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秦晖新书《共同的底线》，这是近几年难得的一本好书。我因此想表示一点敬意：认真面对当下中国真问题，并有认真的学理的思考和讨论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多了。

一

　　今年年初我在一家杂志组织的迎新会上有一个讲话，呼吁“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推动改革的好事”，包括推广广东经验、给社会组织以更大的独立性，从解决反右运动入手，着手处理历史问题等等。这大概都是秦晖书中所说的“问题”。读秦晖的书，就更感到我自己的想法和秦晖的意见有着基本的一致，就是呼吁“共同底线”。这大概就是“中左和中右联合起来，警惕极左与极右”。我以为，这是中国知识界经历了许多争论以后，可以达到的一个共识。
　　在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在思考与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是正常的；而且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意见就是绝对正确的。这就需要坚持自己思考、说话的权利，也尊重别人思考、说话的权利。“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要用生命来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
　　秦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在我看来，有些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也有这样的倾向。这是当下最应该警惕的。
　　在我看来，要破除“唯我掌握真理”论，就必须有一个自我质疑的精神，还要正确对待对立者的意见。我经常提醒自己两点：一是许多我不认同的思想派别，其观念中未必没有合理的因素，只是把它绝对化，就变成荒谬了。比如 “毛派”，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总体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但我又认为，他们的某些看法并非没有合理性，也就是说，我们之间还是可以找到某些共通点的。对于具体的个人，就更是复杂，处于某个思想派别中的人，总有一些派别倾向不能概括的个人的东西，这是需要仔细辨认的，不能因为反对某个派别，而把其中的个人完全否定。
　　其二，在论战中，除了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据理力争，还要从不同意见者对自己的质疑、辩驳中，学会反省、警戒自己。千万不要因为反对对方的质疑，而把自己意见中的合理性推到极端，反而失去合理性，落入陷阱。
　　最重要的是，要确认我们前面所强调的那一点：中国的问题太复杂，我们谁也没有把握说，自己已经完全找准了中国的病根，我们开出的药方，就能完全治好中国的病。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自我质疑，还要认清自我的限度。我因此常常说，我对自己的观点，意见的态度，是“理直气不壮”：我所提出的看法，是经过认真研究，严肃思考，自有学理根据的，因此我“理直”，在没有认识自己真有错误之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但另一方面，我又深恐自己的观点，可能会有缺失，会遮蔽某些东西，并深知自己的观点即使正确，也会有一定限度，因此，我“气壮”不起来，总要有一点心虚，留有一点自我调节的余地，一点吸取其他意见的容量，不敢把自己置于“绝对正确，不容质疑，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位。
　　谁也没有权力垄断真理，我们所要做、能做的，只是追求真理，修正错误。这并不会导致相对主义，市侩主义，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保持彼此争论、批判的权利。
　　此外，我们讲各种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大家都在认真地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不同主张，因此才要相互辩驳。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鲁迅说的两种人：“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流氓”，“明说要做，其实不做；明说不做，其实要做；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一切不过是开开玩笑，“寻开心”的“做戏的虚无党”，那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对这样构不成对手的反对者，我的态度是：一句话也不说，只看他（他们）表演。

二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对秦晖的另一个观点的响应。秦晖在谈到民粹主义时强调其特点是“整体主义的思维，为整体利益而牺牲一切”。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整体主义的思维，在当下中国，最容易导致国家主义：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一切；而其实施的结果，必然是为了“国家代表”的利益，牺牲公民的合法权益。问题是这样的国家主义常常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
　　我曾经说过，当社会失去了理想，个人没有信仰时，支配人们行动的，一个是个人利益，另一个就是爱国主义。而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起劲地鼓吹以国家主义为内核与实质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事实上形成了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一个联盟。我在前几天还和一个日本朋友谈到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事实上，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各个国家在面临政治、经济危机，信仰危机时，都会用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看来，民族主义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世界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坦白地说，面对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我是感到相当困惑的。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不能没有我的民族感情，民族立场，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我是旗帜鲜明地主张要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尽管我对中国的国内问题有尖锐的批判，但批之严，正是爱之切。因此，我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认定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而有些讳疾忌医的自命的爱国主义者，恐怕正是鲁迅说的“爱亡国者”。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受鲁迅怀疑主义思想影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我对许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喧嚣，从不敢轻信，总要想一想，看看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于是，就发现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可能落入的两个陷阱。一个是前面说的国家主义，另一个就是中华中心主义。而这两种倾向，在当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与“世界向何处去”的大局，是需要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