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脱险同志罗广斌向党提出了一份意见和建议。“意见”共八条，也称“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狱中八条”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震撼力。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狱中同志们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报告》着重揭露了几个叛徒的内心世界和蜕变规律。例如，大破坏的元凶祸首刘国定，重庆秘密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器重。但是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他叛变后出卖了多位共产党员，因此受到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和接见，并正式升为上校。
　　“狱中意见”还提出领导机构（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狱中同志认为，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武装起义中牺牲）的人品是好的。但是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却拿他没有办法，投鼠忌器，于是迁就。王璞无可奈何，只好买一套《三国演义》，回乡看小说，生闷气。“狱中意见”尖锐地指出，这种软弱无能、听任自流也是领导机构的一种腐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几个叛徒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以外，还由于在地下环境中，长期隐蔽，相对平静安全，缺乏激烈斗争的锻炼，少数人脱离党和党员的监督，容易滋长消极和腐化。
　　叛徒中冉益智是另一类典型，1948年4月16日他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随后又供出已被捕但还未被敌特查明身份的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往日，他道貌岸然，大讲革命理论革命节气，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冉益智在讲话中着重对他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就是这个冉益智，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就把他领导下的曾紫霞出卖了。
　　在地下时期，大都实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人就是组织，就是党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对他们十分敬仰，抹上了一层理想的光辉。《报告》说：“加上（刘国定、冉益智等）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以至有的年轻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甚至有的同志举止言行都模仿他们的样子，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这一堂反面课上得十分深刻。
　　《报告》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李文祥是因为儿女情长不能自拔而终于下水的。李文祥于1948年4月被捕，关在白公馆。开始还比较好，只是苦念妻子。妻子熊咏辉关在渣滓洞女牢。特务利用李的弱点，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讯，而且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务威胁他：“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彻底崩溃，在坐牢八个月之后，于12月叛变。
　　据狱中了解情况的同志揭发，其他几个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净。对此，《报告》指出：“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向上级）报告，相对来讲有问题比较容易发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对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狱中八条”是几百烈士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它虽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却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
　　 （摘自《北京日报》2010.8.30）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