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屈辱中初识“洋领事”尊颜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11月的一天，一个高鼻深目的“洋鬼子”出现在上海南市附近逼仄的街道上，全然不顾路人的尾随围观。当时的上海只是一个狭小的县城，远不如广州，街面上的“洋鬼子”还是个稀罕的西洋景儿。不过，正是随着这位“洋鬼子”的到来，上海人将很快发现，他们的城市将很快改变：洋人一批批涌入，城市迅速扩大，街巷里弄变成了“马路”，租界一个个建立起来，而且，这些洋人似乎越来越变成了这个城市，甚至全中国的主人——几乎同时，全中国的百姓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一年多以前，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南京下关江面停泊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特派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男爵，各自代表“大清大皇帝”和“大英君主”，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共13款，其中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条约英文文本用词为Superintendents or Consular Officer——引者注）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这就是“五口通商”和“派驻领事”条款。由此，源于西方的领事制度，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护送下被正式引入中国，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了“领事”这个职务。
行走在上海街道的这个“洋鬼子”，就是英国政府根据条约派驻上海的首任领事、鸦片战争期间英军“马德拉斯炮兵队”上尉参谋乔治·巴富尔爵士，此时他正着急地物色即将开业的大英帝国领事馆馆址。与英国急不可耐的侵略野心相适应，几天后他果然迅速建立了英国领事馆，同时宣布上海正式对外开埠通商，中英之间签署的所有条约的相关条款，均同时生效，随后经过同清朝官员多次谈判，大致划定了英租界的界址。中国沦为列强半殖民地的历史，就从他的手里具体地开始了。
“我很想考证一下，为什么第一个翻译的人要把Consul译为‘领事’？”一个半世纪以后担任过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担任过中国驻“世界首都”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的张宏喜，仍然感到好奇。“我推想第一个把Consul译为中国古已有之的‘领事’一词的人，可能是想‘领事就是管事的人，总领事就是总管事的’，这同英文的含义比较贴近，也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使我们比较好理解，于是就把Consul译为领事。”
“其实在1843年之前英国就已单方面往中国派了几任领事，只是当时是挂着‘商务监督’的头衔，不准见官，只能同指定的商行联系。”熟知领事制度历史的张宏喜，向笔者追溯了领事制度进入中国的过程。电影《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中那个破坏禁烟，力促“女王陛下政府”发动鸦片战争的义律，就是英国派驻中国广州的第三任商务总监督。不仅如此，他还是在中国擅自行使领事裁判权的第一人。1839年6月，有英国水手与中国村民发生殴斗，致使一名村民伤重不治。义律以拥有领事裁判权为由，单方面自行审讯凶手，对五名凶手轻判罚金和监禁后送回英国服刑，并在事后才知会中国官方。林则徐在查证后发现义律根本不具备领事裁判权，由此，他对英人进行了制裁，这也是义律力促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之一。
“领事”是带着“领事裁判权”一同进入中国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中英于次年续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英国进一步取得众多特权。“领事裁判权”即是其中之一。《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如英人在华涉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最初的领事裁判权。
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美、法分别逼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美法两国在中国享有了英国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在一切特权甚至更多特权。随后许多西方国家援引这些先例，也取得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曾经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竟达20余国。
“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所谓‘领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了外国侵略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张宏喜说，“因此当时中国人恨透了外国领事，很多文艺作品都把外国领事描写成特务、间谍、侵略者，所谓‘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重要的特权，中国人对此深恶痛绝，自辛亥革命后就努力争取废除这些不平等权益。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记忆。”
“为什么中国长期不愿与别国签订领事条约、不愿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张宏喜司长之前两度担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为新时期中国领事工作做出很大贡献的前辈外交家聂功成，也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新中国对领事工作的认识过程。“从历史上看，鸦片战争后，中国是被迫接受外国领事和领事条约的。那些条约规定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外国领事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设立法院，还设有他们为所欲为的租界。领事是帝国主义侵略、干涉中国的急先锋，中国人民无法忘怀这些丧权辱国的往事。”
打扫干净屋子，但同时也心有余悸
“由于那些惨痛的历史记忆，甚至我们的外交人员在很长时间内也对领事工作充满误解。”张宏喜追溯了新中国对领事工作认识的变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外交揭开全新的一页，但新中国的领事工作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进反退：因为我们当时只看到旧中国外国领事对我们的危害，让我们心有余悸。
