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北斗七星神话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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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民间广为流传、身怀绝技的七位英雄变成北斗七星的神话是由AT513“奇能异士来相助”(“超凡的好汉弟兄”)和AT653“兄弟皆好汉”(“才艺高强的四兄弟”)两个民间故事类型形成,AT513和AT653民间故事类型提倡超凡的英雄彼此团结,合作完成各种艰难任务的主题。七个英雄变成北斗七星的神话体现了蒙古族崇尚英雄主义的传统和北斗七星信仰的完美结合。在提倡“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当今世界,以上两种类型的民间故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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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锋的《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论》是古代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力作,其创新之处主要有三,即对“土司子弟入学”制度及其影响性的研究,对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的系统性梳理和整体性把握,以及考证过程中对地方志等文献的娴熟运用。这不仅对于土司文学、土家族文学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古代民族文学的研究也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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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摇娘》源自社会生活,随时代与社会变化不断进行艺术再造与加工,于唐代开元年间发展为较成熟的教坊剧目,今存文本以唐代《教坊记》《隋唐嘉话》《通典》所载最具代表性。检校诸本所记,则《踏摇娘》演变形式的重要阶段依次为:北齐前的踏歌抒情表演雏形,北齐时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踏谣”叙事,隋末融入舞蹈、歌唱、审美等因素的“踏摇”综合表演,入唐后逐步定型过程中向《谈容娘》的表演形式靠拢并引发论争。虽然每一历时阶段的发展并不均齐,但总体上呈现出兼采多种艺术形式、调适于社会发展需求的渐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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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昱《红楼梦赋图册》是由《红楼梦》小说“元典”到题咏之作沈谦《红楼梦赋》,再到由赋之“语像”而形成的、异于直接从小说文本衍生而出的“图像”之作。因“赋”的渗入而使小说与图像产生距离感,这便在从“语像”到“图像”的演变过程中被赋予“闺阁昭传”与“移情”礼闱的文化内涵,实现由“我注红楼”到“红楼注我”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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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苏民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入民间文艺研究领域,迄今六十余年持续关注多民族民间文艺,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他以“在场者”的身份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高等院校民间文艺理念、研究旨趣的分野。正因他对两者的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促成了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所开始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多学科融通建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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