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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王蒙那本尘封了40年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即将出版。
上世纪60年代，王蒙被流放到新疆。16年岁月里，从一度迷茫到中年顿悟，了悟到生活可以解构，并且然于『戴着镣铐跳舞』的现实。
现在的王蒙，隔岸观火似的向世人讲述那段并不空白的生活。
这边风景 1978年我在新疆。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我发出邀请，问有没有什么作品，我回复有一个写了四年的，但还需要做一次修改，就是《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原稿里充满了我对毛泽东个人的歌颂。1978年把小说写完以后，这些东西显得太革命，文章被送去会审。
从1978年到2012年，一搁浅就是34年。对我来说，比较逗的事还不止于此，我比较重要的两个小说都搁了很久才出版，一个是《青春万岁》，因为文章不够革命，1953年开始写作，一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出版，经过了26年；另一个就是《这边风景》，整整经过了40年。
《这边风景》写于我的盛年。
40岁生日的时候，我曾非常感慨，当时正值“文革”，我在新疆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
记得当时看了安徒生的一篇童话，大概意思讲，那儿埋着一个大作家，但他还没有开始写作；那儿埋着一个大歌唱家，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适合他唱的歌；那儿埋着一个百米运动员，但是他的训练还没开始。
童话是说一个人想做的事情非常多，潜能也可能非常大，但什么都还没开始。看完那童话我很受刺激。当时，我没有想到能混到今天这样，混到了我79岁这样。
我在政治运动里碰到麻烦是24岁，到我看那篇童话时，16年已经过去了，如果再过16年，我就56岁了，闹不好就死了。那样的刺激让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下去。我写什么呢？我不写政治，我就写怎么跟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把生活的细节落到针脚处，我们怎么开玩笑，怎么做饭，怎么吃饭
去年我孩子找到书稿，读得特别受感动，问怎么写这么好。写作，我是真正在当年的特殊情况下做到的。这部作品很厚，一共七十多万字，全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写完一部分撂在房梁上，除此也没有其它地方可以放。
解构政治 我写作不属于抵抗性，比如抵抗中国体制。
我只是喜欢研讨理论，欣赏风雨雷电，记载进退沉浮，发表高谈阔论或者低谈小议。
作家的境遇远离了权力，自然就能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说话、写书，在文字中表现出同情大众、渴望公平正义的感情，从而更激动人心。但如果用情绪替代理性思考获取大众欢呼，就是某些左翼文人的一个特征。
事实上，我是个见权而羞、闻权而避、遇权尴尬的人。我参与过许多事，学了不少东西，但我确定自己在政治上远远不及格。从大的方面来说，我的写作倒符合社会的主流要求和主流意识形态。
毕淑敏说过“政治有时候会歪曲生活，生活有时候会淡化政治，会解构政治”。不管搞什么体制，搞什么政策，政策再空洞再过分，生活本身仍然不可被摧毁，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恨情愁，這些内容任何时候都不会少。
有时候我很感慨在中国，这些东西居然处于一个空白。1957年、1958年以后，政治运动基本会剥夺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这是客观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不能写。当荒谬也变成一种生活，对于小说家而言，也不完全是坏事。荒谬变成了故事、笑料、段子，荒谬变成乐。
我在新疆就有一串生活方式：外出宰牛，宰完喝汤，频繁开集体大会，开会前队长先引用毛主席语录。这在当时是大集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调。
我在书里却专门写哈什人怎么做拉面，伊犁人怎么做卤子，把人馋得不行。抓饭、烤肉、牛杂碎、馕、油搭子、列巴、酥糖、奶疙瘩、马奶酒，各种干果加四季茶饮。有一个在新疆待过的北京责任编辑，看我这书每次都馋得流口水。
所以，不要光纠缠在政治上。
我规规矩矩，戴着镣铐也能把舞跳好。但是又要写我写的，而不能是别人写的。当我写到这些人物心理，写到这些人物品格，当我写在生活中对人的那种吸引力和魅力感染的时候，我一看那还是老王手里出来的活。
