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是学术泰斗，他留给我们的印象，一直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形象，但实际上，温文尔雅的蔡元培，也有其锋芒毕露、激进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蔡元培。据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有一回，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交讲义费。许多学生不同意，便聚集了几百个人集合示威，反对实施这项规定。蔡元培先生时任北大校长，他闻讯后赶到现场，告诉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定。但激动的学生却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他们涌进教室和办公室，吵闹着要找制定这项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由他自己单独负责，与别的教师无关。闹事的学生继续不依不饶，群情激奋地大声嚷嚷。蔡先生被彻底激怒了，只见他把袖子高高地卷到胳膊肘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地在空中摇晃，气愤地大声喊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师了。
　　梅贻琦先生也是一位有着担当精神的校长：1935年冬，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以及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北平学生群情激愤，在中共地下组织和北平学联的操控之下，数千学生上街游行请愿，并与军警发生冲突，酿成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发生后，南京政府明令取缔非法组织，对参与非法组织的不良分子实施传讯、逮捕，随后进入各个学校抓人。1936年2月29日凌晨，二百余名军警携带四十余名“不良分子”名单，冲入清华大学进行搜捕，并将学生骨干蒋南翔等人抓捕归案。
　　大逮捕风潮过后，清华园内秩序渐渐平静，但有一个疑问一直萦绕在每个同学心中：军警人员是如何得到“不法分子”名单的？是谁向他们提供的这份名单？大家猜来猜去，最后认定教务长潘光旦嫌疑最大，便决定找潘光旦算账。第二天早上，一帮学生在校门口找到了潘光旦，便立即将他团团围住，大声质问他为什么出卖学生。潘光旦微笑着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并没有出卖学生;但学生们哪里肯听？他们不但谩骂，而且开始动手，夺下潘光旦的两根拐杖扔到地上;没有了拐杖的潘光旦，只好用一条腿跳来跳去地保持平衡。可学生们依然不依不饶，依然大声吵嚷着对他进行围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梅贻琦校长赶到了，他登上台阶后，挡在潘光旦前面，面对着两三百名愤怒的学生，有半分钟未发言，显然他是在尽量抑制自己内心的愤怒。见此情形，那些大声喊叫的学生们都安静下来了。梅贻琦发言了，他激动地说：“你们要打人，就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為学校把名单交给了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一直以来，梅贻琦给大家的印象，都是温婉平和的，大家几乎没有看见过他动气、发火，但这一回，梅贻琦却像一头被激怒了的狮子一样暴跳如雷了，他看到学生们竟然把潘光旦的拐杖都夺去了，更加恼怒，痛心疾首地说：“在清华竟出现这样野蛮的行动，我万分痛心，你们一定要发泄闷气的话，来打我校长好了。不然如果你们还有理智良知，应该听从学校的处理，我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办法。”梅贻琦的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说完，学生们立时都蔫了，部分学生脸上还露出了羞愧之色。突然，围观的学生中有人振臂高呼：“拥护梅校长！”其他学生听罢，也都跟着呼喊起来，一场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次日上午，梅校长召集全体学生在大礼堂开会，以沉痛的心情对学生们进行训话：“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以血气之勇，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原来，梅校长迫于压力向军警部门提供的，不过是一份去年的名单，诚如清华校友林从敏所解释的那样：“事实上潘教务长与学校当局没有将鼓推学运同学的名单交给军警特工人员。潘先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倡言民主自由言行，不可能做出这种出卖同学之事。而梅师爱护学生如子弟，只有言教、身教，不会帮助他人来残害自己学生。”
　　蔡元培先生和梅贻琦先生，都是因为其在教育事业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而名垂青史的，除了教育方面的成就之外，他们的担当精神，也同样令人敬佩。现实生活中，当问题出现时，很多当领导的人都把责任推到下边人身上、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生怕给自己惹上麻烦。但蔡元培和梅贻琦两位校长却不是这样，作为领导者，他们在遇到问题时，能挺身而出、勇于揽过，这种不推脱责任、勇于担当的精神，是成就大事业的重要品质之一。拥有着这样崇高的为人境界，我们怎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
　　编辑 / 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