走?自然是有道理的。我们也不方便多打听。反正这一路住宿坐车,全由吴企尧先生一手操办策划。
从长沙到广州,乘坐的是长途汽车。也许是为了在车顶多载货物行李,这里的汽车车厢造得很低矮,沿途的公路又凹凸不平,以致车身不仅在不断地“筛沙子”,还上下颠簸,乘客是头上吃栗子,屁股打板子。母亲恰遇更年期,月经的流血量很多,到了站头几乎迈不开步。
进入广州,在一个嘈杂的小旅店住下。这旅店的客人看来三教九流都有,大白天公然兜揽“姑娘松骨”的色情生意。母亲本是广州生长的,现在重返故地,自然成了大家的导游。她首先带领大家去看她高第街的旧居。为怕被亲戚认出,避免额外的应酬,只在屋外绕了一圈,便匆匆离去。不久,吴企尧先生以高价从黑市买到去九龙的飞机票,飞机原是美国军用运输机,铝质舱里的座椅都已开裂,想是美军的淘汰货吧,而国民党的民航班机还在当做宝贝使用,怪不得经常发生空难。
到达九龙后,我们还转道去澳门参观了一家大赌场。它当时很有名气,场子很大,各种赌博形式应有尽有。因为时间尚早,赌博没有开始。赌台上的人看到我们走近摊位,就交待“托儿”佯装下注,桌上立即显着赢得很热烈,但我们没有赌瘾,倒将这一切的设计冷眼观察清楚了。
随后,我们平安抵达香港,这次长途行程,便告结束。但有一事这里必须一提。此次南下,一路上没有让母亲出过什么钱,吴企尧先生事先也没有说要共同负担旅费,因此母亲以为既是地下党通知我们离沪的,这路费必然也是党所提供的。几十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一直心安理得。但近悉吴先生有一篇回忆文章,讲到此次南下所费一切竟是他姐夫周先生所资助。这样的话,今天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和回馈感谢了。
在香港等待的日子
一到香港,我们骤然轻松。我们的住宿地,被地下党安排在跑马地的一所居民楼里。跑马地我是熟悉的,高中一年级曾在那里的培侨中学读过书。我们刚进入居民楼,就受到一位女士的迎接。她比我年长四五岁,是沈钧儒的小女儿沈谱,丈夫就是著名记者范长江。她让母亲和我住进一间早已收拾干净的房间,两床一桌,很简单。
当晚,方方、潘梓年、连贯来探望(后来的日常联络人是徐伯昕)。从谈话中我方知,此行并非暂居香港,而是要等待机会北上。至于需要等多久,是几个月或许半年,他们没有透露,母亲也不便询问。
回过来看,母亲和我到香港,一方面躲避国民党将要下的毒手,另一方面随着解放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建立新中国——倡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专电给香港的潘汉年转送李济深和沈钧儒,邀集北上哈尔滨,筹建新政协。
党中央毛主席的邀请信,让在香港和国内外民主人士感受到极大的鼓舞,从香港、欧美等地纷至沓来的知名人士聚集沈阳,便是铁的证明。
地下党同志简单聊了一些形势告别之后,母亲就有了件烦恼事:出发时我们不曾带冬衣。东北地区我们从未去过,只知道冷得会冻掉耳朵,南方人本来怕冷,而我又是个十几年的老气喘病,突然要去这天寒地冻的地方,能不能受得了,真是个未知数。若是自己购置寒衣,这笔置装费肯定不少,我们初来乍到,又该到那里去筹措?但几位领导和徐伯昕都不曾对此有所明白交待,又不便细问。
母亲只能心里着急,从上海虽带来一点钱,但只是少量的几张美钞。母亲随身带有一面方型镜子,我把它四周掀开,将美钞在玻璃镜片夹层里平夹着,再用烙铁焊接复原,使之“天衣无缝”,这是以备不时之需的。因此,要靠它置办寒衣的费用,显然是不够的。母亲进而还想到:战争的进度,谁也无法估计,要是在香港久呆下去,若没有正常收入,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我的学业又如何继续?我于是提出,让我一人偷偷回上海,把家里的《鲁迅全集》这类书尽量低价廉售,这样也许能筹集一笔钱。我把这打算讲给徐伯昕听,他觉得很是幼稚可笑,当即就否定了,这不是去自投罗网吗!可见当时我是多么无知。直到以后,我们才逐渐知道,其实这一切组织都会周到地考虑的,只因地下党纪律严,哪怕细枝末节,未到时候都不便向你透露。但当时我们哪懂得这些,心里自然不免打鼓。
我们就在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中等待着。每天的午晚餐由沈谱提供,佣工烧煮。吃的是广东口味的家常菜,如咸鱼蒸肉饼、清炖鲩鱼、芥兰之类。我们出去逛街也顺便买回牛肉罐头,是父亲生前喜欢食用的那种,此外,还买些广东腊味和卤水熟菜,尤其是烧鹅,以偿母亲对家乡口味的怀念。从另一角度讲,我们自己添加些菜肴也可为沈谱节省些开支,因为我们察觉她手头很紧。
其实那时居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不少,既然领导人和徐伯昕没向我们说起谁的地址,母亲也不便贸然打听。但何香凝何老太太,我们是必定要去拜访的。首先是因为何老太太向来为母亲所敬爱,相互的关系本来又挺亲热,再说何老太太在香港是半公开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视她为眼中钉,派特务监视,但她是国民党元老,也奈何不了她。鉴于此,地下党才允许母亲前去探望。当我们进到何府,只见老人正端坐在桌前兴高采烈地玩麻将牌,因此,虽在香港初次见面,也不能多说什么,仅是嘘寒问暖而已。在平时,母亲总是深居简出,凡必要的生活用品多数由我去采购。
出发前的准备
大约等了十多天,终于通知要出发了,目的地是东北的哈尔滨。连贯送来一些港币,供买寒衣和衣箱。
香港有旧货街,商店鳞次栉比,出售的衣服有挂有堆,价格低廉。在路上我突然见到一位熟人,衣着鲜亮,一身本色纺绸短衫裤,神态飘逸,像煞广东的公子哥儿,原来他是连贯同志。我们边走边聊,这回他比较详细地告诉我还有几天离开香港和一些要做准备的事。母亲和我这才心里有些底。第二天便去打预防针、种牛痘疫苗,另外还需要准备照片,用于制作证件。
我想到去东北解放区,除了衣物,照相机必然有用,愿意以此为新中国而小作贡献,拍摄些具有新闻价值的照片。母亲也支持我的愿望,就把购买寒衣的预算设法压缩,紧缩的办法是买二手旧衣。第二天到旧衣店,买了绒线衫裤,是绿色的美军剩余物资。我的大衣也是买的美军旧货,拿去洗衣店染成藏青色。我的这身打扮,后来差一点让人误认为是美国俘虏。我替母亲买的是旧翻皮大衣,因为香港的冬天温暖,除非阔太太摆谱,并不适合穿,故这件狼皮大衣在旧衣摊折低价出售。我欣欣然自以为捡了个便宜,不想后来竟令我懊悔不迭。到了东北没见有人穿这类翻皮大衣,母亲穿着也感到非常别扭,简直像个国民党的官太太。这件大衣总共只穿过两三回吧,后来干脆贡献出去,用作拍电影的道具服装。
为购买相机我真是动足了脑筋。我花费很多时间,跑了不少店询问价格,尽量选择质量合意而又价钱适宜的品牌。最后我选了低价镜头的“禄莱”相机,后来使用结果,成像的清晰度差了一些,放大后的相片比较“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离港的前几天,我们向何老太太去辞行,她老人家少不了设家宴饯行。也去舅舅许涤新夫妇那里辞行,他当时是中共在港的领导之一。别的朋友母亲尽量少去惊动他们。香港虽然比国统区安全,但国民党也布下不少眼线,总以少张扬为宜。
我们的冬装和棉被分别装在皮箱和帆布的“马桶包”内,先期运到船上,我们只需轻装等待。过了一两天,傍晚,来了一辆汽车,我们遂向沈谱告别。车行不久,我发觉并非直驶码头,而是绕到了九龙一户人家门口。我们在此下车,从狭窄的楼梯上去,像是个本地工人的家。不料进入门内一看竟有不少熟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他们之中有茅盾夫妇、沈志远、侯外庐多位,可谓济济一堂。大家见了面又惊讶又高兴,谁也料想不到会在千里之外的他乡遇到那么多故知。再一想,又觉得这原是在情理之中,大家都向往着奔赴同一个目标嘛。最令人感到意外和有趣的是,适巧在前天或昨日才见过面,甚至一起参加了饯行宴,却谁也不说自己即将离港的计划,这种新奇与诡秘使大家油然又增加一层亲近感,连曾经有过的隔阂也消遁无形,感觉相互间已经是“同志”可以无话不谈,再无需顾忌戒备什么。我想,当时大家都是那样想的。
