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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日子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从而有力地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日关系：柳暗花明又一春
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关系一度跌宕起伏。日本前首相小泉奉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又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造成了中日政治关系一度非常紧张。2006年9月，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后，以“不说以后是否去参拜，也不说以前参拜过还是没参拜”的模糊方式，修正了小泉的“坚决参拜”政策，为中日恢复高层往来消除了政治障碍。随后安倍访华，提议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进行了恢复中日政治关系的“破冰之旅”。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了日本，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并同日本市民、学生共同健身，这一坦荡磊落、平易近人的“融冰之旅”，体现了中国领导人改善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
2007年下半年，安倍突然辞职，福田康夫出任日本新首相。日本国内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众所周知，福田首相系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之子。他大学毕业后进入丸善石油公司工作，一干就是17年。40多岁才作为父亲的秘书问津政治。在政界纵横捭阖30年，71岁才问鼎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诚如他自己在早稻田大学125周年庆典上所说的那样：虽非大器，确属晚成。
在政治思想和外交理念方面，福田首相深受其父福田赳夫前首相所提出之“福田主义”的影响。福田赳夫在其首相任期内曾取得两项重要的外交成果：一是1977年访问东南亚时，在马尼拉提出“福田主义”，要点是“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积极提供经济合作”；二是1978年作出政治决断，与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精神，正是战后日本外交中最放异彩、最具价值，而冷战后却逐渐背离和迷失的核心理念。
如果把福田的执政理念称之为“新福田主义”，大体上有三个组成部分：（1）理性的现实主义。即基于对国内外环境和国家利益的审慎判断而制定稳健务实的政策方针。（2）稳健的平衡主义。即在外交上要重视联合国、日美关系和对亚外交，回归战后日本的“外交三原则”，保持外交战略的平衡。（3）谨慎的渐进主义。福田赞成修宪但反对急于修宪，不谈“摆脱战后体制”，但也曾主张“日本可以拥有核武器”，并提出应制定“海外派兵永久化”的法律。与小泉、安倍、麻生等人相比，福田具有十分鲜明的“鸽派”色彩；但与日本政界的“鸽派”相比，却又带有温和的“鹰派”色彩。“新福田主义”对小泉、安倍的外交路线作出了适度调整，在重视日美同盟的同时，强调联合国的重要性，保持与亚洲邻国的稳定关系，使美国和亚洲邻国双方都放心。这标志着战后日本外交在经历过小泉的“从美轻亚”、安倍的“价值观外交”之后，向平衡外交的回归。
就日本政治领导人的从政风格而言，福田首相比小泉稳健、比安倍平衡、比麻生务实，他既没有像安倍（《致美丽的国家》）、麻生（《无以限量的日本》）那样，亲自著书以提出自成体系的理念和蛊惑人心的口号，更没有小泉和麻生那种张扬个性的“剧场政治”和“屡屡失言”的记录，他提出的政策理念“自主与共生”，是通过对日常事务的慎重判断和谨慎处理而体现和落实出来的。
福田康夫：审时度势顺潮流
福田出任首相后，根据其平衡外交理念，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对于曾经困扰中日关系的那些问题，福田首相都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为此与自民党内的志同道合者，如加藤弘一、山崎拓，组成了反对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铁三角”，甚至不惜辞去内阁官房长官的职务以坚持自己的历史观念和政治信条。福田宣布出马竞选以后明确表示，如果当选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将不在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此举不仅震动了日本政坛，也令周边国家刮目相看，由此扫除了近年来困扰中日关系的一大政治障碍。他坚持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承认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强制征发“慰安妇”的罪行。他和他所任命的文部科学大臣渡海纪三郎同为早稻田大学校友，均主张历史教科书应如实地记述历史，不应利用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或隐瞒历史事实。对于东海油气田问题，他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渠道，以谈判对话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台湾问题上，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支持“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意图“法理台独”的“入联公投”。2001年李登辉试图访日，当时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就坚决反对，因而与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基于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的理性认识，福田出任首相后表示，对中政策将奉行“三不”原则：（1）不在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2）不搞“价值观外交”；（3）不把中国视为军事威胁；表现出他在对中政策方面的慎重与善意。这一外交政策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形象，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赖和期待，也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和充实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此，中国舆论做出了积极评价。