张宏喜说，主要原因就在于，旧中国外国领事给我国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到解放前，共有33个国家在我国47个城市设立了196个领馆，仅日本一国就在旧中国设了42个领馆，在上海的领馆堪称“国中之国”，在东北甚至县级地区，日本都设置领馆。这些都是为其侵略中国而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影响。毛泽东强调“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中国政府取消帝国主义一切在华不平等权益，撤销租界、收回兵营，不承认其地位。这些做法意义重大，也大快人心。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对外国领事的厌恨情绪严重妨碍了我们去冷静地研究一下领事制度，更不大想去考虑一下领事制度能不能也为我所用，为我们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我国对外交往不多，领事工作不是很复杂，这都影响了人们对面领事工作的看法。建国后我们继承了国民党政权在国外设立的一些领馆，也设立了一些新的领馆，但这些领馆一度都逐渐被撤回。甚至有我某驻外领馆的总领事向外交部写信称，由于受到驻在国监视做不成事、中国在该国侨民不多等，中国没有必要在该国设立领馆。
聂功成谈得更详细。他说，新中国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对外关系，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和外交领事人员的地位，关闭了帝国主义国家原来在华设立的全部领事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包括领事裁判权被彻底取消。本着“另起炉灶”的方针，新中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同外国谈判建立和发展领事关系。到1958年外国在我国设有30个领事馆，我国在外国设有14个领事馆。1959年和1960年我国分别同民主德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领事条约。60年代初一些国家同我国关系恶化，关闭了他们的领事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同外国的领事关系受到很大影响，到1978年底，外国在中国的领事馆只有四个，我国在外国的领事馆也只有七个。
聂功成也谈到了另一方面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对中国采取敌视、制裁和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封锁、文化上渗透，从各个方面限制中国的对外活动。一些外国领事在我国当间谍，搞情报，煽动暴乱，进行颠覆。同时，一些国家怕我国搞“赤化”，对中国领事的职能和活动范围采取种种限制。这也使中国的领事活动处于一种长期不发展的状态。
加入“维约”：一个转折
上世纪70年代末张宏喜从驻外使馆工作回国后，被安排到领事司工作，很多同志都为他感到惋惜。的确，那时在很多人心目中，领事工作就是填填报、盖盖章、发发护照什么的。
情况是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逐渐发生转变的。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增多，一些领导同志和领事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研究，认识到领事工作对国家的重要作用，为开展新时期领事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张宏喜说，80年代初期吴学谦同志担任外交部长时，某国外交部长曾对他说，其国家有很多海外领馆，领事经费占到整个外交经费的一半。吴学谦很吃惊，就让人调查一下全世界各国共有多少领馆，结果发现，那些世界性的大都会如纽约、悉尼、香港等，各国设立了非常多的领馆，且这些领馆发挥的作用十分巨大。由此，外交部更加重视领事工作。张宏喜特别提到当时的主管部领导张灿明、领事司老司长聂功成等，他们对领事工作推动很大。
聂功成，两度出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参与了中国1979年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全过程，以后又陆续参与了与十几个国家签订领事条约的过程。
“其实，无论是加入《维约》，还是后来与各国谈判签署领事条约，当时我们都是迫于形势，不是自愿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对领事和领事制度都是被动接受的。”已经85岁高龄的聂功成，与老伴在远离京城喧嚣的燕郊，过着平淡而充实的退休生活。
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同外国谈判签订领事条约或领事协议，甚至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这种要求，我国也未采取积极的响应态度。1959年与民主德国签订的领事条约，是新中国签订的第一个领事条约，当时的主要考虑是在东西方对峙、东西德并立的情况下从政治上支持民主德国。随后于1959年和1960年分别签订了中苏和中捷领事条约。此后近20年，我国再没同任何国家商谈过签订领事条约。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有的国家要求我们参加“维约”，我们还是不愿参加；要同我们签订领事条约，我们也婉言拒绝。我国还是主张原则上不单独搞领事协议，有关领事事务由双方按一般国际惯例及本国有关法规处理。实际上，所谓国际惯例，也就体现在“维约”上。
聂功成回忆说，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国家或为了体现同我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或出于同我国发展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关系，希望意同我国建立领事关系。有些国家为了在中国扩大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要派大批人员来华，更是急切地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发展领事关系，尽快在中国设立领事馆，以利于保护它们来中国进行经济、贸易活动的各方面人员和公司企业等法人的权益。
但是，那些想在中国设立领事馆的国家，又都担心领事馆得不到保护，因为中国未参加《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因此，它们总是希望我们加入《维约》，如美国、联邦德国、意大利都提出这样要求。聂功成说，这使我们感到，不加入《维约》已成为我国打开对外领事关系新局面的一个严重障碍。这就是我国加入《维约》的历史背景。
1979年7月，外交部长黄华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加入书”，随即该公约对我国发生效力。
