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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郑天挺（1899-1981）先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着相当特殊的身份。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他有很长时间兼任学校秘书长。抗战辟地云南时期，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他在北大任上的职位，从一九三三年持续到一九五○年调往南开之前，其间又担任过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史学系主任。在北大校史发展的几次重要关头，如“七七事变”后的南迁、战后的复员、解放战争时期的护校，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联大时期所办《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为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办事”能力之强与公私德行之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曾记：
一九三九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辞，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服。所以我一九四○年二月得悉郑先生已同意继清华沈履为联大总务长的消息后，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障，不是没有道理的。
任继愈在《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一文中，亦有针对郑氏能力与品质的专门追忆：
总务工作十分繁杂、琐碎，经常有些无原则的纠纷，三校联合，人员的成分也很复杂，郑先生处之以镇定、公平，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各自搬回原址。郑先生奉派先回北平筹备恢复北京大学。他临行前，委托我和韩裕文两人清理他房间的书籍、绘画、文件，该留的留下，该销毁的销毁。我们两人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清理他八年来的函件、文件时，才知道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学校延揽人才，给同事平息争端，消除了一些派系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对立。……郑天挺先生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弭于无形。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对人表白过，若不是偶然的机会帮郑先生清理文件，我也无从知道，我尊重郑先生的意志，从未对外讲，但是郑先生的贡献，郑先生的胸怀，值得敬佩。
此类众口交誉之外，一九四八年北大复校之后，适逢五十周年校庆，学生自治会更尝以全体北大学生的名义，赠予郑天挺“北大舵手”的锦旗。此际回望“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的一九三七年，彼时郑天挺不足不惑之年，正负丧妻之痛，却“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0年8月31日，中华书局2018年;以下引用仅标日期）。千难万险不惮其劳，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一表彰亦可谓众望所归了。
因为郑天挺经历的丰富与职位的特殊，其传世“西南联大日记”中可以探寻与深究的问题点其实异常活跃，尤其事关近代教育史上的葛藤与幕后。但就读者阅读的第一直觉而言，却很可能是上册的“飞机轰炸”与下册的“物价腾飞”，因其出现频率之密而最夺人眼目。何况此二事又深关“斯文弦歌不辍”于战火纷飞之中如何具体的可能呢。
尤其身处疫中闭关，翻读这段特殊时期的求学生涯与教学生涯，无法不首先动容于西南联大师生在逃轰炸中与书籍依然相亲如故。
彼时的著名教授、日后的学术巨子的一代人，如陈寅恪、罗常培、魏建功、陈省身，也包括郑天挺本人，每日以躲敌机空袭为常课，常常携书出逃，于山脚、郊野、坟茔、草莽，皆可展卷竟读：
（仰卧田埂）卧毕仰视，而二十五架飞机经余身向东北进，行如雁列，白若鸽翔。忽一白圈自机身而下，若片云一朵，徐徐冉冉，若行若至。余谓炸弹下，恭三谓非也，乃云耳。未几，巨响数声，不知所至，疑为高射炮而敌机已东北去甚远。（1940年10月7日）
日记中提到的恭三，即邓广铭，彼时正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四天之后的十月十一日，郑天挺继续和邓广铭一起躲轰炸，这次还自带了食物：
警报随作，遂与恭三步出北门，经小马村至松堤上。倚松树而坐，藉其阴读《笘誃日记》，竟半册。袋中有面包四，与恭三分食之。
两天之后（10月13日），二人继续一起“跑警报”，这次携带的是《史通》，可以一起读上两个小时，分量和长度均够。
