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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中央军事扩大会议，注定要载入中国军事史册，也注定要载入新中国的史册。时隔半个多世纪，当笔者重新回顾当年的是是非非，走进共和国元勋们的内心世界，去体味其中的愤怒，焦虑，执着，无奈和委屈，依然显得迷雾重重。
怎样透过这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真相？用常规的考据法恐怕不行，或许可以试一试自由心法，努力走进历史当事人的心灵。当然，这样做风险很大，相当于猜测。在科学实验中，猜测是接近真相的必要步骤。还原历史的最大悖论在于，时间是不可逆的，历史无法还原。真相也许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启迪却可以永留人间。
战争结束了，怎么办军校？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打着“军队现代化”和“军队正规化”幌子的“军事教条主义”。
这里的要害是如何理解战争的现代化与正规化。我记得看中国古典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古代战争的场景。两军人马交战，先是双方大军对峙列阵，各出一员大将单独厮杀。如遇猛将一刀斩对方于马下，这仗基本就算胜了，剩下来的是一边铺天盖地地掩杀，一边丢盔弃甲地败逃。哪怕胜利一边只有数千人，另外一边有数万人。长大一点才明白，古典战争太不“现代”了。上中学时看《战争与和平》，发现19世纪初的欧洲战争太逗了，双方排好阵，进攻时都要走直线，要保持队形不变。当然这也许是西方“军事正规化”早期的场景。但对于我们这些看惯了地道战、地雷战的人来说，这些正规化战争简直是笑话！兵法的精髓是兵不厌诈，怎么可能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呢？
然而，美国人真的将战争的标准化、制度化、規范化推向了极致。正如工厂无人化一样，美国的战争流水线也逐渐无人化了。无人化的工厂靠机械和电子的高度发达。无人化的战争靠卫星、飞机、导弹、核弹头。装备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士兵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不重要。坐在战争主控室里点击鼠标，正如在游戏机里点击鼠标一样，可以将远方的城市和军队毁灭得一干二净。
但是，如此现代化、正规化的发展方向，是毛泽东所难以理解、难以欣赏的。事实上，毛泽东将战争的古代性、灵活性推向了极致：毛泽东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专门消灭有生力量；他搞全民皆兵式的游击战，将战争的外延大大地拓宽了；他调动每个士兵的自觉性，使人人既是司令官、又是战士。面对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日本人吃尽了苦头，蒋介石丢盔弃甲，美国人不知道怎么失败的。毛泽东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业余胜专业，以步枪胜坦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神。
问题在于，战争终于结束了。战神的胜利经验怎样传递、复制给新的将领和战士？这就是建国以后各级各类军事学院最头疼的事。
学苏联，还是学自己？
神不可复制，可复制的是武器装备、条例条令。
1956年8月25日，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针锋相对的信。写信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处长的蔡铁根。信是直接写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信中说：“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他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建议中央和军委给予重视。
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他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上，彭德怀、陈赓、谭政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彭德怀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彭德怀认识到：“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从1927年建军以来，我军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培养了许多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产生了无数如《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样的战士、侦察员、班长、排长、连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机智灵活，逐渐达到百战百胜的至高境界。应该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让敌人成为最好的老师，将战场变成培养军事将领的课堂，这是我军成长最根本的历史经验。
谁能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呢？
但是，怎样在和平时期培养军事将领呢？和平时期能不能培养出真正会打仗的军事将领呢？甚至，和平时期还要不要保留一支数量庞大的、职业化的常备军呢？按理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应该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建国伊始，诸事繁杂，这些问题留给了惯于服从命令的中下级将领。中下级将领囿于他们的见识和经验，往往有书本迷信、教授迷信、大学迷信，即使不是照搬照抄苏联军事体制、教材、条例，也会照搬照抄美国军事体制、教材、条例。
南京军事学院的领导们就是这样。面对彭德怀的根本性否定意见，他们觉得委屈。
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这就是表面上承认，实质上否认。
相应地，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估计，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则持相反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
