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值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拟于2015年8月中旬发表战后70年谈话。据日媒报道，该谈话可能会降级为“个人见解”，而不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殖民地统治和侵略”一类词句或将被回避。消息一出，引发包括中韩在内的各国的强烈回应。
回顾战后大半个世纪，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始终暧昧不清，摇摆不定，甚至拒绝悔改认罪，一次次挑战受害国的忍耐底限——
贼人喊冤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东京皇宫前，成百上千万人长跪于此，痛哭流涕。东京各处不时传来凌乱的枪声，右翼军官们纷纷拔枪自杀。就在这一天，日本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长久被“神国不灭”“武运长远”“东亚圣战大捷”蒙蔽的日本国民终于意识到，日本战败投降了。
然而，这封《终战诏书》的说辞，却足以让所有被侵略国民众血脉贲张，愤而拍案：
所以宣战于英美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等所为本非朕之志也。
交战业已四载，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亦对我不利，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不见“战败”“投降”的字眼，没有道歉、忏悔的表述，一场蹂躏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大片土地、屠杀千百万人的侵略战争，被狡辩为日本“自存”与反抗欧洲白人统治以保东亚“安宁”的“正义之战”。诏书将“施害”说成“受害”，强烈抗议世界各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行为“频杀无辜，惨害所及”，而对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竟不置一词。
此种贼人喊冤的行径，是日本军政界驾轻就熟的。早在战争结束前夕，日本政府就“恶人先告状”，为推卸战争责任埋下伏笔。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 “理直气壮”地谴责美军投掷原子弹违反“海牙公约”，而无视自己在中国及其他盟国的惨绝人寰的杀戮恶行；苏联出兵后，日本又开始无休止地谴责苏联违背《日苏中立条约》发动“侵略”日本的战争，而闭口不提日本不顾国际条例及信誉发动侵略战争和各种偷袭行动。
这种倒打一耙的行为显然很难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但在日本国内，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战争遗孤，严重残疾的退伍军人，残垣断壁的破败城镇，还有足以给几代人造成后遗症的原子弹灾难，都给了这种受害意识以生长的土壤。普通民众也因此更多地认可了“受害者”的角色，从而选择性地淡化了自己作为施害者的责任。
掩盖罪行
据战末铃木贯太郎内阁大藏大臣广濑丰作等人回忆，日本投降前后，为逃避战争追责，掩盖侵略战争中反和平、反人道的罪行，在内阁决议支持下，军政界曾大量销毁战争证据。当时，陆军中央所处地上空，焚烧文件的黑烟从8月14日一直持续到16日。其他政府机关和民间机构，包括众议院、各大报社，及站在“军学合作”前沿的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大学，也接到命令，要求烧毁文件。据日本战争研究专家吉田裕介绍，当时在烧毁重要资料的同时，还隐藏了相当一批高度机密的文件。
这种狗急跳墙式的做法，为战后东京审判中搜集战犯罪证和量刑定罪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947年2月，日本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在东京审判的辩护阶段，阐述了日本政府的观点：“我国的当事者没有与德意共同征服世界的想法”，“若说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其本身也不是犯罪，对苏联也没有侵略意图”，“‘违反中立条约’的是苏联方面，‘太平洋战争’也只是自卫行动”。这种颠倒黑白的“自卫史观”，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时期，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以至于日本政府在否认战争责任上越走越远。
最典型的例证是对战犯和战殁者的肯定与推崇。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了战后首次“全国战殁者追悼会”，时任首相吉田茂（1948-1954年在任）致辞称：“毋庸置疑，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这种以官方形式为日本战死者给予肯定的模式，被其后多届内阁效仿。
从1955年开始，日本政府置国际社会的反对于不顾，以患病、年迈为由，大量释放在押战犯。至1958年4月，除在狱中死亡的梅津美治郎（曾任关东军司令）等外，其余在押战犯全部被释放。诸多战犯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社会各界的显赫人物，甚至重新入主内阁，在政治上呼风唤雨。如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1945年至1946年曾一度担任日本首相；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外相的重光葵，战后也继续出任东久迩内阁和鸠山一郎内阁外相，等等。
为了进一步否定侵略战争性质，1951年2月，文部省发布《改定学习指导要领》，正式提出用“进出”取代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掀起了修改教科书的逆流。1955年度日本的“社会科”教科书检定中，初中申请了7本，检定不合格有2本；高中申请17本，不合格8本——文部省官员认为“满洲事变”等的发生，是因为中国发生排日运动，所以日本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不能以日本的“侵略”来说明中日之间的冲突。