真实生活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新生活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都深深地融在了我们当时年青一代人的青春里。
我钟爱文学，留恋青春，便开始写《青春万岁》，让青春变成我的作品和记忆。青春是用来怀念的时光。它可能着火、燃烧、沸腾、发酵，还有很多东西都徒劳无力。但最后，都是一种财富。
对于我来说，《红楼梦》才是真实生活。贾宝玉告诉我，文学能让青春更文雅、更美好，精神层面也因此而丰厚。如果阿Q追求吴妈时念着一首徐志摩的诗，那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从小参加到政治生活中，好事、坏事、高兴事、不高兴事、整人的事、被整的事，都有我一份。
我讲政治，但我从没追求或者真正感兴趣过一星半点的“仕途”。有人说，中国的小说家里有两个半天才，我就是那半个。一半的我关注其他东西去了，比如政治、红楼、庄子，还要分一块出来忧国忧民。
近些年我发表了《悬疑的荒芜》、《山中有历日》、《小胡子爱情变奏曲》几篇小说，大家都不看。反而对我写的庄子、老子的文章，还有《中国天机》感兴趣。老庄好看，但是不能当饭吃，只能作茶喝。无为是减压手段，更可取的是有所不为、有所等待。
我也看《失恋33天》，看《男人帮》这些影视剧。现代人对爱情的态度，更务实一点，不那么悲情了，不考虑你死我活那种劲儿了，不行就拉倒，还能怎么办。
要自然，不要什么东西都想得那么多，甚至于躲躲闪闪。应该比较放得开，也要有些幽默感。我写一些东西，有时候会引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解读，所以我觉得与其让人家推过来推过去，还不如干脆自己把话讲明白了。
哪个作家都认为自个儿是最好的，不然写不好。我主张党同“携”异。如果咱俩很多看法一致，愿意在一块聊天，那么就多沟通；但要是和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的人在一起，好玩、逗，还启发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参加作家协会，愿意和中老年作家、和即将Out、正在Out或已经Out的人联络，正Out的人听听正火的人也挺好。
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谁像我这种年纪有这样的肌肉。
[记者手记]
写出来就是王蒙派
记者：你喜欢研讨理论，接下来会着力一些学者型作品吗？
王蒙：作家有学者型、江湖型，也有朴素型，甚至还有怪异型。从2005年到2011年，我写带学术性东西多一点，包括老子有三本书，庄子有五本书，出了四本。去年，我又开始转到小说里边，去年《中国作家》登了我一篇小说叫《悬疑的荒芜》，《人民文学》登两个小说《山中有历日》和《小胡子爱情变奏曲》。今年，我有一篇新的短篇小说《明年我将衰老》，还有《人民文学》发了一个中篇《为什么是两只猫》，这些都是印象派写法，感觉派，新感觉派。我现在正在写的题目叫《我的宠物是贫穷》。我写出来的，就是王蒙派。
记者：《这边风景》是老早前的作品，现在出来改变在哪里？
王蒙：一些叙述特别是有倾向性和分析性的地方，我尽量写得客观一点。还有些地方是在文字本身上，中国人讲春秋笔法，稍微一变动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叹息得以表现出来，是文学一大优越性，文学有解读的空间。
记者：戴着脚镣跳舞，，具体是怎样一种感觉？
王蒙：创作越自由越好，只有在自由情况下，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能得到最好发挥。但是在绝对自由的情况下，有时候写得又太容易了，不知道发挥哪儿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寫在一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得罪了它，因为太自由了。戴着脚镣跳舞太厉害了，文学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些最好的作品，有谁没有脚镣呢。曹雪芹没有脚镣？屈原没有脚镣？李白没有脚镣？李白差点让皇上杀了头。李商隐没有脚镣？托尔斯泰没有脚镣？我不希望被紧绑上绞刑架，不想戴脚镣，事实上，我也没多长时间蹦了。
记者：文学人和政治人两种角色，你更喜欢哪一个？
王蒙：文学人。在“文革”处境下边，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的空间非常小。有人干脆不闻不问做所谓逍遥派，还有一些人可在能范围之内总还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学一点东西，其实“文革”时，我放在写作上的时间远远没有放在学习维语的时间多，这也算自己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每天除了体力劳动以外还动动脑子。
