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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去年2.2亿元的汉代玉凳，还是今年1.4亿元的宋徽宗《瘦金千字文》，中国艺术品市场这些倍受争议的“天价拍品”未必一定是买家“人傻钱多”的产物。专家的意见是，越来越多的拍卖乱象显示出背后的“洗钱”嫌疑。
这一过程不是买家单方面就能完成操作的，必须和拍卖行有所配合，因为明显作假的拍品首先得通过拍卖行的鉴赏和评估，给出一个非常高的估价，然后再拍出一个很高的价格。
在中日财经问题学者姚耀看来，现在的中国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很像，“泡沫经济时代，利用艺术品和股东拍卖洗钱，已经是日本的‘老手法’了”。但他指出，这两年去日本淘“艺术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赴日“雅贿”和日本作假艺术品有抬头之势。
艺术品：行贿第一工具
姚耀在今年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洗钱内幕——谁在操纵日本地下金融》中，提到了最常见的十八种洗钱方法，其中一项就是通过艺术品洗钱：“利用低买高卖的价买卖，将钱以合法的交易方式，洗到目的账号。此方式亦常用于收贿的收钱方式。或购买具价值的古董珠宝或收藏品，再讹称为自家收藏品在市场上放售，一般会购买没有记号的物品，如文物、邮票或历史悠久的名厂乐器。”
姚耀在书中列举了靠蛋鸡养殖起家的秋庭泽仁（化名）的故事。
在上世纪90年代，秋庭已经掌控了日本鸡蛋市场40％的份额。他本人对法国名画很感兴趣。为了报答在政策上一直支持自己发起的（养殖）农民协会的执政党某议员，秋庭在欧洲某地联系好了一幅名画的私人藏家及某拍卖行，告诉他们何时何地对该收藏家的那幅名画进行拍卖。然后，秋庭以自己资助的日本秋庭画廊和文化基金会的名义，邀请一些文化专家和收藏家（事后证明这些人无非是秋庭用来遮人耳目的陪衬），一起到欧洲采购一些名画回日本，作为“丰富日本艺术收藏”和“为国争光”的壮举。
早在欧洲拍卖成行前，议员在秋庭的安排下，先到私人藏家博物馆里“随便看看”，并“独具慧眼”地以超低价100万美元“买”下了其中一幅名画（正是之前秋庭与收藏家和拍卖行说好的那幅）。
时隔不久，众多日本专家和收藏家在欧洲拍卖行见证了这幅“不知名收藏家寄售”的名画被一轮轮“很有品位”的顾客追捧，最终被日本秋庭基金会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秋庭在“向世界人民展示了日本企业家、收藏界的魄力和品位”的同时，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献金和洗钱答谢。
类似的故事在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也会上演，尤其当国内礼品市场的年需求总额在7684亿元左右的今天（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根据分析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行业数据等信息后对礼品行业的测算）。据统计，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达2000多亿元人民币，而其中送礼消费占到奢侈品消费30%以上。一位北京市纪委干部对媒体表示，在近几年调查的受贿案件中，古董字画等艺术品及劳力士金表之类的奢侈品已经超过房产排名第一，成为涉案金额最高的贿赂工具。
著名书画经纪人郎永说，常有人通过他向书法家求字，很多要写上“赠某某”，这样领导不收也不好，因为写了他的名字总不好再退给别人了。郎永说，“如果有实力，可以选择如齐白石、范曾的画或者启功、沈鹏的字，这些都属于硬通货，最受欢迎，价值高、能保值，而且变现也非常容易。”郎永还听过个故事：两企业竞标一个项目，一方送领导一辆路虎免费试驾。另一方缺钱，便花几千块钱找人仿了一幅齐白石，拿到拍卖公司自卖自拍，把80多万的拍卖公司付款凭证一并送给领导。“反正是一锤子买卖。”
在中国，被称为“雅贿”的艺术品有惯常礼品所不具备的“风雅”和“别致”，以此洗钱的历史十分悠久，并被发扬光大。
拜冯小刚2008年的电影《非诚勿扰》所赐，从2009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其中一项重要日程就是淘艺术品、奢侈品或老爷车。姚耀说：“一方面是日本的假货少；另一方面是日本人开价合理，很多同等物品的报价，可能是中国国内报价的1／2或1／3。”
日本国内现存大量的欧美艺术品，这都是泡沫经济时代的产物。从1987年到1989年，日本人买下了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出的所有世界名画中的39.8％，成为当时最大的买主。好景不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显露颓势，出现零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破产倒闭或周转不灵的富商巨贾们纷纷抛售手中的世界名画。据说，当时用于抵债的艺术品堆积如山。即便如此，热爱欧美艺术的日本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藝术品，或在博物馆，或在私人收藏家的手中。这就给渐渐富裕的中国买家提供了很好的选择平台。
