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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师门组会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载体，然而目前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的组会发言积极性不高，组会的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借鉴计划行为理论，利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发现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意愿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方面的影响，“发言体验”通过影响“态度”进而影响“发言行为”。导师应平衡自由与约束，在准备环节提高契约的效能，在组会现场提供宽松自由的交流氛围，采用差别化策略促进博士生积极发言。博士研究生应平衡兴趣与责任，重视组会的学术浸润和情感联结价值，实现“积极体验—态度—发言”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组会;发言;博士研究生;计划行为理论;质性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2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号）明确提出要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增强导师培养人才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师门组会（简称“组会”）是由研究生导师定期组织开展的师生共同参与的一种团队学术交流活动。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组会重在通过学术氛围的熏陶和导师指导，加强研究生的学术规范和素养，在团队互动中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导师指导、个人能力和学术氛围是影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因素。[1]导师通过日常外显或内隐的指导活动影响博士生的人格，进而影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2]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通过非正式的互动、社会控制和权威满足成员的情感需求、规范成员行为和引领成员的发展。[3]基于师生互动关系、生生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创新氛围影响了博士生的创新能力。[4]融入学术共同体的博士生拥有更高水平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在低学习投入时，高导师督导的博士生创新能力明显高于低导师督导。[5]除了与导师的个别交流，组会由于具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也成为维持和改善导生互动关系的重要媒介。有学者研究指出完善组会制度在专业硕士导生关系内部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6]与一般的学术会议相比，组会定期探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内容，涉及研究生从开题到答辩各个环节，加上师生具有相似的专业背景，其对研究生个人科研能力的提升更有针对性和普遍性。
组会是不同于一般课堂的学习情境，组会的有效开展不仅需要导师的引导，更需要研究生们的热情发言。广义上的组会发言包括个人汇报和讨论互动，本文仅指狭义上的组会发言，即组会上的互动性发言。文科研究生的科学研究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而且受到诸多主观因素的“干扰”。[7]人文学科的博士生更适宜“协商秩序”指导模式，而工学博士生则更适合“技术理性”指导模式。[8]与理工科博士研究生相比，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汇报的研究内容选题更加多元，成员不同的研究背景更容易产生思维碰撞，激发灵感。然而，现实中由于时间精力等因素导致一些博士研究生将组会视同为例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形式参与，尤其是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不熟悉的研究内容较少发言;也有一些研究生迫于导师压力，将组会视为作业，非自愿地完成“发言”任务。因此，如何促进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的组会发言，充分发挥组会对研究生培养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组会的专门研究甚少，相关研究内容包括组会制度的意义、内容和形式、学生的参与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等，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分析、案例研究和调查研究。如学者们结合电子信息与通信类专业、神经外科专业和麻醉学科的组会经验，分析了组会在研究生培养中的意义、形式和建议。[9][10][11]有学者针对某一师门个案，研究了师门学术研讨互动网络的微观结构特征，发现个体状态、个体特征、内部动机和外部刺激是影响互动行为的四大主要因素。[12]有学者调查发现，尽管文科硕士研究生参与学术活动（包括学术报告、学术沙龙和课题研究等）的频率较低、次数较少，但是参与学术活动后科研能力得到了提升。[13]还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高校研究生（主要调查对象为研二和研三）参加“Seminar”（即“组会”）的内部影响因素包括“意愿与积极性”、“准备工作”、“压力”和“自信心”，外部影响因素包括“老师”、“环境与布局”、“学生人数”和“整体氛围”。[14]总体而言，针对组会发言的研究极少，尤其缺乏发言行为的过程及其影响机制的探索。
