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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活的轨迹总是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自动控制学家褚健现在可能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了。可是如今，他在浙江省湖州市看守所里，每天坐在幼儿园小朋友用的那种塑料板凳上弯着腰写作。最近，他刚刚写完了一份200多页的“中控创业史”。
1989年，在日本完成博士学业的褚健偕妻子回国，为了省钱，他们选择了乘坐轮船这一最慢的交通工具回到杭州。回国之前，褚健一直记着他的导师桥本伊织的一句话：“日本有今天，我们这代人做出了重大贡献。”褚健希望等到自己50岁的时候，也可以对后辈们这样说。正是抱着这样的思想，他在日本学成后坚决选择了回国，而不是留在那里。
2013年10月，年届50岁的褚健正在为入选工程院院士准备第二轮答辩，身为浙江大学副校长、中控科技集团（以下简称中控）总裁的他却突然因涉嫌贪污而被刑事拘留。
当年，褚健在浙江大学老校区离农田不远的两间教室里创建了中控，如今在杭州市滨江区，钱塘江畔的中控科技园与西湖隔江相望，这家中国工业控制领域的旗舰企业所在的双子星大厦，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而此时，它的创始人已经在看守所里度过了近两年的时间，还在等待着对其涉嫌贪污、行贿案的审判结果。
1993年年初，褚健拿着浙江大学出具的一张20万元支票的第四联，去杭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了一家全民所有制公司。实际上，就连这张支票上的金额也是褚健自己想办法借来的，而并非浙大真正的注资。
当时，褚健给公司起了个“霸气”的中文名字——“中控”，英文则是SUPCON，即super control的缩写，寓意着要做中国最好的控制系统。霍尼韦尔是工业控制领域全球领先的公司，褚健的梦想，就是要做“中国的霍尼韦尔”。
自动控制技术涉及生活、商业、工业乃至国家安全的防护。在这一领域，新的理念、技术和解决方案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领先。褚健在日本留学时，曾参观过一些几乎见不到工人的钢铁厂，宽敞明亮的中央控制室监控着所有复杂而危险的生产过程。他所看到的，是当时工业控制领域最先进的分布式控制系统（DCS）。
工业控制系统是所有重大工程、市政基础设施、重大装备的“大脑和神经网络”。炼油厂、电厂、化工厂里的所有机械设备，都需要由这样一个“神经网络”联系起来，使其在后台“大脑”的统一指挥下，协调运转。如果这一系统不听使唤，就会造成停产、爆炸、人员伤亡等事故。
但是在1993年时，国内各领域所使用的工业控制系统都是欧美、日本等国制造的。政府从1985年起就投入巨资，组织多家科研机构集体攻关，历经10年，耗资上亿元，最终也无所作为。
创业之初，褚健对于研发DCS控制系统的风险并非不知，但在衡量了这一项目的商业前景和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后，他仍决定朝这个方向突破。他利用手里仅有的几本国外产品广告手册，决定以中国石化领域用得最多的日本横河电机公司DCS实时监控软件做为参照物。当时，他们无法知道横河是如何关联监控界面的，更无法知道实时监控界面是如何与控制站中各种硬件模块，以及与面向实际工业现场的实时数据进行关联的。但中控的开发人员仿照这些监控界面，再结合他们的经验和中国客户的实际需求，硬是开发出了第一版实时监控软件，再加上自主组装的硬件，制造出第一款DCS产品“JX—100”。
由于缺乏资金，褚健不得不在连产品影子还没见到的时候就做推销。在连续遭遇了各种软钉子之后，他找到浙江巨化集团下属一家锦纶厂。该厂仪表车间主任章全是褚健的大学同学，他认同褚健的看法：分布式控制系统代替常规仪表，将是今后化工业的发展方向。于是，章全说服厂长，给了褚健第一个订单，价值38万元——这一价格，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
“他们展示给用户的只是一套投运时间不足一年的小系统，外观和显示界面更是不敢恭维，唯一的卖点大概就是系统的冗余技术。”章全回忆说，“可短短几个月后，一套外形漂亮、功能齐全的系统就诞生了，这不得不令人对他们的能力刮目相看。”章全后来也加入到褚健的团队，如今，他已是中控信息公司的副总裁。
在有了初步发展后，由于求胜心切，中控很快推出了型号为JX—300的新一代分布式控制系统。但市场证明，这是一款不成熟的产品。公司因而再度陷入困境。褚健创业时拉来的第一个合伙人、时任常务副总的杨颖，与他发生了严重分歧，公司面临着分裂的危机。对此，褚健在回忆录里说，这与联想的“倪柳之争”颇有些类似。
