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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鸿翙(1787－1866)，字振羽，平遥邢村(今喜村)人，幼时家境清寒，弃学就商。从商后，凭借出色的商业天分及勤于钻研、吃苦耐劳，毛鸿翙快速成长为票号业务能手。
道光六年(1826)，毛鸿翙受苦苦寻觅票号人才的侯培余礼聘，出任蔚泰厚绸缎庄总经理。其时，东家侯氏破格以待，给毛鸿翙在蔚泰厚顶股十厘的同时，又在新泰厚同时顶股十厘，等于让毛鸿翙一个大掌柜顶了双份身股，并给予其充分的权力以大施拳脚。就职后，毛鸿翙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蔚泰厚票号，并将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几个商店亦都改营票号，形成平遥票号中规模最大的蔚字五联号。蔚字号的分号遍布全国各重要商埠和城镇，且占据重要地位，特别在上海、北京、天津、苏州、广州、厦门等地享有盛名，与日升昌并驾齐驱。
在蔚字号蓬勃发展的同时，毛鸿翙亦因在蔚泰厚、新泰厚票号中各顶有身股1股及入有银股若干而暴富，并能够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产业。毛鸿翙在蔚字票号任总经理的二十多年中，先以所赚薪金，投资于购买经营土地上，在安泽一带购置土地五百多顷，在中条山购置林山六七处。土地、林山全部出租，每年仅地租就收入四千余石粮食。为经营土地，毛鸿翙专门设立“义泰昌粮行”，总店设在安泽城内，府城等地设分店；同时，毛鸿翙在平遥城内设有晋泰昌布庄和日生烟店。为搞好烟店，又在晋南曲沃县设有日生烟厂，专门制造旱烟。经长期苦心经营，毛鸿翙终于在同治四年(1865)，积累了足够资本，出资创办票号蔚长厚，由其孙毛履泰经营。此时，毛家已占两票号的银股近四分之一，实际上与侯氏在共同控股。
毛家的资产究竟有多少，尚无详细资料可查。但在光绪初年山西赈灾捐银中，毛鸿翙的孙子毛履泰捐银达8400两，钱1300千文，排名只在日升昌票号东家李氏之后，其富有可见一斑。
从毛鸿翙顶生意(顶身股)发家、到其孙毛履泰当家时，毛家在晋商的巨富望族中，已经屈指可数。毛鸿翙的发家，自然是因为本人能力和智慧过人，但更得益于晋商商号中普遍实行的顶身股制度。
顶身股——打工者到老板的阶梯
晋商企业管理机制中最有特色、也最具创造性的就是晋商普遍推行的人力股制度，也称“身股”、“人身股”或“顶生意”。顶身股制确切的出现年代已不可考，但在明末清初已经广为流行，从现有的史料看，晋商的人力股制度至少曾经历了300多年，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
“人力股系晋商特别习惯，俗称顶身股，资本家出钱，劳动者出力，均有股份，一经获利，平均分配，是以经理伙友，莫不殚心竭力，视营业兴衰为切己之厉害。”[陆国香，山西票号之今昔[J]，民族杂志，1936(3)]在人力股制度中，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即经营者可以凭“人力资本”入股，与资本所有者共享经营利润。人身股，类似今天的干股、技术股、职工股等，只是这些人不需拿真金白银去买股，企业根据劳动者的品质、能力和绩效来决定劳动者所获得的股份。
通常来说，企业(商号)的主要职工(并非全部职工)可以顶零点几厘到几厘，以至一股的股份，股份的多少由财东根据职工任职时间、能力、贡献大小来决定，一般是大掌柜(总经理)顶一股或九厘，二掌柜(副总经理)顶八厘、七厘，会计主任顶五厘、四厘，一般职员可顶三四厘或一二厘。每逢账期(3－4年)，可增加1－2厘，增至一股为限。学徒工不可以顶股。在一个财期(3－4年)结束时，“人身股”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加分红。以日升昌票号为例：将实缴资本分为30股，将经理及其伙友的顶身股分为40股，分红时即按70股平均分配。企业的经营利润要按股份平分，身股与银股并重，但企业的经营亏损却完全由财东承担，顶身股者不承亏赔责任。