2007年12月，福田首相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使中日关系提升到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新高度。福田首相还在北京大学发表了语言幽默、坦诚得体的演说，接着访问了环渤海经济圈重镇天津和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的故乡曲阜。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众所周知，30年前的1978年，正是福田赳夫担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前首相曾经自豪地表示：邦交正常化是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在日中之间架起的一座木制桥梁，而我跟中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则是架起了钢铁的桥梁。面对今天日中关系的峰回路转，福田首相充满信心地表示：希望2008年成为中日关系的“飞跃元年”。
瞻望前景：人间正道是和谐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当务之急是健全和完善、充实和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那么，应如何面对和处理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新型中日关系呢？
首先，应牢牢把握的是战略高度。必须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和两国以及世界的长远利益出发，坚持制度化、经常性的战略对话，审慎处理双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摆脱互相猜忌的“安全困境”，避免因“囚徒困境”或“零和博弈”而导致的两败俱伤，改变因“一山不容二虎”的单向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争拗而带来的战略对抗。
其次，应在双边互动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利益的互惠和共赢。这就要求中日两国清醒地认识各自的核心利益与利益边界，谋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36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也过去了30年。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环境、国际格局以及中日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利益矛盾的内涵与外延也都随之演变，具备了新的内容和形式。这就需要两国对此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坚持中日关系的三个文件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不断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内容和理念。
中日两国应共同努力，全面推进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中日两国应共同作出努力，巩固“消除政治障碍”的成果，提升政治、外交、安全对话的层次，扩大军事交流，缓解领土争端，积极解决经济海域问题。在经济贸易方面，应寻求能源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依据国际法、国际惯例，在WTO的框架内，解决贸易摩擦、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等问题。在深入广泛开展双边交流方面，中日两国有着成熟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可以发扬民间外交的优良传统，扩大民间的“草根”层次的全方位、多样化的交流方式和渠道，推动两国媒体客观、全面、准确地报道对方的情况，走出“以恶还恶”的“恶性循环”，增进互相理解，达成互相信任。
在地区问题上，中日两国应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通过政治对话、外交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并在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形成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维护共同安全；应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解决环境、贫困等跨国界问题，并在全球性国际事务中广泛加强协调与合作。
简单地说，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要达到两大目标。最低目标是保持中日关系目前的回暖进程和势头，加强各领域各层次双边对话的制度化，共同落实已达成的一系列交流与合作的协议，不仅在经济、贸易、文化、科学技术方面，也在政治、外交、安全方面，争取实现互惠共赢；至少要防止已经改善的双边关系因再次受到冲击而倒退。最高目标是建立战略层面的信任，摆脱“安全困境”，实现真正的历史和解与战略合作，使中日关系成为推动东亚共同体以及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动力引擎。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日关系的前景，还受到两国内政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取决于福田的执政前景。
从日本国内政治看，福田内阁能否长期执政至少要面对三大难关：（1）党内是否团结？能否保持在自民党内的高支持率，举党一致渡过难关？（2）政治运营是否顺利？自民党与在野党的政治博弈激烈进行，要否提前解散国会，何时举行众议院大选，自民党胜算几何？（3）国民是否支持？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民意调查，福田内阁成立时的支持率为59%，为战后以来的第四位。但由于年金记录丢失以及社会分化、经济回升乏力等问题，福田内阁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32%。如果国民关心的各种社会民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内阁支持率必将进一步下降。一个得不到国民足够支持的政府还能坚持到2009年9月任期届满再举行众议院大选吗？无论如何，在选举制、议会内阁制的政治体制下，只有赢得一场大选，福田内阁才能获得合法性与民意基础，才有可能长期执政。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将不能不受到日本政局变化的影响。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的访问，不仅将加固中日两国之间和平发展的桥梁，而且将开辟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中日两国人民期待中日关系在阳光明媚之日，开放烂漫春花；在天高云淡之时，结出丰硕秋实。