历史的一个循环
聂功成说，加入维约，适应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和世界对中国的期盼，实现了同国际接轨，开创了中国发展对外领事关系的新局面，标志着中外领事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加入“维约”后，我国又与一系列国家签订了双边领事关系条约。1979年11月，中美双方就签订中美领事条约在北京开始谈判，1980年9月17日签订了《中美领事条约》。这是新中国与西方国家订立的第一个领事条约，也是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的领事条约。
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到1980年的《中美领事条约》，历史完成了一个循环。其中涵义，中国人不言自明。此后，我国分别与南斯拉夫、波兰、朝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意大利、蒙古、苏联、墨西哥等国家签订了领事条约。
到上世纪90年代，领事工作在观念转变、人员任用、领导重视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张宏喜说，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国内外人员往来频繁、数量增多，领事工作仅仅停留在发放护照阶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以适应新的需要。
张宏喜特别提到当时担任外交部领导的唐家璇同志。他在担任部长助理、副部长时，一直主管领事司，担任外交部长时也主管过领事司。这使得外交部高层充分了解了领事工作在新形势下对国家的重要性。此后，领事司在制度建设、人员配备及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与西方一些敌对势力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领事工作引起中央的重视。张宏喜回忆说，当时我国驻外领馆工作条件依然相当落后，仍是传统的手工作业。有一次为了查清一件签证，某领馆动员全馆的同志把一箱箱表格重新手工查阅，整整查了一天一夜。闻此，国家领导人特批专款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为领馆配备电脑，实行电脑办证登记，有力地推动了领事工作信息化发展。2003年，我国湖南教育代表团在美国宾州发生车祸，几位教授不幸身亡。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此非常重视，对保护我在海外人员的安全等问题做出重要批示。此后，领事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去，保护海外人员的事件多是以个案的形式出现，没有把保护中国公民上升到国家意志、变成常规化工作。而现在，随着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领事工作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出现崭新的局面，有力地服务了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
不久前，我留学人员在美国波士顿爆炸案中不幸伤亡，习近平主席对此作出重要批示并请有关部门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转达慰问。这更加彰显了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也充分说明领事工作关系到民生福祉，已成为中国政府的海外“民生工程”。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11月的一天，一个高鼻深目的“洋鬼子”出现在上海南市附近逼仄的街道上，全然不顾路人的尾随围观。当时的上海只是一个狭小的县城，远不如广州，街面上的“洋鬼子”还是个稀罕的西洋景儿。不过，正是随着这位“洋鬼子”的到来，上海人将很快发现，他们的城市将很快改变：洋人一批批涌入，城市迅速扩大，街巷里弄变成了“马路”，租界一个个建立起来，而且，这些洋人似乎越来越变成了这个城市，甚至全中国的主人——几乎同时，全中国的百姓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一年多以前，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南京下关江面停泊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特派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男爵，各自代表“大清大皇帝”和“大英君主”，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共13款，其中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条约英文文本用词为Superintendents or Consular Officer——引者注）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这就是“五口通商”和“派驻领事”条款。由此，源于西方的领事制度，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护送下被正式引入中国，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了“领事”这个职务。
行走在上海街道的这个“洋鬼子”，就是英国政府根据条约派驻上海的首任领事、鸦片战争期间英军“马德拉斯炮兵队”上尉参谋乔治·巴富尔爵士，此时他正着急地物色即将开业的大英帝国领事馆馆址。与英国急不可耐的侵略野心相适应，几天后他果然迅速建立了英国领事馆，同时宣布上海正式对外开埠通商，中英之间签署的所有条约的相关条款，均同时生效，随后经过同清朝官员多次谈判，大致划定了英租界的界址。中国沦为列强半殖民地的历史，就从他的手里具体地开始了。
“我很想考证一下，为什么第一个翻译的人要把Consul译为‘领事’？”一个半世纪以后担任过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担任过中国驻“世界首都”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的张宏喜，仍然感到好奇。“我推想第一个把Consul译为中国古已有之的‘领事’一词的人，可能是想‘领事就是管事的人，总领事就是总管事的’，这同英文的含义比较贴近，也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使我们比较好理解，于是就把Consul译为领事。”
“其实在1843年之前英国就已单方面往中国派了几任领事，只是当时是挂着‘商务监督’的头衔，不准见官，只能同指定的商行联系。”熟知领事制度历史的张宏喜，向笔者追溯了领事制度进入中国的过程。电影《林则徐》和《鸦片战争》中那个破坏禁烟，力促“女王陛下政府”发动鸦片战争的义律，就是英国派驻中国广州的第三任商务总监督。不仅如此，他还是在中国擅自行使领事裁判权的第一人。1839年6月，有英国水手与中国村民发生殴斗，致使一名村民伤重不治。义律以拥有领事裁判权为由，单方面自行审讯凶手，对五名凶手轻判罚金和监禁后送回英国服刑，并在事后才知会中国官方。林则徐在查证后发现义律根本不具备领事裁判权，由此，他对英人进行了制裁，这也是义律力促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之一。