组会发言是一种理性的、计划性的行为，既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个体内在因素的影响。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认为，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可以影响和预测个体行为。[15]相对于内部个体层面或外部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TPB理论可为分析组会发言行为提供较为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框架。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视角，借鉴TPB理论，利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的组会发言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提出促进学生发言、提高博士生过程培养质量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6]质性研究通过自下而上的归纳方式构建理论，比较适合对小样本的微观深入分析。由于目前针对组会发言的研究甚少，对发言行为影响因素的变量范畴尚未有明确的界定，本研究旨在通过小样本进行探索性分析，比較适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本研究借鉴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提炼相关概念、范畴，寻找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在与部分硕士生和博士生非正式交流的基础上，预访谈2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并以信息饱和为原则，共访谈了来自4所学校的12名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分别编号01，02……12），其中教育学8人、语言学2人、管理学和法学各1人;女10人，男2人;博士一年级9人，博士二年级3人。访谈安排在2018年11月中下旬至12月上旬，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为20-45分钟，平均30分钟。研究人员还以旁听身份进入自然现场，参与观察了3个教育学的组会。 本研究在不同的阶段对访谈对象提出不同的访谈问题，在前期预访谈阶段主要采用开放式访谈，了解被访者读博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等适应情况，导生关系以及对组会的认识和感受等。后期研究问题逐步聚焦，正式转向结构化访谈，访谈题目包括“你们导师组会是怎么组织开展的？”“你平时在组会上发言多吗？”“你会提前准备组会发言内容吗？”“组会中你怎么看待导师及同门的发言？”等。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以TPB理论为主要编码分析框架，采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分析。按照理论饱和原则，选取8份材料进行编码，剩余4份用来检验理论的饱和度。为减少研究者偏见，由2名研究者同时进行编码，采用协商的方式确定编码方式和标准。首先对收集到的原始访谈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概念化后共提取17个范畴;然后通过主轴式编码建立范畴间的逻辑关系，共获得8个副范畴和4个主范畴（编码结果见表1和表2）;最后通过选择式编码、围绕“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一核心范畴构建理论模型。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组会是同个师门的硕博研究生共同参与的学术交流活动。结合观察和访谈资料的编码结果及理论饱和度检验，组会发言不仅受到“主观规范”、“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方面的影响，还受到“发言体验”的间接影响（图1）。
（一）主观规范：导师和同门的共同塑造
主观规范是个体在决策是否执行某特定行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反映的是重要他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导师风格通过“导师角色”、“组会氛围”、“组会的形式和内容”三个方面形成不同的组会风格，影响了研究生发言的主观规范。有学者调查研究发现，师门主要存在四种组织文化类型，分别为散养式、部落式、家庭式以及科层式。[17]本研究发现，尽管不同的导师具有不同的风格，但在组会情境中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自由型和约束型。自由型导师往往扮演“鼓励型”的角色，不引导讨论内容，不强制发言，氛围相对宽松自由。“组会上导师不点名发言的，但我会找合适的时间适当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想法我就不发言。”（01）。约束型导师往往扮演“权威型”的角色，引导讨论的内容，要求大家发言甚至点名发言，氛围相对紧张。“基本要求是每个人都要提出观点和看法，每个人的时间卡得很紧。”（04）
有学者研究发现，导师的指导方式主导特定的师生互动情境，进而影响“生导互动”行为。[18]与自由型导师相比，约束型导师通过指令性规范对研究生的发言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本研究观察的A组会现场没有PPT，只是提前发送了汇报人的电子版材料，要求所有人提前阅读并做好准备。导师从题目、概念框架、研究意义等一步步引导博士生提问和研讨。由于讨论的内容比较结构化和具体化，可以发言的点比较多，加上同门积极发言的参照作用，导师的提问基本上都会有人回答。
