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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石窟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是隐藏在陇山茫茫林海中的一颗艺术明珠。尽管历代所修地方志中多有提及，并被列为“秦州八景”或“秦州十景”之一，但大多对其秀丽景色、奇峻景象泛泛描述，时人并未认识到它的历史价值、宗教价值、考古价值和美学价值，因而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加之道路不通，年久失修，栈道塌毁，凋敝残破，因而人迹罕至，一片荒凉。
1940年，冯国瑞先生由重庆返归故里天水，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埋头整理地方文献，就在这时搜集到有关麦积山石窟的不少历史资料。这些散见于史籍与地方志的资料，引起了先生的极大兴趣，并产生了实地考察麦积山石窟的愿望。1941年农历四月初八，麦积山传统庙会时，先生邀约地方同好六人，由甘泉乡西枝村出发，徒步入山考察。考察期间，先生一行经历了极大的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日与樵夫同行，夜与山僧为伴。寂静的深山中耳听山风与野狼的嚎叫，漆黑的夜晚里与青灯古佛同眠。当时的木质栈道经千百年风雨的侵蚀，早已是时断时续，行走时吱嘎作响，艰危之处不得不手脚并用。然而先生与同行者依然以对乡邦文物的深厚感情，对先人遗产的执著厚爱，对桑梓历史的一往情深，攀危崖探幽洞，获得了麦积山石窟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次考察活动，是麦积山石窟开窟1 600多年来第一次由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对石窟文物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学考察，对麦积山石窟以后以至未来的研究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1952年和1953年西北文化局和中央文化部的两次大规模勘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麦积山石窟
第一部研究专著的撰写者
麦积山石窟不同于敦煌莫高窟，也不同于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在历史古籍中缺乏比较完备、系统的记载，石窟自身也没有比较完备的历史文献，甚至连古代保留下来的题记也很稀少。
先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写出了关于麦积山石窟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麦积山石窟志》，从而成为麦积山石窟研究的第一位拓荒者。
这部专著的产生源于1941年先生对麦积山石窟的首次实地考察。考察中看到的石窟文物，其历史和艺术价值使先生感到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和视觉冲击。回到家中以后，先生夜以继日，查阅古籍，奋笔疾书，仅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完成了一部在麦积山石窟研究史上具有难以估量其价值的《麦积山石窟志》。在当时西北地区出版印刷业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先由邑人书法家陈柳洲先生恭楷缮写，然后由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刻印行。限于经济上的困窘，当时仅印刷了300册。尽管印数如此之少，可是一经发行，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当时在国内很有影响的《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都以重要位置先后对此作了专题报道。在学术界具有权威地位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全文刊发，使麦积山石窟在学术界受到空前重视。已故的北京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阎文儒先生就是看了先生的这部专著之后，下决心克服重重困难，于40年代中期专程由北京来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后来编著了《麦积山石窟》这样一本论文专集。
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
第一位奔走呼号和身体力行者
麦积山石窟经历了1 600余年的历史里程，其间有过它的繁荣与兴盛，也过多地记录着它的无奈与衰落。1 600多年间的风吹、日晒、雨淋，特别是历史上十多次地震与明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经济凋敝状况下逃荒避乱者和饥民在窟龛中的人为破坏尤为严重，至上世纪40年代，千年古窟已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考察了麦积山石窟的先生，面对此情此景，忧心如焚。为保护这座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宝库，先生先后不遗余力地为保护工作奔走呼号，其古道热肠感人至深。40年代中期，先生在抗日戰争及解放战争的艰难时势中多次向国民党元老及政要邵力子、吴稚晖、陈立夫等上书呼吁拨款保护，同时又先后向时任甘肃省主席的谷正伦、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朱绍量以及邓宝珊将军等当面陈述，以期求得支持。为了使当局加深认识，1942年2月，先生又偕刘文炳先生再次考察石窟，并为石窟编号、绘图，而后撰写了《调查麦积山报告书》，呈送甘肃省政府，以期求得支持但终因时局等诸多原因而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直至1946年，为修建已经坍塌的东崖栈道，先生多次商洽于时任天水行署专员的胡受谦，终于争取到少量资金。在维修栈道的同时，由先生主持在瑞应寺北侧兴建了麦积山馆，供考察研究者起居。
