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勃洛莫夫》的文学批评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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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1859年,伊·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一经发表,便在俄国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批评家纷纷以文章做出回应,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杜勃罗留波夫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一文;几十年后,《奥勃洛莫夫》引入中国,同样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对小说的研究与批评也随之开展,出现众多优秀的批评文章。直到今天,在中俄乃至全世界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仍在进行创新,不断涌现出新的成果,逐渐围绕着《奥勃洛莫夫》形成了文学批评的大花园。
  关键词 :《奥勃洛莫夫》 文学批评 《奥勃洛莫夫》在中国
  一、引言
  1859年,冈察洛夫发表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在这部小说中冈察洛夫为我们生动地呈现了俄国农奴制下社会的黑暗,塑造出了一个典型的没落贵族阶级形象——奥勃洛莫夫,揭示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特征、形成的社会条件以及其最后的结局。奥勃洛莫夫是一个富裕的三十多岁的贵族地主,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养尊处优的生活。辞去公职之后,终日无所事事,只会躺在沙发上空想。在好友施托尔茨的帮助下,他结识了奥丽加并与她相爱。在奥丽加的影响下,奥勃洛莫夫也一度想要做出改变,但是在他们快要结婚时,奥勃洛莫夫却退缩了,他的惰性已经积累太久,无法改变了。奥勃洛莫夫最终选择和一位寡妇结婚,继续在他的庄园里、他的沙发上荒度人生,就这样吃、喝、睡、发胖、中风,最后早早地离世。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各位批评家纷纷做出回应。正如德鲁日宁所说,“奥勃洛莫夫”和“奥勃洛莫夫性格”两个词传遍了整个俄国,并成为永远植根于民族语言中的词语。在关于该小说的批评文章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杜勃罗留波夫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一文,俄国很多知名的批评家和作家也都对此小说做出过评论。作为最早来到中国的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理所当然的也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读者视野中的文学大师。19世纪末,中国批评家们、作家们也开始了对冈察洛夫作品的研究,其中当然少不了对其代表作的研究。随之也出现了一波优秀的批评文章,围绕小说《奥勃洛莫夫》逐渐形成一个文学批评大花园。
  二、《奥勃洛莫夫》在俄国
  关于《奥勃洛莫夫》的批评文章中最著名的当属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一文。作为一名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在经历了十二月党人起义、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杜勃罗留波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哲学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基础之上杜勃罗留波夫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他反对 “纯艺术”,认为文学和艺术是认识和反映现实的手段,在他看来,性格与周围环境密切相关,人的性格、精神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和艺术作品中,都是周围环境、社会生活的产物。在《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一文中,杜勃罗留波夫论述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本质、产生的原因以及其社会影响。他认为“奥勃洛莫夫性格”的主要特征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惰性”“对一切世界上所进行的东西表示淡漠”,在谈到关于这种性格产生的原因时,他又指出这种性格是社会环境使然的结果,“他的懒惰,他的冷淡,正是教育和周围环境的产物”,奥勃洛莫夫从小便习惯了被人照顾,习惯了浑浑噩噩,这种性格的出现是“时代的征兆”,同时也说明在社会上“出现了对于真正工作的要求”a。杜勃罗留波夫将奥勃洛莫夫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联系在一起加以说明,认为他们都是消极懒惰、善于空想等。并且在他看来,所有的“多余人”本质上都是奥勃洛莫夫,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但是杜勃罗留波夫也指出了奥勃洛莫夫与其他“多余人”的不同,奥涅金、毕巧林、罗亭等的无所事事是由于“他们找不到适合他们能力的活动”,“对事物的现存秩序抱着反拨意义上的否定”,所以“超出包围着他们的现实之上”,但是对于奥勃洛莫夫来说,他是“被动地受已经存在的影響所支配”,“对于一切变革都表示保守性的嫌恶,在性格上完全缺乏内在的反拨”b。尽管拥有这些差别,但是他们共同的贵族阶级的局限性是一样的,寄生虫一般的生活、脱离人民、懒惰与萎靡……在奥勃洛莫夫的故事中,向我们展现了社会发展的新的词语——奥勃洛莫夫性格,这是解开社会很多现象的一把钥匙 。杜勃罗留波夫强调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农奴制起源以及它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就是与农奴制交织在一起的道德奴役、缺少生活自理能力、游手好闲、懒惰、不明白生活的意义所在、无用,等等。在杜勃罗留波夫的理解中,奥勃洛莫夫是政治上、社会和日常生活落后的表现,是一切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表现。他主张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对生活进行批判,不能只对个别人物进行讽刺和攻击,而应针对客观世界,以人物为典型概括时代和社会。
