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邵道生对胡鞍钢先生日前发表的关于非典的“良性危机论”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个观点总让人感到有一点别扭，有那么一点不自然，他说：非典是一场危机，这恐怕谁都不会怀疑。但，是不是一定要说成是“良性危机”，却大可不必，为什么？
　　其一，从胡鞍钢先生将“非典”说成是“良性危机”的“五条理由”（一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内市场容量大的国家；二是中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加，财政能力空前提高；三是中国政府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大为增强；四是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是战胜SARS的重要手段；五是中华民族具有在国家危难中众志成城的光荣传统）来说，它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但是，它只是说明“非典”并不可怕，我们是一定能战胜它的，然而，“不可怕”和“能够战胜这场危机”并不等于将危机本身恶性性质改变了，从这一含义上说，似乎有“偷换概念”之嫌。
　　其二，再细细想一想，胡鞍钢先生的“危机良性论”的这“五条理由”，其实党中央在“四·二O”作出重大的政治决定之前就早已存在，然而，若是按“四·二O”之前的态势发展下去，中国会怎么样？北京会怎么样？对此，我可以肯定地说，不管中国的国内市场容量多么大，不管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加到何种程度，也不管中国政府应对外部冲击能力是多么厉害，现在的景象一定是相当严重的，所以，依我之见，危机就是危机，没有必要将它作“良性危机”和“恶性危机”之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良性危机论”真还有一点画蛇添足之感。
　　其三，按照鞍钢先生的“说法”，中国是永远不会存在“恶性危机”的，因为科学技术总是在进步的、发展的，因为中华民族在危机中“具有在国家危难中众志成城的光荣传统”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根据这么多的“因为”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这场危机也是一场“良性危机”，像“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之类的“危机”也可以说成是“良性危机”。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从这两场危机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愿将这两场危机称之为“良性危机”，尽管它是依靠共产党自身的力量战胜了危机，因为它给中国人民的损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影响，甚至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威望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硬是说它们是“良性危机”就有一种“阿Q”式的精神自慰之嫌。
　　其四，若是再将“良性危机”稍稍地向前“发展”一步，那么，我们对任何社会所出现的社会问题都可以标上“良性危机”这一给人安慰的“说法”，譬如，我们可以将社会腐败称之为“良性腐败”，将社会失业称之为“良性失业”，将社会犯罪称之为“良性犯罪”，将……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社会总是存在克服、战胜这些社会问题的可能和条件，因为这是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决定的，因为……若这样的“推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还要什么“危机意识”？！还要什么“居安思危”呢？当然，以上仅仅是我对鞍钢先生的“良性危机论”作了一点“夸大性的推论”，其荒谬之处自然是应该由本人负责的。不过，由此可见，鞍钢先生的“良性危机论”是有不小的漏洞的。
　　胡鞍钢先生是一位很负责任的、很有社会影响的研究中国国情的专家，在“非典”恶魔施虐中国社会、民众存在强烈恐慌情绪之际，他最近发表的许多观点和言论对稳定民心、稳定社会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许正因为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力和感染力，才促使我对他的“良性危机论”提一点“商榷性的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历来就有一个只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刺耳话的传统，因为我真地担心会有不少官员会自觉或不自觉接受这一“良性危机论”而大大放松他们的危机感、责任性，因为我真地认为危机就是危机，只有危机“可以战胜”或“不可以战胜”之分，而没有“良性危机”与“恶性危机”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