同赴光明区域之舟
我们在那家陌生人的屋里,一直等到暮蔼沉沉,大家分头离开。母亲和我的车绕着街转到一个小码头,那里已有一条小舢舨等候着。连贯换了土布衣裤,俨然工人打扮,招呼我们登上船后,小舢舨随即驶离码头,靠到一艘轮船边,我们从软梯爬上去。
这是一条千吨级的小海轮,属于香港船东,挂着葡萄牙国旗,要经过台湾海峡,目的地说是北方。近年有些回忆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文章,对这条船所悬旗帜说法不一,有讲是挪威国旗的,但我以为是葡萄牙旗帜无疑。因为当时在船上的中共领导连贯、宦乡两位就曾告诉我,为了悬挂这幅旗帜,所付旗帜代价相等于租这一趟船的费用,我曾为此十分吃惊,故而至今仍印象深刻。
晚餐八人一桌,坐满八人便开饭。这船上的桌子很特别,桌沿边都镶有一条木档,我估计那是为防止遇风浪时船身摆动盆碗滑落。
为保安全,这条船总共才上三十几个人,除了我们母子俩,还有郭沫若、马叙伦、冯裕芳,致工党的陈其尤,经济学家沈志远,民主人士丘哲、朱明生,民革的许宝驹,史学家翦伯赞、侯外庐,法学家沙千里等。饭后发给我一张船员证,名字是沈渊,这是我先前在香港用过的,母亲也用了化名。这份证件蓝色油光纸封面,夹层贴着香港拍的照片,制作得比较粗糙。妇女和老人都不发证件,所以母亲也没有。
这是一条混装船,没有正规客房,仅有少量几间舱房。原是大副、水手长的卧室,临时让出来,照顾郭沫若、马叙伦、冯裕芳等几位长者。多数人睡统舱,男女分开,睡舱里又暗又狭,不适宜聊天。顶层大厅是聚首谈天之所,但只要是风浪平静,大家都到两边甲板去漫步闲谈。
大厅即是我们初上船的餐厅,布置了七八张方桌,集中开会和通报消息也在这里,上面放了一台短波收讯机,是 NC厂国际牌的十灯机。每天由我开机,把频率对准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它的开始曲很容易辨别,是一首《兄妹开荒》,只要听见“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叫……”就找对了。因为干扰我台,频率的两边都挤夹着国民党强功率电台。好在我们这条船驶离了陆地,干扰的强度大大减弱。新华台的电力小,讯号不强却极清晰,句句可闻。每日的新闻发播时间,大家准会自动聚拢来听。由空中传来每天的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好消息,大家都鼓舞雀跃,有的还计算着什么时候渡过长江,几年可以解放全中国。
除了延安电台,船上还能听到伦敦BBC的英语广播和印度德里电台。收听BBC的任务就落在精通英语的宦乡身上,他听后再向大家转述,这样可以多一个消息渠道,以了解世界各国对中国形势的反映、舆论的向背,也等于多一份“参考消息”。
打从上船,母亲就在为我的冬衣日夜忙碌着。出发前,她摸摸我买的旧军用衫裤,觉得又薄又不保暖,天气又临近十一月下旬,于是临时买了两磅绒线,广东人叫做“毛冷线”的,带到船上为我赶织毛线衫裤。郭沫若几次从我们舱门口经过,想是看到她终日埋头编织的情景,遂向我要了本小册子,过不多久,笑咪咪地送还给我。我一页页翻过去,直到最末的一页,才发现郭老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团团毛冷线,船头日夜编。
北行日以远,线编日以短。
化作身上衣,大雪失其寒。
乃知慈母心,胜彼春晖暖。
后面还有附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月杪,由香港乘华中轮北上,同行者十余人。广平大姊在舟中日夕为海婴织毛线衣,无一刻稍辍,急成之以备登陆时着用也。因成此章,书奉海婴世兄以为纪念。
郭沫若十一月廿八日”
我这本纪念册购于香港,是当时流行的款式。它对我来说极为宝贵,至今还保存着。
船行头天风静浪平,25日将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天空暗下来,船员们穿着防水衣在忙着捆绑船甲板上的设备。船长也亲临甲板,镇定指挥,并劝告我们赶快回舱,必要还得卧床。台风马上就要来了。
到傍晚,风力加强到五六级,餐厅开晚餐时,仅有少数几位去用餐。我不晕船,照常上桌吃得有滋有味。只是船只的摇晃度超过了桌子的挡碗木沿,有些高的杯子、碗盏不时从桌沿掉落摔碎。饭后困难地回到房舱,耳听大浪阵阵拍打船体,船的木结构部分发出“轧轧”的呻吟声,这千吨级海轮在劈头盖脑的巨浪下像只飘摇易碎的蛋壳,随时可能粉身碎骨。
将近半夜,风浪趋近七级,为了安全,船需要顶风逆驶,以躲避浪峰和浪谷,这样一来,行进的速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时速仅有一二海里。可是船的动力又不能开足,避免在海浪峰谷起伏时船体上抬,螺旋桨打空,造成机器损毁。在这种关键时刻,船长的驾驶经验非常重要,相互间的配合丝毫差错不得。但这晚我们所遇的危险还不止是风浪。那是事后船长告诉我的,他说如果那晚的风力再增强一级,这船必须靠岸躲避,硬顶是绝对顶不住的。而这时我们的船正驶行在台湾岛的边缘……幸而半夜过后,台风转移,风浪逐渐减弱,船才得以恢复正常航行,否则结局会怎样,谁也难以预测。
接着,连续几天风平浪静。此时船已过了山东,气温渐渐下降,站在甲板上,只觉寒风凛冽,年纪大的,纷纷棉衣上身。我提着照相机,许多老先生见了互相招呼,让我替他们在船上留念。这些底片一直保存在我这里,如今六十年已逝,老人们先后归了道山,这些照片该是珍贵的“孤本”了。可惜拍摄时结影疲软,色调比较浅淡。
正在大家兴致盎然拍照留念时,船上领导来催促大家下舱了,说远处有一艘军舰正在向我们驶来,由于距离很远,不易判断旗帜的标识,万一是国民党舰艇,那便会引来麻烦。不久,军舰渐渐驶近,从望远镜里看清是苏联海军,对方似乎也辨认出我们属于商船,转舵向外洋驶去。遇到苏联军舰说明我们的船已经接近解放区了。这个区域常有苏联军舰巡弋,国民党的舰艇是不敢贸然跑到这里来的。大家都松了口气,心情和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毫无两样。
12月3日一早,船已抛锚停泊了。远远可以望见海滩和少数几幢高耸的建筑。领导告诉大家这里已是安东(现丹东)附近的大王岛,让我们等待舢舨接到小码头上岸,那里已有吉普车和大、小汽车在等候,并有交际处的干部及几位领导来迎接。还告诉我们,由于解放战争进展神速,暂时不用去哈尔滨了,可以直接前往沈阳待命。
大王岛等候迎接,也等候小舢舨船运送行李时,大家兴致勃勃地留影一张,人员是: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连贯、沈志远、曹孟君、丘哲、和当地领导。照片左侧还可看到三件简陋包扎的行李卷,可见民主人士生活之艰苦朴素。
此后两天,我们在赶往沈阳的路上度过。由于气温很低,中途在一家中式皮帽店停车买帽子,每位男士一顶,式样任凭个人喜爱自选,价格不问。不一会,大家挑选结束,各人头上都戴上了新帽子,而店主还在忙碌着,并向郭沫若再三表示歉意。原来这店里竟找不到他能戴的帽子。最后郭老勉强挑了一顶尺码最大的,头的顶部还套不进去,顶在头上明显高出一截。大家不由感叹郭老才学过人,原来他有个硕大的脑袋。
沈阳旅居点滴
我们一行抵达沈阳,被安排住在铁路宾馆。连贯、宦乡、翦伯赞这几位,已在安东与我们分手,转道去了大连。
铁路宾馆是俄式建筑,内部开间较大,才腾空不久,其设施条件之好在当时算是首屈一指了。只是室内暖气太热,大约有二十七八度,我们这批江南生长的人,对这种干燥的环境很不适应,一个个热得脸红耳赤流鼻血,只好经常敞开气窗,放些冷湿空气进来。幸而街上也有冻梨、冻柿子卖,吃了可以去火。宾馆的房客仅有我们这十几个人,许多客房空关着,听说尚有更多民主人士即将抵沈,大伙都翘首以盼。
