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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怒江，几乎听不到“小学”这一名词。当地人习惯性地将小学划分为“完水”和“村小”，前者顾名思义，指一到六年级设置齐全的小学，后者则指那些只有几个年级甚至一个年级的教学点。在村小上学的孩子们，大多上两三年后，就得辗转到附近的完小继续完成学业。
“现在国家提倡集中办学，我们最初的规划是一个乡办一所学校，把下面的几所村小都集中到一起。”泸水县教育局局长陈文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的班子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这样做便于学生之间交流以及老师之间相互借鉴。
眼看自己工作了15年的学校即将被合并，泸水县蛮蚌小学唯一的老师兼校长桑强生表情有些落寞，“如果并的话，我们应该会并到上面的完小去。”他打量着墙上贴着的值日表。那上面写着学校里仅有的17个学生的名字。
木加甲村第一代办学者
76岁的杨福寿，固执而严格地沿袭着几十年来的习惯——读书、看报。桌子上，放着一叠《环球时报》、一本《半月谈》。
1956年，刚从云南大理师范学校毕业的杨福寿，怀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信念，和20几个同学一起翻过碧落雪山，又沿着江边一路摸到福贡县，前后用了17天。从此，杨福寿在马吉乡扎了根。
开始他被安排在文教科(教育局的前身)挂职，一个月后他主动要求到学校去教书，就这样，成为了马吉乡民族完小的第一任校长。
一年后，杨福寿认为民族完小的条件不够艰苦，再次提出要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上级批准后，他只身一人来到了木加甲，打算在当地办个学校。
由于语言不通，当地傈僳族的村民并不知道这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想要做什么，他们只能端出平时合不得吃的苞谷稀饭给他吃，杨则像哑巴一样打着手势与村民们交流。通过翻译，村民们终于明白了杨福寿的用意，很快用树干和茅草围了个教室。
“房子有了，但桌子，椅子什么都没有，得自己想办法造。”杨福寿兴致勃勃地向本刊记者比画，“我发动学生们到江边拾柴火当凳子，砍一些竹子扎起来当桌子，这样总算有了放课本的地方。但是黑板没有啊，我偶然看中了一个老百姓家的门板，就用一桶茶叶换了过来，再把锅底灰拿来抹上，就能当黑板了。然后又从附近找来的石灰石一类的石头，磨成粉，用竹子沾着写字，当是粉笔。”
由于路途遥远，内地的教科书往往要用几个月才能送进木加甲村，因此，学生们的课业比内地滞后半年左右。“也不分上学期下学期，只要课本来了就上课。”杨福寿回忆着。
在杨福寿的学校里，最初有40多名学生，但渐渐地不少学生流失掉了。“那个年代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情读书啊。”50多年来，杨福寿几乎辗转过马吉乡的所有小学，哪里没老师，他就会火速赶去救场。而今，当年的很多学生都如杨福寿一般，留在了这个“最艰苦的地方”，“我的学生没有上大学的，那个年代，能认识俩字就算有文化的了，很快就会被政府找去当会计或是卫生员。”
为了让杨福寿安心留在村里，乡亲们给他介绍了一个傈傈族姑娘。
而今，距杨福寿家100米处，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杨福寿笑称，自己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可以坐在家里，听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
一个老师，一所学校
据泸水县2008年的统计，该县现有237所学校，一师一校有103所，占了一半还多。
蛮蚌小学当属怒江州交通最为便利的一师一校。说是学校，实际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小院，门口没有挂任何牌子。只是在院里的一扇门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蛮蚌小学”几个大字。所谓的学校只有两间屋子，一间是教室，另一间是校长兼老师桑强生的住处。