以文化手段“洗白”罪恶的行径，自然不会止步于教科书。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国内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大量美化侵略战争，推卸战争责任的“战争秘闻”“战地读物”纷纷冒头。1951年，侵华日军参谋猪口力平出版《神风特别攻击队》，大肆宣扬特攻队的“英雄事迹”；1952年，甲级战犯重光葵出版《昭和之动乱》一书，狡辩是中国的革命外交、张学良的极端排日和收回满洲铁路运动，刺激了日本军部，才导致了关东军不得不武力保护日本权益的行为，再唱所谓的“九一八事变自卫说”。据统计，截至1956年9月末，凡此种种谬辩之书，发行总数达251种，其中歪曲的战争责任观流毒甚广。 外交压力下的有限度认罪
战后的日本，在经过短暂的经济困境之后，迎来了奇迹般的高速发展。到1968年，明治维新100周年，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重返国际舞台，日本开始积极拓展对外关系。
冷战爆发后，美国为了巩固反共联盟，曾“热心”地敦促其阵营的日韩两国建交。自1951年起，日本与韩国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马拉松式复交谈判。其间最大的障碍便是战争责任问题。如1953年10月，日韩第三次谈判过程中，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竟以日本曾在朝鲜开展各项殖民“建设”活动，反驳韩国提出的赔偿要求，以致韩国代表愤而退出谈判会场。此后，日韩复交谈判中断4年之久，直到1957年，才在美国的极力调解下再度开启。
中日复交也产生过类似波折。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2-1974年在任）访华。其间谈及侵华战争，他两次轻描淡写地说：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在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后，田中比喻道：“有这么两家，世世代代是邻居。几十年来他们为争墙根的寸土互不相让，吵得两家连话也不讲。可是他们两家的儿女却非常要好，希望结婚。他们说，如果父母反对就私奔。倘若遇到这种情况，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了……”竟将侵略恶行比喻成邻居之间的“墙根之争”，将责任归咎于双方，妄图在不知不觉中推卸侵略责任！
但即便如此，应该说，田中角荣在战争责任的对外表述上是超越了其前任的。在之后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中，田中承认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责任。这是战后日本政府与各国签署或发表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承认负有加害责任，并表示深刻反省。
田中此举是承受了日本国内很大压力的。此前右翼分子已经制造了多起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承认战争罪责的恐怖事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曾率团访问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签署了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反对制造两个中国阴谋为主要内容的共同声明，结果在1960年被右翼刺杀。1963年，时任阁僚河野一郎与中日友好协会孙平化率领的“中国兰花爱好者代表团”会餐时，表达了对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意愿，消息走漏，河野的住宅遭右翼纵火焚毁。田中表示决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右翼分子及其宣传车常出现在他家周围，恐吓电话不断。田中访华时的“麻烦”发言，及当时签订的声明，也让右翼极为不满，以致田中从北京回国后，向天皇汇报完毕，不得不出席自民党的大会，向大家低头道歉。其间，他甚至被要求剖腹谢罪。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直遭到政坛孤立。
重压之下，原本出于建交目的而不得已最低限度地承认战争责任的田中角荣，回国后很快食言。在两年多的任期内，他先后5次参拜靖国神社，在当时仅次于其前任佐藤荣作（1964-1972年任期内，曾11次参拜）。
田中角荣的反复，反映出了日本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交锋。
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冷战中转攻为守，经济发展放缓。日本经济则持续平稳发展，并不断与美国拉近距离。经济的繁荣，一点点风化了年长一代的战争记忆，淡漠了年青一代对那场战争的认知，也恢复了日本保守派和右翼的“信心”。他们开始做起了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梦，频频推动日本政府制造事端，妄图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以摆脱战败国地位，甩掉所谓的“历史包袱”。
从1951年吉田茂开始，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曾到过靖国神社参拜，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并以私人身份前往。而1975年，时任首相三木武夫（1974-1976年在任）在出席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后，直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开了日本首相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
接着，日本政府和靖国神社“暗箱操作”，终于将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接受上至首相群僚下至普通百姓的“参拜”。