  杜勃罗留波夫的这篇文章大获成功,后来的读者也常把《奥勃洛莫夫》同杜勃罗留波夫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结合在一起阅读。而这也得到了作者冈察洛夫本人的认可,在1879年的一篇文章《迟做总比不做好》中,冈察洛夫提到自己不会在奥勃洛莫夫问题上纠缠太久,因为在他看来,杜勃罗留波夫已经剖析得很好了。
  与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略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批评家德鲁日宁评价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保留童真,如同孩子般的纯洁和单纯,拥有着成年人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的《奥勃洛莫夫,冈察洛夫的小说》中,谈及小说带来的社会影响,他认为奥勃洛莫夫确实在很多方面都激起了人们的愤慨,但是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制度腐败或是堕落的结果。他还提到,伊利亚·伊里奇的性格反映了俄国人民生活的本质方面。整个民族都在研究和学习奥勃洛莫夫,很多有着不切实际愿望的人都试图鄙视奥勃洛莫夫,有的还称其为“蜗牛”,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所有对于奥勃洛莫夫的批评,仅仅是获得一种表面的、短暂的快感,奥勃洛莫夫是值得大家喜爱的。在说到关于“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原因时,德鲁日宁认为这种性格如果是来自腐朽、无望、邪恶的话,这是极其卑劣的,但是如果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不成熟或者说是纯洁的灵魂在动乱面前的怀疑和犹豫,这种情况在他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会在所有年轻的国家中都会出现的。对这种情况产生怒气,就好比家长在晚上对困得睁不开眼睛的孩子生气一样……与杜勃罗留波夫对于奥勃洛莫夫的批判,德鲁日宁反而对其满是称赞。   两位批评家对于《奥勃洛莫夫》的评论都展现了很高的艺术天赋,完美地点出了冈察洛夫的艺术本质和才华。但是,很明显,从一开始二者的批评方向就有所不同,这可能也与批评家的社会地位的不同有关系。在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中,“奥勃洛莫夫性格”的社会根源首先就是农奴制,还指出“奥勃洛莫夫典型”和“奥勃洛莫夫性格”是社会发展的新词,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而关于贵族奥勃洛莫夫本人的评价,杜勃罗留波夫是给予了完全严厉的批评。但是德鲁日宁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奥勃洛莫夫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喜爱,小说中的斯托尔茨的形象,在他看来也是多余的。他认为不止读者,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扎哈尔、奥丽加等也被奥勃洛莫夫的魅力所吸引。
  俄国批评家皮萨列夫也曾对该小说做出过评论,1859年,皮萨列夫发表《伊·阿·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一文,他认为,《奥勃洛莫夫》是经过缜密构思完成的,其中没有一个多余的人物或是细节。他还称冈察洛夫为真正的艺术家,他认为冈察洛夫在其作品中不是揭露者的身份,而是一位心理学家,为读者提供了自己去评价主人公的机会。他从全人类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来源于自己的精神深处,是为所有人所熟知和了解的。在提到对主人公的评价时,皮萨列夫认为奥勃洛莫夫是一个真正的“少爷”,科学对他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始终无法习惯劳动,无法适应周围的环境,从而无所事事、浑浑噩噩。但是皮萨列夫认为奥勃洛莫夫的内心是没有沉睡的,他觉得伊利亚·伊里奇就像一个不能自立的孩子,只是还没有做好去战斗的准备。同时皮萨列夫还提到这种性格在文化和时代的交界处是不可避免会产生的。归根结底还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们处于戏剧性的位置,最终会被历史的需要所牺牲。别林斯基称《奥勃洛莫夫》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其必要条件就是‘人民性’”。皮萨列夫也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冈察洛夫的小说中,有着最真实的民族现象,只有在我们民族的土地上才有可能解决全人类的心理问题,才可能触及一些生活的问题,描写出这样的缺点。但是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描绘生活。在皮萨列夫看来,冈察洛夫的思想是永恒的,是对这个时代有重大意义的。
  此外,还有很多俄国知名批评家或是作家都曾对奥勃洛莫夫有所回应。正如涅德茨维茨基曾说过,冈察洛夫所创造的人物不仅可以揭示出当前的、历史的、典型的东西,也可以揭示出理想的、超时间意义的东西。《奥勃洛莫夫》所蕴含的意义远不止一部作品那么简单。
  三、 《奥勃洛莫夫》在中国
