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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主体的重大变化，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创新与发展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旨归。近年来，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为我们解读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启示和借鉴。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是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此后，艾思奇还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虽由艾思奇率先提出，而毛泽东的影响却是最大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②。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词是“化”字，其一是，“化”什么，怎样化；其二是，“化”的内涵。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点不是中国“走向马克思”或“回到马克思”，而是“马克思走向当代中国”，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所“化”，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化”。并在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得以消化、吸收和利用。第二个问题，这里的“化”包含着价值选择的意思，即“化”的主体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对象中有价值的部分而“化”之。总而言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以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第二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体系；第三方面是客观的对待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哲学是最具民族特色的，没有民族特色就没有这个民族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具有普适性，但它要在一个民族中传播和生根，成为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并融合成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民族化。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过程是很长的过程。它总是先经历一个照搬、移植然后在实践中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这个民族的革命和馬克思主义者日益成熟的过程。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大成者，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毛泽东曾经说过，“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根据对毛泽东论断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最根本的是与这个民族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与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哲学传统相结合，既用以总结和分析这个民族的遗产，又充分吸收其合理的因素，在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之加以改造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来说缺少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依据中国传统哲学根本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的问题，也不可能正确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更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方向等问题。但是处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民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时迫切需要有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作为武器和行动的指南，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④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在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代和所面临的形势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新的实践迫切需要符合当前实际的理论总结和指导，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不断发展着的新实践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涉及到中国哲学的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即中国传统哲学或文化的世界化问题；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问题。应该说这两个问题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以近代社会的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的很多范畴逐渐式微或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而代之以新的内涵。而这一过程的最成功的阶段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输入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例，1920年以后，毛泽东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基本上都是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从体系上看，毛泽东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是由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部分构成⑤。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就是不断使中国传统哲学获得现代性形式和内容的过程，即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获得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气质的过程。还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思想风格。……在中国哲学家那里，并不存在现象与本体、此岸与彼岸、个别与一般两重世界的截然对立，相反的是：它“道器为一”、“体用不二”，作为本体意义的道，即存在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独特精神相对应，毛泽东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重点在方法论上，它强调世界观要转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要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种思想风格体现出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而且还有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精神旨趣。
参考文献：
[1]《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387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5]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19页688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是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此后，艾思奇还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虽由艾思奇率先提出，而毛泽东的影响却是最大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②。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词是“化”字，其一是，“化”什么，怎样化；其二是，“化”的内涵。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点不是中国“走向马克思”或“回到马克思”，而是“马克思走向当代中国”，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所“化”，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化”。并在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得以消化、吸收和利用。第二个问题，这里的“化”包含着价值选择的意思，即“化”的主体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对象中有价值的部分而“化”之。总而言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以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第二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体系；第三方面是客观的对待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哲学是最具民族特色的，没有民族特色就没有这个民族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具有普适性，但它要在一个民族中传播和生根，成为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并融合成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民族化。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过程是很长的过程。它总是先经历一个照搬、移植然后在实践中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这个民族的革命和馬克思主义者日益成熟的过程。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大成者，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毛泽东曾经说过，“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根据对毛泽东论断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最根本的是与这个民族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与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哲学传统相结合，既用以总结和分析这个民族的遗产，又充分吸收其合理的因素，在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之加以改造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来说缺少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依据中国传统哲学根本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的问题，也不可能正确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更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方向等问题。但是处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民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时迫切需要有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作为武器和行动的指南，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④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在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代和所面临的形势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新的实践迫切需要符合当前实际的理论总结和指导，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不断发展着的新实践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涉及到中国哲学的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即中国传统哲学或文化的世界化问题；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问题。应该说这两个问题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以近代社会的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的很多范畴逐渐式微或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而代之以新的内涵。而这一过程的最成功的阶段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输入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例，1920年以后，毛泽东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基本上都是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从体系上看，毛泽东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是由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部分构成⑤。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就是不断使中国传统哲学获得现代性形式和内容的过程，即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获得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气质的过程。还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思想风格。……在中国哲学家那里，并不存在现象与本体、此岸与彼岸、个别与一般两重世界的截然对立，相反的是：它“道器为一”、“体用不二”，作为本体意义的道，即存在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独特精神相对应，毛泽东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重点在方法论上，它强调世界观要转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要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种思想风格体现出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而且还有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精神旨趣。
参考文献：
[1]《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387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5]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19页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