1994年，中关村几乎所有的知名电脑公司都放弃了最难且无取胜机会的自主品牌经营，转做国外品牌代理，例如，长城公司代理的是IBM，方正的是DEC，四通则代理康柏。在此形势下，联想内部也爆发了激烈矛盾。表面上看，是当时的公司总工程师倪光南就股权问题状告总经理柳传志，但本质上，是技术优先还是市场优先、还要不要自主研发“中国芯”的路线之争。基于现实的生存压力，联想高层选择站在柳传志一边，倪光南被迫退出公司，回归学术。如今，虽然联想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中国也已经制造出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但计算机的核心——芯片技术依然牢牢掌握在外国人手中。2015年4月9日，美国政府就下令，禁止英特尔公司向与“天河二号”有关的中国四家机构出口用于系统升级的新一代芯片。
当时在中控，杨颖坚持认为，因为JX—300问题很多，要让研发部门解决问题后再推向市场。为填补这个时间空档，他已经和西门子谈好了，先代理他们的PCS—7控制系统，也可以顺便学习对方的技术。这听上去符合当时国家提倡的“用市场换技术”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思想，但褚健凭直觉感到不妥。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中控已经内外交困，四面楚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关门歇业了。如果仅仅为了生存，杨颖的想法、做法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完全正确。但我的目标是创建中国自动化控制产业的自主品牌，如果代理别人的产品，会严重伤害我们的斗志与自信，就像中国的汽车行业一样，合资再多也打造不出自己的东西。” 两人意见始终无法统一，杨颖因此拉上几个“铁杆”离开公司。在褚健找一些骨干人员一一谈话后，终于将几个人挽留了下来。但此后，中控并未能立即按照褚健的心愿发展。不久他忽然得到通知：浙江大学选择3家校办企业打包上市，成立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控入选其中。上市后的公司以计算机学院的半导体产业为重心，对中控事业的发展不看好也不支持，并希望剥离中控。后来，为了给建设紫金校区筹措资金，浙大要卖掉上市公司，褚健等人又趁机将中控赎回来，恢复了独立发展。这一折腾，就使中控走了5年的弯路。
在此期间，褚健等人又在外面成立了其他几家带有“中控”字眼的公司，几家公司的股权互有交叉，十分复杂。代理褚健案的律师看了卷宗后感叹，这是他迄今为止看到的股权更迭最为频繁的公司。而褚健被指控关于利用股权变更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正是发生在这一期间。
独立门户之后，中控终于走上正轨。2006年，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在考察中控时指出，中科院与北京的很多其他企业，如联想集团都是“贸工技”的发展模式，而中控是典型的“技工贸”模式，而且取得了成功，“这条路更难，你们真的不容易”。
浙江杭州中控科技集团大楼内，工作人员在休息。图/IC
科技领域有一种说法叫作“得标准者得天下。”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能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标准通常是由一个专利群来支撑，一旦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企业就站在了整个行业的最上游，每年坐收巨额专利费。
如果说基于模拟信号的DCS是上一代工业控制系统的典范，那么从2000年开始，各大跨国公司都开始投入力量研发一种新型的控制系统——新一代高速现场总线技术。褚健注意到了这个形势，决定切入这一领域。2001年，在国家科技部“863”的支持下，实时以太网总线技术（EPA）正式立项，由中控与浙江大学牵头，联合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多家机构进行技术攻关。
过去，业界都认为以太网（即局域网的一种技术标准）不适用于工业领域。1996年，中控率先在自己的DCS产品上使用了以太网。那时还比较心虚，不敢声张。没想到过了几年，工业以太网已变成一种趋势。因此，中控起初提的是要做国家标准;研究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比国外晚，甚至还超前一点，中控完全有能力使EPA成为国际标准。