姚耀说，现在许多日本地陪导游会发现不少中国旅游团里会有企业家，他们往往对团里某个人特别恭敬，带他到处购物，后者可能就是某个中国官员。这种状况从2009年开始，尤其是2010年日本对中国开放自由行以后。去年日本地震后停了半年，现在又开始热闹了，甚至比以前更热闹。
此外，中国游客现在也喜欢去日本的“质屋”（即中国人所说的当铺）。“日本人对奢侈品的热衷程度世人皆知。日本当地富二代可能买了奢侈品，还没怎么用就觉得不喜欢或者突然手头紧了，于是就拿去质屋变卖。也有一些KTV小姐收到客人的礼物，马上就去质屋变现了，这些奢侈品对于中国买家而言性价比很高。而且，日本质屋的口碑不错，能用银联或其他国际信用卡，收据发票一应俱全。”姚耀补充说，对于那些携带大量现金去日本买艺术品或者奢侈品的中国人，就有洗钱或者“雅贿”的嫌疑。
利用中国“收藏热”赚钱
姚耀的研究发现，由于日本玩艺术品和古董洗钱的历史悠久，那些市场上常规流通品的行情和真实拥有者，基本已经比较透明，很难再“榨出油水”。于是，与这类洗钱活动有关的触角开始伸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例如，日本的影像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顶尖水平，连蔡司等老牌德国镜头品牌都被日本厂商收购；世界上彩色复印技术和设备品牌最多、应用技术最广泛的几乎都来自日本厂商（佳能、东芝、理光、柯尼卡、富士施乐）。现在日本方面有人在利用中国的收藏热赚钱，有专门负责复印制作假画的；有专门将假画带进中国的；有专门负责把假画收进拍卖场的；有的假画早在日本境内就被“拍卖”过一次，给假画披上一道“海外回流文物”的光环。
如今，造假团伙使用的复印机越来越先进，一般的高倍放大镜已看不到其墨点，用显微技术才能看清其印刷的痕迹。日本近两年研制出更加先进的复印技术，再配以人工勾描制作出来的高仿印刷品，画法、书法连同印章，看着好像都是真品，中国老专家们那套传统的鉴定方式已经无法分辨。这样的伪作，除了送往某些高档的古玩店外，全都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手段送往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场，或干脆在日本组织所谓“中国流失文物拍卖鉴赏会”，因为在拍卖场上更容易赚到大钱。
姚耀说，日本的裱画技术来自中国的唐代，但精细的日本人在保护中国画、临摹中国画方面具有独到的技术。而且，如果把制假基地放在日本，就像国内大片后期制作拿到日本一样，周围媒体和知情人的“打搅”和“泄密”可能性几乎为零，更不存在“盗版”风险。安静的环境下，作假的水准自然就高。
根据日本JAFIC（警察厅刑事局组织犯罪对策部犯罪收益移转防止管理官）的资料，有关中国艺术品联手日本作假、洗钱的案发频率在不断增加。但因为此类案件的侦办需要专业级人士的参与并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在没有取得确凿证据前，很多信息仍然无法公布。
这一过程不是买家单方面就能完成操作的，必须和拍卖行有所配合，因为明显作假的拍品首先得通过拍卖行的鉴赏和评估，给出一个非常高的估价，然后再拍出一个很高的价格。
在中日财经问题学者姚耀看来，现在的中国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很像，“泡沫经济时代，利用艺术品和股东拍卖洗钱，已经是日本的‘老手法’了”。但他指出，这两年去日本淘“艺术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赴日“雅贿”和日本作假艺术品有抬头之势。
艺术品：行贿第一工具
姚耀在今年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洗钱内幕——谁在操纵日本地下金融》中，提到了最常见的十八种洗钱方法，其中一项就是通过艺术品洗钱：“利用低买高卖的价买卖，将钱以合法的交易方式，洗到目的账号。此方式亦常用于收贿的收钱方式。或购买具价值的古董珠宝或收藏品，再讹称为自家收藏品在市场上放售，一般会购买没有记号的物品，如文物、邮票或历史悠久的名厂乐器。”
姚耀在书中列举了靠蛋鸡养殖起家的秋庭泽仁（化名）的故事。
在上世纪90年代，秋庭已经掌控了日本鸡蛋市场40％的份额。他本人对法国名画很感兴趣。为了报答在政策上一直支持自己发起的（养殖）农民协会的执政党某议员，秋庭在欧洲某地联系好了一幅名画的私人藏家及某拍卖行，告诉他们何时何地对该收藏家的那幅名画进行拍卖。然后，秋庭以自己资助的日本秋庭画廊和文化基金会的名义，邀请一些文化专家和收藏家（事后证明这些人无非是秋庭用来遮人耳目的陪衬），一起到欧洲采购一些名画回日本，作为“丰富日本艺术收藏”和“为国争光”的壮举。
早在欧洲拍卖成行前，议员在秋庭的安排下，先到私人藏家博物馆里“随便看看”，并“独具慧眼”地以超低价100万美元“买”下了其中一幅名画（正是之前秋庭与收藏家和拍卖行说好的那幅）。
时隔不久，众多日本专家和收藏家在欧洲拍卖行见证了这幅“不知名收藏家寄售”的名画被一轮轮“很有品位”的顾客追捧，最终被日本秋庭基金会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秋庭在“向世界人民展示了日本企业家、收藏界的魄力和品位”的同时，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献金和洗钱答谢。