其实，早在1966年，主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厚生省向靖国神社提交的一批205人的祭祀名单中，就已包含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但皇室、宫内厅和靖国神社第五任宫司筑波藤磨都比较谨慎，迟迟未能实现合祀。原职业军人出身的松平永芳在1978年7月继任第六任宫司后，于1978年10月17日晚偷偷将14名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并临时补办了各项手续。松平曾说： “厚生省已发出通知”，“鉴于被处死者按国内法与战死者予以同等对待，政府公文已经下达，通知合祀就没有什么不妥的”。1986年10月，他回忆指出这经过了“国家机关的正式决定程序”。可见，松平正是根据厚生省的秘密安排进行合祀的。
1979年4月19日，即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半年之后，《朝日新闻》才报道了此事，在日本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政客和右翼分子越来越多地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严重影响日本与亚洲邻国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
继三木武夫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福田赳夫（1976-1978年在任）、铃木善幸（1980-1982年在任）、中曾根康弘（1982-1987年在任）相继率领阁僚参拜，并越来越模糊公、私参拜的界限。
但右翼组织自民党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组织成立了“遗族议员协议会”“奉答英灵议员协议会”“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目标就是促使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另一方面，在野党、其他宗教团体和部分民众对此表示反对，声称若首相执意而行，将以违反宪法予以起诉。
为此，中曾根康弘内阁法务大臣奥野诚亮专门成立了“靖国问题小委员会”，讨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法律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内阁总理大臣代表国家，去靖国神社参拜为国家献出生命的战殁者理所当然，以官方名义参拜，记入内阁总理大臣并不违宪”，即所谓的“奥野见解”。 为敦促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4年8月13日，日本遗族会发动47个都道府县的132名战争遗孤代表，在靖国神社内举行绝食请愿活动。其他右翼组织或开动宣传车巡回呼喊，或在街头巷尾散发传单，或登台讲演，呼吁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终于冲破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浪，置中、韩等国政府的交涉于不顾，打着战后40年“政治总决算”的旗号，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昂首迈进靖国神社，揭开了战后日本现任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序幕。
此举严重伤害了受害国的民族感情，自然遭到了亚洲邻国及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为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8月14日，不得不通过官房长官谈话表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9月3日，中曾根康弘在共同通讯加盟社编辑局长会议的讲演中说：“合祀甲级战犯，刺激了被侵略一方的国民感情，我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并表示应该对此反省。虽然这也许只是外交辞令，且未明确指出“那场战争”是太平洋战争还是对华战争，但毕竟代表日本政府首次表明了对侵略战争的认识。
“失言大臣现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出现一种“失言大臣现象”，不少日本政客甘冒丢乌纱帽之险，频频发表歪曲侵略事实和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论，然后在日本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之下辞职或被免职。这种怪现象“前赴后继”持续至今。
开先河的是时任文部大臣藤尾正行（此前也时有日本内阁大臣发表歪曲侵略事实的言论，但并未免职或主动辞职）。藤尾正行于1986年7月出任中曾根内阁文部大臣。上任没几天，他就在新闻发布会上扬言“东京审判非正义”，此后又在多个场合发表类似言论。9月初，在接受日本《文艺春秋》杂志采访时，藤尾发表了多个具有争议性的声明，宣称南京暴行不是战争罪行，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就国际法而言，在战争中杀人不属于谋杀范畴”。藤尾狡辩说，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死难人数被夸大了。他还把矛头指向韩国，声称韩国之所以指责日本，部分原因在于1910年日韩合并，而事实却是韩国心甘情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至于东京审判，藤尾表示，“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那场审判是为了“夺走日本力量”的“种族报复”。他甚至还把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同中国孔庙祭祀等同起来。
藤尾的这番言论顿时引起日本国内外一片哗然。日本在野党抨击他是“放言大臣”（即“失言大臣”），中国和韩国提出了强烈抗议，而藤尾本人却拒绝道歉，也不收回自己的声明。迫于国内外压力，中曾根将其免职。