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顶身股的员工越来越多，同时每个员工所顶的股份也越来越多，身股的比例有时候甚至超过银股，身股获得的分红也超过银股的分红。例如，大德通票号1888年有银股20股，身股9.7股，每股分850两白银，东家1.7万两，打工者7700两。至1908年，银股仍为20股，身股却增加到了23.95股，每股分红1.7万两白银，东家分得的34万两比顶身股者的40.288万两少了很多。
顶身股制度的结果是双赢，对东家来说，虽然其红利的一半以上分给了员工，但实际所分红利是20年前的20倍。而具体到每—位顶身股者，那也是一笔不少的银子。比如大德通的一位有名望的经理高钰，在1888年时，他只顶三厘身股，只分得255两白银。到1908年时，他所顶的身股已达1股，那么分红就是1.7万两白银。有了这么多的银子，他虽仍是个打工者，却由自食其力的普通百姓一跃进入富人行列。
更重要的是，一半或更多的商业红利被顶身股的打工者分吃，意味着不少的打工者能够与资本家一起共同分享赚来的财富。此种情况下，作为顶有身股的打工者，自然是不愿轻易辞职“跳槽”的，因为按规定，顶身股者一旦自己请辞出号或渎职被逐，那身股也就自然没有了，每个帐期相当于工资数倍、数十倍的红利自然也就不能继续了。十年学徒，四年一个帐期，那来之不易的身股若轻易失去，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得重新从头开始，即使能进入新的商号，是否顶身股，顶多少，都要重新评估，并不因为曾经顶多少身股而理所当然享有同样待遇，更不会在原顶身股上轻易增加。何况，新商号对“跳槽”者并不真心相信，对以往的背叛和渎职，往往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所以，轻易“跳槽”对打工者而言，无疑是种自残行为，不只自己银子大受损失，个人形象和信誉也大打折扣，其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一举数得的“花红”制
晋商更为高明的管理谋略还表现为花红制度的设定，真可谓一石三鸟，一举多得。
金融业务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山西的票号商们在帐期分红时不是只顾分红，不管未来风险的。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一般要从红利中预提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弥补未来意外损失的风险基金。此笔款项是总号在每次帐期决算后，依据纯利润的多少按预定比例、对应各分号掌柜计提的一定金额的损失赔偿准备基金，此项基金称为“花红”或者“护本”。此款专项存储于企业，并支付一定的利息，一旦出现事故，便以此作为补偿。这样分号掌柜就有一定的资金基础可用以填补损失赔偿之需，以免票号受损。如果及至分号掌柜任期届满退休时未出现意外事故，则连本带利一并付给分号掌柜。
随着分号掌柜工作年限的增长，在企业中积存的“花红”会越来越多，离任时可以本息一起拿走，这相当于一笔数目十分可观的退休补助金。同时，花红越多，离职或跳槽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促使他长期稳定地为企业出力，起到了一般激励方式所没有的作用。这的确是山西票号极具特色的一举多得之策，仅此一项制度就同时达到了抵御风险、有效激励和留住人才三项功效，可谓事半功倍。
此外，顶有身股的职工不仅在职可以享受分红，退休后身股可以照旧分红，死亡之后仍可以享受一个或二个会计年度的分红，叫“故股”。
如此优厚的待遇和精密的设计，极大的保证了打工者的利益，尤其是打工者中骨干的利益。优秀的打工者们虽不能与东家的巨富相比，但也彻底告别了贫困。如果他们用这些银子继续入股，参与经营，那银子生银子，，实现暴富的梦完全有可能。所以，晋中还有句流行语，“家中有个票号郎，强过七品空堂皇。”
有句话说得好，高工资才是低成本。晋商的身股制看似充满了温情，却成就了最强悍的商业竞争力，实则是把锋利无比的利剑。通过这把利剑，晋商的财东们用温情的手腕笼络住了打工者中的骨干，使得他们大多数愿意与商号共命运，也就等于稳定了整个打工者队伍，从而保证了商号的稳定和发展。至于个别的“跳槽”者，也不会给商号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而那些尚未顶身股者，当然不会只满足那些并不算优厚的“辛金”(是年辛制，按年发放。辛金，是辛苦钱的意思)，他们除了拼命做业务，加“辛金”，挣身股外，还会做什么呢?