针对批评，萧克写信给彭德怀：“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 事后，萧克回忆：“……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南京军事学院党委的观点和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得到基层干部拥护的。他们的倾向在当时和今天都是主流——有現成的教材，有日复一日的正规教学和训练，师资易培训，考核易有标准，可操作性强。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否定“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意见占了上风。反过来，还对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进行了尖锐批评。张宗逊是彭德怀的老部下，能征善战，执行彭总命令不折不扣。会议将张宗逊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显然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果然，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派来了由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明确表态：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并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于是，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军队内部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正面交锋。
此时，叶剑英尚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8年4月8日，他在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这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叶剑英的一次郑重表态。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
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
林彪出马，一个顶俩 5月2日，林彪从上海回到北京毛家湾住地，回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刚回北京几天，就有上将来探望，谈话中说到军队有教条主义，训练总监部、军事院校都存在。谈到具体例子，就是内务条令中礼节繁琐，连我这个上将去见领导，都得手举到帽沿上，口里说着姓名、职务……一长串报告词，还得说：“可以进来吗？”军事院校教员讲课条条多，什么“一、二、 三、四、五，……扁担架括弧；大A、B、C、D、E，小a、b、c、d、e……太烦人。”
林彪听后，要这位上将搞个书面材料来。他第二天来到办公室催问材料。秘书说没有见到。林彪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让他快把材料送来。”刚说完，又改口说：“不，还是我打电话直接找他。”说完，口里念念有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我预料军队领导上要出事，果然出了事，出了教条主义！”
林彪获得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材料后，立即对秘书说：“你打个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最好是找叶子龙，就说我要去看看主席。”秘书遵示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叶子龙不在，接电话的是罗光禄秘书，秘书向他作了报告。他说：“等我请示了毛主席后，再通知你。”
林彪急着要去见毛主席，下午又到办公室询问，秘书说还没有回音。第二天，罗秘书来电话说：“主席说，林彪同志不必专程来看望了，后天中央领导有接见，林彪同志可以来参加，一起见见面就可以了。”
林彪按时参加接见，抽间隙与毛主席交谈，向毛主席反映军队中有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在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并将有关“材料”顺便呈上。林彪看问题一向入木三分。对于反军事教条主义，他既有切身感受，又可能具备政治上的敏感性。他读古代历史颇有心得，懂得“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所以，也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看成是一场政治斗争。
不料，毛主席接过翻了翻后说：“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来，但问题不严重，向苏联军队学习是我提出来的，中央军委讨论同意的。”
这样，问题的性质就只是思想方法上的分歧了。
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始。
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先讲话，他谈了形势，以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开好这次会议。具体议程：一、如何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二、检查军队在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三、军队怎样贯彻“四大”，进一步开展整风；四、战略方针，战争准备，组织编制，科技研究等。
林彪同各位元帅一起到会作了表态性的讲话，大家都对彭德怀领导下的军委工作给予肯定，林彪讲话时还要求大家团结在彭德怀元帅周围。紧接着林彪在发言中提出反对军事教条主义，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國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明眼人都知道，林彪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批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批评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林彪是有资格批评刘伯承和叶剑英的。林彪战功赫赫，战法灵活，敌人闻风丧胆。刘伯承则战绩平平，叶剑英永远只是一个参谋。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照搬外国经验多——到中国就成教条了，总结我党我军经验少。所以，林彪不一定认可其军事理论家的头衔。
就这样，林彪把问题直接摆到了桌面上。
教条主义的根源是单一首长制吗？
会议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
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的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主义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有变质垮台的危险。