（责任编辑 汪文庆）
中日关系：柳暗花明又一春
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关系一度跌宕起伏。日本前首相小泉奉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又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造成了中日政治关系一度非常紧张。2006年9月，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后，以“不说以后是否去参拜，也不说以前参拜过还是没参拜”的模糊方式，修正了小泉的“坚决参拜”政策，为中日恢复高层往来消除了政治障碍。随后安倍访华，提议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进行了恢复中日政治关系的“破冰之旅”。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了日本，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并同日本市民、学生共同健身，这一坦荡磊落、平易近人的“融冰之旅”，体现了中国领导人改善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
2007年下半年，安倍突然辞职，福田康夫出任日本新首相。日本国内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众所周知，福田首相系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之子。他大学毕业后进入丸善石油公司工作，一干就是17年。40多岁才作为父亲的秘书问津政治。在政界纵横捭阖30年，71岁才问鼎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诚如他自己在早稻田大学125周年庆典上所说的那样：虽非大器，确属晚成。
在政治思想和外交理念方面，福田首相深受其父福田赳夫前首相所提出之“福田主义”的影响。福田赳夫在其首相任期内曾取得两项重要的外交成果：一是1977年访问东南亚时，在马尼拉提出“福田主义”，要点是“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积极提供经济合作”；二是1978年作出政治决断，与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精神，正是战后日本外交中最放异彩、最具价值，而冷战后却逐渐背离和迷失的核心理念。
如果把福田的执政理念称之为“新福田主义”，大体上有三个组成部分：（1）理性的现实主义。即基于对国内外环境和国家利益的审慎判断而制定稳健务实的政策方针。（2）稳健的平衡主义。即在外交上要重视联合国、日美关系和对亚外交，回归战后日本的“外交三原则”，保持外交战略的平衡。（3）谨慎的渐进主义。福田赞成修宪但反对急于修宪，不谈“摆脱战后体制”，但也曾主张“日本可以拥有核武器”，并提出应制定“海外派兵永久化”的法律。与小泉、安倍、麻生等人相比，福田具有十分鲜明的“鸽派”色彩；但与日本政界的“鸽派”相比，却又带有温和的“鹰派”色彩。“新福田主义”对小泉、安倍的外交路线作出了适度调整，在重视日美同盟的同时，强调联合国的重要性，保持与亚洲邻国的稳定关系，使美国和亚洲邻国双方都放心。这标志着战后日本外交在经历过小泉的“从美轻亚”、安倍的“价值观外交”之后，向平衡外交的回归。
就日本政治领导人的从政风格而言，福田首相比小泉稳健、比安倍平衡、比麻生务实，他既没有像安倍（《致美丽的国家》）、麻生（《无以限量的日本》）那样，亲自著书以提出自成体系的理念和蛊惑人心的口号，更没有小泉和麻生那种张扬个性的“剧场政治”和“屡屡失言”的记录，他提出的政策理念“自主与共生”，是通过对日常事务的慎重判断和谨慎处理而体现和落实出来的。
福田康夫：审时度势顺潮流
福田出任首相后，根据其平衡外交理念，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对于曾经困扰中日关系的那些问题，福田首相都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为此与自民党内的志同道合者，如加藤弘一、山崎拓，组成了反对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铁三角”，甚至不惜辞去内阁官房长官的职务以坚持自己的历史观念和政治信条。福田宣布出马竞选以后明确表示，如果当选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将不在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此举不仅震动了日本政坛，也令周边国家刮目相看，由此扫除了近年来困扰中日关系的一大政治障碍。他坚持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承认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强制征发“慰安妇”的罪行。他和他所任命的文部科学大臣渡海纪三郎同为早稻田大学校友，均主张历史教科书应如实地记述历史，不应利用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或隐瞒历史事实。对于东海油气田问题，他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渠道，以谈判对话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台湾问题上，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支持“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意图“法理台独”的“入联公投”。2001年李登辉试图访日，当时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就坚决反对，因而与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基于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的理性认识，福田出任首相后表示，对中政策将奉行“三不”原则：（1）不在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2）不搞“价值观外交”；（3）不把中国视为军事威胁；表现出他在对中政策方面的慎重与善意。这一外交政策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形象，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赖和期待，也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和充实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此，中国舆论做出了积极评价。