在经历复杂的国际谈判之后，2007年12月14日，由浙大中控领衔制定的工业通信网络标准EPA正式被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为国际标准。这意味着，国际工业自动化领域标准由国外垄断的现状被打破，中国企业也开始参与制定该领域的游戏规则。
褚健走自主创新之路的思想确实吸引了一批追随者，2001年加入中控的邹骁就是其中之一。在褚健事发之后，他已经离开了公司，开始自己创业。邹骁透露说，其实褚健在几年前就已经获得过院士候选人提名，但他都没有动心，也没有为此做什么努力。但到了2012年前后，他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只有当上了院士，才有资格、有能力汇聚更多资源，做更大的事情，因此才对参选工程院院士热心起来。“这更大的事情，指的就是工业控制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他想在更高层面上做一些事。”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工业控制领域的确与国家安全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2014年，美国《连线》杂志记者Kim Zetter在《从倒计时到零：震网病毒和世界首个数字武器的启用》一书中透露了发生在工业控制领域的一个神秘的故事：2006年，美国为了制约伊朗，在其核设施的铀浓缩离心机上植入了一个名为“震网（Stuxnet）”的病毒软件，导致伊朗的2000台离心机报废。
这一战术非常高明：崭新的离心机装进工厂，没用多久便告损坏，日常的生产工作变成了不停地更换离心机。纳坦兹核工厂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浓缩铀生产能力，远比一次灾难后迅速重建更加折磨。而不懂技术的伊朗人却一直以为是离心机质量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是控制设备的“神经网络”感染了“病毒”。震网病毒攻击了不止伊朗一个国家，全球范围内，至少有数十万台电脑受感染。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针对工控系统的病毒。
这个颇有冷战色彩、听起来像是“阴谋论”的故事，很早就引起了褚健的注意，并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作为业界专家，他在201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重中之重：工业控制系统安全的盛世危言》，在文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在公司内布置力量开始研究这类技术。
经过初步的研究，中控很快也实现了震网病毒所达到的功能，如通过互联网远程攻击杭州某自来水厂;或使用遥控器令一辆未做任何改动的小汽车任意熄火、加减速、急停;或者通过软件导弹攻击城市地铁系统，使其发生混乱等。“中国很多电厂、水厂的工业控制系统都是西门子、霍尼韦尔等国外厂家的，它们就像微软的操作系统一样，都留有‘后门’。虽然工控系统是与互联网隔绝的，但技术上仍可以实现远程控制，让你的电网瘫痪、大坝决堤。”邹骁解释说。
“褚健被逮捕后，相关科研工作已造成很大影响，会大大拖后我国控制系统安全领域的及时应对。”这是四名工程院院士王成、苏君红、钟山和周立伟给中央打的一份紧急报告中的话，他们从技术的角度表达了对褚健一案的关注。对此，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秘书长石定寰则表示：中国控制系统领域的自主产业正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就在褚健创办中控的1993年，财经作家吴晓波任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他在当年发表的一篇报道中说：“褚健最近又成了新闻人物。3年前，他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而现在他又即将出任一家工业自动化工程公司的总经理。这位在国内年轻一代学者中较为知名的青年博士‘下海’，在校园内外引发了种种议论。”吴晓波用这篇报道的标题表达了自己的疑问：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合算吗？