1948年，当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逼近西北大地时，先生仍不顾战乱与艰辛，积极联合地方有识之士，成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修建保管委员会”，多方筹集资金，以期对麦积山石窟开展全面维修和保护，不久，迎来了天水的解放。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对麦积山石窟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重视。1952年10月，先生高兴地参加了西北文化部组织，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率领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小组，参与了勘察、考证、摄影、测绘和重点临摹等工作。1953年7月，先生又以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团，与吴作人等14位专家一起，风餐露宿，历时32天，完成临摹、特写和外景150幅，摄影1 000余幅，石膏翻模19件，测量了洞窟92个，为洞窟编号192个。这次勘察是历史上对麦积山石窟的一次最系统、最科学、最详尽的勘察，为50年来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麦积山石窟馆藏文物第一位捐赠者
1953年的勘察工作结束后，随即成立了麦积山文物管理所，先生十余年来的心愿终于有了结果。为了表示对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的热忱支持，先生将相当数量的家藏文物慷慨赠给麦积山石窟文物管理所。20世纪60年代初，当先生身处逆境时，考虑到来日无多，再次向文管所进行了慷慨捐献。
先生捐赠以书画及石刻拓片为主，特别是石刻拓片，晋至民国，共143件，书画27幅。在这些捐赠品中，有大量珍品精品。部分拓片经故宫博物院碑刻拓片专家鉴定考证，绝大多数为精品甚至孤品，由于所拓时间较早，其质量、品相均优于现在同类拓片。如洛阳“龙门二十品”、成县“西峡颂”、王羲之“圣教序”等均为国内现存最好的拓片。所以故宫专家称，这些拓片足可以举办一个中型高品位的石刻拓片专题展览。
书画赠品中，仅名家书法作品就有董其昌条屏、翁同和立轴、刘尔忻中堂、王了望中堂、罗家伦对联等。名家绘画则有董其昌《秋日山水图》、黄公望《水流云在图》、赵雪堂《秋山风雨图》、张大千《观音图》等珍品。
1940年，冯国瑞先生由重庆返归故里天水，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埋头整理地方文献，就在这时搜集到有关麦积山石窟的不少历史资料。这些散见于史籍与地方志的资料，引起了先生的极大兴趣，并产生了实地考察麦积山石窟的愿望。1941年农历四月初八，麦积山传统庙会时，先生邀约地方同好六人，由甘泉乡西枝村出发，徒步入山考察。考察期间，先生一行经历了极大的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日与樵夫同行，夜与山僧为伴。寂静的深山中耳听山风与野狼的嚎叫，漆黑的夜晚里与青灯古佛同眠。当时的木质栈道经千百年风雨的侵蚀，早已是时断时续，行走时吱嘎作响，艰危之处不得不手脚并用。然而先生与同行者依然以对乡邦文物的深厚感情，对先人遗产的执著厚爱，对桑梓历史的一往情深，攀危崖探幽洞，获得了麦积山石窟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次考察活动，是麦积山石窟开窟1 600多年来第一次由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对石窟文物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学考察，对麦积山石窟以后以至未来的研究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1952年和1953年西北文化局和中央文化部的两次大规模勘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麦积山石窟
第一部研究专著的撰写者
麦积山石窟不同于敦煌莫高窟，也不同于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在历史古籍中缺乏比较完备、系统的记载，石窟自身也没有比较完备的历史文献，甚至连古代保留下来的题记也很稀少。
先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写出了关于麦积山石窟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麦积山石窟志》，从而成为麦积山石窟研究的第一位拓荒者。