1988年4月22日，日本政府第三号人物、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他发表谬论：中国声称1937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这没有事实依据，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是“偶然的”，“我不想称其为侵略战争，因为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有很多人在战争中死亡”。稍后，他又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政治创造物”，“日本在二战中为自卫而战，没有侵略意图，白种人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但只有日本遭到指责。究竟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被称为军国主义者和侵略者”。奥野还称，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惩罚”。
一开始，时任首相竹下登（1987-1989年在任）对奥野的这些声明保持沉默。但事情越闹越大，中国被彻底激怒，《人民日报》很快对奥野的言论做出反应，谴责他“掩盖战争真相”。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日本自民党一名官员说：“看上去一些日本领导人并不希望看到加深对战争的理解或是强化中日关系。”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做出明确回答。
为此，竹下登多次召集国会会议，但在会上既不肯谈他对日军暴行的看法（竹下登在二战时曾是日本陆军见习士官），也不愿触及战争责任。中国政府随后严正指出：日本政府的这一态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将直接损害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竹下登只好打破沉默，称奥野言论不当。
1988年5月13日，奥野递交了辞呈。他声称，辞职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而不是希望收回自己的说法。
持续不断的大臣“失言”，极大地刺激了受害国的民族感情。在强烈的国际舆论抨击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拿出姿态，于是这些“失言”大臣成为替罪羊。但他们似乎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不少人风光依旧，甚至获得了更高的人气。
自民党的“突而不破”
战后半个世纪，德国严格履行战争赔偿责任。其总理默克尔2007年演说时提到，德国二战后支付了大约640亿欧元。但同为法西斯阵营的日本，在美国的操控和庇护下，赔偿却异常轻微。据相关资料，日本支付战争赔偿额的最高年度是1969年，为1亿多美元，但也仅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07%。微乎其微的赔偿没能使日本记取侵略战争的教训，也纵容了右翼集团变本加利地否认侵略事实。
冷战结束后，长期遭受压抑的要求日本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井喷，成为一项国际性的运动。据统计，自1977年韩国人孙振斗偷渡日本并提出赔偿诉讼，至今已有近百起要求日本赔偿的诉讼案件，包括慰安妇、中国劳工等，索偿者涉及整个二战期间盟国的受害者。
来自国际社会的冲击，与1991年之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压力，让日本政府有些疲于应对。相对之下，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斐然，让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打量彼此间的外交关系，有限地清除右倾化障碍。
此种局势下，1991年，访问东南亚各国的时任首相海部俊树（1989-1991年在任，卸任后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友好交流，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兼深圳大学名誉教授，曾于1994年获得“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2010年4月13日访问南京时曾就大屠杀事件向南京人民道歉）在新加坡发表讲话，表示将“反省过去”作为今后日本“新亚洲外交”的基础，并承认“我国给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人民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悲伤”。虽只说到“反省”即止，但毕竟包含了谢罪的意思。作为一贯右倾的自民党政府，能迈出这样一步也是值得肯定的。 随后的宫泽喜一内阁时期（1991-1993），为进一步改善和思考日本与亚太地区的关系，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特设了作为首相私人咨询机构的“思考21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与日本恳谈会”。1992年，该恳谈会向首相提出了《21世纪的亚洲太平洋与日本》的报告书，提议“有诚意”地进行赔偿，并对个人的受害，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追加津贴。这项提议被宫泽及其后的几届内阁所采纳。
需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外表态往往存在外交辞令的虚伪性。如韩国女性团体就“慰安妇”问题向海部俊树提出道歉、补偿等6项要求，遭到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拒绝。直到进步历史学家吉见义明发现日本军队募集和管理从军“慰安妇”的史料后，继任的宫泽喜一才答应查明真相。
1993年8月，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发表“河野谈话”，终于承认“慰安妇”事件。但这一谈话却于2014年被日本政府首次公开否认。