教室里摆着几排桌椅，黑板、粉笔等必需品也都齐全。墙上贴着一张值日表，旁边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表扬”两个大字，表扬班里的褚秋霜同学在院子里捡到5角钱，上交给了老师。
“我一共有17个学生，都是二年级。”桑强生向本刊记者介绍，“他们家都住在附近，这里的家长们都愿意让孩子上学，觉得即便以后当农民，也要当个有文化的农民。”
20岁当老师，34岁到蛮蚌小学任教，算下来，桑强生已经在这所学校独守了15年。
“我是高中毕业后当老师的，在工作过程中还进修了一次。”他曾经在山上的一所学校教学，“那个教学点条件可比这差远了，没水没电，买一次粮食就得走一天。”因为身体不大好，桑强生被调到了蛮蚌小学，数学、语文、思想品德都是他一个人教，“我一直教一年级和二年级，教到二年级就把他们送进完小，然后再从一年级开始。”
蛮蚌小学的确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一师一校。丙中洛边防派出所武警杨建华告诉本刊记者，两年前，他在走访时发现当地雾里村有一所村小，一个老师，两个年级，一间教室。教室里，前后各一块黑板，一年级上课朝前看，二年级朝后看，“以前贡山还有一所学校，只有一名老师，是个师范学校毕业的小伙子。半年了，愣是没出过山，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头发已经长到腰了。”
怒江的自然环境太特殊
太过分散的教学点在怒江州的教育部门看来，一不利于管理，二不利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因此，集中办学这一新鲜的概念在这条狭长的山谷里蔓延开来。
所谓集中办学，就是将山上零散的教学点集中在一起。“我们要办出质量，就得走集中办学路子。”泸水县教育局局长陈文俊对本刊表示。
对泸水县上江乡新建完小校长陈宗敏来说，一旦集中办学，意味着学生在原有415名的基础上，再增加200多个，这让他有些头疼。新建完小有276名住校生，但只有4间宿舍。十几平米的宿合里，挤着20来张上下铺，每张床板上要睡两个人。
“我们学校算是当地最大的了，现在挤一挤还能将就，要是再把山上的200多名学生挪下来，真不知该怎么办。”陈宗敏有些无奈，“集中办学好是好，但校舍还有很大问题。”
陈文俊则认为，资金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乡的学生集中在一起，需要4600万元左右建学校。这笔钱要从哪找?当年普及教育的时候，社会各界帮了很大的忙，二三十万可以建一个希望小学。但现在要集中办学，几十万肯定不够用。我们就在考虑另一种模式，把来自各界的捐助和政府的投入捆绑在一起使用。”
古登乡的集中办学已经逐渐开始了。“我们已经有3个村的学校全部集中了。先在村里集中，再一步步往乡里集中。”古登乡乡长贝阿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村里所有教学点都是先建后撤，但撤了的教学点往往闲置下来。“那些房子都很破，值不了几个钱，而且当地老百姓也不会轻易去买。我们现在比较头疼的除了资金外，还有学校的管理。如果把整个乡的小学生集中在一起，有1719个人，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人才去管理这么多学生。”
但贝阿纳也肯定地认为，集中办学，师资绝对能提高，“整合教育资源是大势所趋，但究竟怎么集中，还需要一步步地去摸索，毕竟怒江的自然环境太特殊了。”
让家长们较为担心的显然是学生在路上的安全问题。“那些住在山上的孩子怪可怜呢，一年级就住校了，回趟家得走两三个小时。”新建完小一年级学生密翠莲的妈妈感叹。
“我们鲁掌镇上的小学生最远的要走三个半小时以上。”负责鲁掌镇所有小学的校长孟明福称，“路上我们会让每个村的大同学带着小同学结伴回家。老师也要心里有数，算着学生大概多长时间能到家，和家长电话联系一下。学生们每周休息两天，星期五下午三点就得放学，不然最远的孩子晚上到不了家。集中办学的话，还得考虑是不是要每两周放一次假。”
“不可预见的因素在什么地方都有，如果是自然不可抗拒的因素，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陈文俊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政府也在想办法，这些乡村公路和人马驿道。“而且我们会减少学生回家的次数。在通公路的地方，给孩子一些交通补助，安排车子去送；不通公路的地方，就通知家长和村干部，让他们接送。”