接着入住的是黄振声,他是从韩国辗转到大连过来的,是上海学联代表。不几天,听到楼内熙熙攘攘,空屋子住进多位从大连那边来的贵宾。他们是李济深、蔡廷锴、章伯钧、朱学范、章乃器、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吴茂蓀、阎宝航、洪深、朱明生。又过几天,从苏联绕道而来的李德全和冯玉祥秘书赖亚力抵达,大家纷纷前去慰问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他们脸上尚显露在苏联船上失火而致的烧伤疤痕。最晚到达的是王昆仑和女儿王金陵,据说是到欧洲考察绕道巴黎抵达到沈阳。
宾馆一层餐厅供应一日三餐,布置着许多大圆桌,尺寸大于一般的圆台面。每桌十人,坐满便上菜开饭。早晨,供应北方式的早餐和牛奶。午、晚餐的质量基本相同,经常有酸菜白肉火锅。考虑到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晚睡的还供应简单的夜宵,有牛奶一杯和随意取食的清蛋糕(即没有甜奶油)。厨房有西餐厨师,受过“老毛子”培训,会做俄式西餐,和上海的罗宋大菜口味相近。冷菜供给红鱼子,是马哈鱼的,晶莹透明而带红色,现在市面上很稀有了。厨师的拿手菜是“黄油鸡卷”,口感又脆又香,入口酥松,每人吃完这一大份便很饱了。
一日三餐之外,按供给制待遇,不论男女和年龄每人每月发给若干零花钱。那时使用的是东北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五百元。从当时的经济状况说,这个数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发毛巾牙膏一类生活日用品,还每人按月供应两条香烟。有的人不吸烟,比如母亲和我也得收下,但可转赠给别人。因为这是供给制的“规定”。
宾馆里有一间四周布满沙发的大会议室,沙发硕大,也许是沙俄时期留下的家具吧。就在这间会议室内,每隔几天就有活动,举行时事报告或民主人士座谈会,也有小范围的学术讲演。长春解放后,也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当时东北地区的政治委员高岗亲自来向民主人土介绍这场战役的经过。高岗身材魁梧高大,脸膛黝黑而遍布麻坑。
宾馆二楼的侧面,还有一间台球室,这是整个旅馆惟一的休闲文娱室。室内布置了三张球桌,一张“落袋”(斯诺克)和二张“开伦”(花式台球)球桌。喜欢打台球的常客有李济深、朱学范、沙千里、林一心、赖亚力。李济深只打“开仑”式,往往由林一心陪打。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偶尔也来陪陪,可以感觉到他是忙里偷闲,也为了不冷落客人,属于统战任务之列。他通过打球可以征询些要求和意见,他谈话水平很高,总是不直接表达意图,而在聊家常和询问健康过程中慢慢传达“上面”的意思。
入住铁路宾馆不久,冯裕芳不适入院,在医院积极治疗,似乎是肺炎之症。12月27日冯老不冶,29日入殓。
由于沈阳的治安很好,后期领导允许大家分批出去逛街。三两警卫人员跟随着的,但不摆阵势,属于微服出游性质。大家游兴寥寥,天寒地冻只少数人上街。商店开张不多,市场清淡。有一回我跟着郭老、马老、侯外庐几位先生去逛古玩店,老掌柜坐在不旺的炭盆火边,一脸的寂寞和凄凉,店里也不见伙计。郭老的目标是青铜器,马叙伦先生却热衷于搜集“哥窑”之类古瓷。郭老是鉴别青铜器的专家,当场考证评论真伪,使老掌柜钦佩不已,不敢拿出假古董来骗钱。他叹着气说,要不是为了偿还债务,断不会把压仓底的善品拿出来卖掉的。郭老那天买到“三凤瓶”和“三龙笔洗”,欣喜之余赋诗一首:
三龙水洗三凤瓶,
龙风齐飞入旧京。
四海山呼三万岁,
新春瑞庆属编氓。
马老心仪的瓷器向来是稀罕物,据说他家藏的珍品不少,店里的都选不中,只随意买了点小玩意。而对于我这个小青年来说,却喜欢旧货摊上的旧军用望远镜,品质虽不高,价格却相当低廉。它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抛弃之物,老百姓从战场拾来赚些外快的,不想几位老先生看到我买了这东西,觉得用来看演出倒很合用,差不多每个人都托我去买。
到了2月初,交际处先组织大家到郊区体验土改之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喜庆,走访农户和老乡聊天。2月11日之后,全体民主人士就乘坐专列向北参观。令人惊诧的是抚顺露天煤矿、小丰满水电站没有遭受什么巨大创伤破坏,每日正常运转。
在吉林“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看到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头颅标本,它浸泡在一个大玻璃樽里,讲解员说到烈士牺牲后,日寇解剖开胃里一点粮食都没有,李济深、蔡廷锴将军听了非常感动,唏嘘不己。李济深主动索笔题字,以表敬意。
意外的烦恼事
在宾馆等待的日子,虽然安稳而舒适,但时间久了,也发生过让我们母子烦恼难堪的事。
母亲再三叮嘱我,切勿忘乎所以,言谈举止一切都得小心谨慎。凡有外出参观活动,老老实实跟在队伍后面,切勿乱跑。我就问:“那我跟在哪些人后面妥当?”母亲思索了一下说:“这样吧,你跟在茅盾夫人孔德芷婶婶后面,就不会出差错了。”从此我牢牢记住这句话。
几天之后,正逢市里举行欢迎民主人士抵达沈阳的大会,我也同队去了。那是一个剧场,里边坐满了人,留下前面第一排让贵宾落座,我也忝列末座。过了一会,台上招呼贵宾从舞台左边的小梯上去,于是以郭老为首(那时李济深还未抵沈),大家鱼贯而上。那么我怎么办呢?我衡量自己仅仅是个民主人士的家属,是属于不需要上去之列的,便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里,没有随同站立起来。这时已上台的被一个个地介绍,台下哗哗地鼓着掌。渐渐的,大部分人都上台去了,最后轮到茅盾夫人孔德芷登上梯子,她回头盯着我,紧张地挥着手招呼:“快走!等什么,还不走呀!”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的意识又出了岔子。我想:不上去怕不好吧,会显得自己孤傲和不合群;再说母亲关照我要跟着孔德芷婶婶行动,那么我跟着她上台去该是符合原定行动准则的。就这样,我最后一个上了舞台。等到台上把每一位来宾介绍完毕,请他们都集中到台中央,再回头一看,台边上怎么还多出一个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显得那么突出。我想此时不光是会议的主持者,连剧场里的与会者也一定惊诧不已,怎么会忽地多出一个人来?看到主持人朝我一愣,我心里也不由一激灵,知道坏了,他们根本没安排我上台,我跟错了。正在我进退为难之际,主持人想了一下,把我让到身旁,介绍说这是谁谁的儿子,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下面的掌声似乎比前一个还响亮些。但我的背上一时如有万根芒刺在戳,我生平头一回体会到,这“乞讨”来的掌声是什么滋味。果然第二天闲话来了,而且是冲着母亲的,说什么许广平为了想把儿子培养成政治家,竟用这种手段把他塞到台上去亮相云云。
那么对于我的前程,母亲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她真要把儿子引向仕途上去吗?就在前不久,即这一年的12月1日,在我们所乘的海轮驶向解放区途中,她在我的纪念册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照旧俗,中国古礼,男子二十曰冠,算是成人的年龄了。现在,就这弱冠期中,我把你送到新的社会,新的大中国摇篮中,使你从这里长大,生息,学习,坚壮,以至于得贡献其涓滴。以毋负抚育之深意,是所至盼!