  在中国,《奥勃洛莫夫》同样也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中译本问世之后,在1944—1947年间,中国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一些批评文章。1944年杜勃罗留波夫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译文在《新华日报》刊出,同时发表了一篇匿名的批评文章,通过对作品进行评价,呼吁大家认清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黑暗现状,提出“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土,一切具体的情况都不相同,但是我们倘认真地回顾一下自己和周围的人,便也未始不能吃惊地发现,这里也有某种奥勃洛莫夫……”在中国,对于这部作品的认识主要受杜勃罗留波夫思想的影响,加之当时的社会环境,批评文章多从奥勃洛莫夫的社会影响角度去分析。
  国内对于冈察洛夫作品的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1919年田汉的《俄罗斯文学之思潮一瞥》中对小说主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小说批判了俄国的国民性,奥勃洛莫夫气质是俄国人民最大的弱点,他还认为小说同时也批判了俄国的农奴制。他提道:“《阿蒲乐莫夫》一篇与社会之教训,又至伟大,则其描写国民性之入妙也。此篇假阿蒲乐莫夫气质‘oblomolsichia’一文嗣后言oblomolisim则等于俄国人民最大弱点之代用语。据当时人所证明此时之人不独明白阿蒲乐莫夫气质为俄国社会组织不完全之理由,并明白各人心中皆有oblomoff之类似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人心只由静而动,由钝而锐,负于此‘新时代之兴奋剂’绝多也。”
  1924年,郑振铎在《俄国文学史略》也提到了这部小说,他以情节解析为主,指出这是一部完全俄国的作品,因此俄国人可以完全地鉴赏它。但是同时这也是一部普遍的诉于全人类的作品,所以别的国家的人也能读之而感动。他还提道:“这部小说的出版,震动了俄国全部的知识阶级。什么人都拿着一本《奥勃洛莫夫》,都讨论新发现的‘奥勃洛莫夫气质’这个名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血管里含有些奥勃洛莫夫的分子。每个人都忧愁着,都努力地想从懒惰的海里挣扎起来。”他还称这部小说为一针兴奋剂,是俄国当时最对症的良药。总之,他对于冈察洛夫的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c
  瞿秋白在1928年也发表了名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的文章,在文中同样提到了《奥勃洛莫夫》,他把奥勃洛莫夫同其他“多余人”罗亭、拉夫列茨基等加以比较,并把奥勃洛莫夫也归类为“多余人”,指出他们都是只会空谈不会实践、想做而不能做的英雄。他还提到,奥勃洛莫夫从小便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因此怠惰而骄矜,他认为自己享福是理所应当,利己主义已经深深刻在骨髓里了。尽管他有千万种改良农民生活的计划,到头来还只是一場梦。
  1968年出版的《冈察洛夫和他的长篇小说》中,作者张洪榛详细论述了《奥勃洛莫夫》。在他看来,奥勃洛莫夫与其他几位“多余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奥勃洛莫夫身上已经没有奥涅金、罗亭身上等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尽管同所有多余人一样接受过进步思想的影响,但是奥勃洛莫夫的热情“冷下去比热起来要快”。读书只能记住零散的知识,害怕变动与发展,在他身上的寄生性发展到只知道吃喝、一无所能的程度。他已经不是一个“多余的人”,而是堕落成果戈里小说中的玛尼洛夫那样的“死魂灵”。同时,在谈及奥勃洛莫夫性格产生的原因时,张洪榛认为无论是从社会原因看,或者是从个人原因看,这完全是落后和停滞的农奴制的产物。
  新时期我国对于奥勃洛莫夫的研究仍在不断更新,1982年徐玉琴在《苏联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奥勃洛摩夫”性格及其他》,指出奥勃洛莫夫的一生体现了奥勃洛莫夫性格带来的危害,徐玉琴将奥勃洛莫夫的命运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一是在静态生活中展现性格的本质;二、三是通过描写奥勃洛莫夫爱情的失败来侧面反映其性格的影响;最后是用奥勃洛莫夫的悲惨结局来说明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危害。   以时间为轴,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奥勃洛莫夫》的研究和批评受社会思潮影响较大,也受到思想解放等的影响。在五四时期,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奥勃洛莫夫》受到中国研究者们的喜爱,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对小说的研究也逐渐出现各种不同的视角,各种观点推陈出新。
  四、 结语
  在俄国,奥勃洛莫夫是杜勃罗留波夫笔下的“寄生虫”,也是德鲁日宁笔下“童真的孩子”又或者是皮萨列夫所说的真正的“少爷”;在中国,是田汉笔下作为俄国人民的弱点的“奥勃洛莫夫气质”,郑振铎所认为的一针兴奋剂,又或者是张洪榛笔下的“死魂灵奥勃洛莫夫”。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俄国还是中国,批评家们对于小说《奥勃洛莫夫》的评价都受到了不同时代思潮、自身批评思想的影响,对于《奥勃洛莫夫》的研究与批评也将永远不会停止。不同的批评角度、不同的立场使得作家和批评家们呈现出了不同的文章,不断地在充实“《奥勃洛莫夫》的文学批评大花园”。
  ab 〔俄〕 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辛未艾译,新文艺出版社 1954年版,第57—129頁,第88—99页。
  c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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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吴雨婷,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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