“现在国家提倡集中办学，我们最初的规划是一个乡办一所学校，把下面的几所村小都集中到一起。”泸水县教育局局长陈文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的班子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这样做便于学生之间交流以及老师之间相互借鉴。
眼看自己工作了15年的学校即将被合并，泸水县蛮蚌小学唯一的老师兼校长桑强生表情有些落寞，“如果并的话，我们应该会并到上面的完小去。”他打量着墙上贴着的值日表。那上面写着学校里仅有的17个学生的名字。
木加甲村第一代办学者
76岁的杨福寿，固执而严格地沿袭着几十年来的习惯——读书、看报。桌子上，放着一叠《环球时报》、一本《半月谈》。
1956年，刚从云南大理师范学校毕业的杨福寿，怀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信念，和20几个同学一起翻过碧落雪山，又沿着江边一路摸到福贡县，前后用了17天。从此，杨福寿在马吉乡扎了根。
开始他被安排在文教科(教育局的前身)挂职，一个月后他主动要求到学校去教书，就这样，成为了马吉乡民族完小的第一任校长。
一年后，杨福寿认为民族完小的条件不够艰苦，再次提出要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上级批准后，他只身一人来到了木加甲，打算在当地办个学校。
由于语言不通，当地傈僳族的村民并不知道这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想要做什么，他们只能端出平时合不得吃的苞谷稀饭给他吃，杨则像哑巴一样打着手势与村民们交流。通过翻译，村民们终于明白了杨福寿的用意，很快用树干和茅草围了个教室。
“房子有了，但桌子，椅子什么都没有，得自己想办法造。”杨福寿兴致勃勃地向本刊记者比画，“我发动学生们到江边拾柴火当凳子，砍一些竹子扎起来当桌子，这样总算有了放课本的地方。但是黑板没有啊，我偶然看中了一个老百姓家的门板，就用一桶茶叶换了过来，再把锅底灰拿来抹上，就能当黑板了。然后又从附近找来的石灰石一类的石头，磨成粉，用竹子沾着写字，当是粉笔。”
由于路途遥远，内地的教科书往往要用几个月才能送进木加甲村，因此，学生们的课业比内地滞后半年左右。“也不分上学期下学期，只要课本来了就上课。”杨福寿回忆着。
在杨福寿的学校里，最初有40多名学生，但渐渐地不少学生流失掉了。“那个年代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情读书啊。”50多年来，杨福寿几乎辗转过马吉乡的所有小学，哪里没老师，他就会火速赶去救场。而今，当年的很多学生都如杨福寿一般，留在了这个“最艰苦的地方”，“我的学生没有上大学的，那个年代，能认识俩字就算有文化的了，很快就会被政府找去当会计或是卫生员。”
为了让杨福寿安心留在村里，乡亲们给他介绍了一个傈傈族姑娘。
而今，距杨福寿家100米处，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杨福寿笑称，自己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可以坐在家里，听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
一个老师，一所学校
据泸水县2008年的统计，该县现有237所学校，一师一校有103所，占了一半还多。
蛮蚌小学当属怒江州交通最为便利的一师一校。说是学校，实际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小院，门口没有挂任何牌子。只是在院里的一扇门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蛮蚌小学”几个大字。所谓的学校只有两间屋子，一间是教室，另一间是校长兼老师桑强生的住处。
教室里摆着几排桌椅，黑板、粉笔等必需品也都齐全。墙上贴着一张值日表，旁边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表扬”两个大字，表扬班里的褚秋霜同学在院子里捡到5角钱，上交给了老师。