如今，吴晓波的问题还没有标准答案，只是，不仅科学家褚健消失了，企业家褚健也在面临倒掉的危险。对于今天的情形，吴晓波总结说，似乎存在着一个“褚健困境”：在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下，若一个科学家欲将某一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且从中拥有个人产权，那么，产业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几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额越大。褚健的遭遇有非常大的典型性，几乎所有在高校内从事产学研工作的人都有极强烈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褚案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所在。
1989年，在日本完成博士学业的褚健偕妻子回国，为了省钱，他们选择了乘坐轮船这一最慢的交通工具回到杭州。回国之前，褚健一直记着他的导师桥本伊织的一句话：“日本有今天，我们这代人做出了重大贡献。”褚健希望等到自己50岁的时候，也可以对后辈们这样说。正是抱着这样的思想，他在日本学成后坚决选择了回国，而不是留在那里。
2013年10月，年届50岁的褚健正在为入选工程院院士准备第二轮答辩，身为浙江大学副校长、中控科技集团（以下简称中控）总裁的他却突然因涉嫌贪污而被刑事拘留。
当年，褚健在浙江大学老校区离农田不远的两间教室里创建了中控，如今在杭州市滨江区，钱塘江畔的中控科技园与西湖隔江相望，这家中国工业控制领域的旗舰企业所在的双子星大厦，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而此时，它的创始人已经在看守所里度过了近两年的时间，还在等待着对其涉嫌贪污、行贿案的审判结果。
创业之初
1993年年初，褚健拿着浙江大学出具的一张20万元支票的第四联，去杭州市工商局注册成立了一家全民所有制公司。实际上，就连这张支票上的金额也是褚健自己想办法借来的，而并非浙大真正的注资。
当时，褚健给公司起了个“霸气”的中文名字——“中控”，英文则是SUPCON，即super control的缩写，寓意着要做中国最好的控制系统。霍尼韦尔是工业控制领域全球领先的公司，褚健的梦想，就是要做“中国的霍尼韦尔”。
自动控制技术涉及生活、商业、工业乃至国家安全的防护。在这一领域，新的理念、技术和解决方案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领先。褚健在日本留学时，曾参观过一些几乎见不到工人的钢铁厂，宽敞明亮的中央控制室监控着所有复杂而危险的生产过程。他所看到的，是当时工业控制领域最先进的分布式控制系统（DCS）。
工业控制系统是所有重大工程、市政基础设施、重大装备的“大脑和神经网络”。炼油厂、电厂、化工厂里的所有机械设备，都需要由这样一个“神经网络”联系起来，使其在后台“大脑”的统一指挥下，协调运转。如果这一系统不听使唤，就会造成停产、爆炸、人员伤亡等事故。
但是在1993年时，国内各领域所使用的工业控制系统都是欧美、日本等国制造的。政府从1985年起就投入巨资，组织多家科研机构集体攻关，历经10年，耗资上亿元，最终也无所作为。
创业之初，褚健对于研发DCS控制系统的风险并非不知，但在衡量了这一项目的商业前景和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后，他仍决定朝这个方向突破。他利用手里仅有的几本国外产品广告手册，决定以中国石化领域用得最多的日本横河电机公司DCS实时监控软件做为参照物。当时，他们无法知道横河是如何关联监控界面的，更无法知道实时监控界面是如何与控制站中各种硬件模块，以及与面向实际工业现场的实时数据进行关联的。但中控的开发人员仿照这些监控界面，再结合他们的经验和中国客户的实际需求，硬是开发出了第一版实时监控软件，再加上自主组装的硬件，制造出第一款DCS产品“JX—100”。
由于缺乏资金，褚健不得不在连产品影子还没见到的时候就做推销。在连续遭遇了各种软钉子之后，他找到浙江巨化集团下属一家锦纶厂。该厂仪表车间主任章全是褚健的大学同学，他认同褚健的看法：分布式控制系统代替常规仪表，将是今后化工业的发展方向。于是，章全说服厂长，给了褚健第一个订单，价值38万元——这一价格，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
“他们展示给用户的只是一套投运时间不足一年的小系统，外观和显示界面更是不敢恭维，唯一的卖点大概就是系统的冗余技术。”章全回忆说，“可短短几个月后，一套外形漂亮、功能齐全的系统就诞生了，这不得不令人对他们的能力刮目相看。”章全后来也加入到褚健的团队，如今，他已是中控信息公司的副总裁。
“技工贸”还是“贸工技”
在有了初步发展后，由于求胜心切，中控很快推出了型号为JX—300的新一代分布式控制系统。但市场证明，这是一款不成熟的产品。公司因而再度陷入困境。褚健创业时拉来的第一个合伙人、时任常务副总的杨颖，与他发生了严重分歧，公司面临着分裂的危机。对此，褚健在回忆录里说，这与联想的“倪柳之争”颇有些类似。