因为战事的胶着，西南联大所在地区大抵从一九四○年开始承受敌机空袭的频繁威胁。郑天挺日记中有关于此的首次清晰记录，出现在这一年五月九日，教授们此时还没有太多跑躲经验，竟然于警报声中依然昼寝高卧，当日有二十七架飞机过市空。幸亏有惊无险。郑天挺事后叹息为“吾辈亦太大意”。到了本年秋天，情况已经大变。每逢天气晴好之日，人们已经自然养成“此时云散，静候警报”的心理常态，“白云三五朵散布于蔚蓝天空”的极尽壮丽的晴好之日，往往也是飞机光顾的最危险日（1940年10月13日、10月17日）。高频剧烈轰炸引发的伤心惨目之状一再发生，云大、联大皆未能幸免。十月十三日这天轰炸尤其严重，师范学院中“（陈）雪屏所居之楼尚存，登之，已洞然见星宿”，“断瓦圮垣，伤心惨目”。郑天挺由断瓦残垣中寻找自己的办公所在：
转至前院，办公室全毁，惟余椽柱。男生宿舍及勉仲所居，虽椽柱亦倾折不存，惟瓦砾一堆而已。由学生一人导余等，自瓦砾中而出，门户已不见。（1940年10月13日）
第二天再至昆明中南院总办公处查看：
后檐、椽瓦洞穿，沙石满地。余之桌幸无恙。胡蒙子桌在余前，全毁。孟邻师桌，一木自面穿三屉而下，竖立不可微動。余桌前屋梁之上，一红面棉被被其上，不知何处飞来。巨石逾尺，亦落室内。（1940年10月14日）
至于云南大学，则发现“至公堂正中中弹，惟余四壁。农学院中弹，屋倒甚多”。云大之外的文化巷等地亦毁坏严重。
枪林弹雨之下，能够舒舒服服跑警报的时候毕竟难得，多数时候仍是狼狈不堪的。例如十月十八日这天，联大几位跑警报的教授就差不多整天水米不得一沾：
九时四十分，余与晓宇、耘夫、汇臣出城。岔向北山而行，逃避者若陈列。越山北行至前数次避处，已为兵士所据。遇勉仲，同北行登山，汇臣已落后不可见。余与晓宇、耘夫同卧一山洼中，至一时有机声，盘桓天空者十余，并无枪声，亦无炸声。……烈日当空，饥渴甚，不能得饮食。耘夫有大饼，嚼其半，益渴，复食。至三时一刻，闻警报解除，徐步下山。未半，忽见星日反，奔甚急，谓又有警报，将信将疑，乃坐于大坟之侧。待之四时一刻无消息，行人又多入城者，亦随之而行。四时四十分，始又闻解除声。入城至校。全校来办公者，惟余三人而已。少顷，勉仲至于女生处，得水两瓶。各尽数盂，若琼浆甘露也。六时归，八时始得食。 十月二十六日这天则是“七时乃起，洗面甫毕，忽闻警报”，跑出住处后，则“至北门未十分钟，忽闻紧急警报作……知敌机至，急仰卧于田中，稻已割而余梗犹在，污且湿，不暇顾”。二十八日这天更是“六时半出门，往青云街警察局，视有无预行警报旗帜。既见无之，乃购饼一，归。食之，未尽一口而警报作，六时五十分也”。这天敌机于城东北角外“投弹八，死五十余人”。
至于后期，甚至能“跑”出种种特别的美学眼力，“见陈省身坐一坟侧，其地三面皆有掩蔽，剧佳”（1940年12月11日）。实在是苦中作乐见怪不怪了。也就难怪罗常培会幽默地总结出“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这样“跑警报”的高超经验。甚至人们已经习惯了准备好点心茶水再下防空洞，有备无患，尽量舒适。
飞机轰炸如此频繁，即使偶尔不来，人们也往往是“每日候其来，不能潜心读作，亦苦事也”（1940年11月22日）。日后郑天挺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乃是“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清史探微》叙目）。前一句固是谦逊，后一句则是实录，诚然“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读书作业，从未间断”也。
战时生涯，日常生活不仅频频遭到破坏，一切已经习惯的生活样式也都面临改正。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郑天挺在住处自己洗衣，至于手破，不禁由衷感叹：
近顷以来，所自作之事若浣衣缝袜，盖不胜记。……尝谓抗战以后最进步者为时髦太太，其次则为单身先生，盖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者也。
郑天挺幼失双亲，生活习惯并不娇养，颇能自己劳作，他的感叹，毋宁更是为时风而作。
两周之后的一月二十五日是阴历十二月二十八，因近岁末，自去秋轰炸频仍之后再未于日中入市的郑天挺来到市区购物，发现市场上“熙熙攘攘，交易不殊平时，若不知轰炸之可畏者”，民间自发自在的生机活泼又强悍令他不由称美“中华民族诚伟大哉”。尽管仅仅到了正月初三，昆明就又被盘旋轰炸了五十五分钟。这次民房被炸严重，屋瓦为之尽穿，所幸大学区尚无恙，唯电灯不明。当天晚上，郑天挺用菜油灯燃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并且特别在日记中强调：“谓无电灯不能读书，盖自弃之遁词耳。”使用菜油灯或煤气灯而能不废夜读，大抵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的阅览常态。
一九四一年这个春天昆明仍然在轰炸声中度过。四月八日，将近三十架敌机飞临，连华山西路的永历帝殉国处都瓦砾狼藉。死伤最严重的则为四月二十九日，敌机凡二十七架，投弹七十余枚，伤七十六人，死五十二人，毁屋四百二十余间，震损七百八十余间。
战乱频仍，朝不保夕，除了敌机轰炸让人坐卧不安，远僻西南的人们最敏感的日常问题之一，无疑就是物价。
郑天挺日记中的物价问题，在一九四二年已经两出。如，四月二日他根据肥皂、牙膏的涨幅推断“半年来物价之涨，可于此推其比例”。五月二十四日则以在地摊购买古旧文献的价格比较，再叹“两年而物价相去如此”。至于之后，尤其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癸未正月初二）之后，物价问题则几乎每日一现，成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中最醒目的记录。这些记录固然基于人在中年努力支撑联大、北大以及家庭具体开支账目核算的郑氏务实的财政需要，也为后人如实了解彼时西南地区战时生活之艰难与坚韧，提供了极朴实可靠的资料。