“领事”是带着“领事裁判权”一同进入中国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中英于次年续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英国进一步取得众多特权。“领事裁判权”即是其中之一。《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如英人在华涉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最初的领事裁判权。
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美、法分别逼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美法两国在中国享有了英国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在一切特权甚至更多特权。随后许多西方国家援引这些先例，也取得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曾经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竟达20余国。
“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所谓‘领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了外国侵略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张宏喜说，“因此当时中国人恨透了外国领事，很多文艺作品都把外国领事描写成特务、间谍、侵略者，所谓‘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重要的特权，中国人对此深恶痛绝，自辛亥革命后就努力争取废除这些不平等权益。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记忆。”
“为什么中国长期不愿与别国签订领事条约、不愿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张宏喜司长之前两度担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为新时期中国领事工作做出很大贡献的前辈外交家聂功成，也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新中国对领事工作的认识过程。“从历史上看，鸦片战争后，中国是被迫接受外国领事和领事条约的。那些条约规定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外国领事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设立法院，还设有他们为所欲为的租界。领事是帝国主义侵略、干涉中国的急先锋，中国人民无法忘怀这些丧权辱国的往事。”
打扫干净屋子，但同时也心有余悸
“由于那些惨痛的历史记忆，甚至我们的外交人员在很长时间内也对领事工作充满误解。”张宏喜追溯了新中国对领事工作认识的变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外交揭开全新的一页，但新中国的领事工作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进反退：因为我们当时只看到旧中国外国领事对我们的危害，让我们心有余悸。
张宏喜说，主要原因就在于，旧中国外国领事给我国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到解放前，共有33个国家在我国47个城市设立了196个领馆，仅日本一国就在旧中国设了42个领馆，在上海的领馆堪称“国中之国”，在东北甚至县级地区，日本都设置领馆。这些都是为其侵略中国而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影响。毛泽东强调“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中国政府取消帝国主义一切在华不平等权益，撤销租界、收回兵营，不承认其地位。这些做法意义重大，也大快人心。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对外国领事的厌恨情绪严重妨碍了我们去冷静地研究一下领事制度，更不大想去考虑一下领事制度能不能也为我所用，为我们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我国对外交往不多，领事工作不是很复杂，这都影响了人们对面领事工作的看法。建国后我们继承了国民党政权在国外设立的一些领馆，也设立了一些新的领馆，但这些领馆一度都逐渐被撤回。甚至有我某驻外领馆的总领事向外交部写信称，由于受到驻在国监视做不成事、中国在该国侨民不多等，中国没有必要在该国设立领馆。
聂功成谈得更详细。他说，新中国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对外关系，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和外交领事人员的地位，关闭了帝国主义国家原来在华设立的全部领事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包括领事裁判权被彻底取消。本着“另起炉灶”的方针，新中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同外国谈判建立和发展领事关系。到1958年外国在我国设有30个领事馆，我国在外国设有14个领事馆。1959年和1960年我国分别同民主德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领事条约。60年代初一些国家同我国关系恶化，关闭了他们的领事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同外国的领事关系受到很大影响，到1978年底，外国在中国的领事馆只有四个，我国在外国的领事馆也只有七个。
聂功成也谈到了另一方面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对中国采取敌视、制裁和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封锁、文化上渗透，从各个方面限制中国的对外活动。一些外国领事在我国当间谍，搞情报，煽动暴乱，进行颠覆。同时，一些国家怕我国搞“赤化”，对中国领事的职能和活动范围采取种种限制。这也使中国的领事活动处于一种长期不发展的状态。
加入“维约”：一个转折
上世纪70年代末张宏喜从驻外使馆工作回国后，被安排到领事司工作，很多同志都为他感到惋惜。的确，那时在很多人心目中，领事工作就是填填报、盖盖章、发发护照什么的。