海儿览
母亲于舟中1.12.1948
母亲还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把你交给党!”我想,上述的题词便是她对于我的期望,她只要我能够健康成长,为新社会“供献涓滴”而无其他。
从沈阳到北平
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新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有从哈尔滨过来,也有绕远道从苏联和法国过来的,各有不同的途径,但大家都只顾听,至于路上的过程细节谁也不打听。因为这些“通道”也许仍有使用价值,万一不慎透露出去,将对“通道”环节的人员不利。
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后,向大家详细叙述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
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力,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道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长女冯弗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正规的商用客轮)。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赖亚力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冯将军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
冯玉祥另一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力的脸部被烧伤,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三个多月之后,我们还看得出他脸上皮肤的颜色明显有异。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且已时势大变,应当也可以解密,说个分晓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我想,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
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一大批民主人士,原打算请他们到哈尔滨住上一阵,待平津解放,大军渡江后再图南下。可是形势发展很快,只不过两个月时间,解放战争已势如破竹,四平一战,又解放了长春,平津已是指日可得,也许开春便可以去北平,不需要转到哈尔滨再去等候了。因此,把北上的计划改为到吉林、长春、抚顺、鞍山、小丰满、哈尔滨这些地方去参观学习。
我至今记忆犹深的是住在哈尔滨马迪尔饭店时,父亲的青年朋友萧军来探望。他带来一叠自己编的《文化报》合订本给母亲看。就在那年(1948年)秋,他为“文化报事件”受到了公开的批判。他创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也被停业交公。这些事,母亲抵达东北时已略有所闻,因当时讲述者回避闪烁,语焉不详,这事究竟如何,她并不清楚。
哈尔滨等地的参观学习完毕,仍坐火车返回沈阳的原住地饭店。交际处领导告诉大家,为了准备到北平,可以订做些简易的木箱,数量多少不论,每人按需提出。我们这一批人除了零用钱买的杂七杂八之外,行李确实增加不少。公家发的有每人定做的皮大衣一件,日本士兵穿的厚绒线衣裤一套,俄国式的长绒羊毛毡一条,美国军用睡袋一只。仅仅这些物品就足够塞满一只大木箱。以至后来一只只大木箱在走廊里排列成行,蔚为壮观。
1949年2月2日,即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的第二天,56位民主人士共同签署的庆祝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贺电发表。一个多月前开始的,由赖亚力授课、李德全担任助手的俄语入门学习班,因大家忙于准备起程,也宣布结业。
2月25日,民主人士乘的专列抵达北平。列车将要抵达前门车站时,只见铁路两旁的屋顶,每隔十米都有持枪战士守卫,可见安全保卫工作之严密。火车在永定门站,暂时等待。看到被释放的国民党士兵,散漫地步行,可见咱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进站后,大家被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也就是现在夹在新造的北京饭店中间的老楼。母亲和我被安排住在三楼。
几天后,叔叔周建人全家也到了北平,与我们住在一起。还有许多老朋友如柳亚子、马寅初、王任叔、胡愈之、郑振铎、萨空了、沈体兰、张志让、艾寒松、徐迈进等等,也都在北京饭店晤面,开饭时济济一堂,十分热闹。
完美的句点
据统计,从1948年8月到第二年的8月,整整一个年头里,秘密经过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约有350人,其中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筹委会常委,3月24日代表国统区任正团长,参加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后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到9月又参加了政协会议,任政协委员。10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此定居北京。我呢,只在北京饭店住了几天,就到河北正定去,进了当时为革命青年开办的华北大学,编入政训第31班,参加为期3个多月的学习。我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最后想说两件事,一是,出发前母亲一直担心我耐不住北方的严寒,为此一路上总是忧心忡忡。没想到船一进入东北地区,那长久折磨我的胸闷气急突然变得松快了。原来这里的干燥气候,使我过敏的根源一扫而光,我的哮喘病居然消失了。
二是,据史料记载,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母亲代表民主人士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听了非常支持,当即表态:“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由此可以看出,母亲在当时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设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这段航程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时光飞逝,转眼六十年过去了。在我们的祖国六十岁生日之际,重新回忆这段对我而言历历在目,对于更多人来说颇感神秘的历史,实在是件很有意义、值得玩味的事。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自由、解放,才能够探索。惟有摆脱一切知识、理论、成见等执著,才能够洞见真实。
上世纪40年代上海沦为孤岛后,母亲许广平的社会活动并未停止,她曾带我去参加过两个座谈会,分别称为“星期六聚餐会”和“星期二聚餐会”。
前者范围窄人数少,都是进步人士,如胡愈之、巴人(王任叔)、吴大琨、冯宾符、周建人等。座谈会为了隐蔽,总是觅敌人容易疏忽的、静僻的公共场所举行。常去的地方是功德林素菜馆、八仙桥青年会楼上的西餐部和一个记不得名称的庙。聚餐费是按名头出份子,但我常吃白食,大家并不让母亲交两份餐费,席上也不对我有丝毫的年龄歧视,照样在圆桌上占个正位。饭后散去时,为了保证我们母子安全,总是安排我们在中间时段离开。
另一个“星期二聚餐会”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进步政治组织”。也是由各人自出聚餐钱,会上请一人主讲当时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经常出席的除严景耀外,有沈体兰、吴耀宗、张宗麟、陈已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雷洁琼、赵朴初等。记忆中每次参加的人数大致是六至八人,似乎是大家轮流参加的。凡是在寺庙里座谈,赵朴初必到,或许是他出面向住持借的吧。他们在座谈时,我便溜到大殿、偏殿东张西看。那里一个香客都没有,大概这个时间是“闭庙”吧!