联合政府的艰难推进
1993年是战后日本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下台，细川护熙（1993-1994年在任）组织多党联合政府。
回顾战后大半个世纪，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始终暧昧不清，摇摆不定，甚至拒绝悔改认罪，一次次挑战受害国的忍耐底限——
贼人喊冤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东京皇宫前，成百上千万人长跪于此，痛哭流涕。东京各处不时传来凌乱的枪声，右翼军官们纷纷拔枪自杀。就在这一天，日本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长久被“神国不灭”“武运长远”“东亚圣战大捷”蒙蔽的日本国民终于意识到，日本战败投降了。
然而，这封《终战诏书》的说辞，却足以让所有被侵略国民众血脉贲张，愤而拍案：
所以宣战于英美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等所为本非朕之志也。
交战业已四载，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亦对我不利，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不见“战败”“投降”的字眼，没有道歉、忏悔的表述，一场蹂躏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大片土地、屠杀千百万人的侵略战争，被狡辩为日本“自存”与反抗欧洲白人统治以保东亚“安宁”的“正义之战”。诏书将“施害”说成“受害”，强烈抗议世界各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行为“频杀无辜，惨害所及”，而对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竟不置一词。
此种贼人喊冤的行径，是日本军政界驾轻就熟的。早在战争结束前夕，日本政府就“恶人先告状”，为推卸战争责任埋下伏笔。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 “理直气壮”地谴责美军投掷原子弹违反“海牙公约”，而无视自己在中国及其他盟国的惨绝人寰的杀戮恶行；苏联出兵后，日本又开始无休止地谴责苏联违背《日苏中立条约》发动“侵略”日本的战争，而闭口不提日本不顾国际条例及信誉发动侵略战争和各种偷袭行动。
这种倒打一耙的行为显然很难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但在日本国内，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战争遗孤，严重残疾的退伍军人，残垣断壁的破败城镇，还有足以给几代人造成后遗症的原子弹灾难，都给了这种受害意识以生长的土壤。普通民众也因此更多地认可了“受害者”的角色，从而选择性地淡化了自己作为施害者的责任。
掩盖罪行
据战末铃木贯太郎内阁大藏大臣广濑丰作等人回忆，日本投降前后，为逃避战争追责，掩盖侵略战争中反和平、反人道的罪行，在内阁决议支持下，军政界曾大量销毁战争证据。当时，陆军中央所处地上空，焚烧文件的黑烟从8月14日一直持续到16日。其他政府机关和民间机构，包括众议院、各大报社，及站在“军学合作”前沿的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大学，也接到命令，要求烧毁文件。据日本战争研究专家吉田裕介绍，当时在烧毁重要资料的同时，还隐藏了相当一批高度机密的文件。
这种狗急跳墙式的做法，为战后东京审判中搜集战犯罪证和量刑定罪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947年2月，日本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在东京审判的辩护阶段，阐述了日本政府的观点：“我国的当事者没有与德意共同征服世界的想法”，“若说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其本身也不是犯罪，对苏联也没有侵略意图”，“‘违反中立条约’的是苏联方面，‘太平洋战争’也只是自卫行动”。这种颠倒黑白的“自卫史观”，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时期，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以至于日本政府在否认战争责任上越走越远。
最典型的例证是对战犯和战殁者的肯定与推崇。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了战后首次“全国战殁者追悼会”，时任首相吉田茂（1948-1954年在任）致辞称：“毋庸置疑，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这种以官方形式为日本战死者给予肯定的模式，被其后多届内阁效仿。
从1955年开始，日本政府置国际社会的反对于不顾，以患病、年迈为由，大量释放在押战犯。至1958年4月，除在狱中死亡的梅津美治郎（曾任关东军司令）等外，其余在押战犯全部被释放。诸多战犯摇身一变，又成为日本社会各界的显赫人物，甚至重新入主内阁，在政治上呼风唤雨。如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1945年至1946年曾一度担任日本首相；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外相的重光葵，战后也继续出任东久迩内阁和鸠山一郎内阁外相，等等。
为了进一步否定侵略战争性质，1951年2月，文部省发布《改定学习指导要领》，正式提出用“进出”取代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掀起了修改教科书的逆流。1955年度日本的“社会科”教科书检定中，初中申请了7本，检定不合格有2本；高中申请17本，不合格8本——文部省官员认为“满洲事变”等的发生，是因为中国发生排日运动，所以日本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不能以日本的“侵略”来说明中日之间的冲突。