例如鸡蛋价格，很快由最初的三元一枚（1943年2月4日）涨到五元（1943年10月3日）、六元（1944年1月19日）、二十元（1944年9月10日），一九四五年七月终于突破百元大关，至日军投降前，更达一百四十元。
再如，云南最常见的平民吃食。米线可以在一周之内由每碗八元涨到每碗十元（1943年11月6日），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已经每碗四十五元。羊肉三天之内即从每碗四十元涨到五十元（1945年1月11日），之后水涨船高，至七十元（1945年2月25日）、八十元（1945年3月6日）、一百元（1945年3月30日）、一百五十元（1945年5月6日）。面包十天之内即可每个涨二十元（1945年1月18日），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每个一百四十元，一路飙升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每个二百三十元、二月八日每个二百八十元。四两花生糖和半斤核桃糖则均已抵达战前三百斤的价格（1943年12月3日）。牛油和蛋糕较之战前涨了五百倍（1944年3月18日）。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昆明的生活指数被认为已经高达战前的一千二百八十倍。至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则一匣火柴也要七十元了。郑天挺购买火柴后还特意数了数，一匣五十一根，然后“入巷口之际，泥泞不可下足，顷刻用去六根”。等到烧饼终于也涨到一百元一枚之后，已经因为价昂而几个月舍不得吃鸡蛋的郑天挺干脆舍烧饼而重取鸡蛋，因后者与前者已经等值，养料却貌似更好（1945年7月26日）。
作为兼掌行政之人，郑天挺更有其他教授不大容易经历的特殊痛苦。例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四日，他感叹“今日几完全为房东所苦，何其不幸！何其不讲理”（指靛花巷与文林街两处房东均来找他吵嚷加价），至于晚上就寢之时，他不得不翻读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以解闷，大概觉得自己的“太无聊，太苦闷”唯此小说近之。正在撰写中的论文《清代的包衣制度与宦官》也因此类打扰而一再中断。行政身份甚至为他的经济带来一些特别的不便，因为“教授中大多数兼差，且又兼至三四处者。……又有人在他校兼院长及系主任者，惟在校任各长者绝不能兼”。他一面需要直视自己负债累累的生活，一面未免感叹“校中最苦者，莫若负行政责任之人”，一面毅然和其他任行政责任者一起辞谢了政府规定的特别办公费，一面还要默默忍受有关“特别补助”的子虚乌有的流言（1943年11月6日）。至于自己的长女郑雯从北平来到昆明投父同时就读联大，天寒无衣却无力购置新装，“新作一袭须四五千元以上。不得已，先以余之旧驼绒袍加以前所购罗斯福布为面，作长袍一件，手工亦已二百五十元矣”（1943年11月18日）。更何况，当不少大学同仁因为稿酬优厚而争先恐后为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或小报无聊文字撰稿时，郑天挺的反应则是“甚耻之”，“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1944年1月7日）。 这位自幼即长于艰难的学人，原出于近儒梁济（巨川）门下，由梁氏抚养成人，是梁漱溟往来亲密的表弟。他虽不为现代儒学所留意，但面临艰难时世，他都表现出富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儒家情怀。当时昆明富商邓君感念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过于艰窘，愿意出资相助数人，梅贻琦校长特别推荐了郑天挺，但几乎月月收支难抵的他却拒绝了，“战时得此虽不足与生活指数比，然不为不多矣。世之不如我者更不知多少”（1944年10月1日）。除了“无功不受禄”“有生以来未尝分外受人一文”的古典士人的操守，他念及的同样是“校中更有穷过我者”（1944年11月20日）。后人尝追忆“文革”中造反派疑郑掌北大行政如此之久，怎能不贪污，因逼其交代，郑天挺几被逼哭，感觉此举乃是“欺负人”。这是一个时代养成的心性与灵魂，距离另一个时代养成的心性与灵魂，实在太远了，远到完全成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和任何乱世一样，天灾的同时一定伴有人祸，或者不如说，任何的天灾，如果穷源至极，无一不是人祸。战时西南的物价问题同样如此，在依旧富人济济、纷纷囤积、消费能力爆棚的昆明，联大的教授们未免冷眼于“今日财政上种种政策，凡利于国而无害于少数富人者，能实行。利于大众，利于国家，而有害于少数富人者，必不能实行。但无害于少数富人者，亦多无利于国”，这是“未能减低物价或稳定物价”的真正的底因（1943年12月20日）。此所以即使日本投降以后，“惟此不能不买”的昆明的食品价格仍然在各處物价均跌落的大势下继续上涨。
但贫穷当中依然有值得感念的人和事，尤其“英雄多出屠狗辈”。大西门外的西门乐理发店，店主人特别优待联大的教师与同学，数年来都是照价七折，郑天挺因此特别郑重记入日记（1945年5月9日）。
他到底还是不废风雅的文科教授。穷困到为一只鸡蛋或一根火柴斤斤计较之时，也可以偶尔买些晚清的旧墨旧书赏玩一番，所谓“穷中豪举，可发一笑”也（1945年2月5日）。
