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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代，任官，署理，护理。不完全行政权力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2－0068－03
清代任官形式，据《大清会典》：“凡百官之任，有管理以重其务、有行走以供其职、有稽察以慎其法、有兼充以省其官、有差委以寄其责、有分发以练其事、有署理以权其乏，与额缺官相辅焉。”其中明确记载署理为任官形式之一，并未提及护理。然在清代官私文献中，护理作为一种任官形式却很常见，其职能亦与署理类似。对于署理与护理的差异，学者关注较少，《中国历史大辞典》《辞源》《六部成语注解订正》等辞书对此也仅是一般性表述，不够确切。弄清署理、护理之差异，明确署理官、护理官的各自地位、职能，有助于清代制度史的研究及清史史表、职官等内容的编纂。
一
《中国历史大辞典》称，清代“官阶相近官员互相代理职务，称署理。如督、抚印务可互相署理，藩、臬印务或互相署理，或藩以臬署，臬以道署”。“以次级官员代理高级官员的职务，称为护理。如总督、巡抚出缺，以布政使或按察使代管印务即是。”实甫先生也认为，护理是“上级出缺而暂由下级”办理事务。此类认识与较早出现的清代《六部成语注解订正》所载相一致：“凡各官以下理上，以小理大，护其印务，皆日护理。日衔职相当者，则为署理。”即，根据衔缺大小关系区分署理、护理。
然而，据《清会典事例》所载，除上述衔缺相当署理外，还有大衔署小缺、小衔署大缺两种情况。护理方面，以下(小、次级)理上(大、高级)也并非“皆日护理”，衔小者既可护理大缺，亦可署理大缺。且小衔护理大缺外，又有大衔护理小缺者，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因病不能视事，“将关防暂交将军新柱护理”。外省驻防将军在乾隆三十二年以前为正一品，各省总督为正二品，加尚书衔者从一品。
另，《清会典事例》规定，督抚互相代理职务时称“署理”，若如《六部成语注解订正》所言“衔职相当者，则为署理”，那么督抚的关系应是衔职相当。但《清实录》记载有大量巡抚护理总督的事例，按以下(小)理上(大)“皆日护理”的标准，督抚应是上下级关系。可见，区别署理、护理并不能仅仅依据衔缺大小关系。
当然，署理、护理在衔缺方面有其共同之处。在小衔署理大缺、小衔护理大缺情况下，都有衔缺相差不得过大的规定。例如，督抚题请升署官员时，“止以应升之职题补”“镇篆需人护理，不得用游击以下人员”。
《辞源》称：“清制，官府遇上官公出不久即回者，委衔职相当的人代为办事，称为署理。由原属官员暂护官印代办，称为护理。”并注明依据《六部成语注解订正》。《订正》对署理、护理的解释已见上文，显然与《辞源》表述有较大差距。另据《六部成语注解》：“署理——署缺办事。”“护理——凡上官公出不久回者，则由署员暂护其印、代为办事。”《辞源》应是综合《注解》与《订正》的观点而得出的结论。即依据时间久暂、隶属关系来区分署理、护理。
《清会典事例》某些关于署理、护理差异的记载，与《辞源》解释颇为类似。例如，对于驻防将军、副都统入觐出缺，要求将“印交同官署理，无同官者委属官护理”。但此规定有其适用条件，即所出之缺须为有员之缺，且缺职的本官有委官署理或护理的权力。
就“上官公出不久即回者”而言，也仅是产生护理的情况之一，在重要官职出现实缺又无合适人选、旧任已离而新任未到、地方大员卒于任等情况下，印务多由他官护理，这些都不属于“上官公出不久即回者”。又有因革职而改暂护者，更与上述各情况不同。
那么，能否简单地理解为，只要署理者为“原属官员”就必须用“护理”呢?即存在隶属关系是护理区别于署理的特征?事实并非如此。以布政使与巡抚关系为例，巡抚出缺多由本省布政使护理，但同时也多有称署理者。总兵出缺可由所属副将护理，但也可由副将署理。有些护理者的身份，也不限于“原属官员”，上引驻防将军护理总督即是一例，又如，乾隆十六年陕西按察使武忱“暂护河东盐政印务”，宣统三年(1911年)，副都统衔直隶候补道段芝贵“暂护湖广总督”。护理者与缺职的本任官皆无隶属关系。
而时间的久暂亦不能作为区分署理、护理的标准，有属员护理时间较久的情况，如同治元年(1862年)至二年甘肃布政使恩麟护理陕甘总督，“逾一年”之久。
可见，仅根据衔缺大小、时间久暂、隶属关系等条件，并不能准确地区分署理、护理。《中国历史大辞典》《辞源》《六部成语注解》及其《订正》等对于署理、护理差异的表述均不准确。
但署理、护理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官员奏折中提及本职官衔时，几乎从无署理、护理混用的情况。在正式公文中涉及官衔称呼时，也都严格区分署理、护理。那么，署理、护理的区别到底何在?