“我一共有17个学生，都是二年级。”桑强生向本刊记者介绍，“他们家都住在附近，这里的家长们都愿意让孩子上学，觉得即便以后当农民，也要当个有文化的农民。”
20岁当老师，34岁到蛮蚌小学任教，算下来，桑强生已经在这所学校独守了15年。
“我是高中毕业后当老师的，在工作过程中还进修了一次。”他曾经在山上的一所学校教学，“那个教学点条件可比这差远了，没水没电，买一次粮食就得走一天。”因为身体不大好，桑强生被调到了蛮蚌小学，数学、语文、思想品德都是他一个人教，“我一直教一年级和二年级，教到二年级就把他们送进完小，然后再从一年级开始。”
蛮蚌小学的确算是条件比较好的一师一校。丙中洛边防派出所武警杨建华告诉本刊记者，两年前，他在走访时发现当地雾里村有一所村小，一个老师，两个年级，一间教室。教室里，前后各一块黑板，一年级上课朝前看，二年级朝后看，“以前贡山还有一所学校，只有一名老师，是个师范学校毕业的小伙子。半年了，愣是没出过山，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头发已经长到腰了。”
怒江的自然环境太特殊
太过分散的教学点在怒江州的教育部门看来，一不利于管理，二不利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因此，集中办学这一新鲜的概念在这条狭长的山谷里蔓延开来。
所谓集中办学，就是将山上零散的教学点集中在一起。“我们要办出质量，就得走集中办学路子。”泸水县教育局局长陈文俊对本刊表示。
对泸水县上江乡新建完小校长陈宗敏来说，一旦集中办学，意味着学生在原有415名的基础上，再增加200多个，这让他有些头疼。新建完小有276名住校生，但只有4间宿舍。十几平米的宿合里，挤着20来张上下铺，每张床板上要睡两个人。
“我们学校算是当地最大的了，现在挤一挤还能将就，要是再把山上的200多名学生挪下来，真不知该怎么办。”陈宗敏有些无奈，“集中办学好是好，但校舍还有很大问题。”
陈文俊则认为，资金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乡的学生集中在一起，需要4600万元左右建学校。这笔钱要从哪找?当年普及教育的时候，社会各界帮了很大的忙，二三十万可以建一个希望小学。但现在要集中办学，几十万肯定不够用。我们就在考虑另一种模式，把来自各界的捐助和政府的投入捆绑在一起使用。”
古登乡的集中办学已经逐渐开始了。“我们已经有3个村的学校全部集中了。先在村里集中，再一步步往乡里集中。”古登乡乡长贝阿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村里所有教学点都是先建后撤，但撤了的教学点往往闲置下来。“那些房子都很破，值不了几个钱，而且当地老百姓也不会轻易去买。我们现在比较头疼的除了资金外，还有学校的管理。如果把整个乡的小学生集中在一起，有1719个人，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人才去管理这么多学生。”
但贝阿纳也肯定地认为，集中办学，师资绝对能提高，“整合教育资源是大势所趋，但究竟怎么集中，还需要一步步地去摸索，毕竟怒江的自然环境太特殊了。”
让家长们较为担心的显然是学生在路上的安全问题。“那些住在山上的孩子怪可怜呢，一年级就住校了，回趟家得走两三个小时。”新建完小一年级学生密翠莲的妈妈感叹。
“我们鲁掌镇上的小学生最远的要走三个半小时以上。”负责鲁掌镇所有小学的校长孟明福称，“路上我们会让每个村的大同学带着小同学结伴回家。老师也要心里有数，算着学生大概多长时间能到家，和家长电话联系一下。学生们每周休息两天，星期五下午三点就得放学，不然最远的孩子晚上到不了家。集中办学的话，还得考虑是不是要每两周放一次假。”
“不可预见的因素在什么地方都有，如果是自然不可抗拒的因素，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陈文俊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政府也在想办法，这些乡村公路和人马驿道。“而且我们会减少学生回家的次数。在通公路的地方，给孩子一些交通补助，安排车子去送；不通公路的地方，就通知家长和村干部，让他们接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