尽管幼年痛失双亲，或者正因幼年痛失双亲，郑天挺极为看重家庭伦常，战事离乱之前他“无除夕元旦不祭祖”（1938年1月30日，丁丑除夕）。对于友朋之恐其人伦有亏者，他也勇于劝阻，以求“无愧于友道”。尤其他在妻子病亡之后余生皆在的深切追念，甚至被读者认为足以媲美写下《浮生六记》的沈复。和这种内在深情构成一体两面的就是，据和郑家关系至密的罗常培之子罗泽珣回忆，即使在郑夫人去世的吊唁仪式上，郑天挺甚至都没有流露出“哀痛的表情”，在晚辈的感受中，他是如此的喜怒不形于色。这一幕“平静如水”，在一九五八年生平至交罗常培去世后郑来吊唁，以及在其女婿的丧礼上，均会再次重现。只有在郑天挺自己的日记当中，我们才有机会得以窥见他宁静节制的表象背后也有太多“悲悼无主”的痛苦。
例如他如何在有人“月前丧偶，今日以挽内联相示，并询伤恸何时始可稍杀”时，尽管语气平静地告诫对方要“应善自排解，少思，求若伤恸，固无时可杀也”，自己却“言竟不禁泫然”（1938年1月2日）—此际距离他深爱的妻子的意外谢世，尚不足周年。当年祭日，他的哀感愈深：“忧患相寻，无可告语。每当谈笑极欢，或危患卒至，恍若君犹在室，及一凝思，始觉隔世。此情此景，最为神伤。”他本来打算“竟日未出，扃户独坐”，时同在昆明的好友却数来叩门、约其外出，自然也是窥其衷肠、试图宽解愁肠的善举。但当天晚上他还是“反侧不寐，泪沾衾茵”（1938年2月6日、7日）。迥异于人前的波澜不惊，多少次但凡亡妻入梦他均会大恸而醒。他时常会以“为稚眉夫人诵经一卷”（1939年2月25日）的方式悼念盛年病亡的妻子。这一独特的凭吊方式，大抵始于其夫人弃世头七—
亡室没于正月初七日，诸友多来相伴。正月十五日诸友皆归，儿辈已寝，余睹物心伤，悲悼无主。偶取《金刚经》书之，忽然宁帖，百念俱寂。余之感宗教力之伟大以此，余之感人生不能不有精神寄托以此，故为亡室诵《金刚经》不下数百遍，而在北平陷落后尤多，此均无人知者。
中年突丧佳偶之后，郑天挺毅然将最大十三岁、最小不过三岁的五个儿女留在北平，只身南下，与大学共存亡，为中国存文脉。一生克己的郑天挺将其对儿女细腻温存的牵挂保留在了日记中，并且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丁丑年的除夕（1938年1月30日），南迁大学抵达湖南，他在长沙临时大学校门口看到有人正在售卖玩具灯具，上面书有吉祥文字与官衔名称，他察觉到围观的七八岁小儿“有羡慕意”，便购买了一盏“军长灯”送给孩子，并祝福他“愿汝长成为军长”，孩子因此“大乐”。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客中度岁”，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除夕元旦不祭”，自感“惶怃”之外，他在日记中充满柔情地特意笔录了这一趣事，他一定同时想起了自己年纪相仿此刻却失母离父远在北平的儿女们。
后人追忆郑天挺，多乐言其质朴平易的性格，尤其是其缜密踏实的办事能力，但就其日记的具体展现，这位北大校史上最称职的“大管家”之一，在人前总是波澜不惊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与责任的承荷，其实是尽力去收敛藏纳了他原本相当颖秀活泼的性情。
而天赋性情总会有所流露，特别是私人书写。
此所以郑天挺对于“多见性情之语”（1939年10月25日读李印泉《曲石诗录》）的诗文之美是极敏感的，也善于欣赏。实干素朴的外在表现之外，他的日常生活也常有韵致与情调的自然流现。即使《骆驼祥子》之类当代小说，娴于古学的他也颇能津津有味感受其“文笔甚佳，结构亦美”的文采辉煌（1942年5月31日）。他敏于道德，却绝非古旧夫子。常年执掌高校政务而一直颇受师生爱戴，郑天挺不是也不可能是迂腐冬烘的保守先生。
郑天挺日记中非常喜爱描写景物，且经常下笔颇见风神，这很能说明郑氏眼中心里皆有山光水色，性格相当脱俗，即使身处纷飞的战火，立言亦能典雅优容。在昆明时一次冒大雨仍要外出至菘岛办事，这位“联大最忙的教授”执伞观雨移步换景，居然生出身为“画中人”、身看“画中人”的卞之琳《断章》般的美丽感受：
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自以为图画中人也。近岛，见从吾张伞、宾四戴笠在前，择路而趣，余又为看图画者矣。（1938年5月22日）
长成后以历史学家名世的郑氏，其本科和研究生乃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故对音韵之学亦颇能通。一九一八年还曾就姚华（茫父）家听讲文章之学与金石文字。他对古典文学的素养包括曾经讲授六朝文，甚至明确希望“治史的人应该懂一点音韵学和古典文学”。
对于一时舆论评价的“北大之郑某支柱艰危，为孤臣孽子，忍辱负重”（1938年1月31日），郑天挺特意在日记中记录在案。比照了之后“平生以天下自任”如今徒然落得“外蒙却懦，内负胸臆”（1938年3月21日）的自期，前者更像一种自勉。这段“维持北大”的经历，当时上海《宇宙风》杂志也颇有称道。日记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这段立言，则是郑天挺针对此事的自我表态与发心宏愿：
大抵君子立身，禀之天性者半，得之圣哲遗训者亦半。尤要者，在师友之砥砺。余之乾惕寅畏，不敢堕家声、违清议者，师友之力为不少也。