1994年，中关村几乎所有的知名电脑公司都放弃了最难且无取胜机会的自主品牌经营，转做国外品牌代理，例如，长城公司代理的是IBM，方正的是DEC，四通则代理康柏。在此形势下，联想内部也爆发了激烈矛盾。表面上看，是当时的公司总工程师倪光南就股权问题状告总经理柳传志，但本质上，是技术优先还是市场优先、还要不要自主研发“中国芯”的路线之争。基于现实的生存压力，联想高层选择站在柳传志一边，倪光南被迫退出公司，回归学术。如今，虽然联想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中国也已经制造出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但计算机的核心——芯片技术依然牢牢掌握在外国人手中。2015年4月9日，美国政府就下令，禁止英特尔公司向与“天河二号”有关的中国四家机构出口用于系统升级的新一代芯片。
当时在中控，杨颖坚持认为，因为JX—300问题很多，要让研发部门解决问题后再推向市场。为填补这个时间空档，他已经和西门子谈好了，先代理他们的PCS—7控制系统，也可以顺便学习对方的技术。这听上去符合当时国家提倡的“用市场换技术”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思想，但褚健凭直觉感到不妥。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中控已经内外交困，四面楚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关门歇业了。如果仅仅为了生存，杨颖的想法、做法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完全正确。但我的目标是创建中国自动化控制产业的自主品牌，如果代理别人的产品，会严重伤害我们的斗志与自信，就像中国的汽车行业一样，合资再多也打造不出自己的东西。” 两人意见始终无法统一，杨颖因此拉上几个“铁杆”离开公司。在褚健找一些骨干人员一一谈话后，终于将几个人挽留了下来。但此后，中控并未能立即按照褚健的心愿发展。不久他忽然得到通知：浙江大学选择3家校办企业打包上市，成立浙大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控入选其中。上市后的公司以计算机学院的半导体产业为重心，对中控事业的发展不看好也不支持，并希望剥离中控。后来，为了给建设紫金校区筹措资金，浙大要卖掉上市公司，褚健等人又趁机将中控赎回来，恢复了独立发展。这一折腾，就使中控走了5年的弯路。
在此期间，褚健等人又在外面成立了其他几家带有“中控”字眼的公司，几家公司的股权互有交叉，十分复杂。代理褚健案的律师看了卷宗后感叹，这是他迄今为止看到的股权更迭最为频繁的公司。而褚健被指控关于利用股权变更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正是发生在这一期间。
独立门户之后，中控终于走上正轨。2006年，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在考察中控时指出，中科院与北京的很多其他企业，如联想集团都是“贸工技”的发展模式，而中控是典型的“技工贸”模式，而且取得了成功，“这条路更难，你们真的不容易”。
更高标准
科技领域有一种说法叫作“得标准者得天下。”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能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标准通常是由一个专利群来支撑，一旦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企业就站在了整个行业的最上游，每年坐收巨额专利费。
如果说基于模拟信号的DCS是上一代工业控制系统的典范，那么从2000年开始，各大跨国公司都开始投入力量研发一种新型的控制系统——新一代高速现场总线技术。褚健注意到了这个形势，决定切入这一领域。2001年，在国家科技部“863”的支持下，实时以太网总线技术（EPA）正式立项，由中控与浙江大学牵头，联合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多家机构进行技术攻关。
过去，业界都认为以太网（即局域网的一种技术标准）不适用于工业领域。1996年，中控率先在自己的DCS产品上使用了以太网。那时还比较心虚，不敢声张。没想到过了几年，工业以太网已变成一种趋势。因此，中控起初提的是要做国家标准;研究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比国外晚，甚至还超前一点，中控完全有能力使EPA成为国际标准。
在经历复杂的国际谈判之后，2007年12月14日，由浙大中控领衔制定的工业通信网络标准EPA正式被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为国际标准。这意味着，国际工业自动化领域标准由国外垄断的现状被打破，中国企业也开始参与制定该领域的游戏规则。