组会的主观规范由导师风格和同门参照共同塑造。除了导师的指令性规范，同门尤其是关系要好的同门，他们平时对导师指导风格的看法和在组会现场的表现具有示范性作用，会影响博士生的发言。“我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某某同学说不要跟老师辩论这么激烈！”（03）组会是思想的交流，同门的互助意识有助于个体提前认真准备，积极发言。“如果都不愿意花费时间在别人的研究上，以后大家也不会帮你了。”（01）“如果我的发言能帮到别的同学我会很庆幸，同时我也很期待别人对我汇报的内容积极发言。”（02）组会尤其是约束型组会有利于培养契约精神。“从组会的时间安排和内容要求都是按规定来，靠契约操作，大家都很有契约意识。”（05）
（二）发言态度：工具和情感的双重驱动
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估。自Ajzen1985年提出计划行为理论后，许多研究者对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概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认为态度除了工具性成分（是否有价值等），还应包括情感性成分（是否愉悦等）。[19]
组会发言不仅受到组会要求的外部制约，同时也受到个人需求和兴趣的内部影响。由于人文社科组会研究内容多样，博士阶段研究又是强调专而深，因此组会上其他人汇报的很多内容跟自己的研究相差较远。不管是自由型组会还是约束型组会，个人兴趣都是影响组会发言的关键因素。“如果内容是我感兴趣的，我会格外关注和思考，提前阅读时也会花更久时间准备。”（06）发言是一种分享交流，分享的过程也会带来乐趣。“如果发言获得导师和同门的认同，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和愉悦感。”（01）
组会是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可以从分享交流中提高学术水平。对于博一新生而言，通过观摩和提问可以缓解读博的压力。“因为跨学科身份，所以学科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较弱，压力比较大，学术规范、学术技能也比较弱，组会可以促进我的学术成长，给我很多正能量。”（02）组会发言还有助于维护师门人际关系，加强师门认同。“多发言会提高存在感，加深同门之间的交情。”（05）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高校研究生不太愿意/不愿意参加“Seminar”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兴趣或兴趣不高”（31.2%）和“没有时间”（23.7%）;参加“Seminar”的主要原因是“对自己的研究或论文有所帮助”（24.4%）、“学校或导师强迫参加”（17.6%）和“提高学术水平，获取科研经验”（17.6%）。[20]可见，个人兴趣和需求是影响组会发言的最主要因素，这与本研究发现具有相似性。
（三）知觉行为控制：内部和外部的组合考量
知觉行为控制是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反映的是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有学者研究发现，准备环节的知识储备和表达能力不足是本科生课堂发言的主要障碍。[21]源自欧美大学的“Seminar”既包含研讨课程和教学模式的意思，也包含学术研讨会的意思，类似于我们的组会。“Seminar”为研究生提供了根据科学的标准和方法最佳地获得知识，并按照这种方式独立、主动和负责地研究一个课题的有效途径。[22]参加组会前充足的准备有利于提高组会的效率。美国高校研究生“Seminar”的每一个参与者在参加“Seminar”之前都会查阅资料做好充足的准备，而国内高校一般只需在该“Seminar”报告的研究生做准备。[23]本研究也发现，无论是自由型组会还是约束型组会，相较于组会现场的互动发言，组会前的准备环节较容易被忽视。认真参与组会发言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由于组会是一种团队活动，组会前认真准备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责任。“组会类似中小学的集体备课，要不充分准备的话，效果就不好了。”（03） 组会前的准备和对研讨内容的熟悉程度构成了发言行为的外部控制力，学术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则构成了发言行为的内部控制力。如果组会前没有准备，研讨的内容刚好又不熟悉，那就很难参与讨论。如果学术基础薄弱、学术能力欠佳会导致难以融入话题，听不懂或者理解过于表面，就容易倾向于听别人说，自己不敢发言。“我觉得自己学术基础不好，确实也很难发现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多听多学习比较好吧。”（02）“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了解发言人的内容，那么我们提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06）
（四）认知影响态度：发言体验的反馈作用
组会发言体验会通过影响发言的认知和情感，进而影响态度，间接影响发言意愿。访谈发现，不同的人可能会在组会中收获不一样的东西，有信息、想法、方法、软件使用等，但大多数人认为组会上可以学习到一些学术的规范和研究思路，导师的点评比较高见，其他人的发言要有选择性的吸收。
如果在组会发言中得到积极体验，个人会改变对组会的态度，进而促进发言，从而实现“积极体验—态度—发言”的良性循环。“上次有个师姐选题汇报，其实并不成熟，导师没有责怪，倒是很有耐心让大家一起讨论帮她梳理，我当时也参与提了意见，花了将近一小时，最后大家一起把师姐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确定了。师姐特别开心，跟我说组会太有收获了，应该多参加。”（01）“组会要求每个人都要去反思發言，这种讨论交流让我的思维更加开阔，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都有一定的改变。现在我指导我的学生论文的时候，也采用这种组会方式。”（04）