那是对道德生活普遍尚有诚意的时代，也是对道德生活普遍尚有诚意的一代人。联大教授之间“相期以道义”（1945年8月1日）犹是常态，甚至德国教授也谙熟“君子固穷”的古训（1943年7月12日）。正是这一丰沛的精神性使得一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于敌机轰炸与物价腾飞之中依然充满希望，他们恪守共同的信条，相信还有一个更好的中国等在前面，所谓“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馁，固知必有今日”（1946年7月7日）。犹如一九三八年他就深感日常生活中“惟一私利是求，吾深耻之”，犹如将近半个世纪后他追念西南联大，仍然最感念于“经过长沙临时大学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的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收入《郑天挺文集》）。
一九三九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辞，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服。所以我一九四○年二月得悉郑先生已同意继清华沈履为联大总务长的消息后，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障，不是没有道理的。
任继愈在《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一文中，亦有针对郑氏能力与品质的专门追忆：
总务工作十分繁杂、琐碎，经常有些无原则的纠纷，三校联合，人员的成分也很复杂，郑先生处之以镇定、公平，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各自搬回原址。郑先生奉派先回北平筹备恢复北京大学。他临行前，委托我和韩裕文两人清理他房间的书籍、绘画、文件，该留的留下，该销毁的销毁。我们两人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清理他八年来的函件、文件时，才知道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学校延揽人才，给同事平息争端，消除了一些派系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对立。……郑天挺先生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弭于无形。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对人表白过，若不是偶然的机会帮郑先生清理文件，我也无从知道，我尊重郑先生的意志，从未对外讲，但是郑先生的贡献，郑先生的胸怀，值得敬佩。
此类众口交誉之外，一九四八年北大复校之后，适逢五十周年校庆，学生自治会更尝以全体北大学生的名义，赠予郑天挺“北大舵手”的锦旗。此际回望“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的一九三七年，彼时郑天挺不足不惑之年，正负丧妻之痛，却“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0年8月31日，中华书局2018年;以下引用仅标日期）。千难万险不惮其劳，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一表彰亦可谓众望所归了。
因为郑天挺经历的丰富与职位的特殊，其传世“西南联大日记”中可以探寻与深究的问题点其实异常活跃，尤其事关近代教育史上的葛藤与幕后。但就读者阅读的第一直觉而言，却很可能是上册的“飞机轰炸”与下册的“物价腾飞”，因其出现频率之密而最夺人眼目。何况此二事又深关“斯文弦歌不辍”于战火纷飞之中如何具体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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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身处疫中闭关，翻读这段特殊时期的求学生涯与教学生涯，无法不首先动容于西南联大师生在逃轰炸中与书籍依然相亲如故。
彼时的著名教授、日后的学术巨子的一代人，如陈寅恪、罗常培、魏建功、陈省身，也包括郑天挺本人，每日以躲敌机空袭为常课，常常携书出逃，于山脚、郊野、坟茔、草莽，皆可展卷竟读：
（仰卧田埂）卧毕仰视，而二十五架飞机经余身向东北进，行如雁列，白若鸽翔。忽一白圈自机身而下，若片云一朵，徐徐冉冉，若行若至。余谓炸弹下，恭三谓非也，乃云耳。未几，巨响数声，不知所至，疑为高射炮而敌机已东北去甚远。（1940年10月7日）
日记中提到的恭三，即邓广铭，彼时正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四天之后的十月十一日，郑天挺继续和邓广铭一起躲轰炸，这次还自带了食物：
警报随作，遂与恭三步出北门，经小马村至松堤上。倚松树而坐，藉其阴读《笘誃日记》，竟半册。袋中有面包四，与恭三分食之。
两天之后（10月13日），二人继续一起“跑警报”，这次携带的是《史通》，可以一起读上两个小时，分量和长度均够。
因为战事的胶着，西南联大所在地区大抵从一九四○年开始承受敌机空袭的频繁威胁。郑天挺日记中有关于此的首次清晰记录，出现在这一年五月九日，教授们此时还没有太多跑躲经验，竟然于警报声中依然昼寝高卧，当日有二十七架飞机过市空。幸亏有惊无险。郑天挺事后叹息为“吾辈亦太大意”。到了本年秋天，情况已经大变。每逢天气晴好之日，人们已经自然养成“此时云散，静候警报”的心理常态，“白云三五朵散布于蔚蓝天空”的极尽壮丽的晴好之日，往往也是飞机光顾的最危险日（1940年10月13日、10月17日）。高频剧烈轰炸引发的伤心惨目之状一再发生，云大、联大皆未能幸免。十月十三日这天轰炸尤其严重，师范学院中“（陈）雪屏所居之楼尚存，登之，已洞然见星宿”，“断瓦圮垣，伤心惨目”。郑天挺由断瓦残垣中寻找自己的办公所在：