二
就交代过程而言，署理官交接比较充分，特别是在重要事务方面。例如，关于钱粮事务交代，《清会典事例》相关规定有多处特别强调不论正任署任，均要按期交接，并进行核查。而护理官交代时，情况不同，接收交代的程度也各异。护理出差之缺，与本任卸事者不同，正任官“一应经手钱粮及所属仓库俱例不交代。若因官员丁忧病故出缺，暂行委员护理，则“并不接收交代”。督抚委员署理缺职，如所委“一时不克到任，先令就近人员代理”，也是“例不接收交代”。与署理相比，护理具有应急性、非正式性的特点。钱实甫先生也认为护理“是临时的措施”。正是署理、护理在交接上的差异，使署理、护理官员之间产生了职权上的差别。
署理官有用署任印信的权力。《清会典事例》解释“错用印信”：“……署事官如应用本任印信，而错用署任印信，兼任官如参领兼佐领应用参领关防，而错用佐领图记之类……”可知，署理官在办理署任事务时，必须使用署任印信。因此，正任官离职时不能带印，须将印信留与署理官使用。如道光六年(1826年)，宁夏将军格布舍领兵出征，擅自携印，致使“署将军咨行各处公文，应钤用将军印信”却无印可用，因而遭皇帝训诫。
护理官是否能掌管护职印信，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如乾隆三十六年，上命周元理等会勘运河，谕：“……该抚或带印公出，或将抚篆交藩司海成护理……”此为取决于正任离职时是否交印。一般而言，护理官若获得护职印信，即可使用。如雍正十年(1732年)，谕命贵州巡抚张广泗进京，巡抚之印交与布政司护理，布政使遂将巡抚贵州关防一颗“开用护理”。
然而，据《清会典事例》，外省大员身故，“则印信固封，不当擅用”。虽不能擅用，但也并非完全禁用，所以大员卒于任时，护理官是否可用护职印信就颇受争议。乾隆四十四年，广西巡抚吴虎炳病故，时“通省大员，止有臬司一人”，臬司哈靖阿遂自行护理抚篆。暂署两广总督李质颖因此参奏哈靖阿自行护理巡抚、擅用护职印信。乾隆帝 并不赞同李的看法，认为：“若如李质颖所言，哈靖阿止应将抚臣印篆暂行看守，即须将印信封存，设遇有巡抚应办事件，岂转置之不办乎?”可见，在需要用印办事时，护理官还是可以使用的。当然，也有护理者因自身条件所限“不能护理，将印信暂行收贮”，并及时奏报。
在具体承办各项事务时，因署理官进行了完全的接收交代，故“署理之人办理事务，与现任无异”。特别是奉旨署理，“即与实放人员无异”，“所办事务与现任实授官无异”。而护理官并不办理所护职位的所有事务，办事权力明显不及署理者，就目前所见材料言之，至少在官员调补、简选、考核等方面，护理官权力都受到限制。如“调补知县，非急不可待之事”，须正任巡抚题奏或折奏，护理巡抚不得擅奏，皆因“暂护抚篆，尚非署印可比”。简选骁骑校亦非“急不能待”之事，护理者擅陈奏牍亦会遭到申饬。而在考核两司道府贤否上，定例由督抚密奏，“暂护抚篆，非实缺巡抚可比”，若妄加出考陈奏，必是“殊属越分”。至于重大案件，护理官必须商同正任妥为筹办。若有特旨令正任专司之事，护理官更加无权过问。因此，护理官所能做的，只是照例承办寻常事件，并无个人发挥的余地。
显然，与职权等同于正任的署理官相比，护理官只具有所护官职的不完全行政权力。由于职权不同，故责任承担有差异，惩处轻重亦有别。乾隆四年，针对“官员带印公出者，任内事件，尚系本官管辖”，而“印信既已交卸，与带印公出者不同”，制定了“带印、交印分别处分之例”。
三