彭德怀将教条主义的根源归结为单一首长制，也是有失偏颇的。我军和苏军的区别不在单一首长制上，而在单一首长是否具备精神影响力和军事指挥力上。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毛泽东遇事多与将领们商量，辽沈战役时，与林彪之间几十封电报的往来就可以说明问题。如此，看上去不是单一首长制，但实际上，恰恰是最大限度地协调了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战略决心与灵活机动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将领们的积极性，最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用西方政治学家听得懂的语言说，毛泽东是以其神性在引领、统帅军队。如果将反对教条主义理解为反单一首长制，则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多头领导，争论不休，错判战机，回到遵义会议以前的状态。
然而，我党是崇尚唯物主义的，对于神性、精神性一类的概括有一种天然的抵制。神性，看不见摸不着，不易学不易传。教条，看得见摸得着，易学易传。回避神性，往往会从一种教条走向另一种教条，从苏联教条走向美国教条。
主观上，彭德怀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讨论，达到明辨是非，团结工作的局面的。这种方式，就叫增强每一位将领的神性。在5月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 果真如此，则国之大幸。
破除迷信，找回自信
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彭德怀将信转呈毛主席。
毛主席敏锐地抓住了方强的信。他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6月7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更能理解什么是教条主义，怎样反教条主义的。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
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主席说：“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意识，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这番讲话仍然承认苏军条令和规章制度适用苏联的土壤，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反思的。苏联军队经历了红军时期和卫国战争时期，大小战役、战斗无数，但是，胜负参半，代价沉重，对先进武器的依赖性强，且战绩远不如中国军队。世上没多少人承认斯大林是战神，但都承认毛泽东是战神。按理说，应该是苏军向我军学习。但是，当时我党我军上上下下充满着对苏联的迷信。即使毛泽东也不敢对苏军有非议，还是把中国经验局限在本国，不能上升到普遍性，缺乏深层次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但是，随着苏联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的出台，随着苏联处理东欧问题的失误暴露，毛泽东对苏联的反思也在逐渐深化。破除苏联迷信，破除洋教条的迷信，已经成为毛泽东的思考中心。
恰值此时，军队内部传来反苏联军事教条主义的声音，毛泽东就找到了最好的突破口。
“批评彭德怀就是批评我”
6月20日，開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转入第二阶段，着重掀起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热潮。
彭德怀在讲话中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还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讲话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
6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谈笑风生：“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
听到这里，那些坚持照搬苏联经验的学院派一定很不舒服。刘伯承、叶剑英、萧克、蔡铁根等人会感到惊慌。他们虽然得到了各自下属的支持，但是与领袖的思想发生了冲突。这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这种教条主义主要存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体现在一些从旧军队中过来的同志身上）；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教条主义主要存在于中央和南方苏区时代，体现在一些受王明路线和苏军军事模式影响较深的同志身上）。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 “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的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教条主义不对，外国经验不对，中国的军队传统就对吗？中国军队的经验就对吗？也要一分为二。毛泽东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
这样，就规定了军事学院和军事训练的大方向：总结、提练、实践我军的优良传统。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辨识优良传统与不良传统？如何区别服从大局的独立作战风格与军阀主义作风？
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
23日的讲话，他说：“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很多，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现在看来，这个讲话是很不彻底的。只要肯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就为教条主义的存在和泛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就很难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阐述：“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是不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现在看来，随时用马列主义来包装中国实践，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对中国的战争有任何指导，怎么一总结就成了马列主义了？无数将领和普通战士沿着马列主义的标签，去认真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發现既无助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又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但已经深陷其中，成了洋教条的信奉者，成了各色各样的“理论家”。一说话，又会遭到毛泽东、彭德怀这样的“丘八学校”毕业生的嘲笑。里外不是，左右不是，真是很苦恼。