上世纪60年代，王蒙被流放到新疆。16年岁月里，从一度迷茫到中年顿悟，了悟到生活可以解构，并且然于『戴着镣铐跳舞』的现实。
现在的王蒙，隔岸观火似的向世人讲述那段并不空白的生活。
这边风景 1978年我在新疆。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我发出邀请，问有没有什么作品，我回复有一个写了四年的，但还需要做一次修改，就是《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原稿里充满了我对毛泽东个人的歌颂。1978年把小说写完以后，这些东西显得太革命，文章被送去会审。
从1978年到2012年，一搁浅就是34年。对我来说，比较逗的事还不止于此，我比较重要的两个小说都搁了很久才出版，一个是《青春万岁》，因为文章不够革命，1953年开始写作，一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出版，经过了26年；另一个就是《这边风景》，整整经过了40年。
《这边风景》写于我的盛年。
40岁生日的时候，我曾非常感慨，当时正值“文革”，我在新疆不知道日子要怎么过。
记得当时看了安徒生的一篇童话，大概意思讲，那儿埋着一个大作家，但他还没有开始写作；那儿埋着一个大歌唱家，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适合他唱的歌；那儿埋着一个百米运动员，但是他的训练还没开始。
童话是说一个人想做的事情非常多，潜能也可能非常大，但什么都还没开始。看完那童话我很受刺激。当时，我没有想到能混到今天这样，混到了我79岁这样。
我在政治运动里碰到麻烦是24岁，到我看那篇童话时，16年已经过去了，如果再过16年，我就56岁了，闹不好就死了。那样的刺激让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下去。我写什么呢？我不写政治，我就写怎么跟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把生活的细节落到针脚处，我们怎么开玩笑，怎么做饭，怎么吃饭
去年我孩子找到书稿，读得特别受感动，问怎么写这么好。写作，我是真正在当年的特殊情况下做到的。这部作品很厚，一共七十多万字，全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写完一部分撂在房梁上，除此也没有其它地方可以放。
解构政治 我写作不属于抵抗性，比如抵抗中国体制。
我只是喜欢研讨理论，欣赏风雨雷电，记载进退沉浮，发表高谈阔论或者低谈小议。
作家的境遇远离了权力，自然就能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说话、写书，在文字中表现出同情大众、渴望公平正义的感情，从而更激动人心。但如果用情绪替代理性思考获取大众欢呼，就是某些左翼文人的一个特征。
事实上，我是个见权而羞、闻权而避、遇权尴尬的人。我参与过许多事，学了不少东西，但我确定自己在政治上远远不及格。从大的方面来说，我的写作倒符合社会的主流要求和主流意识形态。
毕淑敏说过“政治有时候会歪曲生活，生活有时候会淡化政治，会解构政治”。不管搞什么体制，搞什么政策，政策再空洞再过分，生活本身仍然不可被摧毁，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恨情愁，這些内容任何时候都不会少。
有时候我很感慨在中国，这些东西居然处于一个空白。1957年、1958年以后，政治运动基本会剥夺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这是客观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不能写。当荒谬也变成一种生活，对于小说家而言，也不完全是坏事。荒谬变成了故事、笑料、段子，荒谬变成乐。
我在新疆就有一串生活方式：外出宰牛，宰完喝汤，频繁开集体大会，开会前队长先引用毛主席语录。这在当时是大集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调。
我在书里却专门写哈什人怎么做拉面，伊犁人怎么做卤子，把人馋得不行。抓饭、烤肉、牛杂碎、馕、油搭子、列巴、酥糖、奶疙瘩、马奶酒，各种干果加四季茶饮。有一个在新疆待过的北京责任编辑，看我这书每次都馋得流口水。
所以，不要光纠缠在政治上。
我规规矩矩，戴着镣铐也能把舞跳好。但是又要写我写的，而不能是别人写的。当我写到这些人物心理，写到这些人物品格，当我写在生活中对人的那种吸引力和魅力感染的时候，我一看那还是老王手里出来的活。
真实生活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时，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新生活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都深深地融在了我们当时年青一代人的青春里。