相反，如果在组会发言中得到消极体验，个人会改变对组会的态度，进而应付发言或保持沉默。自由型和约束型组会都可能产生消极体验，自由型组会更容易造成放任型沉默，约束型组会更容易造成被动打卡式发言。人天生具有惰性，自由型组会发言的人只有少数，不少同学并未认真思考。“组会就像沙里淘金，收获并不大，发言质量也不能保证，很多时候都是形式上参与。”（03）约束型组会具有一定的督促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博士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提前阅读，迫于导师的发言任务，勉强准备几个备用问题，完成发言打卡任务。“老师要求每个人发言，再忙也要提一点小建议吧。”（05）有时候发言内容容易引起冲突，索性保持沉默。“上次有个同门火药味很重，把别人攻击得很惨。”（06）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借鉴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对原始资料进行了编码，发现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意愿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方面的影响，导师风格和同门参照影响“主观规范”、个人的兴趣和需求影响“态度”、个人能力与准备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发言体验”通过影响“态度”进而影响发言行为。个人的兴趣和需求是组会发言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与自由型组会相比，约束型组会的“主观规范”对组会发言的影响较大。组会的发言准备普遍没有受到重视，影响了组会发言的控制力。以往发言的积极体验有助于改变认知，形成“积极体验—态度—发言”的良性循环。
（二）对策建议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导师管控过多或疏于指导造成的导师学术指导缺位是博士生反映的焦点问题。[24]本研究发现，不同的组会风格对组会发言的影响机制重心不同，约束型组会的“主观规范”对发言的影响更大。为促进博士研究生的组会发言，充分发挥组会对研究生培养的作用，不管是自由型还是约束型组会风格，我们都要在促进组会现场互动的同时，重视组会前的准备。就组会而言，平衡自由与约束，可在准备环节提高契约的效能，在组会现场提供宽松自由的交流氛围。导师采用差别化策略，根据不同的发言类型给予不同的鼓励策略，引导学生从不发言和被动发言转向主动发言，比如给予知觉行为控制较低的同学更多的自由和宽容，对态度消极的同学更多的督促和激励。就博士生个人而言，应平衡兴趣与责任，重视组会的长远影响，认识到组会的学术浸润和情感联结价值，加强师门互助意识，组会前认真准备，组会现场主动发言，实现“积极体验—态度—发言”的良性循环。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小样本的探索性研究发现了影响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的4个主范畴和8个副范畴，并构建了影响机制模型。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步骤进行编码和模型构建，然而质性研究以研究者为研究工具，研究过程受到研究者价值观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另外，研究所选择的样本具有情境性和独特性，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尚不足。未来研究可以开发基于这4个范畴的测量工具，通过大样本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和完善，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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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
关键词：组会;发言;博士研究生;计划行为理论;质性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2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号）明确提出要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增强导师培养人才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师门组会（简称“组会”）是由研究生导师定期组织开展的师生共同参与的一种团队学术交流活动。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组会重在通过学术氛围的熏陶和导师指导，加强研究生的学术规范和素养，在团队互动中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导师指导、个人能力和学术氛围是影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因素。[1]导师通过日常外显或内隐的指导活动影响博士生的人格，进而影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2]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通过非正式的互动、社会控制和权威满足成员的情感需求、规范成员行为和引领成员的发展。[3]基于师生互动关系、生生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创新氛围影响了博士生的创新能力。[4]融入学术共同体的博士生拥有更高水平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在低学习投入时，高导师督导的博士生创新能力明显高于低导师督导。[5]除了与导师的个别交流，组会由于具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也成为维持和改善导生互动关系的重要媒介。有学者研究指出完善组会制度在专业硕士导生关系内部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6]与一般的学术会议相比，组会定期探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内容，涉及研究生从开题到答辩各个环节，加上师生具有相似的专业背景，其对研究生个人科研能力的提升更有针对性和普遍性。