其实，随着战争的结束，十大军事原则也已经成为过去。真正超越时空的军事经验是没有的，但军事心法是有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道德经》等，仔细体会了，就是军事心法。在战争实践中运用军事心法，经历失败与挫折的考验，才能逐步从知之甚浅到运用自如。其中的成功，固然可以成为学习的范例，但失败的教训更是值得铭记在心。就算将十大军事原则倒背如流，将无数个战争案例解剖得细致入微，都无法成为优秀的将领，甚至无法成为合格的士兵。这就是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
因此，麻烦来了。离开了战争这个大课堂，离开了敌人这个好老师，离开了中国古人提炼的军事心法，离开了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离开了毛泽东这样的战神指引，怎样才能办好军事院校呢？
要不要职业化的军队？
如此追问下去，直接涉及到和平时期要不要职业化军队的问题。井冈山时期，朱德和毛泽东就争论过这个问题。朱德是职业军人出身，专注打仗。毛泽东却希望军队拿起枪能打仗，放下枪能做群众工作，农忙时候又能拿起锄头，任何时候都要将思想政治工作放到第一位。毛泽东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支天兵天将，聚成一团火，散为满天星。这就是神的部队。直到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五七”指示中，他才真将这个想法说清楚了：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但是，回到1958年，毛泽东还没想得那么清楚。他在努力地认识苏联经验的问题：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善。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
要搞民兵，甚至寓兵于民，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问题在于，职业化军队怎么办？那时候，他还在犹豫。所以，民兵只是“土办法”，还得屈从于职业化军队的“洋办法”。
军事心法，超越时空
真领导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毛泽东水平也是无人能比。29日的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这里就体现了强烈的自信。当然，他还只能在当时的语境下谈话，还得把马克思列宁当作神抬出来。
对刘伯承，毛主席指出他“两头差些，中间好”。这是有深刻含义的。19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现代战略。”
刘伯承不明白，《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是超越时空的军事心法。而所谓的现代军事艺术，其实是如何将坦克、大炮、飞机协同作战的有限经验。真正的军事艺术大师是毛泽东，艺术是心法与实际材料、情形的完美结合。
对此，毛泽东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有什么军事学？不过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答复中央苏区那时候的争论的。（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注）因为怄了一肚子气，人没有气是写不出文章来的。”
此论是要害。迷信书本或理论的人一听，噢，毛泽东自己说没有什么军事学。那我们还得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学西点军校的军事教材，还得学苏联的军事学。其实，毛泽东这里是在嘲讽这些理论迷、书本迷。战争进程瞬息万变，谁能迅速准确地判断情报真假？谁能判断敌军将领的决心和意志？谁能从下属的电报中体会前线战情和将领信心？谁能让千里之外的军队服从战略意图？谁能通过一篇文章吓退傅作义十几万大军？谁能通过喝茶聊天动摇卫立煌的作战意志？因为蒋百里写了《国防论》，现在就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军事家，这不是笑话吗？ 其实，将领们最应该学习的是毛泽东胸怀全局、抓住要害、临机决断、反思总结的心法。但是，心法不但可以运用在军事上，也可以运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如此，军事将领的培养和其他党政领导的培养就没有明显差异了。习近平倡导学习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智慧，其核心就是儒、释、道、兵、法各家的心法。
但是，这样去总结、理解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就显得有点唯心，显得虚无飘缈，无章无法。经验，以及经验的教条化则更唯物，可触可摸，有章有法。考虑到“五四”浪潮将所有古代智慧都当作统治阶级愚弄人的把戏被抛弃了，毛泽东也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体会运用，却不能讲话肯定。
做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做。做的，靠中国古代智慧；说的，只能是现代西方教条。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困境，也是当代中国的思想困境。虽然习近平公开推崇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但是，学术界、舆论界还都牢牢把握在现代西主教条的迷信者手中。所以，空谷绝响，应者寥寥。党政军各级领导人，按说是最需要也最应该理解古代智慧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也都是西方教条培养出来的。如果说其中有明白的，运用得好的，那往往是自己在揣摸。
会议现场的彭德怀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个思想困境。他只能顺着毛泽东的思路，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顺手牵羊，粟裕蒙冤
摆脱不了思想困境，又要解决问题，推进工作，怎么办？那就很容易将思想问题政治化，将政治问题权力化，将权力问题斗争化。
因为毛泽东讲话将自己与彭德怀紧紧联系在一起，彭德怀就成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正确代表。谁反对彭德怀，谁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样，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等都被点名批评。
