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对利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寄予厚望。每到两会期间，总有人提出各种个税改革提案，激起社会舆论一道道声浪。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对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严重夸大了。
　　个人所得税之所以能够调节收入分配，其机制主要在于四点：综合征收、累进税率、家庭计征、费用扣除。作为现代税制中一个精密设计的税种，我们必须了解这四点的适用条件与现实可行性，莫把绣花针舞成金箍棒。
　　第一点，个税可以综合到什么程度？个人所得分两大类，一是劳动所得，二是资本所得。劳动所得以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所得为主，资本所得的形式非常多，买卖股票或艺术品、出租房产、出资企业等获得的收益都属于资本所得。低收入者以劳动所得为主，高收入者以资本所得为主。对资本所得综合计征受三方面制约：一是保持资本配置中性制约，对资本征税要尽量少干预资本自由配置，为此就要对资本所得实行比例税率，即所谓“要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二是全球化制约，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跨国流动，过高税率无疑驱使资本流动到别的国家；三是监管手段的制约，资本所得的丰富性和隐蔽性，无疑加大征管难度。由于三方面制约，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经合组织（OECD）不少国家对资本所得采用分类计征，并实行比例税率，北欧一些国家对资本所得实行30%的比例税率。
　　第二点，个税税率可以累进到何程度？累进税率是个税调节分配的前提，理论上最高边际税率上限可达100%，美国1944年最高边际税率曾达到骇人的94%，但是过高税率抑制劳动和投资积极性，对经济增長不利。因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全球掀起减税浪潮，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仅为35%。
　　第三点，个税按家庭征税的制度条件是什么？直观上看，家庭所需赡养的人口不同，如果个税不按家庭征收，仅调节个体间的收入分配就不合理。但是，如果按家庭征收，就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认定家庭，二是家庭申报。什么是家庭？子女超过18岁是不是家庭成员？父母是不是家庭成员？甄别家庭的结构会大大增加征管成本。家庭申报意味着家庭各成员所得汇集在一起，按年申报。那么在立法时就应结合社会现状思考三个问题：家庭不申报怎么办？申报不正确怎么办？申报了不缴纳怎么办？如果真的大量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我们对打击逃税的效果不会很乐观。
　　第四点，个税的费用扣除可以有多细致？个税是对所得征税而不是对毛收入征税，因此理论上应允许个人充分扣除成本费用后才可以计税。为此，就需要确定费用扣除标准，并甄别个人申报的费用信息真假，举凡子女教育费用、通勤费用、医疗费用、育养费用、房贷利息等，都要逐个确认，应将使得税收征管成本大幅度增加。
　　从以上四点看，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实际上受到四方面制约：征管成本的制约、全球化竞争的制约、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制约、公平与效率取舍的制约。发达国家同样受这四方面制约，只不过比发展中国家轻些。这些问题导致个税的公平分配效果大打折扣。政府通过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的转移性支出，在调节收入分配作用上大大强于个人所得税，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个税和转移性支出平均使基尼系数降低14个百分点，其中转移性支出作用效果为85%，个税的作用效果仅为15%。
　　要知道，个税在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比中，平均高达30%以上，才仅起到让基尼系数缩小2个百分点效果。我们国家个税仅占总税收的6%，用如此少的税收收入规模来调节分配，那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政府转移性支出无法对高收入者多征养老金，如果不是个人所得税，那么拿什么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把目光转向遗产税和房地产税，开征这两种税所受的制约只会比个人所得税大。答案是靠两种，要通过减少贫困和普及教育、技能培训来解决，以及要通过提升人们的信仰境界、发扬传统美德、激发公益慈善组织的活力、鼓励社会捐赠等手段来解决。
　　2001年布什总统试图取消遗产税，但是120名顶级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以广告方式刊登请愿书，要求国会继续保留遗产税。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中国是不缺乏这样的信仰传统的。儒家讲“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佛道两家更是鼓励捐赠，从不少华人富翁身上可以看到，越是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的，越是为善唯恐不及。
　　总之，个税改革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要打破税收的公平幻觉，担负起个人的社会责任，当然，更要提高纳税人尤其是富裕阶层的思想境界。
　　（作者系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