秘密离沪
1948年秋,形势益发紧张,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母亲作为“鲁迅夫人”的社会地位难以保障她的安全。我那年已十九岁,正热衷于无线电收发技术,考取执照和“C 1 CYC”呼号,还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即使有这个民间组织的牌子,仍然挡不住国民党特务的怀疑。
我们住的霞飞坊本是个小贩随意进出叫卖的开放型弄堂,但到了十月中旬,有“收旧货”的,“贩卖水果”的和“补锅修锁”的铜匠担,不沿弄堂走动招徕生意,却坐在我家后门口安营扎寨,甚至此走彼来,前后衔接。这批人的打扮和神情分明不像是小贩。
这时,民主促进会的领导马叙伦等人已经撤退到达香港。我党在港的领导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同志就与马老计划让母亲和我脱离危险的方案。
地下党和民主促进会确定了铁路和公路的两套方案,并挑选了民主促进会的吴企尧先生负责护送我们母子走,他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沿途的人际关系也多。他还找了同行的伙伴周先生,他的大名直到近来才知道叫周景胡。但那时是不便乱打听的,只知道他开纺织厂,生产高档西装毛料。我们就装作一起到南方去做生意。吴企尧还关照母亲,沿途要多谈生意经。文字书本一概不带,免受注意。临行我忍不住在书摊上买了一本侦探杂志,在长途汽车上翻看,就遭到车上人的侧目注视。可见当时眼线到处都有。我们离沪的日期定在父亲忌日的前一天。按习俗,这一天家里总是要去上坟祭扫,监视方面自然会放松些。
临行前一天,母亲把家里的事做了安排:委托鲁迅全集出版社账房邵先生和她子侄辈亲戚许寿萱照料一切。母亲只对他们讲要“出趟门去”,也不说方向和归期。在这种时势之下,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家里所珍藏的父亲文物和书籍、遗物都是抗战前期的,如果国民党来查,估计也找不出“现行罪证”,这倒可以放心;若能不遇到打仗、火灾之类的天灾人祸,全部收藏得以保存下来,这自然是万幸了。但是谁又能料想到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我们母子心情虽然复杂而沉重,也只得听天由命了。至于邵先生和许寿萱他们两人的生活和霞飞坊64号住了11年的房租和日常开销,母亲让鲁迅全集出版社的收入来维持它。出版社还在营业,多少会有些小小的批售生意的。
走的那天,母亲化装成一个阔妇人模样。母亲向来不施脂粉,这回搽了厚厚的红唇膏,还拿着手袋。当日气温并不低,却穿上了薄大衣。我穿上半截西装,手提简单衣物。好在目的地是亚热带的香港,冬天不会很冷。到了下午,一辆出租汽车直接开到前门口,就这样,我们悄悄地走了。
不想,这一次离别,竟就此告别上海,定居北京,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了。
赴港旅途
我们的出租车直奔火车站。一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法商有轨电车和少量公共汽车在行驶,有没有盯梢极易发觉。因此也不必绕道,一路平安地到了火车站,登上开赴杭州的火车。到了杭州,有当地佛教界知名的杨欣莲老居士接站,这时大家心头才松了一口气,至少是离虎狼之口远了一些。杨居士领我们到头发巷里的节义庵住宿。第二天早晨再搭火车去南昌。稍作逗留,再从南昌动身,不是直接南下广州,而是绕了一个弯,转道先去长沙。为什么要那样走?自然是有道理的。我们也不方便多打听。反正这一路住宿坐车,全由吴企尧先生一手操办策划。
从长沙到广州,乘坐的是长途汽车。也许是为了在车顶多载货物行李,这里的汽车车厢造得很低矮,沿途的公路又凹凸不平,以致车身不仅在不断地“筛沙子”,还上下颠簸,乘客是头上吃栗子,屁股打板子。母亲恰遇更年期,月经的流血量很多,到了站头几乎迈不开步。
进入广州,在一个嘈杂的小旅店住下。这旅店的客人看来三教九流都有,大白天公然兜揽“姑娘松骨”的色情生意。母亲本是广州生长的,现在重返故地,自然成了大家的导游。她首先带领大家去看她高第街的旧居。为怕被亲戚认出,避免额外的应酬,只在屋外绕了一圈,便匆匆离去。不久,吴企尧先生以高价从黑市买到去九龙的飞机票,飞机原是美国军用运输机,铝质舱里的座椅都已开裂,想是美军的淘汰货吧,而国民党的民航班机还在当做宝贝使用,怪不得经常发生空难。
到达九龙后,我们还转道去澳门参观了一家大赌场。它当时很有名气,场子很大,各种赌博形式应有尽有。因为时间尚早,赌博没有开始。赌台上的人看到我们走近摊位,就交待“托儿”佯装下注,桌上立即显着赢得很热烈,但我们没有赌瘾,倒将这一切的设计冷眼观察清楚了。
随后,我们平安抵达香港,这次长途行程,便告结束。但有一事这里必须一提。此次南下,一路上没有让母亲出过什么钱,吴企尧先生事先也没有说要共同负担旅费,因此母亲以为既是地下党通知我们离沪的,这路费必然也是党所提供的。几十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一直心安理得。但近悉吴先生有一篇回忆文章,讲到此次南下所费一切竟是他姐夫周先生所资助。这样的话,今天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和回馈感谢了。
在香港等待的日子
一到香港,我们骤然轻松。我们的住宿地,被地下党安排在跑马地的一所居民楼里。跑马地我是熟悉的,高中一年级曾在那里的培侨中学读过书。我们刚进入居民楼,就受到一位女士的迎接。她比我年长四五岁,是沈钧儒的小女儿沈谱,丈夫就是著名记者范长江。她让母亲和我住进一间早已收拾干净的房间,两床一桌,很简单。
当晚,方方、潘梓年、连贯来探望(后来的日常联络人是徐伯昕)。从谈话中我方知,此行并非暂居香港,而是要等待机会北上。至于需要等多久,是几个月或许半年,他们没有透露,母亲也不便询问。
回过来看,母亲和我到香港,一方面躲避国民党将要下的毒手,另一方面随着解放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建立新中国——倡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发专电给香港的潘汉年转送李济深和沈钧儒,邀集北上哈尔滨,筹建新政协。
党中央毛主席的邀请信,让在香港和国内外民主人士感受到极大的鼓舞,从香港、欧美等地纷至沓来的知名人士聚集沈阳,便是铁的证明。
地下党同志简单聊了一些形势告别之后,母亲就有了件烦恼事:出发时我们不曾带冬衣。东北地区我们从未去过,只知道冷得会冻掉耳朵,南方人本来怕冷,而我又是个十几年的老气喘病,突然要去这天寒地冻的地方,能不能受得了,真是个未知数。若是自己购置寒衣,这笔置装费肯定不少,我们初来乍到,又该到那里去筹措?但几位领导和徐伯昕都不曾对此有所明白交待,又不便细问。
母亲只能心里着急,从上海虽带来一点钱,但只是少量的几张美钞。母亲随身带有一面方型镜子,我把它四周掀开,将美钞在玻璃镜片夹层里平夹着,再用烙铁焊接复原,使之“天衣无缝”,这是以备不时之需的。因此,要靠它置办寒衣的费用,显然是不够的。母亲进而还想到:战争的进度,谁也无法估计,要是在香港久呆下去,若没有正常收入,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我的学业又如何继续?我于是提出,让我一人偷偷回上海,把家里的《鲁迅全集》这类书尽量低价廉售,这样也许能筹集一笔钱。我把这打算讲给徐伯昕听,他觉得很是幼稚可笑,当即就否定了,这不是去自投罗网吗!可见当时我是多么无知。直到以后,我们才逐渐知道,其实这一切组织都会周到地考虑的,只因地下党纪律严,哪怕细枝末节,未到时候都不便向你透露。但当时我们哪懂得这些,心里自然不免打鼓。
我们就在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中等待着。每天的午晚餐由沈谱提供,佣工烧煮。吃的是广东口味的家常菜,如咸鱼蒸肉饼、清炖鲩鱼、芥兰之类。我们出去逛街也顺便买回牛肉罐头,是父亲生前喜欢食用的那种,此外,还买些广东腊味和卤水熟菜,尤其是烧鹅,以偿母亲对家乡口味的怀念。从另一角度讲,我们自己添加些菜肴也可为沈谱节省些开支,因为我们察觉她手头很紧。
其实那时居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不少,既然领导人和徐伯昕没向我们说起谁的地址,母亲也不便贸然打听。但何香凝何老太太,我们是必定要去拜访的。首先是因为何老太太向来为母亲所敬爱,相互的关系本来又挺亲热,再说何老太太在香港是半公开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视她为眼中钉,派特务监视,但她是国民党元老,也奈何不了她。鉴于此,地下党才允许母亲前去探望。当我们进到何府,只见老人正端坐在桌前兴高采烈地玩麻将牌,因此,虽在香港初次见面,也不能多说什么,仅是嘘寒问暖而已。在平时,母亲总是深居简出,凡必要的生活用品多数由我去采购。