组会是不同于一般课堂的学习情境，组会的有效开展不仅需要导师的引导，更需要研究生们的热情发言。广义上的组会发言包括个人汇报和讨论互动，本文仅指狭义上的组会发言，即组会上的互动性发言。文科研究生的科学研究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周期，而且受到诸多主观因素的“干扰”。[7]人文学科的博士生更适宜“协商秩序”指导模式，而工学博士生则更适合“技术理性”指导模式。[8]与理工科博士研究生相比，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汇报的研究内容选题更加多元，成员不同的研究背景更容易产生思维碰撞，激发灵感。然而，现实中由于时间精力等因素导致一些博士研究生将组会视同为例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形式参与，尤其是对自己不感兴趣或不熟悉的研究内容较少发言;也有一些研究生迫于导师压力，将组会视为作业，非自愿地完成“发言”任务。因此，如何促进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的组会发言，充分发挥组会对研究生培养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组会的专门研究甚少，相关研究内容包括组会制度的意义、内容和形式、学生的参与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等，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分析、案例研究和调查研究。如学者们结合电子信息与通信类专业、神经外科专业和麻醉学科的组会经验，分析了组会在研究生培养中的意义、形式和建议。[9][10][11]有学者针对某一师门个案，研究了师门学术研讨互动网络的微观结构特征，发现个体状态、个体特征、内部动机和外部刺激是影响互动行为的四大主要因素。[12]有学者调查发现，尽管文科硕士研究生参与学术活动（包括学术报告、学术沙龙和课题研究等）的频率较低、次数较少，但是参与学术活动后科研能力得到了提升。[13]还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高校研究生（主要调查对象为研二和研三）参加“Seminar”（即“组会”）的内部影响因素包括“意愿与积极性”、“准备工作”、“压力”和“自信心”，外部影响因素包括“老师”、“环境与布局”、“学生人数”和“整体氛围”。[14]总体而言，针对组会发言的研究极少，尤其缺乏发言行为的过程及其影响机制的探索。
组会发言是一种理性的、计划性的行为，既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个体内在因素的影响。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认为，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可以影响和预测个体行为。[15]相对于内部个体层面或外部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TPB理论可为分析组会发言行为提供较为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框架。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视角，借鉴TPB理论，利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的组会发言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提出促进学生发言、提高博士生过程培养质量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6]质性研究通过自下而上的归纳方式构建理论，比较适合对小样本的微观深入分析。由于目前针对组会发言的研究甚少，对发言行为影响因素的变量范畴尚未有明确的界定，本研究旨在通过小样本进行探索性分析，比較适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本研究借鉴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提炼相关概念、范畴，寻找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在与部分硕士生和博士生非正式交流的基础上，预访谈2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并以信息饱和为原则，共访谈了来自4所学校的12名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分别编号01，02……12），其中教育学8人、语言学2人、管理学和法学各1人;女10人，男2人;博士一年级9人，博士二年级3人。访谈安排在2018年11月中下旬至12月上旬，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为20-45分钟，平均30分钟。研究人员还以旁听身份进入自然现场，参与观察了3个教育学的组会。 本研究在不同的阶段对访谈对象提出不同的访谈问题，在前期预访谈阶段主要采用开放式访谈，了解被访者读博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等适应情况，导生关系以及对组会的认识和感受等。后期研究问题逐步聚焦，正式转向结构化访谈，访谈题目包括“你们导师组会是怎么组织开展的？”“你平时在组会上发言多吗？”“你会提前准备组会发言内容吗？”“组会中你怎么看待导师及同门的发言？”等。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以TPB理论为主要编码分析框架，采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分析。按照理论饱和原则，选取8份材料进行编码，剩余4份用来检验理论的饱和度。为减少研究者偏见，由2名研究者同时进行编码，采用协商的方式确定编码方式和标准。首先对收集到的原始访谈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概念化后共提取17个范畴;然后通过主轴式编码建立范畴间的逻辑关系，共获得8个副范畴和4个主范畴（编码结果见表1和表2）;最后通过选择式编码、围绕“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一核心范畴构建理论模型。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组会是同个师门的硕博研究生共同参与的学术交流活动。结合观察和访谈资料的编码结果及理论饱和度检验，组会发言不仅受到“主观规范”、“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方面的影响，还受到“发言体验”的间接影响（图1）。