责编 罗 东
道光六年(1826)，毛鸿翙受苦苦寻觅票号人才的侯培余礼聘，出任蔚泰厚绸缎庄总经理。其时，东家侯氏破格以待，给毛鸿翙在蔚泰厚顶股十厘的同时，又在新泰厚同时顶股十厘，等于让毛鸿翙一个大掌柜顶了双份身股，并给予其充分的权力以大施拳脚。就职后，毛鸿翙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蔚泰厚票号，并将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几个商店亦都改营票号，形成平遥票号中规模最大的蔚字五联号。蔚字号的分号遍布全国各重要商埠和城镇，且占据重要地位，特别在上海、北京、天津、苏州、广州、厦门等地享有盛名，与日升昌并驾齐驱。
在蔚字号蓬勃发展的同时，毛鸿翙亦因在蔚泰厚、新泰厚票号中各顶有身股1股及入有银股若干而暴富，并能够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产业。毛鸿翙在蔚字票号任总经理的二十多年中，先以所赚薪金，投资于购买经营土地上，在安泽一带购置土地五百多顷，在中条山购置林山六七处。土地、林山全部出租，每年仅地租就收入四千余石粮食。为经营土地，毛鸿翙专门设立“义泰昌粮行”，总店设在安泽城内，府城等地设分店；同时，毛鸿翙在平遥城内设有晋泰昌布庄和日生烟店。为搞好烟店，又在晋南曲沃县设有日生烟厂，专门制造旱烟。经长期苦心经营，毛鸿翙终于在同治四年(1865)，积累了足够资本，出资创办票号蔚长厚，由其孙毛履泰经营。此时，毛家已占两票号的银股近四分之一，实际上与侯氏在共同控股。
毛家的资产究竟有多少，尚无详细资料可查。但在光绪初年山西赈灾捐银中，毛鸿翙的孙子毛履泰捐银达8400两，钱1300千文，排名只在日升昌票号东家李氏之后，其富有可见一斑。
从毛鸿翙顶生意(顶身股)发家、到其孙毛履泰当家时，毛家在晋商的巨富望族中，已经屈指可数。毛鸿翙的发家，自然是因为本人能力和智慧过人，但更得益于晋商商号中普遍实行的顶身股制度。
顶身股——打工者到老板的阶梯
晋商企业管理机制中最有特色、也最具创造性的就是晋商普遍推行的人力股制度，也称“身股”、“人身股”或“顶生意”。顶身股制确切的出现年代已不可考，但在明末清初已经广为流行，从现有的史料看，晋商的人力股制度至少曾经历了300多年，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
“人力股系晋商特别习惯，俗称顶身股，资本家出钱，劳动者出力，均有股份，一经获利，平均分配，是以经理伙友，莫不殚心竭力，视营业兴衰为切己之厉害。”[陆国香，山西票号之今昔[J]，民族杂志，1936(3)]在人力股制度中，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即经营者可以凭“人力资本”入股，与资本所有者共享经营利润。人身股，类似今天的干股、技术股、职工股等，只是这些人不需拿真金白银去买股，企业根据劳动者的品质、能力和绩效来决定劳动者所获得的股份。
通常来说，企业(商号)的主要职工(并非全部职工)可以顶零点几厘到几厘，以至一股的股份，股份的多少由财东根据职工任职时间、能力、贡献大小来决定，一般是大掌柜(总经理)顶一股或九厘，二掌柜(副总经理)顶八厘、七厘，会计主任顶五厘、四厘，一般职员可顶三四厘或一二厘。每逢账期(3－4年)，可增加1－2厘，增至一股为限。学徒工不可以顶股。在一个财期(3－4年)结束时，“人身股”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加分红。以日升昌票号为例：将实缴资本分为30股，将经理及其伙友的顶身股分为40股，分红时即按70股平均分配。企业的经营利润要按股份平分，身股与银股并重，但企业的经营亏损却完全由财东承担，顶身股者不承亏赔责任。
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顶身股的员工越来越多，同时每个员工所顶的股份也越来越多，身股的比例有时候甚至超过银股，身股获得的分红也超过银股的分红。例如，大德通票号1888年有银股20股，身股9.7股，每股分850两白银，东家1.7万两，打工者7700两。至1908年，银股仍为20股，身股却增加到了23.95股，每股分红1.7万两白银，东家分得的34万两比顶身股者的40.288万两少了很多。