出发前的准备
大约等了十多天,终于通知要出发了,目的地是东北的哈尔滨。连贯送来一些港币,供买寒衣和衣箱。
香港有旧货街,商店鳞次栉比,出售的衣服有挂有堆,价格低廉。在路上我突然见到一位熟人,衣着鲜亮,一身本色纺绸短衫裤,神态飘逸,像煞广东的公子哥儿,原来他是连贯同志。我们边走边聊,这回他比较详细地告诉我还有几天离开香港和一些要做准备的事。母亲和我这才心里有些底。第二天便去打预防针、种牛痘疫苗,另外还需要准备照片,用于制作证件。
我想到去东北解放区,除了衣物,照相机必然有用,愿意以此为新中国而小作贡献,拍摄些具有新闻价值的照片。母亲也支持我的愿望,就把购买寒衣的预算设法压缩,紧缩的办法是买二手旧衣。第二天到旧衣店,买了绒线衫裤,是绿色的美军剩余物资。我的大衣也是买的美军旧货,拿去洗衣店染成藏青色。我的这身打扮,后来差一点让人误认为是美国俘虏。我替母亲买的是旧翻皮大衣,因为香港的冬天温暖,除非阔太太摆谱,并不适合穿,故这件狼皮大衣在旧衣摊折低价出售。我欣欣然自以为捡了个便宜,不想后来竟令我懊悔不迭。到了东北没见有人穿这类翻皮大衣,母亲穿着也感到非常别扭,简直像个国民党的官太太。这件大衣总共只穿过两三回吧,后来干脆贡献出去,用作拍电影的道具服装。
为购买相机我真是动足了脑筋。我花费很多时间,跑了不少店询问价格,尽量选择质量合意而又价钱适宜的品牌。最后我选了低价镜头的“禄莱”相机,后来使用结果,成像的清晰度差了一些,放大后的相片比较“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离港的前几天,我们向何老太太去辞行,她老人家少不了设家宴饯行。也去舅舅许涤新夫妇那里辞行,他当时是中共在港的领导之一。别的朋友母亲尽量少去惊动他们。香港虽然比国统区安全,但国民党也布下不少眼线,总以少张扬为宜。
我们的冬装和棉被分别装在皮箱和帆布的“马桶包”内,先期运到船上,我们只需轻装等待。过了一两天,傍晚,来了一辆汽车,我们遂向沈谱告别。车行不久,我发觉并非直驶码头,而是绕到了九龙一户人家门口。我们在此下车,从狭窄的楼梯上去,像是个本地工人的家。不料进入门内一看竟有不少熟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他们之中有茅盾夫妇、沈志远、侯外庐多位,可谓济济一堂。大家见了面又惊讶又高兴,谁也料想不到会在千里之外的他乡遇到那么多故知。再一想,又觉得这原是在情理之中,大家都向往着奔赴同一个目标嘛。最令人感到意外和有趣的是,适巧在前天或昨日才见过面,甚至一起参加了饯行宴,却谁也不说自己即将离港的计划,这种新奇与诡秘使大家油然又增加一层亲近感,连曾经有过的隔阂也消遁无形,感觉相互间已经是“同志”可以无话不谈,再无需顾忌戒备什么。我想,当时大家都是那样想的。
同赴光明区域之舟
我们在那家陌生人的屋里,一直等到暮蔼沉沉,大家分头离开。母亲和我的车绕着街转到一个小码头,那里已有一条小舢舨等候着。连贯换了土布衣裤,俨然工人打扮,招呼我们登上船后,小舢舨随即驶离码头,靠到一艘轮船边,我们从软梯爬上去。
这是一条千吨级的小海轮,属于香港船东,挂着葡萄牙国旗,要经过台湾海峡,目的地说是北方。近年有些回忆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文章,对这条船所悬旗帜说法不一,有讲是挪威国旗的,但我以为是葡萄牙旗帜无疑。因为当时在船上的中共领导连贯、宦乡两位就曾告诉我,为了悬挂这幅旗帜,所付旗帜代价相等于租这一趟船的费用,我曾为此十分吃惊,故而至今仍印象深刻。
晚餐八人一桌,坐满八人便开饭。这船上的桌子很特别,桌沿边都镶有一条木档,我估计那是为防止遇风浪时船身摆动盆碗滑落。
为保安全,这条船总共才上三十几个人,除了我们母子俩,还有郭沫若、马叙伦、冯裕芳,致工党的陈其尤,经济学家沈志远,民主人士丘哲、朱明生,民革的许宝驹,史学家翦伯赞、侯外庐,法学家沙千里等。饭后发给我一张船员证,名字是沈渊,这是我先前在香港用过的,母亲也用了化名。这份证件蓝色油光纸封面,夹层贴着香港拍的照片,制作得比较粗糙。妇女和老人都不发证件,所以母亲也没有。
这是一条混装船,没有正规客房,仅有少量几间舱房。原是大副、水手长的卧室,临时让出来,照顾郭沫若、马叙伦、冯裕芳等几位长者。多数人睡统舱,男女分开,睡舱里又暗又狭,不适宜聊天。顶层大厅是聚首谈天之所,但只要是风浪平静,大家都到两边甲板去漫步闲谈。
大厅即是我们初上船的餐厅,布置了七八张方桌,集中开会和通报消息也在这里,上面放了一台短波收讯机,是 NC厂国际牌的十灯机。每天由我开机,把频率对准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它的开始曲很容易辨别,是一首《兄妹开荒》,只要听见“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叫……”就找对了。因为干扰我台,频率的两边都挤夹着国民党强功率电台。好在我们这条船驶离了陆地,干扰的强度大大减弱。新华台的电力小,讯号不强却极清晰,句句可闻。每日的新闻发播时间,大家准会自动聚拢来听。由空中传来每天的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好消息,大家都鼓舞雀跃,有的还计算着什么时候渡过长江,几年可以解放全中国。
除了延安电台,船上还能听到伦敦BBC的英语广播和印度德里电台。收听BBC的任务就落在精通英语的宦乡身上,他听后再向大家转述,这样可以多一个消息渠道,以了解世界各国对中国形势的反映、舆论的向背,也等于多一份“参考消息”。
打从上船,母亲就在为我的冬衣日夜忙碌着。出发前,她摸摸我买的旧军用衫裤,觉得又薄又不保暖,天气又临近十一月下旬,于是临时买了两磅绒线,广东人叫做“毛冷线”的,带到船上为我赶织毛线衫裤。郭沫若几次从我们舱门口经过,想是看到她终日埋头编织的情景,遂向我要了本小册子,过不多久,笑咪咪地送还给我。我一页页翻过去,直到最末的一页,才发现郭老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团团毛冷线,船头日夜编。
北行日以远,线编日以短。
化作身上衣,大雪失其寒。
乃知慈母心,胜彼春晖暖。
后面还有附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月杪,由香港乘华中轮北上,同行者十余人。广平大姊在舟中日夕为海婴织毛线衣,无一刻稍辍,急成之以备登陆时着用也。因成此章,书奉海婴世兄以为纪念。
郭沫若十一月廿八日”
我这本纪念册购于香港,是当时流行的款式。它对我来说极为宝贵,至今还保存着。
船行头天风静浪平,25日将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天空暗下来,船员们穿着防水衣在忙着捆绑船甲板上的设备。船长也亲临甲板,镇定指挥,并劝告我们赶快回舱,必要还得卧床。台风马上就要来了。
到傍晚,风力加强到五六级,餐厅开晚餐时,仅有少数几位去用餐。我不晕船,照常上桌吃得有滋有味。只是船只的摇晃度超过了桌子的挡碗木沿,有些高的杯子、碗盏不时从桌沿掉落摔碎。饭后困难地回到房舱,耳听大浪阵阵拍打船体,船的木结构部分发出“轧轧”的呻吟声,这千吨级海轮在劈头盖脑的巨浪下像只飘摇易碎的蛋壳,随时可能粉身碎骨。
将近半夜,风浪趋近七级,为了安全,船需要顶风逆驶,以躲避浪峰和浪谷,这样一来,行进的速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时速仅有一二海里。可是船的动力又不能开足,避免在海浪峰谷起伏时船体上抬,螺旋桨打空,造成机器损毁。在这种关键时刻,船长的驾驶经验非常重要,相互间的配合丝毫差错不得。但这晚我们所遇的危险还不止是风浪。那是事后船长告诉我的,他说如果那晚的风力再增强一级,这船必须靠岸躲避,硬顶是绝对顶不住的。而这时我们的船正驶行在台湾岛的边缘……幸而半夜过后,台风转移,风浪逐渐减弱,船才得以恢复正常航行,否则结局会怎样,谁也难以预测。
接着,连续几天风平浪静。此时船已过了山东,气温渐渐下降,站在甲板上,只觉寒风凛冽,年纪大的,纷纷棉衣上身。我提着照相机,许多老先生见了互相招呼,让我替他们在船上留念。这些底片一直保存在我这里,如今六十年已逝,老人们先后归了道山,这些照片该是珍贵的“孤本”了。可惜拍摄时结影疲软,色调比较浅淡。
正在大家兴致盎然拍照留念时,船上领导来催促大家下舱了,说远处有一艘军舰正在向我们驶来,由于距离很远,不易判断旗帜的标识,万一是国民党舰艇,那便会引来麻烦。不久,军舰渐渐驶近,从望远镜里看清是苏联海军,对方似乎也辨认出我们属于商船,转舵向外洋驶去。遇到苏联军舰说明我们的船已经接近解放区了。这个区域常有苏联军舰巡弋,国民党的舰艇是不敢贸然跑到这里来的。大家都松了口气,心情和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毫无两样。