如果说刘伯承、叶剑英是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萧克则是将教条主义落实到了具体工作中的人，其迷信最深。因此，大会通过的唯一人事决议是《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此后，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新的临时党委，举行由400多人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议，把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个部领导及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人打成“反党分子”。
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并作出结论：“过去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
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另成立训练部，归总参谋部领导；萧克、李达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也被免去并调离军队；陈绪英等则被开除军籍，送边疆劳动改造。蔡铁根则被撤职、开除党籍，后被处决。
这里，粟裕是躺着中枪的，他没有任何教条主义的表现。如果说毛泽东是军队的战神，粟裕则是小战神。林彪和粟裕是毛泽东最欣赏的两位年轻将领。他们既不迷信苏联教条，也不迷信黄埔教条。他们既能很好的领会战略意图，又不死打硬拼、盲目执行。毛泽东与他们电报往来、反复磋商，形同一人。粟裕怎么会被这场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牵连进去呢？
这就不能不说彭德怀对粟裕的看法了。彭德怀是井冈山时期的领导人之一，资格老，敢打敢拼，为党和军队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以后，又带兵抗美援朝，将美国逼回“三八线”，打出了共和国的国威。但是，彭德怀脾气大，心胸小，对粟裕这样的后起之秀似有戒备之心。回国以后，彭德怀身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等职，踌躇满志，言出必行。当时，粟裕任总参谋长，工作需要与国防部打交道。但那时国防部的职权尚不明确。彭德怀曾发牢骚说，苏联的国防部是司令部，美国的国防部管经费，中国的国防部只管迎来送往。于是，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间就有点“堵”。粟裕按原来的办法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彭认为“越权”。粟裕将抬头改为“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也不高兴，说“我又不是你的通讯员”。粟裕何许人也？曾几次力陈己见，修改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毛主席欣然采纳。建国以后，粟裕可以随时向毛主席报告情况，陈述意见。两人虽然在职务上有领导关系，但都底气十足。这样，彭德怀就逐渐对粟裕有了意见。这次，彭德怀可以借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机会整一整粟裕了。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作检讨。聂荣臻元帅发言：
一、“现在说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我同样同意同志们对他的揭发和批评，在第一次发言中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他都讲了，但在重要关键问题上，一滑而过，现象罗列多，没有接触到本质问题。虽然也戴了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个帽子可大可小，弹性是很大的。第二次发言是有进步的，也接触了一些本质问题，我表示欢迎。但我觉得还挖掘不够深刻，也还没有向党全部交心。过去的不讲了。从大家的发言和粟裕同志最近的思想动态来看，第一他认为他的个人主义与萧克的个人主义不同，因为萧克有宗派活动，他没有。我要告诉粟裕同志，人家批评你向军委、国防部争权，你讲不是为自己争权，而是为总参谋部争权，这是个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动员口号！不过他没有得到总参谋部同志们的支持，相反的遇到了抵抗。因而他就不能不从总参谋部以外去寻找同情者。他在军委成员中间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甚至哭哭啼啼，好像受到冤屈似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他认为他的缺点就是陈毅同志所批评的‘阴’，他认为阴就是阴阴沉沉的意思，告阴狀，告洋状，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都是阴。至于阴到什么程度，那是要粟裕同志自己作结论了。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三、“如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可以做小偷，偷人家一点东西。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所以许多同志批评粟裕同志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和具有危险的性质，意思就在这里。”
四、“过去我对粟裕同志也是认识不足的，我认为他很忠厚，经过考验，有战争经验，有一定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到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开始我还以为我的领导有毛病，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以后又发现他宣扬自己诽谤别人，才认识到他有毛病。我没有向他这种思想和行动进行正面严肃的批评，同时对他这些毛病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因而直到这次大会对他的揭发和批判，从整个历史贯串起来看，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本质和真面貌。”
通读聂帅的讲话，与反对军事教条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批评粟裕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所列事实又不足以证实该项指控。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
这就是彭总做过头的地方了。一年以后，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倒。彭德怀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警觉，58军事会议中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劝粟裕提出申诉，恢复被泼了脏水的个人名誉。不过，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却没申诉。粟裕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刘少奇还是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见证人，当然不相信这位老部下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