类似的故事在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也会上演，尤其当国内礼品市场的年需求总额在7684亿元左右的今天（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根据分析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行业数据等信息后对礼品行业的测算）。据统计，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达2000多亿元人民币，而其中送礼消费占到奢侈品消费30%以上。一位北京市纪委干部对媒体表示，在近几年调查的受贿案件中，古董字画等艺术品及劳力士金表之类的奢侈品已经超过房产排名第一，成为涉案金额最高的贿赂工具。
著名书画经纪人郎永说，常有人通过他向书法家求字，很多要写上“赠某某”，这样领导不收也不好，因为写了他的名字总不好再退给别人了。郎永说，“如果有实力，可以选择如齐白石、范曾的画或者启功、沈鹏的字，这些都属于硬通货，最受欢迎，价值高、能保值，而且变现也非常容易。”郎永还听过个故事：两企业竞标一个项目，一方送领导一辆路虎免费试驾。另一方缺钱，便花几千块钱找人仿了一幅齐白石，拿到拍卖公司自卖自拍，把80多万的拍卖公司付款凭证一并送给领导。“反正是一锤子买卖。”
在中国，被称为“雅贿”的艺术品有惯常礼品所不具备的“风雅”和“别致”，以此洗钱的历史十分悠久，并被发扬光大。
拜冯小刚2008年的电影《非诚勿扰》所赐，从2009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其中一项重要日程就是淘艺术品、奢侈品或老爷车。姚耀说：“一方面是日本的假货少；另一方面是日本人开价合理，很多同等物品的报价，可能是中国国内报价的1／2或1／3。”
日本国内现存大量的欧美艺术品，这都是泡沫经济时代的产物。从1987年到1989年，日本人买下了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出的所有世界名画中的39.8％，成为当时最大的买主。好景不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显露颓势，出现零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破产倒闭或周转不灵的富商巨贾们纷纷抛售手中的世界名画。据说，当时用于抵债的艺术品堆积如山。即便如此，热爱欧美艺术的日本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藝术品，或在博物馆，或在私人收藏家的手中。这就给渐渐富裕的中国买家提供了很好的选择平台。
姚耀说，现在许多日本地陪导游会发现不少中国旅游团里会有企业家，他们往往对团里某个人特别恭敬，带他到处购物，后者可能就是某个中国官员。这种状况从2009年开始，尤其是2010年日本对中国开放自由行以后。去年日本地震后停了半年，现在又开始热闹了，甚至比以前更热闹。
此外，中国游客现在也喜欢去日本的“质屋”（即中国人所说的当铺）。“日本人对奢侈品的热衷程度世人皆知。日本当地富二代可能买了奢侈品，还没怎么用就觉得不喜欢或者突然手头紧了，于是就拿去质屋变卖。也有一些KTV小姐收到客人的礼物，马上就去质屋变现了，这些奢侈品对于中国买家而言性价比很高。而且，日本质屋的口碑不错，能用银联或其他国际信用卡，收据发票一应俱全。”姚耀补充说，对于那些携带大量现金去日本买艺术品或者奢侈品的中国人，就有洗钱或者“雅贿”的嫌疑。
利用中国“收藏热”赚钱
姚耀的研究发现，由于日本玩艺术品和古董洗钱的历史悠久，那些市场上常规流通品的行情和真实拥有者，基本已经比较透明，很难再“榨出油水”。于是，与这类洗钱活动有关的触角开始伸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例如，日本的影像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顶尖水平，连蔡司等老牌德国镜头品牌都被日本厂商收购；世界上彩色复印技术和设备品牌最多、应用技术最广泛的几乎都来自日本厂商（佳能、东芝、理光、柯尼卡、富士施乐）。现在日本方面有人在利用中国的收藏热赚钱，有专门负责复印制作假画的；有专门将假画带进中国的；有专门负责把假画收进拍卖场的；有的假画早在日本境内就被“拍卖”过一次，给假画披上一道“海外回流文物”的光环。
如今，造假团伙使用的复印机越来越先进，一般的高倍放大镜已看不到其墨点，用显微技术才能看清其印刷的痕迹。日本近两年研制出更加先进的复印技术，再配以人工勾描制作出来的高仿印刷品，画法、书法连同印章，看着好像都是真品，中国老专家们那套传统的鉴定方式已经无法分辨。这样的伪作，除了送往某些高档的古玩店外，全都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手段送往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场，或干脆在日本组织所谓“中国流失文物拍卖鉴赏会”，因为在拍卖场上更容易赚到大钱。
姚耀说，日本的裱画技术来自中国的唐代，但精细的日本人在保护中国画、临摹中国画方面具有独到的技术。而且，如果把制假基地放在日本，就像国内大片后期制作拿到日本一样，周围媒体和知情人的“打搅”和“泄密”可能性几乎为零，更不存在“盗版”风险。安静的环境下，作假的水准自然就高。
根据日本JAFIC（警察厅刑事局组织犯罪对策部犯罪收益移转防止管理官）的资料，有关中国艺术品联手日本作假、洗钱的案发频率在不断增加。但因为此类案件的侦办需要专业级人士的参与并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在没有取得确凿证据前，很多信息仍然无法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