护理的优势就在于便利、及时，任命、到职都能迅速。因此，往往是正任官将印务交与护理官，再由护理官转交署理官或实授官。正任官在任期内因公差事故暂离职任时，也往往将印务径自交与属员护理。以地方官言之，上至督抚，常见督抚等或奉旨陛见，或升调他省，“即将印篆交与藩臬护理，而不问其胜任与否，即便起程”，下至州县官，每遇督抚差遣，“任从本员带印公出，另委典史、巡检等官代拆代行”，凡此种种，流弊丛生。清朝统治者对于署理弊端的认识是深刻的，清世宗就曾提到：“谚云：署印如行劫。”强调对署印之官“必须慎重简择”。但护理官的特点及优势决定了不可能从选官上加强控制，所以，区别署理、护理官员的职权，就显得尤为必要。那么，以什么标准来决定任职是署理还是护理从而限制其职权呢?
在谕旨中，常有对官员任职能力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决定该官署理或护理某缺的依据。如乾隆三十八年，针对江南提督马全将提督印务交总兵陈奎护理一事，谕称：“虽前据高晋奏，陈奎居心诚实，熟谙水师，办理巡查洋面，俱属妥协等语，但彼时仅就总兵而论，其是否可以久署提督，尚难遽定。著传谕询问高晋：如陈奎器局才识，可署提督一年半载，于海疆营伍尚为有益，即奏明令其署理；若陈奎只可暂时护篆，于提督不甚相宜，又不便令其久署要缺，或通省总兵内，尚有优于陈奎可署提督者，或竞无堪以胜任之员，均著据实覆奏，候朕另降谕旨。”在此，根据官员人品、才能等的优劣高低，将官员大致分为：堪令署理之员、只可暂时护篆之员及不堪胜任之员。显然，官员胜任职务的程度，是决定署理、护理的重要依据。
正因护理者在才能等方面的欠缺，是不能完全胜任护职的，所以绝大部分护理者护职后多回原任。也有个别由护改署的，多因缺职所需而护员又确能胜任职务。如道光二十九年定海镇总兵缺出，“若骤易生手，恐不能得力”，而护理总兵周士法“熟涪洋政，勇干有为”，遂命其署理总兵之职，但仍须考验一年嗍潜”悯。此种情况并不多见。而署理则不同，有很多的署理官员在署职后都能得以实授，特别是试职性质的署理，实授的概率更高。正如钱实甫先生所言：!清代任官牙殴上分做‘署理’和‘实授’两个阶段，其性质都是正式的。”
综上所述，署理、护理之间存在种种差异，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其根本区别在于署理、护理官员职权不同，护理官不具有完全的行政权力。在行政运行中，又因官员个体的差异，使得护理官的不完全行政职权实际行使程度有所不同。
署理、护理的基本功能都是“以权其乏”，但在职权上二者却有较大差异，这正体现了清代官制的严密及清朝对官员控制的强化。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2－0068－03
清代任官形式，据《大清会典》：“凡百官之任，有管理以重其务、有行走以供其职、有稽察以慎其法、有兼充以省其官、有差委以寄其责、有分发以练其事、有署理以权其乏，与额缺官相辅焉。”其中明确记载署理为任官形式之一，并未提及护理。然在清代官私文献中，护理作为一种任官形式却很常见，其职能亦与署理类似。对于署理与护理的差异，学者关注较少，《中国历史大辞典》《辞源》《六部成语注解订正》等辞书对此也仅是一般性表述，不够确切。弄清署理、护理之差异，明确署理官、护理官的各自地位、职能，有助于清代制度史的研究及清史史表、职官等内容的编纂。
一
《中国历史大辞典》称，清代“官阶相近官员互相代理职务，称署理。如督、抚印务可互相署理，藩、臬印务或互相署理，或藩以臬署，臬以道署”。“以次级官员代理高级官员的职务，称为护理。如总督、巡抚出缺，以布政使或按察使代管印务即是。”实甫先生也认为，护理是“上级出缺而暂由下级”办理事务。此类认识与较早出现的清代《六部成语注解订正》所载相一致：“凡各官以下理上，以小理大，护其印务，皆日护理。日衔职相当者，则为署理。”即，根据衔缺大小关系区分署理、护理。