以文化手段“洗白”罪恶的行径，自然不会止步于教科书。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国内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大量美化侵略战争，推卸战争责任的“战争秘闻”“战地读物”纷纷冒头。1951年，侵华日军参谋猪口力平出版《神风特别攻击队》，大肆宣扬特攻队的“英雄事迹”；1952年，甲级战犯重光葵出版《昭和之动乱》一书，狡辩是中国的革命外交、张学良的极端排日和收回满洲铁路运动，刺激了日本军部，才导致了关东军不得不武力保护日本权益的行为，再唱所谓的“九一八事变自卫说”。据统计，截至1956年9月末，凡此种种谬辩之书，发行总数达251种，其中歪曲的战争责任观流毒甚广。 外交压力下的有限度认罪
战后的日本，在经过短暂的经济困境之后，迎来了奇迹般的高速发展。到1968年，明治维新100周年，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重返国际舞台，日本开始积极拓展对外关系。
冷战爆发后，美国为了巩固反共联盟，曾“热心”地敦促其阵营的日韩两国建交。自1951年起，日本与韩国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马拉松式复交谈判。其间最大的障碍便是战争责任问题。如1953年10月，日韩第三次谈判过程中，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竟以日本曾在朝鲜开展各项殖民“建设”活动，反驳韩国提出的赔偿要求，以致韩国代表愤而退出谈判会场。此后，日韩复交谈判中断4年之久，直到1957年，才在美国的极力调解下再度开启。
中日复交也产生过类似波折。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2-1974年在任）访华。其间谈及侵华战争，他两次轻描淡写地说：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在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后，田中比喻道：“有这么两家，世世代代是邻居。几十年来他们为争墙根的寸土互不相让，吵得两家连话也不讲。可是他们两家的儿女却非常要好，希望结婚。他们说，如果父母反对就私奔。倘若遇到这种情况，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了……”竟将侵略恶行比喻成邻居之间的“墙根之争”，将责任归咎于双方，妄图在不知不觉中推卸侵略责任！
但即便如此，应该说，田中角荣在战争责任的对外表述上是超越了其前任的。在之后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中，田中承认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责任。这是战后日本政府与各国签署或发表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承认负有加害责任，并表示深刻反省。
田中此举是承受了日本国内很大压力的。此前右翼分子已经制造了多起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承认战争罪责的恐怖事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曾率团访问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签署了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反对制造两个中国阴谋为主要内容的共同声明，结果在1960年被右翼刺杀。1963年，时任阁僚河野一郎与中日友好协会孙平化率领的“中国兰花爱好者代表团”会餐时，表达了对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意愿，消息走漏，河野的住宅遭右翼纵火焚毁。田中表示决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右翼分子及其宣传车常出现在他家周围，恐吓电话不断。田中访华时的“麻烦”发言，及当时签订的声明，也让右翼极为不满，以致田中从北京回国后，向天皇汇报完毕，不得不出席自民党的大会，向大家低头道歉。其间，他甚至被要求剖腹谢罪。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直遭到政坛孤立。
重压之下，原本出于建交目的而不得已最低限度地承认战争责任的田中角荣，回国后很快食言。在两年多的任期内，他先后5次参拜靖国神社，在当时仅次于其前任佐藤荣作（1964-1972年任期内，曾11次参拜）。
田中角荣的反复，反映出了日本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交锋。
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冷战中转攻为守，经济发展放缓。日本经济则持续平稳发展，并不断与美国拉近距离。经济的繁荣，一点点风化了年长一代的战争记忆，淡漠了年青一代对那场战争的认知，也恢复了日本保守派和右翼的“信心”。他们开始做起了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梦，频频推动日本政府制造事端，妄图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以摆脱战败国地位，甩掉所谓的“历史包袱”。
从1951年吉田茂开始，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曾到过靖国神社参拜，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并以私人身份前往。而1975年，时任首相三木武夫（1974-1976年在任）在出席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后，直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开了日本首相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
接着，日本政府和靖国神社“暗箱操作”，终于将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接受上至首相群僚下至普通百姓的“参拜”。