（一）主观规范：导师和同门的共同塑造
主观规范是个体在决策是否执行某特定行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反映的是重要他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导师风格通过“导师角色”、“组会氛围”、“组会的形式和内容”三个方面形成不同的组会风格，影响了研究生发言的主观规范。有学者调查研究发现，师门主要存在四种组织文化类型，分别为散养式、部落式、家庭式以及科层式。[17]本研究发现，尽管不同的导师具有不同的风格，但在组会情境中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自由型和约束型。自由型导师往往扮演“鼓励型”的角色，不引导讨论内容，不强制发言，氛围相对宽松自由。“组会上导师不点名发言的，但我会找合适的时间适当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想法我就不发言。”（01）。约束型导师往往扮演“权威型”的角色，引导讨论的内容，要求大家发言甚至点名发言，氛围相对紧张。“基本要求是每个人都要提出观点和看法，每个人的时间卡得很紧。”（04）
有学者研究发现，导师的指导方式主导特定的师生互动情境，进而影响“生导互动”行为。[18]与自由型导师相比，约束型导师通过指令性规范对研究生的发言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本研究观察的A组会现场没有PPT，只是提前发送了汇报人的电子版材料，要求所有人提前阅读并做好准备。导师从题目、概念框架、研究意义等一步步引导博士生提问和研讨。由于讨论的内容比较结构化和具体化，可以发言的点比较多，加上同门积极发言的参照作用，导师的提问基本上都会有人回答。
组会的主观规范由导师风格和同门参照共同塑造。除了导师的指令性规范，同门尤其是关系要好的同门，他们平时对导师指导风格的看法和在组会现场的表现具有示范性作用，会影响博士生的发言。“我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某某同学说不要跟老师辩论这么激烈！”（03）组会是思想的交流，同门的互助意识有助于个体提前认真准备，积极发言。“如果都不愿意花费时间在别人的研究上，以后大家也不会帮你了。”（01）“如果我的发言能帮到别的同学我会很庆幸，同时我也很期待别人对我汇报的内容积极发言。”（02）组会尤其是约束型组会有利于培养契约精神。“从组会的时间安排和内容要求都是按规定来，靠契约操作，大家都很有契约意识。”（05）
（二）发言态度：工具和情感的双重驱动
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估。自Ajzen1985年提出计划行为理论后，许多研究者对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概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认为态度除了工具性成分（是否有价值等），还应包括情感性成分（是否愉悦等）。[19]
组会发言不仅受到组会要求的外部制约，同时也受到个人需求和兴趣的内部影响。由于人文社科组会研究内容多样，博士阶段研究又是强调专而深，因此组会上其他人汇报的很多内容跟自己的研究相差较远。不管是自由型组会还是约束型组会，个人兴趣都是影响组会发言的关键因素。“如果内容是我感兴趣的，我会格外关注和思考，提前阅读时也会花更久时间准备。”（06）发言是一种分享交流，分享的过程也会带来乐趣。“如果发言获得导师和同门的认同，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和愉悦感。”（01）
组会是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可以从分享交流中提高学术水平。对于博一新生而言，通过观摩和提问可以缓解读博的压力。“因为跨学科身份，所以学科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较弱，压力比较大，学术规范、学术技能也比较弱，组会可以促进我的学术成长，给我很多正能量。”（02）组会发言还有助于维护师门人际关系，加强师门认同。“多发言会提高存在感，加深同门之间的交情。”（05）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高校研究生不太愿意/不愿意参加“Seminar”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兴趣或兴趣不高”（31.2%）和“没有时间”（23.7%）;参加“Seminar”的主要原因是“对自己的研究或论文有所帮助”（24.4%）、“学校或导师强迫参加”（17.6%）和“提高学术水平，获取科研经验”（17.6%）。[20]可见，个人兴趣和需求是影响组会发言的最主要因素，这与本研究发现具有相似性。
（三）知觉行为控制：内部和外部的组合考量
知觉行为控制是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反映的是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有学者研究发现，准备环节的知识储备和表达能力不足是本科生课堂发言的主要障碍。[21]源自欧美大学的“Seminar”既包含研讨课程和教学模式的意思，也包含学术研讨会的意思，类似于我们的组会。“Seminar”为研究生提供了根据科学的标准和方法最佳地获得知识，并按照这种方式独立、主动和负责地研究一个课题的有效途径。[22]参加组会前充足的准备有利于提高组会的效率。美国高校研究生“Seminar”的每一个参与者在参加“Seminar”之前都会查阅资料做好充足的准备，而国内高校一般只需在该“Seminar”报告的研究生做准备。[23]本研究也发现，无论是自由型组会还是约束型组会，相较于组会现场的互动发言，组会前的准备环节较容易被忽视。