然而，据《清会典事例》所载，除上述衔缺相当署理外，还有大衔署小缺、小衔署大缺两种情况。护理方面，以下(小、次级)理上(大、高级)也并非“皆日护理”，衔小者既可护理大缺，亦可署理大缺。且小衔护理大缺外，又有大衔护理小缺者，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因病不能视事，“将关防暂交将军新柱护理”。外省驻防将军在乾隆三十二年以前为正一品，各省总督为正二品，加尚书衔者从一品。
另，《清会典事例》规定，督抚互相代理职务时称“署理”，若如《六部成语注解订正》所言“衔职相当者，则为署理”，那么督抚的关系应是衔职相当。但《清实录》记载有大量巡抚护理总督的事例，按以下(小)理上(大)“皆日护理”的标准，督抚应是上下级关系。可见，区别署理、护理并不能仅仅依据衔缺大小关系。
当然，署理、护理在衔缺方面有其共同之处。在小衔署理大缺、小衔护理大缺情况下，都有衔缺相差不得过大的规定。例如，督抚题请升署官员时，“止以应升之职题补”“镇篆需人护理，不得用游击以下人员”。
《辞源》称：“清制，官府遇上官公出不久即回者，委衔职相当的人代为办事，称为署理。由原属官员暂护官印代办，称为护理。”并注明依据《六部成语注解订正》。《订正》对署理、护理的解释已见上文，显然与《辞源》表述有较大差距。另据《六部成语注解》：“署理——署缺办事。”“护理——凡上官公出不久回者，则由署员暂护其印、代为办事。”《辞源》应是综合《注解》与《订正》的观点而得出的结论。即依据时间久暂、隶属关系来区分署理、护理。
《清会典事例》某些关于署理、护理差异的记载，与《辞源》解释颇为类似。例如，对于驻防将军、副都统入觐出缺，要求将“印交同官署理，无同官者委属官护理”。但此规定有其适用条件，即所出之缺须为有员之缺，且缺职的本官有委官署理或护理的权力。
就“上官公出不久即回者”而言，也仅是产生护理的情况之一，在重要官职出现实缺又无合适人选、旧任已离而新任未到、地方大员卒于任等情况下，印务多由他官护理，这些都不属于“上官公出不久即回者”。又有因革职而改暂护者，更与上述各情况不同。
那么，能否简单地理解为，只要署理者为“原属官员”就必须用“护理”呢?即存在隶属关系是护理区别于署理的特征?事实并非如此。以布政使与巡抚关系为例，巡抚出缺多由本省布政使护理，但同时也多有称署理者。总兵出缺可由所属副将护理，但也可由副将署理。有些护理者的身份，也不限于“原属官员”，上引驻防将军护理总督即是一例，又如，乾隆十六年陕西按察使武忱“暂护河东盐政印务”，宣统三年(1911年)，副都统衔直隶候补道段芝贵“暂护湖广总督”。护理者与缺职的本任官皆无隶属关系。
而时间的久暂亦不能作为区分署理、护理的标准，有属员护理时间较久的情况，如同治元年(1862年)至二年甘肃布政使恩麟护理陕甘总督，“逾一年”之久。
可见，仅根据衔缺大小、时间久暂、隶属关系等条件，并不能准确地区分署理、护理。《中国历史大辞典》《辞源》《六部成语注解》及其《订正》等对于署理、护理差异的表述均不准确。
但署理、护理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官员奏折中提及本职官衔时，几乎从无署理、护理混用的情况。在正式公文中涉及官衔称呼时，也都严格区分署理、护理。那么，署理、护理的区别到底何在?