12月3日一早,船已抛锚停泊了。远远可以望见海滩和少数几幢高耸的建筑。领导告诉大家这里已是安东(现丹东)附近的大王岛,让我们等待舢舨接到小码头上岸,那里已有吉普车和大、小汽车在等候,并有交际处的干部及几位领导来迎接。还告诉我们,由于解放战争进展神速,暂时不用去哈尔滨了,可以直接前往沈阳待命。
大王岛等候迎接,也等候小舢舨船运送行李时,大家兴致勃勃地留影一张,人员是: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连贯、沈志远、曹孟君、丘哲、和当地领导。照片左侧还可看到三件简陋包扎的行李卷,可见民主人士生活之艰苦朴素。
此后两天,我们在赶往沈阳的路上度过。由于气温很低,中途在一家中式皮帽店停车买帽子,每位男士一顶,式样任凭个人喜爱自选,价格不问。不一会,大家挑选结束,各人头上都戴上了新帽子,而店主还在忙碌着,并向郭沫若再三表示歉意。原来这店里竟找不到他能戴的帽子。最后郭老勉强挑了一顶尺码最大的,头的顶部还套不进去,顶在头上明显高出一截。大家不由感叹郭老才学过人,原来他有个硕大的脑袋。
沈阳旅居点滴
我们一行抵达沈阳,被安排住在铁路宾馆。连贯、宦乡、翦伯赞这几位,已在安东与我们分手,转道去了大连。
铁路宾馆是俄式建筑,内部开间较大,才腾空不久,其设施条件之好在当时算是首屈一指了。只是室内暖气太热,大约有二十七八度,我们这批江南生长的人,对这种干燥的环境很不适应,一个个热得脸红耳赤流鼻血,只好经常敞开气窗,放些冷湿空气进来。幸而街上也有冻梨、冻柿子卖,吃了可以去火。宾馆的房客仅有我们这十几个人,许多客房空关着,听说尚有更多民主人士即将抵沈,大伙都翘首以盼。
接着入住的是黄振声,他是从韩国辗转到大连过来的,是上海学联代表。不几天,听到楼内熙熙攘攘,空屋子住进多位从大连那边来的贵宾。他们是李济深、蔡廷锴、章伯钧、朱学范、章乃器、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吴茂蓀、阎宝航、洪深、朱明生。又过几天,从苏联绕道而来的李德全和冯玉祥秘书赖亚力抵达,大家纷纷前去慰问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他们脸上尚显露在苏联船上失火而致的烧伤疤痕。最晚到达的是王昆仑和女儿王金陵,据说是到欧洲考察绕道巴黎抵达到沈阳。
宾馆一层餐厅供应一日三餐,布置着许多大圆桌,尺寸大于一般的圆台面。每桌十人,坐满便上菜开饭。早晨,供应北方式的早餐和牛奶。午、晚餐的质量基本相同,经常有酸菜白肉火锅。考虑到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晚睡的还供应简单的夜宵,有牛奶一杯和随意取食的清蛋糕(即没有甜奶油)。厨房有西餐厨师,受过“老毛子”培训,会做俄式西餐,和上海的罗宋大菜口味相近。冷菜供给红鱼子,是马哈鱼的,晶莹透明而带红色,现在市面上很稀有了。厨师的拿手菜是“黄油鸡卷”,口感又脆又香,入口酥松,每人吃完这一大份便很饱了。
一日三餐之外,按供给制待遇,不论男女和年龄每人每月发给若干零花钱。那时使用的是东北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五百元。从当时的经济状况说,这个数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发毛巾牙膏一类生活日用品,还每人按月供应两条香烟。有的人不吸烟,比如母亲和我也得收下,但可转赠给别人。因为这是供给制的“规定”。
宾馆里有一间四周布满沙发的大会议室,沙发硕大,也许是沙俄时期留下的家具吧。就在这间会议室内,每隔几天就有活动,举行时事报告或民主人士座谈会,也有小范围的学术讲演。长春解放后,也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当时东北地区的政治委员高岗亲自来向民主人土介绍这场战役的经过。高岗身材魁梧高大,脸膛黝黑而遍布麻坑。
宾馆二楼的侧面,还有一间台球室,这是整个旅馆惟一的休闲文娱室。室内布置了三张球桌,一张“落袋”(斯诺克)和二张“开伦”(花式台球)球桌。喜欢打台球的常客有李济深、朱学范、沙千里、林一心、赖亚力。李济深只打“开仑”式,往往由林一心陪打。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偶尔也来陪陪,可以感觉到他是忙里偷闲,也为了不冷落客人,属于统战任务之列。他通过打球可以征询些要求和意见,他谈话水平很高,总是不直接表达意图,而在聊家常和询问健康过程中慢慢传达“上面”的意思。
入住铁路宾馆不久,冯裕芳不适入院,在医院积极治疗,似乎是肺炎之症。12月27日冯老不冶,29日入殓。
由于沈阳的治安很好,后期领导允许大家分批出去逛街。三两警卫人员跟随着的,但不摆阵势,属于微服出游性质。大家游兴寥寥,天寒地冻只少数人上街。商店开张不多,市场清淡。有一回我跟着郭老、马老、侯外庐几位先生去逛古玩店,老掌柜坐在不旺的炭盆火边,一脸的寂寞和凄凉,店里也不见伙计。郭老的目标是青铜器,马叙伦先生却热衷于搜集“哥窑”之类古瓷。郭老是鉴别青铜器的专家,当场考证评论真伪,使老掌柜钦佩不已,不敢拿出假古董来骗钱。他叹着气说,要不是为了偿还债务,断不会把压仓底的善品拿出来卖掉的。郭老那天买到“三凤瓶”和“三龙笔洗”,欣喜之余赋诗一首:
三龙水洗三凤瓶,
龙风齐飞入旧京。
四海山呼三万岁,
新春瑞庆属编氓。
马老心仪的瓷器向来是稀罕物,据说他家藏的珍品不少,店里的都选不中,只随意买了点小玩意。而对于我这个小青年来说,却喜欢旧货摊上的旧军用望远镜,品质虽不高,价格却相当低廉。它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抛弃之物,老百姓从战场拾来赚些外快的,不想几位老先生看到我买了这东西,觉得用来看演出倒很合用,差不多每个人都托我去买。
到了2月初,交际处先组织大家到郊区体验土改之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喜庆,走访农户和老乡聊天。2月11日之后,全体民主人士就乘坐专列向北参观。令人惊诧的是抚顺露天煤矿、小丰满水电站没有遭受什么巨大创伤破坏,每日正常运转。
在吉林“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看到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头颅标本,它浸泡在一个大玻璃樽里,讲解员说到烈士牺牲后,日寇解剖开胃里一点粮食都没有,李济深、蔡廷锴将军听了非常感动,唏嘘不己。李济深主动索笔题字,以表敬意。
意外的烦恼事
在宾馆等待的日子,虽然安稳而舒适,但时间久了,也发生过让我们母子烦恼难堪的事。
母亲再三叮嘱我,切勿忘乎所以,言谈举止一切都得小心谨慎。凡有外出参观活动,老老实实跟在队伍后面,切勿乱跑。我就问:“那我跟在哪些人后面妥当?”母亲思索了一下说:“这样吧,你跟在茅盾夫人孔德芷婶婶后面,就不会出差错了。”从此我牢牢记住这句话。
几天之后,正逢市里举行欢迎民主人士抵达沈阳的大会,我也同队去了。那是一个剧场,里边坐满了人,留下前面第一排让贵宾落座,我也忝列末座。过了一会,台上招呼贵宾从舞台左边的小梯上去,于是以郭老为首(那时李济深还未抵沈),大家鱼贯而上。那么我怎么办呢?我衡量自己仅仅是个民主人士的家属,是属于不需要上去之列的,便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里,没有随同站立起来。这时已上台的被一个个地介绍,台下哗哗地鼓着掌。渐渐的,大部分人都上台去了,最后轮到茅盾夫人孔德芷登上梯子,她回头盯着我,紧张地挥着手招呼:“快走!等什么,还不走呀!”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的意识又出了岔子。我想:不上去怕不好吧,会显得自己孤傲和不合群;再说母亲关照我要跟着孔德芷婶婶行动,那么我跟着她上台去该是符合原定行动准则的。就这样,我最后一个上了舞台。等到台上把每一位来宾介绍完毕,请他们都集中到台中央,再回头一看,台边上怎么还多出一个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显得那么突出。我想此时不光是会议的主持者,连剧场里的与会者也一定惊诧不已,怎么会忽地多出一个人来?看到主持人朝我一愣,我心里也不由一激灵,知道坏了,他们根本没安排我上台,我跟错了。正在我进退为难之际,主持人想了一下,把我让到身旁,介绍说这是谁谁的儿子,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下面的掌声似乎比前一个还响亮些。但我的背上一时如有万根芒刺在戳,我生平头一回体会到,这“乞讨”来的掌声是什么滋味。果然第二天闲话来了,而且是冲着母亲的,说什么许广平为了想把儿子培养成政治家,竟用这种手段把他塞到台上去亮相云云。