其实，早在1966年，主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厚生省向靖国神社提交的一批205人的祭祀名单中，就已包含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但皇室、宫内厅和靖国神社第五任宫司筑波藤磨都比较谨慎，迟迟未能实现合祀。原职业军人出身的松平永芳在1978年7月继任第六任宫司后，于1978年10月17日晚偷偷将14名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并临时补办了各项手续。松平曾说： “厚生省已发出通知”，“鉴于被处死者按国内法与战死者予以同等对待，政府公文已经下达，通知合祀就没有什么不妥的”。1986年10月，他回忆指出这经过了“国家机关的正式决定程序”。可见，松平正是根据厚生省的秘密安排进行合祀的。
1979年4月19日，即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半年之后，《朝日新闻》才报道了此事，在日本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政客和右翼分子越来越多地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严重影响日本与亚洲邻国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
继三木武夫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福田赳夫（1976-1978年在任）、铃木善幸（1980-1982年在任）、中曾根康弘（1982-1987年在任）相继率领阁僚参拜，并越来越模糊公、私参拜的界限。
但右翼组织自民党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组织成立了“遗族议员协议会”“奉答英灵议员协议会”“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目标就是促使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另一方面，在野党、其他宗教团体和部分民众对此表示反对，声称若首相执意而行，将以违反宪法予以起诉。
为此，中曾根康弘内阁法务大臣奥野诚亮专门成立了“靖国问题小委员会”，讨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法律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内阁总理大臣代表国家，去靖国神社参拜为国家献出生命的战殁者理所当然，以官方名义参拜，记入内阁总理大臣并不违宪”，即所谓的“奥野见解”。 为敦促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4年8月13日，日本遗族会发动47个都道府县的132名战争遗孤代表，在靖国神社内举行绝食请愿活动。其他右翼组织或开动宣传车巡回呼喊，或在街头巷尾散发传单，或登台讲演，呼吁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终于冲破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浪，置中、韩等国政府的交涉于不顾，打着战后40年“政治总决算”的旗号，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昂首迈进靖国神社，揭开了战后日本现任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序幕。
此举严重伤害了受害国的民族感情，自然遭到了亚洲邻国及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为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8月14日，不得不通过官房长官谈话表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9月3日，中曾根康弘在共同通讯加盟社编辑局长会议的讲演中说：“合祀甲级战犯，刺激了被侵略一方的国民感情，我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并表示应该对此反省。虽然这也许只是外交辞令，且未明确指出“那场战争”是太平洋战争还是对华战争，但毕竟代表日本政府首次表明了对侵略战争的认识。
“失言大臣现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出现一种“失言大臣现象”，不少日本政客甘冒丢乌纱帽之险，频频发表歪曲侵略事实和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论，然后在日本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之下辞职或被免职。这种怪现象“前赴后继”持续至今。
开先河的是时任文部大臣藤尾正行（此前也时有日本内阁大臣发表歪曲侵略事实的言论，但并未免职或主动辞职）。藤尾正行于1986年7月出任中曾根内阁文部大臣。上任没几天，他就在新闻发布会上扬言“东京审判非正义”，此后又在多个场合发表类似言论。9月初，在接受日本《文艺春秋》杂志采访时，藤尾发表了多个具有争议性的声明，宣称南京暴行不是战争罪行，而仅仅是战争的一部分，“就国际法而言，在战争中杀人不属于谋杀范畴”。藤尾狡辩说，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死难人数被夸大了。他还把矛头指向韩国，声称韩国之所以指责日本，部分原因在于1910年日韩合并，而事实却是韩国心甘情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至于东京审判，藤尾表示，“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那场审判是为了“夺走日本力量”的“种族报复”。他甚至还把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同中国孔庙祭祀等同起来。
藤尾的这番言论顿时引起日本国内外一片哗然。日本在野党抨击他是“放言大臣”（即“失言大臣”），中国和韩国提出了强烈抗议，而藤尾本人却拒绝道歉，也不收回自己的声明。迫于国内外压力，中曾根将其免职。