二
就交代过程而言，署理官交接比较充分，特别是在重要事务方面。例如，关于钱粮事务交代，《清会典事例》相关规定有多处特别强调不论正任署任，均要按期交接，并进行核查。而护理官交代时，情况不同，接收交代的程度也各异。护理出差之缺，与本任卸事者不同，正任官“一应经手钱粮及所属仓库俱例不交代。若因官员丁忧病故出缺，暂行委员护理，则“并不接收交代”。督抚委员署理缺职，如所委“一时不克到任，先令就近人员代理”，也是“例不接收交代”。与署理相比，护理具有应急性、非正式性的特点。钱实甫先生也认为护理“是临时的措施”。正是署理、护理在交接上的差异，使署理、护理官员之间产生了职权上的差别。
署理官有用署任印信的权力。《清会典事例》解释“错用印信”：“……署事官如应用本任印信，而错用署任印信，兼任官如参领兼佐领应用参领关防，而错用佐领图记之类……”可知，署理官在办理署任事务时，必须使用署任印信。因此，正任官离职时不能带印，须将印信留与署理官使用。如道光六年(1826年)，宁夏将军格布舍领兵出征，擅自携印，致使“署将军咨行各处公文，应钤用将军印信”却无印可用，因而遭皇帝训诫。
护理官是否能掌管护职印信，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如乾隆三十六年，上命周元理等会勘运河，谕：“……该抚或带印公出，或将抚篆交藩司海成护理……”此为取决于正任离职时是否交印。一般而言，护理官若获得护职印信，即可使用。如雍正十年(1732年)，谕命贵州巡抚张广泗进京，巡抚之印交与布政司护理，布政使遂将巡抚贵州关防一颗“开用护理”。
然而，据《清会典事例》，外省大员身故，“则印信固封，不当擅用”。虽不能擅用，但也并非完全禁用，所以大员卒于任时，护理官是否可用护职印信就颇受争议。乾隆四十四年，广西巡抚吴虎炳病故，时“通省大员，止有臬司一人”，臬司哈靖阿遂自行护理抚篆。暂署两广总督李质颖因此参奏哈靖阿自行护理巡抚、擅用护职印信。乾隆帝 并不赞同李的看法，认为：“若如李质颖所言，哈靖阿止应将抚臣印篆暂行看守，即须将印信封存，设遇有巡抚应办事件，岂转置之不办乎?”可见，在需要用印办事时，护理官还是可以使用的。当然，也有护理者因自身条件所限“不能护理，将印信暂行收贮”，并及时奏报。
在具体承办各项事务时，因署理官进行了完全的接收交代，故“署理之人办理事务，与现任无异”。特别是奉旨署理，“即与实放人员无异”，“所办事务与现任实授官无异”。而护理官并不办理所护职位的所有事务，办事权力明显不及署理者，就目前所见材料言之，至少在官员调补、简选、考核等方面，护理官权力都受到限制。如“调补知县，非急不可待之事”，须正任巡抚题奏或折奏，护理巡抚不得擅奏，皆因“暂护抚篆，尚非署印可比”。简选骁骑校亦非“急不能待”之事，护理者擅陈奏牍亦会遭到申饬。而在考核两司道府贤否上，定例由督抚密奏，“暂护抚篆，非实缺巡抚可比”，若妄加出考陈奏，必是“殊属越分”。至于重大案件，护理官必须商同正任妥为筹办。若有特旨令正任专司之事，护理官更加无权过问。因此，护理官所能做的，只是照例承办寻常事件，并无个人发挥的余地。