过犹不及，这是古人的忠告。彭总司令一世英名，就毁在这里了。
怎样透过这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真相？用常规的考据法恐怕不行，或许可以试一试自由心法，努力走进历史当事人的心灵。当然，这样做风险很大，相当于猜测。在科学实验中，猜测是接近真相的必要步骤。还原历史的最大悖论在于，时间是不可逆的，历史无法还原。真相也许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启迪却可以永留人间。
战争结束了，怎么办军校？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打着“军队现代化”和“军队正规化”幌子的“军事教条主义”。
这里的要害是如何理解战争的现代化与正规化。我记得看中国古典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古代战争的场景。两军人马交战，先是双方大军对峙列阵，各出一员大将单独厮杀。如遇猛将一刀斩对方于马下，这仗基本就算胜了，剩下来的是一边铺天盖地地掩杀，一边丢盔弃甲地败逃。哪怕胜利一边只有数千人，另外一边有数万人。长大一点才明白，古典战争太不“现代”了。上中学时看《战争与和平》，发现19世纪初的欧洲战争太逗了，双方排好阵，进攻时都要走直线，要保持队形不变。当然这也许是西方“军事正规化”早期的场景。但对于我们这些看惯了地道战、地雷战的人来说，这些正规化战争简直是笑话！兵法的精髓是兵不厌诈，怎么可能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呢？
然而，美国人真的将战争的标准化、制度化、規范化推向了极致。正如工厂无人化一样，美国的战争流水线也逐渐无人化了。无人化的工厂靠机械和电子的高度发达。无人化的战争靠卫星、飞机、导弹、核弹头。装备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士兵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不重要。坐在战争主控室里点击鼠标，正如在游戏机里点击鼠标一样，可以将远方的城市和军队毁灭得一干二净。
但是，如此现代化、正规化的发展方向，是毛泽东所难以理解、难以欣赏的。事实上，毛泽东将战争的古代性、灵活性推向了极致：毛泽东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专门消灭有生力量；他搞全民皆兵式的游击战，将战争的外延大大地拓宽了；他调动每个士兵的自觉性，使人人既是司令官、又是战士。面对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日本人吃尽了苦头，蒋介石丢盔弃甲，美国人不知道怎么失败的。毛泽东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业余胜专业，以步枪胜坦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神。
问题在于，战争终于结束了。战神的胜利经验怎样传递、复制给新的将领和战士？这就是建国以后各级各类军事学院最头疼的事。
学苏联，还是学自己？
神不可复制，可复制的是武器装备、条例条令。
1956年8月25日，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针锋相对的信。写信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处长的蔡铁根。信是直接写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信中说：“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他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建议中央和军委给予重视。
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他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上，彭德怀、陈赓、谭政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彭德怀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彭德怀认识到：“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从1927年建军以来，我军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培养了许多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产生了无数如《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样的战士、侦察员、班长、排长、连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机智灵活，逐渐达到百战百胜的至高境界。应该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让敌人成为最好的老师，将战场变成培养军事将领的课堂，这是我军成长最根本的历史经验。
谁能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呢？
但是，怎样在和平时期培养军事将领呢？和平时期能不能培养出真正会打仗的军事将领呢？甚至，和平时期还要不要保留一支数量庞大的、职业化的常备军呢？按理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应该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建国伊始，诸事繁杂，这些问题留给了惯于服从命令的中下级将领。中下级将领囿于他们的见识和经验，往往有书本迷信、教授迷信、大学迷信，即使不是照搬照抄苏联军事体制、教材、条例，也会照搬照抄美国军事体制、教材、条例。
南京军事学院的领导们就是这样。面对彭德怀的根本性否定意见，他们觉得委屈。
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这就是表面上承认，实质上否认。
相应地，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估计，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则持相反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