那么对于我的前程,母亲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她真要把儿子引向仕途上去吗?就在前不久,即这一年的12月1日,在我们所乘的海轮驶向解放区途中,她在我的纪念册里,写了这样一段话:
照旧俗,中国古礼,男子二十曰冠,算是成人的年龄了。现在,就这弱冠期中,我把你送到新的社会,新的大中国摇篮中,使你从这里长大,生息,学习,坚壮,以至于得贡献其涓滴。以毋负抚育之深意,是所至盼!
海儿览
母亲于舟中1.12.1948
母亲还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把你交给党!”我想,上述的题词便是她对于我的期望,她只要我能够健康成长,为新社会“供献涓滴”而无其他。
从沈阳到北平
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新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有从哈尔滨过来,也有绕远道从苏联和法国过来的,各有不同的途径,但大家都只顾听,至于路上的过程细节谁也不打听。因为这些“通道”也许仍有使用价值,万一不慎透露出去,将对“通道”环节的人员不利。
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后,向大家详细叙述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
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力,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道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长女冯弗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正规的商用客轮)。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赖亚力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冯将军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
冯玉祥另一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力的脸部被烧伤,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三个多月之后,我们还看得出他脸上皮肤的颜色明显有异。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且已时势大变,应当也可以解密,说个分晓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我想,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
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一大批民主人士,原打算请他们到哈尔滨住上一阵,待平津解放,大军渡江后再图南下。可是形势发展很快,只不过两个月时间,解放战争已势如破竹,四平一战,又解放了长春,平津已是指日可得,也许开春便可以去北平,不需要转到哈尔滨再去等候了。因此,把北上的计划改为到吉林、长春、抚顺、鞍山、小丰满、哈尔滨这些地方去参观学习。
我至今记忆犹深的是住在哈尔滨马迪尔饭店时,父亲的青年朋友萧军来探望。他带来一叠自己编的《文化报》合订本给母亲看。就在那年(1948年)秋,他为“文化报事件”受到了公开的批判。他创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也被停业交公。这些事,母亲抵达东北时已略有所闻,因当时讲述者回避闪烁,语焉不详,这事究竟如何,她并不清楚。
哈尔滨等地的参观学习完毕,仍坐火车返回沈阳的原住地饭店。交际处领导告诉大家,为了准备到北平,可以订做些简易的木箱,数量多少不论,每人按需提出。我们这一批人除了零用钱买的杂七杂八之外,行李确实增加不少。公家发的有每人定做的皮大衣一件,日本士兵穿的厚绒线衣裤一套,俄国式的长绒羊毛毡一条,美国军用睡袋一只。仅仅这些物品就足够塞满一只大木箱。以至后来一只只大木箱在走廊里排列成行,蔚为壮观。
1949年2月2日,即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的第二天,56位民主人士共同签署的庆祝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贺电发表。一个多月前开始的,由赖亚力授课、李德全担任助手的俄语入门学习班,因大家忙于准备起程,也宣布结业。
2月25日,民主人士乘的专列抵达北平。列车将要抵达前门车站时,只见铁路两旁的屋顶,每隔十米都有持枪战士守卫,可见安全保卫工作之严密。火车在永定门站,暂时等待。看到被释放的国民党士兵,散漫地步行,可见咱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进站后,大家被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也就是现在夹在新造的北京饭店中间的老楼。母亲和我被安排住在三楼。
几天后,叔叔周建人全家也到了北平,与我们住在一起。还有许多老朋友如柳亚子、马寅初、王任叔、胡愈之、郑振铎、萨空了、沈体兰、张志让、艾寒松、徐迈进等等,也都在北京饭店晤面,开饭时济济一堂,十分热闹。
完美的句点
据统计,从1948年8月到第二年的8月,整整一个年头里,秘密经过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约有350人,其中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筹委会常委,3月24日代表国统区任正团长,参加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后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到9月又参加了政协会议,任政协委员。10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此定居北京。我呢,只在北京饭店住了几天,就到河北正定去,进了当时为革命青年开办的华北大学,编入政训第31班,参加为期3个多月的学习。我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最后想说两件事,一是,出发前母亲一直担心我耐不住北方的严寒,为此一路上总是忧心忡忡。没想到船一进入东北地区,那长久折磨我的胸闷气急突然变得松快了。原来这里的干燥气候,使我过敏的根源一扫而光,我的哮喘病居然消失了。
二是,据史料记载,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母亲代表民主人士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听了非常支持,当即表态:“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由此可以看出,母亲在当时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设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这段航程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时光飞逝,转眼六十年过去了。在我们的祖国六十岁生日之际,重新回忆这段对我而言历历在目,对于更多人来说颇感神秘的历史,实在是件很有意义、值得玩味的事。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自由、解放,才能够探索。惟有摆脱一切知识、理论、成见等执著,才能够洞见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