显然，与职权等同于正任的署理官相比，护理官只具有所护官职的不完全行政权力。由于职权不同，故责任承担有差异，惩处轻重亦有别。乾隆四年，针对“官员带印公出者，任内事件，尚系本官管辖”，而“印信既已交卸，与带印公出者不同”，制定了“带印、交印分别处分之例”。
三
护理的优势就在于便利、及时，任命、到职都能迅速。因此，往往是正任官将印务交与护理官，再由护理官转交署理官或实授官。正任官在任期内因公差事故暂离职任时，也往往将印务径自交与属员护理。以地方官言之，上至督抚，常见督抚等或奉旨陛见，或升调他省，“即将印篆交与藩臬护理，而不问其胜任与否，即便起程”，下至州县官，每遇督抚差遣，“任从本员带印公出，另委典史、巡检等官代拆代行”，凡此种种，流弊丛生。清朝统治者对于署理弊端的认识是深刻的，清世宗就曾提到：“谚云：署印如行劫。”强调对署印之官“必须慎重简择”。但护理官的特点及优势决定了不可能从选官上加强控制，所以，区别署理、护理官员的职权，就显得尤为必要。那么，以什么标准来决定任职是署理还是护理从而限制其职权呢?
在谕旨中，常有对官员任职能力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决定该官署理或护理某缺的依据。如乾隆三十八年，针对江南提督马全将提督印务交总兵陈奎护理一事，谕称：“虽前据高晋奏，陈奎居心诚实，熟谙水师，办理巡查洋面，俱属妥协等语，但彼时仅就总兵而论，其是否可以久署提督，尚难遽定。著传谕询问高晋：如陈奎器局才识，可署提督一年半载，于海疆营伍尚为有益，即奏明令其署理；若陈奎只可暂时护篆，于提督不甚相宜，又不便令其久署要缺，或通省总兵内，尚有优于陈奎可署提督者，或竞无堪以胜任之员，均著据实覆奏，候朕另降谕旨。”在此，根据官员人品、才能等的优劣高低，将官员大致分为：堪令署理之员、只可暂时护篆之员及不堪胜任之员。显然，官员胜任职务的程度，是决定署理、护理的重要依据。
正因护理者在才能等方面的欠缺，是不能完全胜任护职的，所以绝大部分护理者护职后多回原任。也有个别由护改署的，多因缺职所需而护员又确能胜任职务。如道光二十九年定海镇总兵缺出，“若骤易生手，恐不能得力”，而护理总兵周士法“熟涪洋政，勇干有为”，遂命其署理总兵之职，但仍须考验一年嗍潜”悯。此种情况并不多见。而署理则不同，有很多的署理官员在署职后都能得以实授，特别是试职性质的署理，实授的概率更高。正如钱实甫先生所言：!清代任官牙殴上分做‘署理’和‘实授’两个阶段，其性质都是正式的。”
综上所述，署理、护理之间存在种种差异，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其根本区别在于署理、护理官员职权不同，护理官不具有完全的行政权力。在行政运行中，又因官员个体的差异，使得护理官的不完全行政职权实际行使程度有所不同。
署理、护理的基本功能都是“以权其乏”，但在职权上二者却有较大差异，这正体现了清代官制的严密及清朝对官员控制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