针对批评，萧克写信给彭德怀：“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 事后，萧克回忆：“……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南京军事学院党委的观点和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得到基层干部拥护的。他们的倾向在当时和今天都是主流——有現成的教材，有日复一日的正规教学和训练，师资易培训，考核易有标准，可操作性强。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否定“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意见占了上风。反过来，还对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进行了尖锐批评。张宗逊是彭德怀的老部下，能征善战，执行彭总命令不折不扣。会议将张宗逊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显然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果然，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派来了由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明确表态：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并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于是，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军队内部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正面交锋。
此时，叶剑英尚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8年4月8日，他在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这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叶剑英的一次郑重表态。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
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
林彪出马，一个顶俩 5月2日，林彪从上海回到北京毛家湾住地，回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刚回北京几天，就有上将来探望，谈话中说到军队有教条主义，训练总监部、军事院校都存在。谈到具体例子，就是内务条令中礼节繁琐，连我这个上将去见领导，都得手举到帽沿上，口里说着姓名、职务……一长串报告词，还得说：“可以进来吗？”军事院校教员讲课条条多，什么“一、二、 三、四、五，……扁担架括弧；大A、B、C、D、E，小a、b、c、d、e……太烦人。”
林彪听后，要这位上将搞个书面材料来。他第二天来到办公室催问材料。秘书说没有见到。林彪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让他快把材料送来。”刚说完，又改口说：“不，还是我打电话直接找他。”说完，口里念念有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我预料军队领导上要出事，果然出了事，出了教条主义！”
林彪获得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材料后，立即对秘书说：“你打个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最好是找叶子龙，就说我要去看看主席。”秘书遵示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叶子龙不在，接电话的是罗光禄秘书，秘书向他作了报告。他说：“等我请示了毛主席后，再通知你。”
林彪急着要去见毛主席，下午又到办公室询问，秘书说还没有回音。第二天，罗秘书来电话说：“主席说，林彪同志不必专程来看望了，后天中央领导有接见，林彪同志可以来参加，一起见见面就可以了。”
林彪按时参加接见，抽间隙与毛主席交谈，向毛主席反映军队中有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在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并将有关“材料”顺便呈上。林彪看问题一向入木三分。对于反军事教条主义，他既有切身感受，又可能具备政治上的敏感性。他读古代历史颇有心得，懂得“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所以，也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看成是一场政治斗争。
不料，毛主席接过翻了翻后说：“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来，但问题不严重，向苏联军队学习是我提出来的，中央军委讨论同意的。”
这样，问题的性质就只是思想方法上的分歧了。
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始。
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先讲话，他谈了形势，以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开好这次会议。具体议程：一、如何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二、检查军队在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三、军队怎样贯彻“四大”，进一步开展整风；四、战略方针，战争准备，组织编制，科技研究等。
林彪同各位元帅一起到会作了表态性的讲话，大家都对彭德怀领导下的军委工作给予肯定，林彪讲话时还要求大家团结在彭德怀元帅周围。紧接着林彪在发言中提出反对军事教条主义，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國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明眼人都知道，林彪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批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批评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林彪是有资格批评刘伯承和叶剑英的。林彪战功赫赫，战法灵活，敌人闻风丧胆。刘伯承则战绩平平，叶剑英永远只是一个参谋。刘伯承的军事思想照搬外国经验多——到中国就成教条了，总结我党我军经验少。所以，林彪不一定认可其军事理论家的头衔。
就这样，林彪把问题直接摆到了桌面上。
教条主义的根源是单一首长制吗？
会议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
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的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主义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有变质垮台的危险。