褚健走自主创新之路的思想确实吸引了一批追随者，2001年加入中控的邹骁就是其中之一。在褚健事发之后，他已经离开了公司，开始自己创业。邹骁透露说，其实褚健在几年前就已经获得过院士候选人提名，但他都没有动心，也没有为此做什么努力。但到了2012年前后，他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只有当上了院士，才有资格、有能力汇聚更多资源，做更大的事情，因此才对参选工程院院士热心起来。“这更大的事情，指的就是工业控制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他想在更高层面上做一些事。”
盛世危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工业控制领域的确与国家安全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2014年，美国《连线》杂志记者Kim Zetter在《从倒计时到零：震网病毒和世界首个数字武器的启用》一书中透露了发生在工业控制领域的一个神秘的故事：2006年，美国为了制约伊朗，在其核设施的铀浓缩离心机上植入了一个名为“震网（Stuxnet）”的病毒软件，导致伊朗的2000台离心机报废。
这一战术非常高明：崭新的离心机装进工厂，没用多久便告损坏，日常的生产工作变成了不停地更换离心机。纳坦兹核工厂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浓缩铀生产能力，远比一次灾难后迅速重建更加折磨。而不懂技术的伊朗人却一直以为是离心机质量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是控制设备的“神经网络”感染了“病毒”。震网病毒攻击了不止伊朗一个国家，全球范围内，至少有数十万台电脑受感染。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针对工控系统的病毒。
这个颇有冷战色彩、听起来像是“阴谋论”的故事，很早就引起了褚健的注意，并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作为业界专家，他在201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重中之重：工业控制系统安全的盛世危言》，在文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在公司内布置力量开始研究这类技术。
经过初步的研究，中控很快也实现了震网病毒所达到的功能，如通过互联网远程攻击杭州某自来水厂;或使用遥控器令一辆未做任何改动的小汽车任意熄火、加减速、急停;或者通过软件导弹攻击城市地铁系统，使其发生混乱等。“中国很多电厂、水厂的工业控制系统都是西门子、霍尼韦尔等国外厂家的，它们就像微软的操作系统一样，都留有‘后门’。虽然工控系统是与互联网隔绝的，但技术上仍可以实现远程控制，让你的电网瘫痪、大坝决堤。”邹骁解释说。
“褚健被逮捕后，相关科研工作已造成很大影响，会大大拖后我国控制系统安全领域的及时应对。”这是四名工程院院士王成、苏君红、钟山和周立伟给中央打的一份紧急报告中的话，他们从技术的角度表达了对褚健一案的关注。对此，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秘书长石定寰则表示：中国控制系统领域的自主产业正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就在褚健创办中控的1993年，财经作家吴晓波任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他在当年发表的一篇报道中说：“褚健最近又成了新闻人物。3年前，他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而现在他又即将出任一家工业自动化工程公司的总经理。这位在国内年轻一代学者中较为知名的青年博士‘下海’，在校园内外引发了种种议论。”吴晓波用这篇报道的标题表达了自己的疑问：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合算吗？
如今，吴晓波的问题还没有标准答案，只是，不仅科学家褚健消失了，企业家褚健也在面临倒掉的危险。对于今天的情形，吴晓波总结说，似乎存在着一个“褚健困境”：在现行的高校科研体制下，若一个科学家欲将某一技术进行产业化开发且从中拥有个人产权，那么，产业做得越大，他的犯罪几率就越高且犯罪金额越大。褚健的遭遇有非常大的典型性，几乎所有在高校内从事产学研工作的人都有极强烈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褚案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