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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界》近期刊文介绍了北宋“大观通宝”背“户”钱的简况,引起了泉界朋友的关注,现对其历史背景及其在我国货币史上的意义作一探讨。不妥之处请专家指正。
一、“大观通宝”背“户”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金属货币特别是方孔圆钱,背部铸字由来已久,据洪遵《钱志》记载:“唐代会昌年间,以淮南节度使李绅为首铸钱在背穿旁加‘昌’字,以表年号而进之。有敕,遂敕铸钱之所,各以本州郡名为背文”,据历代史籍所记和史家搜集的背文,约25种之多,除“扬”、“并”两字外,其余23种均有传世或出土实物。
而唐肃宗始铸之“乾元重宝”,延用至唐中后期武宗时,与会昌开元并铸的亦有背“洪”等以地名为纪者。
至五代时期闽王审知龙德二年(922年)始铸之“开元通宝”,则有背“殷”、背“闽”,王延羲所铸之“永隆通宝”有背“闽”,王延政所铸之“天德通宝”、重宝,背穿上有“殷”字;后唐楚马殷所铸“乾封泉宝”背文纪“天”、“天府”、“天策”等字。均与铸地有关。
至北宋,“元褊通宝”、“至和重宝”以至“宣和通宝”等亦有背“陕”背“虢”等地名。
但以上各钱币,均无以“户”字为背文者。
宋代货币管理及理财制度,称为三司制,三司之名出现于唐末,据吴曾《能改斋漫录》《三司使之职》记载:“国初有盐政、度支、户部,尽始于唐末天祐三年,以朱全忠为盐铸、度支、户部三司督制置使”,后唐明宗时,以许州节度使张延朗行工部尚书,充三司使,北宋王朝沿袭了三司之制。皇帝之下,三司使是最高的理财首脑,宰相一般无权干预财政,形成宰主政、枢密主兵、三司主财的分工局面。
三司的执掌分别是: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资邦国之用;度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以计邦国之用;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以供邦国之用。其分别与货币的铸行、流通、收支有密切关系。
北宋元丰时,这种体制发生了变化。根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北宋罢三司,改行户部理财制度新制在尚书省下设六部二十四司,户部为六部之一,统辖户部左曹、右曹、度支、金部、仓部、五司令分别掌握市准、市易、贡赋、税租、钱币、军费等。
但是,由于北宋后期内政腐败,政出多门、工部朝廷太府寺、少府监亦参与各州铸钱及货币收支等事,再加上大钱虚值导致通货膨胀,川陕又滥造铁钱。蔡京任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次罢相又复官,其极力主张铸虚值大钱及夹锡钱,造成币政很大的混乱。作为主管的户部衙门徒有虚名,财政亏空,民间苦不堪言。当时宋廷为了应付内忧外患,保证防御金军的军费开支,缓解财政困难,也很想扭转这一局面,朝廷内部的权利斗争始终围绕这一主题,蔡京的政治命运很能说明这一点。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秉政,崇宁五年(1106年)蔡京罢相,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复相,后又罢相。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第二次复相。短短的十年间,两上两下始终牵涉着钱币铸造问题,而朝廷中对立面坚决反对铸造虚值大钱与夹锡钱,中国历史上为铸造钱币而发生如此尖锐的政治斗争局面确实是不多见的。
行文至此,可以对本文论述的中心“大观通宝”背“户”钱的性质作出推断:
1,此钱的出现,应与北宋大观年间整顿混乱的货币铸行制度有关。
2,由于该钱是一枚雕母,而且背部刻有“户”字和特殊的斜月标志,可以肯定这是一枚户部的呈样钱或部颁雕样钱。
3,由于未发现流通钱币中有背“户”大观钱,说明此钱未曾铸行。结合前述历史背景,大观元年正月蔡京二次复宰相之职,并多次指令铸虚值大钱和夹锡钱。