转至前院，办公室全毁，惟余椽柱。男生宿舍及勉仲所居，虽椽柱亦倾折不存，惟瓦砾一堆而已。由学生一人导余等，自瓦砾中而出，门户已不见。（1940年10月13日）
第二天再至昆明中南院总办公处查看：
后檐、椽瓦洞穿，沙石满地。余之桌幸无恙。胡蒙子桌在余前，全毁。孟邻师桌，一木自面穿三屉而下，竖立不可微動。余桌前屋梁之上，一红面棉被被其上，不知何处飞来。巨石逾尺，亦落室内。（1940年10月14日）
至于云南大学，则发现“至公堂正中中弹，惟余四壁。农学院中弹，屋倒甚多”。云大之外的文化巷等地亦毁坏严重。
枪林弹雨之下，能够舒舒服服跑警报的时候毕竟难得，多数时候仍是狼狈不堪的。例如十月十八日这天，联大几位跑警报的教授就差不多整天水米不得一沾：
九时四十分，余与晓宇、耘夫、汇臣出城。岔向北山而行，逃避者若陈列。越山北行至前数次避处，已为兵士所据。遇勉仲，同北行登山，汇臣已落后不可见。余与晓宇、耘夫同卧一山洼中，至一时有机声，盘桓天空者十余，并无枪声，亦无炸声。……烈日当空，饥渴甚，不能得饮食。耘夫有大饼，嚼其半，益渴，复食。至三时一刻，闻警报解除，徐步下山。未半，忽见星日反，奔甚急，谓又有警报，将信将疑，乃坐于大坟之侧。待之四时一刻无消息，行人又多入城者，亦随之而行。四时四十分，始又闻解除声。入城至校。全校来办公者，惟余三人而已。少顷，勉仲至于女生处，得水两瓶。各尽数盂，若琼浆甘露也。六时归，八时始得食。 十月二十六日这天则是“七时乃起，洗面甫毕，忽闻警报”，跑出住处后，则“至北门未十分钟，忽闻紧急警报作……知敌机至，急仰卧于田中，稻已割而余梗犹在，污且湿，不暇顾”。二十八日这天更是“六时半出门，往青云街警察局，视有无预行警报旗帜。既见无之，乃购饼一，归。食之，未尽一口而警报作，六时五十分也”。这天敌机于城东北角外“投弹八，死五十余人”。
至于后期，甚至能“跑”出种种特别的美学眼力，“见陈省身坐一坟侧，其地三面皆有掩蔽，剧佳”（1940年12月11日）。实在是苦中作乐见怪不怪了。也就难怪罗常培会幽默地总结出“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这样“跑警报”的高超经验。甚至人们已经习惯了准备好点心茶水再下防空洞，有备无患，尽量舒适。
飞机轰炸如此频繁，即使偶尔不来，人们也往往是“每日候其来，不能潜心读作，亦苦事也”（1940年11月22日）。日后郑天挺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乃是“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清史探微》叙目）。前一句固是谦逊，后一句则是实录，诚然“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读书作业，从未间断”也。
战时生涯，日常生活不仅频频遭到破坏，一切已经习惯的生活样式也都面临改正。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郑天挺在住处自己洗衣，至于手破，不禁由衷感叹：
近顷以来，所自作之事若浣衣缝袜，盖不胜记。……尝谓抗战以后最进步者为时髦太太，其次则为单身先生，盖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者也。
郑天挺幼失双亲，生活习惯并不娇养，颇能自己劳作，他的感叹，毋宁更是为时风而作。
两周之后的一月二十五日是阴历十二月二十八，因近岁末，自去秋轰炸频仍之后再未于日中入市的郑天挺来到市区购物，发现市场上“熙熙攘攘，交易不殊平时，若不知轰炸之可畏者”，民间自发自在的生机活泼又强悍令他不由称美“中华民族诚伟大哉”。尽管仅仅到了正月初三，昆明就又被盘旋轰炸了五十五分钟。这次民房被炸严重，屋瓦为之尽穿，所幸大学区尚无恙，唯电灯不明。当天晚上，郑天挺用菜油灯燃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并且特别在日记中强调：“谓无电灯不能读书，盖自弃之遁词耳。”使用菜油灯或煤气灯而能不废夜读，大抵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的阅览常态。
一九四一年这个春天昆明仍然在轰炸声中度过。四月八日，将近三十架敌机飞临，连华山西路的永历帝殉国处都瓦砾狼藉。死伤最严重的则为四月二十九日，敌机凡二十七架，投弹七十余枚，伤七十六人，死五十二人，毁屋四百二十余间，震损七百八十余间。
二
战乱频仍，朝不保夕，除了敌机轰炸让人坐卧不安，远僻西南的人们最敏感的日常问题之一，无疑就是物价。
郑天挺日记中的物价问题，在一九四二年已经两出。如，四月二日他根据肥皂、牙膏的涨幅推断“半年来物价之涨，可于此推其比例”。五月二十四日则以在地摊购买古旧文献的价格比较，再叹“两年而物价相去如此”。至于之后，尤其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癸未正月初二）之后，物价问题则几乎每日一现，成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中最醒目的记录。这些记录固然基于人在中年努力支撑联大、北大以及家庭具体开支账目核算的郑氏务实的财政需要，也为后人如实了解彼时西南地区战时生活之艰难与坚韧，提供了极朴实可靠的资料。
例如鸡蛋价格，很快由最初的三元一枚（1943年2月4日）涨到五元（1943年10月3日）、六元（1944年1月19日）、二十元（1944年9月10日），一九四五年七月终于突破百元大关，至日军投降前，更达一百四十元。