认真参与组会发言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由于组会是一种团队活动，组会前认真准备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责任。“组会类似中小学的集体备课，要不充分准备的话，效果就不好了。”（03） 组会前的准备和对研讨内容的熟悉程度构成了发言行为的外部控制力，学术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则构成了发言行为的内部控制力。如果组会前没有准备，研讨的内容刚好又不熟悉，那就很难参与讨论。如果学术基础薄弱、学术能力欠佳会导致难以融入话题，听不懂或者理解过于表面，就容易倾向于听别人说，自己不敢发言。“我觉得自己学术基础不好，确实也很难发现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多听多学习比较好吧。”（02）“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了解发言人的内容，那么我们提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06）
（四）认知影响态度：发言体验的反馈作用
组会发言体验会通过影响发言的认知和情感，进而影响态度，间接影响发言意愿。访谈发现，不同的人可能会在组会中收获不一样的东西，有信息、想法、方法、软件使用等，但大多数人认为组会上可以学习到一些学术的规范和研究思路，导师的点评比较高见，其他人的发言要有选择性的吸收。
如果在组会发言中得到积极体验，个人会改变对组会的态度，进而促进发言，从而实现“积极体验—态度—发言”的良性循环。“上次有个师姐选题汇报，其实并不成熟，导师没有责怪，倒是很有耐心让大家一起讨论帮她梳理，我当时也参与提了意见，花了将近一小时，最后大家一起把师姐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确定了。师姐特别开心，跟我说组会太有收获了，应该多参加。”（01）“组会要求每个人都要去反思發言，这种讨论交流让我的思维更加开阔，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都有一定的改变。现在我指导我的学生论文的时候，也采用这种组会方式。”（04）
相反，如果在组会发言中得到消极体验，个人会改变对组会的态度，进而应付发言或保持沉默。自由型和约束型组会都可能产生消极体验，自由型组会更容易造成放任型沉默，约束型组会更容易造成被动打卡式发言。人天生具有惰性，自由型组会发言的人只有少数，不少同学并未认真思考。“组会就像沙里淘金，收获并不大，发言质量也不能保证，很多时候都是形式上参与。”（03）约束型组会具有一定的督促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博士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提前阅读，迫于导师的发言任务，勉强准备几个备用问题，完成发言打卡任务。“老师要求每个人发言，再忙也要提一点小建议吧。”（05）有时候发言内容容易引起冲突，索性保持沉默。“上次有个同门火药味很重，把别人攻击得很惨。”（06）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借鉴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对原始资料进行了编码，发现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意愿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方面的影响，导师风格和同门参照影响“主观规范”、个人的兴趣和需求影响“态度”、个人能力与准备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发言体验”通过影响“态度”进而影响发言行为。个人的兴趣和需求是组会发言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与自由型组会相比，约束型组会的“主观规范”对组会发言的影响较大。组会的发言准备普遍没有受到重视，影响了组会发言的控制力。以往发言的积极体验有助于改变认知，形成“积极体验—态度—发言”的良性循环。
（二）对策建议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导师管控过多或疏于指导造成的导师学术指导缺位是博士生反映的焦点问题。[24]本研究发现，不同的组会风格对组会发言的影响机制重心不同，约束型组会的“主观规范”对发言的影响更大。为促进博士研究生的组会发言，充分发挥组会对研究生培养的作用，不管是自由型还是约束型组会风格，我们都要在促进组会现场互动的同时，重视组会前的准备。就组会而言，平衡自由与约束，可在准备环节提高契约的效能，在组会现场提供宽松自由的交流氛围。导师采用差别化策略，根据不同的发言类型给予不同的鼓励策略，引导学生从不发言和被动发言转向主动发言，比如给予知觉行为控制较低的同学更多的自由和宽容，对态度消极的同学更多的督促和激励。就博士生个人而言，应平衡兴趣与责任，重视组会的长远影响，认识到组会的学术浸润和情感联结价值，加强师门互助意识，组会前认真准备，组会现场主动发言，实现“积极体验—态度—发言”的良性循环。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小样本的探索性研究发现了影响人文社科博士研究生组会发言的4个主范畴和8个副范畴，并构建了影响机制模型。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步骤进行编码和模型构建，然而质性研究以研究者为研究工具，研究过程受到研究者价值观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另外，研究所选择的样本具有情境性和独特性，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尚不足。未来研究可以开发基于这4个范畴的测量工具，通过大样本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和完善，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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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