2007年12月，福田首相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使中日关系提升到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新高度。福田首相还在北京大学发表了语言幽默、坦诚得体的演说，接着访问了环渤海经济圈重镇天津和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的故乡曲阜。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众所周知，30年前的1978年，正是福田赳夫担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前首相曾经自豪地表示：邦交正常化是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在日中之间架起的一座木制桥梁，而我跟中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则是架起了钢铁的桥梁。面对今天日中关系的峰回路转，福田首相充满信心地表示：希望2008年成为中日关系的“飞跃元年”。
瞻望前景：人间正道是和谐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当务之急是健全和完善、充实和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那么，应如何面对和处理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新型中日关系呢？
首先，应牢牢把握的是战略高度。必须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和两国以及世界的长远利益出发，坚持制度化、经常性的战略对话，审慎处理双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摆脱互相猜忌的“安全困境”，避免因“囚徒困境”或“零和博弈”而导致的两败俱伤，改变因“一山不容二虎”的单向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争拗而带来的战略对抗。
其次，应在双边互动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利益的互惠和共赢。这就要求中日两国清醒地认识各自的核心利益与利益边界，谋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36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也过去了30年。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环境、国际格局以及中日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利益矛盾的内涵与外延也都随之演变，具备了新的内容和形式。这就需要两国对此都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坚持中日关系的三个文件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不断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内容和理念。
中日两国应共同努力，全面推进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中日两国应共同作出努力，巩固“消除政治障碍”的成果，提升政治、外交、安全对话的层次，扩大军事交流，缓解领土争端，积极解决经济海域问题。在经济贸易方面，应寻求能源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依据国际法、国际惯例，在WTO的框架内，解决贸易摩擦、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等问题。在深入广泛开展双边交流方面，中日两国有着成熟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可以发扬民间外交的优良传统，扩大民间的“草根”层次的全方位、多样化的交流方式和渠道，推动两国媒体客观、全面、准确地报道对方的情况，走出“以恶还恶”的“恶性循环”，增进互相理解，达成互相信任。
在地区问题上，中日两国应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通过政治对话、外交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并在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形成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维护共同安全；应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解决环境、贫困等跨国界问题，并在全球性国际事务中广泛加强协调与合作。
简单地说，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要达到两大目标。最低目标是保持中日关系目前的回暖进程和势头，加强各领域各层次双边对话的制度化，共同落实已达成的一系列交流与合作的协议，不仅在经济、贸易、文化、科学技术方面，也在政治、外交、安全方面，争取实现互惠共赢；至少要防止已经改善的双边关系因再次受到冲击而倒退。最高目标是建立战略层面的信任，摆脱“安全困境”，实现真正的历史和解与战略合作，使中日关系成为推动东亚共同体以及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动力引擎。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日关系的前景，还受到两国内政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取决于福田的执政前景。
从日本国内政治看，福田内阁能否长期执政至少要面对三大难关：（1）党内是否团结？能否保持在自民党内的高支持率，举党一致渡过难关？（2）政治运营是否顺利？自民党与在野党的政治博弈激烈进行，要否提前解散国会，何时举行众议院大选，自民党胜算几何？（3）国民是否支持？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民意调查，福田内阁成立时的支持率为59%，为战后以来的第四位。但由于年金记录丢失以及社会分化、经济回升乏力等问题，福田内阁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32%。如果国民关心的各种社会民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内阁支持率必将进一步下降。一个得不到国民足够支持的政府还能坚持到2009年9月任期届满再举行众议院大选吗？无论如何，在选举制、议会内阁制的政治体制下，只有赢得一场大选，福田内阁才能获得合法性与民意基础，才有可能长期执政。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将不能不受到日本政局变化的影响。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的访问，不仅将加固中日两国之间和平发展的桥梁，而且将开辟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中日两国人民期待中日关系在阳光明媚之日，开放烂漫春花；在天高云淡之时，结出丰硕秋实。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