再如，云南最常见的平民吃食。米线可以在一周之内由每碗八元涨到每碗十元（1943年11月6日），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已经每碗四十五元。羊肉三天之内即从每碗四十元涨到五十元（1945年1月11日），之后水涨船高，至七十元（1945年2月25日）、八十元（1945年3月6日）、一百元（1945年3月30日）、一百五十元（1945年5月6日）。面包十天之内即可每个涨二十元（1945年1月18日），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每个一百四十元，一路飙升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每个二百三十元、二月八日每个二百八十元。四两花生糖和半斤核桃糖则均已抵达战前三百斤的价格（1943年12月3日）。牛油和蛋糕较之战前涨了五百倍（1944年3月18日）。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昆明的生活指数被认为已经高达战前的一千二百八十倍。至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则一匣火柴也要七十元了。郑天挺购买火柴后还特意数了数，一匣五十一根，然后“入巷口之际，泥泞不可下足，顷刻用去六根”。等到烧饼终于也涨到一百元一枚之后，已经因为价昂而几个月舍不得吃鸡蛋的郑天挺干脆舍烧饼而重取鸡蛋，因后者与前者已经等值，养料却貌似更好（1945年7月26日）。
作为兼掌行政之人，郑天挺更有其他教授不大容易经历的特殊痛苦。例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四日，他感叹“今日几完全为房东所苦，何其不幸！何其不讲理”（指靛花巷与文林街两处房东均来找他吵嚷加价），至于晚上就寢之时，他不得不翻读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以解闷，大概觉得自己的“太无聊，太苦闷”唯此小说近之。正在撰写中的论文《清代的包衣制度与宦官》也因此类打扰而一再中断。行政身份甚至为他的经济带来一些特别的不便，因为“教授中大多数兼差，且又兼至三四处者。……又有人在他校兼院长及系主任者，惟在校任各长者绝不能兼”。他一面需要直视自己负债累累的生活，一面未免感叹“校中最苦者，莫若负行政责任之人”，一面毅然和其他任行政责任者一起辞谢了政府规定的特别办公费，一面还要默默忍受有关“特别补助”的子虚乌有的流言（1943年11月6日）。至于自己的长女郑雯从北平来到昆明投父同时就读联大，天寒无衣却无力购置新装，“新作一袭须四五千元以上。不得已，先以余之旧驼绒袍加以前所购罗斯福布为面，作长袍一件，手工亦已二百五十元矣”（1943年11月18日）。更何况，当不少大学同仁因为稿酬优厚而争先恐后为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或小报无聊文字撰稿时，郑天挺的反应则是“甚耻之”，“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1944年1月7日）。 这位自幼即长于艰难的学人，原出于近儒梁济（巨川）门下，由梁氏抚养成人，是梁漱溟往来亲密的表弟。他虽不为现代儒学所留意，但面临艰难时世，他都表现出富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儒家情怀。当时昆明富商邓君感念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过于艰窘，愿意出资相助数人，梅贻琦校长特别推荐了郑天挺，但几乎月月收支难抵的他却拒绝了，“战时得此虽不足与生活指数比，然不为不多矣。世之不如我者更不知多少”（1944年10月1日）。除了“无功不受禄”“有生以来未尝分外受人一文”的古典士人的操守，他念及的同样是“校中更有穷过我者”（1944年11月20日）。后人尝追忆“文革”中造反派疑郑掌北大行政如此之久，怎能不贪污，因逼其交代，郑天挺几被逼哭，感觉此举乃是“欺负人”。这是一个时代养成的心性与灵魂，距离另一个时代养成的心性与灵魂，实在太远了，远到完全成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和任何乱世一样，天灾的同时一定伴有人祸，或者不如说，任何的天灾，如果穷源至极，无一不是人祸。战时西南的物价问题同样如此，在依旧富人济济、纷纷囤积、消费能力爆棚的昆明，联大的教授们未免冷眼于“今日财政上种种政策，凡利于国而无害于少数富人者，能实行。利于大众，利于国家，而有害于少数富人者，必不能实行。但无害于少数富人者，亦多无利于国”，这是“未能减低物价或稳定物价”的真正的底因（1943年12月20日）。此所以即使日本投降以后，“惟此不能不买”的昆明的食品价格仍然在各處物价均跌落的大势下继续上涨。
但贫穷当中依然有值得感念的人和事，尤其“英雄多出屠狗辈”。大西门外的西门乐理发店，店主人特别优待联大的教师与同学，数年来都是照价七折，郑天挺因此特别郑重记入日记（1945年5月9日）。
他到底还是不废风雅的文科教授。穷困到为一只鸡蛋或一根火柴斤斤计较之时，也可以偶尔买些晚清的旧墨旧书赏玩一番，所谓“穷中豪举，可发一笑”也（1945年2月5日）。
三
尽管幼年痛失双亲，或者正因幼年痛失双亲，郑天挺极为看重家庭伦常，战事离乱之前他“无除夕元旦不祭祖”（1938年1月30日，丁丑除夕）。对于友朋之恐其人伦有亏者，他也勇于劝阻，以求“无愧于友道”。尤其他在妻子病亡之后余生皆在的深切追念，甚至被读者认为足以媲美写下《浮生六记》的沈复。和这种内在深情构成一体两面的就是，据和郑家关系至密的罗常培之子罗泽珣回忆，即使在郑夫人去世的吊唁仪式上，郑天挺甚至都没有流露出“哀痛的表情”，在晚辈的感受中，他是如此的喜怒不形于色。这一幕“平静如水”，在一九五八年生平至交罗常培去世后郑来吊唁，以及在其女婿的丧礼上，均会再次重现。只有在郑天挺自己的日记当中，我们才有机会得以窥见他宁静节制的表象背后也有太多“悲悼无主”的痛苦。