由于铁钱、夹锡钱的泛滥,铸币工艺易流于粗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大观元年,蔡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当时,广、惠、康、贺、衡、鄂、舒等州皆铸夹锡钱,川陕诸路铸铁钱皆用锡母,按理其雕母钱亦较为粗糙。但这枚“大观通宝”背“户”钱铜质与雕工之精,均为后世所未见,故极可能是大观三年(1109年)蔡京罢相后,朝廷准备重新整顿币制时作的雕母。政和元年(1111年)也就是蔡京罢官两年复职后,重新滥发夹锡时,未能行用而又被否定掉的。
纵观历代背部有字的古钱,无论会昌开元、五代马殷等,其面背字迹均非一体,面文功力雄厚,工整而有庙堂之气,背文粗糙,工匠气重,决非一人所书。这说明古代铸造背带地名之钱,忽视背文,可委托工匠为之(清代咸丰钱除外)。可是这枚“大观通宝”背“户”钱却全然不同,“户”字镂刻精细而有神采,与面文四字风格完全一致,铁画银钩神采飞扬,是典型的徽宗赵佶瘦金书。而其斜月记号也工整精细,精雕细琢,与背文相映成趣。考虑其时代背景,为整顿币制,恢复户部的声誉,完全可能是赵佶亲书。
二、综上所述“大观通宝”背“户”钱的出现在中国货币史上有以下重要意义:
1,它是我国古代钱币最早、有史可考、又有实物依据的人工雕刻钱币。根据观测,此钱无论以制作工艺、钱文书法、包浆锈色来看,都排除了作伪的可能性。
钱币提供者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传承有序,藏家已于三十多年前去世,该人曾任某大区文化部文物处长,某省政府参事,为知名的收藏家、考古专家,曾多次向政府捐献文物,受到政府褒奖。藏品为解放前所购,有据可查。
而今我国现有的最早的雕母钱实物,得到公认的为明嘉靖背“十一两”大钱(现存南京博物院),而根据明代《食货志》记载:“嘉靖通宝”折十大钱,为嘉靖三年(公元1534年)始铸,比“大观通宝”(1107年始铸)晚四百多年。近些年也有“大元国宝”锡质母钱的出现,但不属于雕母,北宋、南宋母钱发现有锡母和木质钱都不属于雕母。因之,其意义亦无法与此钱相比。
2,它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使用“户”部字样的中央级主管机构标识的钱币,为数百年后的明清货币使用背“户”的制作开了先河。
3,“大观通宝”背“户”钱,钱文书法娴熟幽雅,布局精巧得当,与所见之小平、当十等大观钱书法相比,虽同为瘦金书体,但却更为别致精到,在钱体制作工艺上底章光洁,边廓整齐,穿口加工细密,虽经千年岁月,留有少量传世痕迹,但不失为一精美的艺术珍品。
一、“大观通宝”背“户”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金属货币特别是方孔圆钱,背部铸字由来已久,据洪遵《钱志》记载:“唐代会昌年间,以淮南节度使李绅为首铸钱在背穿旁加‘昌’字,以表年号而进之。有敕,遂敕铸钱之所,各以本州郡名为背文”,据历代史籍所记和史家搜集的背文,约25种之多,除“扬”、“并”两字外,其余23种均有传世或出土实物。
而唐肃宗始铸之“乾元重宝”,延用至唐中后期武宗时,与会昌开元并铸的亦有背“洪”等以地名为纪者。
至五代时期闽王审知龙德二年(922年)始铸之“开元通宝”,则有背“殷”、背“闽”,王延羲所铸之“永隆通宝”有背“闽”,王延政所铸之“天德通宝”、重宝,背穿上有“殷”字;后唐楚马殷所铸“乾封泉宝”背文纪“天”、“天府”、“天策”等字。均与铸地有关。
至北宋,“元褊通宝”、“至和重宝”以至“宣和通宝”等亦有背“陕”背“虢”等地名。
但以上各钱币,均无以“户”字为背文者。
宋代货币管理及理财制度,称为三司制,三司之名出现于唐末,据吴曾《能改斋漫录》《三司使之职》记载:“国初有盐政、度支、户部,尽始于唐末天祐三年,以朱全忠为盐铸、度支、户部三司督制置使”,后唐明宗时,以许州节度使张延朗行工部尚书,充三司使,北宋王朝沿袭了三司之制。皇帝之下,三司使是最高的理财首脑,宰相一般无权干预财政,形成宰主政、枢密主兵、三司主财的分工局面。
三司的执掌分别是: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资邦国之用;度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以计邦国之用;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以供邦国之用。其分别与货币的铸行、流通、收支有密切关系。
北宋元丰时,这种体制发生了变化。根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北宋罢三司,改行户部理财制度新制在尚书省下设六部二十四司,户部为六部之一,统辖户部左曹、右曹、度支、金部、仓部、五司令分别掌握市准、市易、贡赋、税租、钱币、军费等。