这部专著的产生源于1941年先生对麦积山石窟的首次实地考察。考察中看到的石窟文物，其历史和艺术价值使先生感到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和视觉冲击。回到家中以后，先生夜以继日，查阅古籍，奋笔疾书，仅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完成了一部在麦积山石窟研究史上具有难以估量其价值的《麦积山石窟志》。在当时西北地区出版印刷业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先由邑人书法家陈柳洲先生恭楷缮写，然后由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刻印行。限于经济上的困窘，当时仅印刷了300册。尽管印数如此之少，可是一经发行，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当时在国内很有影响的《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都以重要位置先后对此作了专题报道。在学术界具有权威地位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全文刊发，使麦积山石窟在学术界受到空前重视。已故的北京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阎文儒先生就是看了先生的这部专著之后，下决心克服重重困难，于40年代中期专程由北京来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后来编著了《麦积山石窟》这样一本论文专集。
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
第一位奔走呼号和身体力行者
麦积山石窟经历了1 600余年的历史里程，其间有过它的繁荣与兴盛，也过多地记录着它的无奈与衰落。1 600多年间的风吹、日晒、雨淋，特别是历史上十多次地震与明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经济凋敝状况下逃荒避乱者和饥民在窟龛中的人为破坏尤为严重，至上世纪40年代，千年古窟已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考察了麦积山石窟的先生，面对此情此景，忧心如焚。为保护这座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宝库，先生先后不遗余力地为保护工作奔走呼号，其古道热肠感人至深。40年代中期，先生在抗日戰争及解放战争的艰难时势中多次向国民党元老及政要邵力子、吴稚晖、陈立夫等上书呼吁拨款保护，同时又先后向时任甘肃省主席的谷正伦、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朱绍量以及邓宝珊将军等当面陈述，以期求得支持。为了使当局加深认识，1942年2月，先生又偕刘文炳先生再次考察石窟，并为石窟编号、绘图，而后撰写了《调查麦积山报告书》，呈送甘肃省政府，以期求得支持但终因时局等诸多原因而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直至1946年，为修建已经坍塌的东崖栈道，先生多次商洽于时任天水行署专员的胡受谦，终于争取到少量资金。在维修栈道的同时，由先生主持在瑞应寺北侧兴建了麦积山馆，供考察研究者起居。
1948年，当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逼近西北大地时，先生仍不顾战乱与艰辛，积极联合地方有识之士，成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修建保管委员会”，多方筹集资金，以期对麦积山石窟开展全面维修和保护，不久，迎来了天水的解放。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对麦积山石窟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高度重视。1952年10月，先生高兴地参加了西北文化部组织，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率领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小组，参与了勘察、考证、摄影、测绘和重点临摹等工作。1953年7月，先生又以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团，与吴作人等14位专家一起，风餐露宿，历时32天，完成临摹、特写和外景150幅，摄影1 000余幅，石膏翻模19件，测量了洞窟92个，为洞窟编号192个。这次勘察是历史上对麦积山石窟的一次最系统、最科学、最详尽的勘察，为50年来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麦积山石窟馆藏文物第一位捐赠者
1953年的勘察工作结束后，随即成立了麦积山文物管理所，先生十余年来的心愿终于有了结果。为了表示对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的热忱支持，先生将相当数量的家藏文物慷慨赠给麦积山石窟文物管理所。20世纪60年代初，当先生身处逆境时，考虑到来日无多，再次向文管所进行了慷慨捐献。
先生捐赠以书画及石刻拓片为主，特别是石刻拓片，晋至民国，共143件，书画27幅。在这些捐赠品中，有大量珍品精品。部分拓片经故宫博物院碑刻拓片专家鉴定考证，绝大多数为精品甚至孤品，由于所拓时间较早，其质量、品相均优于现在同类拓片。如洛阳“龙门二十品”、成县“西峡颂”、王羲之“圣教序”等均为国内现存最好的拓片。所以故宫专家称，这些拓片足可以举办一个中型高品位的石刻拓片专题展览。
书画赠品中，仅名家书法作品就有董其昌条屏、翁同和立轴、刘尔忻中堂、王了望中堂、罗家伦对联等。名家绘画则有董其昌《秋日山水图》、黄公望《水流云在图》、赵雪堂《秋山风雨图》、张大千《观音图》等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