情况是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逐渐发生转变的。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增多，一些领导同志和领事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研究，认识到领事工作对国家的重要作用，为开展新时期领事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张宏喜说，80年代初期吴学谦同志担任外交部长时，某国外交部长曾对他说，其国家有很多海外领馆，领事经费占到整个外交经费的一半。吴学谦很吃惊，就让人调查一下全世界各国共有多少领馆，结果发现，那些世界性的大都会如纽约、悉尼、香港等，各国设立了非常多的领馆，且这些领馆发挥的作用十分巨大。由此，外交部更加重视领事工作。张宏喜特别提到当时的主管部领导张灿明、领事司老司长聂功成等，他们对领事工作推动很大。
聂功成，两度出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参与了中国1979年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全过程，以后又陆续参与了与十几个国家签订领事条约的过程。
“其实，无论是加入《维约》，还是后来与各国谈判签署领事条约，当时我们都是迫于形势，不是自愿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对领事和领事制度都是被动接受的。”已经85岁高龄的聂功成，与老伴在远离京城喧嚣的燕郊，过着平淡而充实的退休生活。
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同外国谈判签订领事条约或领事协议，甚至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这种要求，我国也未采取积极的响应态度。1959年与民主德国签订的领事条约，是新中国签订的第一个领事条约，当时的主要考虑是在东西方对峙、东西德并立的情况下从政治上支持民主德国。随后于1959年和1960年分别签订了中苏和中捷领事条约。此后近20年，我国再没同任何国家商谈过签订领事条约。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有的国家要求我们参加“维约”，我们还是不愿参加；要同我们签订领事条约，我们也婉言拒绝。我国还是主张原则上不单独搞领事协议，有关领事事务由双方按一般国际惯例及本国有关法规处理。实际上，所谓国际惯例，也就体现在“维约”上。
聂功成回忆说，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国家或为了体现同我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或出于同我国发展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关系，希望意同我国建立领事关系。有些国家为了在中国扩大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要派大批人员来华，更是急切地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发展领事关系，尽快在中国设立领事馆，以利于保护它们来中国进行经济、贸易活动的各方面人员和公司企业等法人的权益。
但是，那些想在中国设立领事馆的国家，又都担心领事馆得不到保护，因为中国未参加《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因此，它们总是希望我们加入《维约》，如美国、联邦德国、意大利都提出这样要求。聂功成说，这使我们感到，不加入《维约》已成为我国打开对外领事关系新局面的一个严重障碍。这就是我国加入《维约》的历史背景。
1979年7月，外交部长黄华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加入书”，随即该公约对我国发生效力。
历史的一个循环
聂功成说，加入维约，适应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和世界对中国的期盼，实现了同国际接轨，开创了中国发展对外领事关系的新局面，标志着中外领事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加入“维约”后，我国又与一系列国家签订了双边领事关系条约。1979年11月，中美双方就签订中美领事条约在北京开始谈判，1980年9月17日签订了《中美领事条约》。这是新中国与西方国家订立的第一个领事条约，也是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的领事条约。
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到1980年的《中美领事条约》，历史完成了一个循环。其中涵义，中国人不言自明。此后，我国分别与南斯拉夫、波兰、朝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意大利、蒙古、苏联、墨西哥等国家签订了领事条约。
到上世纪90年代，领事工作在观念转变、人员任用、领导重视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张宏喜说，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国内外人员往来频繁、数量增多，领事工作仅仅停留在发放护照阶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以适应新的需要。
张宏喜特别提到当时担任外交部领导的唐家璇同志。他在担任部长助理、副部长时，一直主管领事司，担任外交部长时也主管过领事司。这使得外交部高层充分了解了领事工作在新形势下对国家的重要性。此后，领事司在制度建设、人员配备及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与西方一些敌对势力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领事工作引起中央的重视。张宏喜回忆说，当时我国驻外领馆工作条件依然相当落后，仍是传统的手工作业。有一次为了查清一件签证，某领馆动员全馆的同志把一箱箱表格重新手工查阅，整整查了一天一夜。闻此，国家领导人特批专款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为领馆配备电脑，实行电脑办证登记，有力地推动了领事工作信息化发展。2003年，我国湖南教育代表团在美国宾州发生车祸，几位教授不幸身亡。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此非常重视，对保护我在海外人员的安全等问题做出重要批示。此后，领事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去，保护海外人员的事件多是以个案的形式出现，没有把保护中国公民上升到国家意志、变成常规化工作。而现在，随着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领事工作的重要性迅速提高，出现崭新的局面，有力地服务了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
不久前，我留学人员在美国波士顿爆炸案中不幸伤亡，习近平主席对此作出重要批示并请有关部门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转达慰问。这更加彰显了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也充分说明领事工作关系到民生福祉，已成为中国政府的海外“民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