我钟爱文学，留恋青春，便开始写《青春万岁》，让青春变成我的作品和记忆。青春是用来怀念的时光。它可能着火、燃烧、沸腾、发酵，还有很多东西都徒劳无力。但最后，都是一种财富。
对于我来说，《红楼梦》才是真实生活。贾宝玉告诉我，文学能让青春更文雅、更美好，精神层面也因此而丰厚。如果阿Q追求吴妈时念着一首徐志摩的诗，那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从小参加到政治生活中，好事、坏事、高兴事、不高兴事、整人的事、被整的事，都有我一份。
我讲政治，但我从没追求或者真正感兴趣过一星半点的“仕途”。有人说，中国的小说家里有两个半天才，我就是那半个。一半的我关注其他东西去了，比如政治、红楼、庄子，还要分一块出来忧国忧民。
近些年我发表了《悬疑的荒芜》、《山中有历日》、《小胡子爱情变奏曲》几篇小说，大家都不看。反而对我写的庄子、老子的文章，还有《中国天机》感兴趣。老庄好看，但是不能当饭吃，只能作茶喝。无为是减压手段，更可取的是有所不为、有所等待。
我也看《失恋33天》，看《男人帮》这些影视剧。现代人对爱情的态度，更务实一点，不那么悲情了，不考虑你死我活那种劲儿了，不行就拉倒，还能怎么办。
要自然，不要什么东西都想得那么多，甚至于躲躲闪闪。应该比较放得开，也要有些幽默感。我写一些东西，有时候会引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解读，所以我觉得与其让人家推过来推过去，还不如干脆自己把话讲明白了。
哪个作家都认为自个儿是最好的，不然写不好。我主张党同“携”异。如果咱俩很多看法一致，愿意在一块聊天，那么就多沟通；但要是和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的人在一起，好玩、逗，还启发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参加作家协会，愿意和中老年作家、和即将Out、正在Out或已经Out的人联络，正Out的人听听正火的人也挺好。
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谁像我这种年纪有这样的肌肉。
[记者手记]
写出来就是王蒙派
记者：你喜欢研讨理论，接下来会着力一些学者型作品吗？
王蒙：作家有学者型、江湖型，也有朴素型，甚至还有怪异型。从2005年到2011年，我写带学术性东西多一点，包括老子有三本书，庄子有五本书，出了四本。去年，我又开始转到小说里边，去年《中国作家》登了我一篇小说叫《悬疑的荒芜》，《人民文学》登两个小说《山中有历日》和《小胡子爱情变奏曲》。今年，我有一篇新的短篇小说《明年我将衰老》，还有《人民文学》发了一个中篇《为什么是两只猫》，这些都是印象派写法，感觉派，新感觉派。我现在正在写的题目叫《我的宠物是贫穷》。我写出来的，就是王蒙派。
记者：《这边风景》是老早前的作品，现在出来改变在哪里？
王蒙：一些叙述特别是有倾向性和分析性的地方，我尽量写得客观一点。还有些地方是在文字本身上，中国人讲春秋笔法，稍微一变动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叹息得以表现出来，是文学一大优越性，文学有解读的空间。
记者：戴着脚镣跳舞，，具体是怎样一种感觉？
王蒙：创作越自由越好，只有在自由情况下，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能得到最好发挥。但是在绝对自由的情况下，有时候写得又太容易了，不知道发挥哪儿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寫在一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得罪了它，因为太自由了。戴着脚镣跳舞太厉害了，文学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些最好的作品，有谁没有脚镣呢。曹雪芹没有脚镣？屈原没有脚镣？李白没有脚镣？李白差点让皇上杀了头。李商隐没有脚镣？托尔斯泰没有脚镣？我不希望被紧绑上绞刑架，不想戴脚镣，事实上，我也没多长时间蹦了。
记者：文学人和政治人两种角色，你更喜欢哪一个？
王蒙：文学人。在“文革”处境下边，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的空间非常小。有人干脆不闻不问做所谓逍遥派，还有一些人可在能范围之内总还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学一点东西，其实“文革”时，我放在写作上的时间远远没有放在学习维语的时间多，这也算自己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每天除了体力劳动以外还动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