1988年4月22日，日本政府第三号人物、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他发表谬论：中国声称1937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这没有事实依据，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是“偶然的”，“我不想称其为侵略战争，因为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有很多人在战争中死亡”。稍后，他又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政治创造物”，“日本在二战中为自卫而战，没有侵略意图，白种人把亚洲变成了殖民地，但只有日本遭到指责。究竟谁是侵略者？是白种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被称为军国主义者和侵略者”。奥野还称，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惩罚”。
一开始，时任首相竹下登（1987-1989年在任）对奥野的这些声明保持沉默。但事情越闹越大，中国被彻底激怒，《人民日报》很快对奥野的言论做出反应，谴责他“掩盖战争真相”。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日本自民党一名官员说：“看上去一些日本领导人并不希望看到加深对战争的理解或是强化中日关系。”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奥野的言论做出明确回答。
为此，竹下登多次召集国会会议，但在会上既不肯谈他对日军暴行的看法（竹下登在二战时曾是日本陆军见习士官），也不愿触及战争责任。中国政府随后严正指出：日本政府的这一态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将直接损害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不良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竹下登只好打破沉默，称奥野言论不当。
1988年5月13日，奥野递交了辞呈。他声称，辞职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而不是希望收回自己的说法。
持续不断的大臣“失言”，极大地刺激了受害国的民族感情。在强烈的国际舆论抨击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拿出姿态，于是这些“失言”大臣成为替罪羊。但他们似乎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不少人风光依旧，甚至获得了更高的人气。
自民党的“突而不破”
战后半个世纪，德国严格履行战争赔偿责任。其总理默克尔2007年演说时提到，德国二战后支付了大约640亿欧元。但同为法西斯阵营的日本，在美国的操控和庇护下，赔偿却异常轻微。据相关资料，日本支付战争赔偿额的最高年度是1969年，为1亿多美元，但也仅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07%。微乎其微的赔偿没能使日本记取侵略战争的教训，也纵容了右翼集团变本加利地否认侵略事实。
冷战结束后，长期遭受压抑的要求日本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井喷，成为一项国际性的运动。据统计，自1977年韩国人孙振斗偷渡日本并提出赔偿诉讼，至今已有近百起要求日本赔偿的诉讼案件，包括慰安妇、中国劳工等，索偿者涉及整个二战期间盟国的受害者。
来自国际社会的冲击，与1991年之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压力，让日本政府有些疲于应对。相对之下，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斐然，让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打量彼此间的外交关系，有限地清除右倾化障碍。
此种局势下，1991年，访问东南亚各国的时任首相海部俊树（1989-1991年在任，卸任后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友好交流，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兼深圳大学名誉教授，曾于1994年获得“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2010年4月13日访问南京时曾就大屠杀事件向南京人民道歉）在新加坡发表讲话，表示将“反省过去”作为今后日本“新亚洲外交”的基础，并承认“我国给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人民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悲伤”。虽只说到“反省”即止，但毕竟包含了谢罪的意思。作为一贯右倾的自民党政府，能迈出这样一步也是值得肯定的。 随后的宫泽喜一内阁时期（1991-1993），为进一步改善和思考日本与亚太地区的关系，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特设了作为首相私人咨询机构的“思考21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与日本恳谈会”。1992年，该恳谈会向首相提出了《21世纪的亚洲太平洋与日本》的报告书，提议“有诚意”地进行赔偿，并对个人的受害，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追加津贴。这项提议被宫泽及其后的几届内阁所采纳。
需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外表态往往存在外交辞令的虚伪性。如韩国女性团体就“慰安妇”问题向海部俊树提出道歉、补偿等6项要求，遭到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拒绝。直到进步历史学家吉见义明发现日本军队募集和管理从军“慰安妇”的史料后，继任的宫泽喜一才答应查明真相。
1993年8月，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发表“河野谈话”，终于承认“慰安妇”事件。但这一谈话却于2014年被日本政府首次公开否认。
联合政府的艰难推进
1993年是战后日本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下台，细川护熙（1993-1994年在任）组织多党联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