顶身股制度的结果是双赢，对东家来说，虽然其红利的一半以上分给了员工，但实际所分红利是20年前的20倍。而具体到每—位顶身股者，那也是一笔不少的银子。比如大德通的一位有名望的经理高钰，在1888年时，他只顶三厘身股，只分得255两白银。到1908年时，他所顶的身股已达1股，那么分红就是1.7万两白银。有了这么多的银子，他虽仍是个打工者，却由自食其力的普通百姓一跃进入富人行列。
更重要的是，一半或更多的商业红利被顶身股的打工者分吃，意味着不少的打工者能够与资本家一起共同分享赚来的财富。此种情况下，作为顶有身股的打工者，自然是不愿轻易辞职“跳槽”的，因为按规定，顶身股者一旦自己请辞出号或渎职被逐，那身股也就自然没有了，每个帐期相当于工资数倍、数十倍的红利自然也就不能继续了。十年学徒，四年一个帐期，那来之不易的身股若轻易失去，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得重新从头开始，即使能进入新的商号，是否顶身股，顶多少，都要重新评估，并不因为曾经顶多少身股而理所当然享有同样待遇，更不会在原顶身股上轻易增加。何况，新商号对“跳槽”者并不真心相信，对以往的背叛和渎职，往往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所以，轻易“跳槽”对打工者而言，无疑是种自残行为，不只自己银子大受损失，个人形象和信誉也大打折扣，其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一举数得的“花红”制
晋商更为高明的管理谋略还表现为花红制度的设定，真可谓一石三鸟，一举多得。
金融业务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山西的票号商们在帐期分红时不是只顾分红，不管未来风险的。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一般要从红利中预提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弥补未来意外损失的风险基金。此笔款项是总号在每次帐期决算后，依据纯利润的多少按预定比例、对应各分号掌柜计提的一定金额的损失赔偿准备基金，此项基金称为“花红”或者“护本”。此款专项存储于企业，并支付一定的利息，一旦出现事故，便以此作为补偿。这样分号掌柜就有一定的资金基础可用以填补损失赔偿之需，以免票号受损。如果及至分号掌柜任期届满退休时未出现意外事故，则连本带利一并付给分号掌柜。
随着分号掌柜工作年限的增长，在企业中积存的“花红”会越来越多，离任时可以本息一起拿走，这相当于一笔数目十分可观的退休补助金。同时，花红越多，离职或跳槽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促使他长期稳定地为企业出力，起到了一般激励方式所没有的作用。这的确是山西票号极具特色的一举多得之策，仅此一项制度就同时达到了抵御风险、有效激励和留住人才三项功效，可谓事半功倍。
此外，顶有身股的职工不仅在职可以享受分红，退休后身股可以照旧分红，死亡之后仍可以享受一个或二个会计年度的分红，叫“故股”。
如此优厚的待遇和精密的设计，极大的保证了打工者的利益，尤其是打工者中骨干的利益。优秀的打工者们虽不能与东家的巨富相比，但也彻底告别了贫困。如果他们用这些银子继续入股，参与经营，那银子生银子，，实现暴富的梦完全有可能。所以，晋中还有句流行语，“家中有个票号郎，强过七品空堂皇。”
有句话说得好，高工资才是低成本。晋商的身股制看似充满了温情，却成就了最强悍的商业竞争力，实则是把锋利无比的利剑。通过这把利剑，晋商的财东们用温情的手腕笼络住了打工者中的骨干，使得他们大多数愿意与商号共命运，也就等于稳定了整个打工者队伍，从而保证了商号的稳定和发展。至于个别的“跳槽”者，也不会给商号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而那些尚未顶身股者，当然不会只满足那些并不算优厚的“辛金”(是年辛制，按年发放。辛金，是辛苦钱的意思)，他们除了拼命做业务，加“辛金”，挣身股外，还会做什么呢?
责编 罗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