但是,由于北宋后期内政腐败,政出多门、工部朝廷太府寺、少府监亦参与各州铸钱及货币收支等事,再加上大钱虚值导致通货膨胀,川陕又滥造铁钱。蔡京任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次罢相又复官,其极力主张铸虚值大钱及夹锡钱,造成币政很大的混乱。作为主管的户部衙门徒有虚名,财政亏空,民间苦不堪言。当时宋廷为了应付内忧外患,保证防御金军的军费开支,缓解财政困难,也很想扭转这一局面,朝廷内部的权利斗争始终围绕这一主题,蔡京的政治命运很能说明这一点。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秉政,崇宁五年(1106年)蔡京罢相,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复相,后又罢相。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第二次复相。短短的十年间,两上两下始终牵涉着钱币铸造问题,而朝廷中对立面坚决反对铸造虚值大钱与夹锡钱,中国历史上为铸造钱币而发生如此尖锐的政治斗争局面确实是不多见的。
行文至此,可以对本文论述的中心“大观通宝”背“户”钱的性质作出推断:
1,此钱的出现,应与北宋大观年间整顿混乱的货币铸行制度有关。
2,由于该钱是一枚雕母,而且背部刻有“户”字和特殊的斜月标志,可以肯定这是一枚户部的呈样钱或部颁雕样钱。
3,由于未发现流通钱币中有背“户”大观钱,说明此钱未曾铸行。结合前述历史背景,大观元年正月蔡京二次复宰相之职,并多次指令铸虚值大钱和夹锡钱。
由于铁钱、夹锡钱的泛滥,铸币工艺易流于粗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大观元年,蔡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当时,广、惠、康、贺、衡、鄂、舒等州皆铸夹锡钱,川陕诸路铸铁钱皆用锡母,按理其雕母钱亦较为粗糙。但这枚“大观通宝”背“户”钱铜质与雕工之精,均为后世所未见,故极可能是大观三年(1109年)蔡京罢相后,朝廷准备重新整顿币制时作的雕母。政和元年(1111年)也就是蔡京罢官两年复职后,重新滥发夹锡时,未能行用而又被否定掉的。
纵观历代背部有字的古钱,无论会昌开元、五代马殷等,其面背字迹均非一体,面文功力雄厚,工整而有庙堂之气,背文粗糙,工匠气重,决非一人所书。这说明古代铸造背带地名之钱,忽视背文,可委托工匠为之(清代咸丰钱除外)。可是这枚“大观通宝”背“户”钱却全然不同,“户”字镂刻精细而有神采,与面文四字风格完全一致,铁画银钩神采飞扬,是典型的徽宗赵佶瘦金书。而其斜月记号也工整精细,精雕细琢,与背文相映成趣。考虑其时代背景,为整顿币制,恢复户部的声誉,完全可能是赵佶亲书。
二、综上所述“大观通宝”背“户”钱的出现在中国货币史上有以下重要意义:
1,它是我国古代钱币最早、有史可考、又有实物依据的人工雕刻钱币。根据观测,此钱无论以制作工艺、钱文书法、包浆锈色来看,都排除了作伪的可能性。
钱币提供者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传承有序,藏家已于三十多年前去世,该人曾任某大区文化部文物处长,某省政府参事,为知名的收藏家、考古专家,曾多次向政府捐献文物,受到政府褒奖。藏品为解放前所购,有据可查。
而今我国现有的最早的雕母钱实物,得到公认的为明嘉靖背“十一两”大钱(现存南京博物院),而根据明代《食货志》记载:“嘉靖通宝”折十大钱,为嘉靖三年(公元1534年)始铸,比“大观通宝”(1107年始铸)晚四百多年。近些年也有“大元国宝”锡质母钱的出现,但不属于雕母,北宋、南宋母钱发现有锡母和木质钱都不属于雕母。因之,其意义亦无法与此钱相比。
2,它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使用“户”部字样的中央级主管机构标识的钱币,为数百年后的明清货币使用背“户”的制作开了先河。
3,“大观通宝”背“户”钱,钱文书法娴熟幽雅,布局精巧得当,与所见之小平、当十等大观钱书法相比,虽同为瘦金书体,但却更为别致精到,在钱体制作工艺上底章光洁,边廓整齐,穿口加工细密,虽经千年岁月,留有少量传世痕迹,但不失为一精美的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