例如他如何在有人“月前丧偶，今日以挽内联相示，并询伤恸何时始可稍杀”时，尽管语气平静地告诫对方要“应善自排解，少思，求若伤恸，固无时可杀也”，自己却“言竟不禁泫然”（1938年1月2日）—此际距离他深爱的妻子的意外谢世，尚不足周年。当年祭日，他的哀感愈深：“忧患相寻，无可告语。每当谈笑极欢，或危患卒至，恍若君犹在室，及一凝思，始觉隔世。此情此景，最为神伤。”他本来打算“竟日未出，扃户独坐”，时同在昆明的好友却数来叩门、约其外出，自然也是窥其衷肠、试图宽解愁肠的善举。但当天晚上他还是“反侧不寐，泪沾衾茵”（1938年2月6日、7日）。迥异于人前的波澜不惊，多少次但凡亡妻入梦他均会大恸而醒。他时常会以“为稚眉夫人诵经一卷”（1939年2月25日）的方式悼念盛年病亡的妻子。这一独特的凭吊方式，大抵始于其夫人弃世头七—
亡室没于正月初七日，诸友多来相伴。正月十五日诸友皆归，儿辈已寝，余睹物心伤，悲悼无主。偶取《金刚经》书之，忽然宁帖，百念俱寂。余之感宗教力之伟大以此，余之感人生不能不有精神寄托以此，故为亡室诵《金刚经》不下数百遍，而在北平陷落后尤多，此均无人知者。
中年突丧佳偶之后，郑天挺毅然将最大十三岁、最小不过三岁的五个儿女留在北平，只身南下，与大学共存亡，为中国存文脉。一生克己的郑天挺将其对儿女细腻温存的牵挂保留在了日记中，并且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丁丑年的除夕（1938年1月30日），南迁大学抵达湖南，他在长沙临时大学校门口看到有人正在售卖玩具灯具，上面书有吉祥文字与官衔名称，他察觉到围观的七八岁小儿“有羡慕意”，便购买了一盏“军长灯”送给孩子，并祝福他“愿汝长成为军长”，孩子因此“大乐”。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客中度岁”，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除夕元旦不祭”，自感“惶怃”之外，他在日记中充满柔情地特意笔录了这一趣事，他一定同时想起了自己年纪相仿此刻却失母离父远在北平的儿女们。
后人追忆郑天挺，多乐言其质朴平易的性格，尤其是其缜密踏实的办事能力，但就其日记的具体展现，这位北大校史上最称职的“大管家”之一，在人前总是波澜不惊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与责任的承荷，其实是尽力去收敛藏纳了他原本相当颖秀活泼的性情。
而天赋性情总会有所流露，特别是私人书写。
此所以郑天挺对于“多见性情之语”（1939年10月25日读李印泉《曲石诗录》）的诗文之美是极敏感的，也善于欣赏。实干素朴的外在表现之外，他的日常生活也常有韵致与情调的自然流现。即使《骆驼祥子》之类当代小说，娴于古学的他也颇能津津有味感受其“文笔甚佳，结构亦美”的文采辉煌（1942年5月31日）。他敏于道德，却绝非古旧夫子。常年执掌高校政务而一直颇受师生爱戴，郑天挺不是也不可能是迂腐冬烘的保守先生。
郑天挺日记中非常喜爱描写景物，且经常下笔颇见风神，这很能说明郑氏眼中心里皆有山光水色，性格相当脱俗，即使身处纷飞的战火，立言亦能典雅优容。在昆明时一次冒大雨仍要外出至菘岛办事，这位“联大最忙的教授”执伞观雨移步换景，居然生出身为“画中人”、身看“画中人”的卞之琳《断章》般的美丽感受：
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自以为图画中人也。近岛，见从吾张伞、宾四戴笠在前，择路而趣，余又为看图画者矣。（1938年5月22日）
长成后以历史学家名世的郑氏，其本科和研究生乃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故对音韵之学亦颇能通。一九一八年还曾就姚华（茫父）家听讲文章之学与金石文字。他对古典文学的素养包括曾经讲授六朝文，甚至明确希望“治史的人应该懂一点音韵学和古典文学”。
对于一时舆论评价的“北大之郑某支柱艰危，为孤臣孽子，忍辱负重”（1938年1月31日），郑天挺特意在日记中记录在案。比照了之后“平生以天下自任”如今徒然落得“外蒙却懦，内负胸臆”（1938年3月21日）的自期，前者更像一种自勉。这段“维持北大”的经历，当时上海《宇宙风》杂志也颇有称道。日记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这段立言，则是郑天挺针对此事的自我表态与发心宏愿：
大抵君子立身，禀之天性者半，得之圣哲遗训者亦半。尤要者，在师友之砥砺。余之乾惕寅畏，不敢堕家声、违清议者，师友之力为不少也。
那是对道德生活普遍尚有诚意的时代，也是对道德生活普遍尚有诚意的一代人。联大教授之间“相期以道义”（1945年8月1日）犹是常态，甚至德国教授也谙熟“君子固穷”的古训（1943年7月12日）。正是这一丰沛的精神性使得一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于敌机轰炸与物价腾飞之中依然充满希望，他们恪守共同的信条，相信还有一个更好的中国等在前面，所谓“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馁，固知必有今日”（1946年7月7日）。犹如一九三八年他就深感日常生活中“惟一私利是求，吾深耻之”，犹如将近半个世纪后他追念西南联大，仍然最感念于“经过长沙临时大学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的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收入《郑天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