彭德怀将教条主义的根源归结为单一首长制，也是有失偏颇的。我军和苏军的区别不在单一首长制上，而在单一首长是否具备精神影响力和军事指挥力上。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毛泽东遇事多与将领们商量，辽沈战役时，与林彪之间几十封电报的往来就可以说明问题。如此，看上去不是单一首长制，但实际上，恰恰是最大限度地协调了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战略决心与灵活机动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将领们的积极性，最好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用西方政治学家听得懂的语言说，毛泽东是以其神性在引领、统帅军队。如果将反对教条主义理解为反单一首长制，则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多头领导，争论不休，错判战机，回到遵义会议以前的状态。
然而，我党是崇尚唯物主义的，对于神性、精神性一类的概括有一种天然的抵制。神性，看不见摸不着，不易学不易传。教条，看得见摸得着，易学易传。回避神性，往往会从一种教条走向另一种教条，从苏联教条走向美国教条。
主观上，彭德怀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讨论，达到明辨是非，团结工作的局面的。这种方式，就叫增强每一位将领的神性。在5月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 果真如此，则国之大幸。
破除迷信，找回自信
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彭德怀将信转呈毛主席。
毛主席敏锐地抓住了方强的信。他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6月7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更能理解什么是教条主义，怎样反教条主义的。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
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主席说：“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意识，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这番讲话仍然承认苏军条令和规章制度适用苏联的土壤，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反思的。苏联军队经历了红军时期和卫国战争时期，大小战役、战斗无数，但是，胜负参半，代价沉重，对先进武器的依赖性强，且战绩远不如中国军队。世上没多少人承认斯大林是战神，但都承认毛泽东是战神。按理说，应该是苏军向我军学习。但是，当时我党我军上上下下充满着对苏联的迷信。即使毛泽东也不敢对苏军有非议，还是把中国经验局限在本国，不能上升到普遍性，缺乏深层次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但是，随着苏联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的出台，随着苏联处理东欧问题的失误暴露，毛泽东对苏联的反思也在逐渐深化。破除苏联迷信，破除洋教条的迷信，已经成为毛泽东的思考中心。
恰值此时，军队内部传来反苏联军事教条主义的声音，毛泽东就找到了最好的突破口。
“批评彭德怀就是批评我”
6月20日，開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转入第二阶段，着重掀起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热潮。
彭德怀在讲话中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还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讲话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
6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谈笑风生：“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
听到这里，那些坚持照搬苏联经验的学院派一定很不舒服。刘伯承、叶剑英、萧克、蔡铁根等人会感到惊慌。他们虽然得到了各自下属的支持，但是与领袖的思想发生了冲突。这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这种教条主义主要存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体现在一些从旧军队中过来的同志身上）；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教条主义主要存在于中央和南方苏区时代，体现在一些受王明路线和苏军军事模式影响较深的同志身上）。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 “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的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教条主义不对，外国经验不对，中国的军队传统就对吗？中国军队的经验就对吗？也要一分为二。毛泽东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
这样，就规定了军事学院和军事训练的大方向：总结、提练、实践我军的优良传统。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辨识优良传统与不良传统？如何区别服从大局的独立作战风格与军阀主义作风？
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
23日的讲话，他说：“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很多，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现在看来，这个讲话是很不彻底的。只要肯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就为教条主义的存在和泛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就很难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阐述：“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是不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现在看来，随时用马列主义来包装中国实践，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对中国的战争有任何指导，怎么一总结就成了马列主义了？无数将领和普通战士沿着马列主义的标签，去认真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發现既无助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又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但已经深陷其中，成了洋教条的信奉者，成了各色各样的“理论家”。一说话，又会遭到毛泽东、彭德怀这样的“丘八学校”毕业生的嘲笑。里外不是，左右不是，真是很苦恼。
其实，随着战争的结束，十大军事原则也已经成为过去。真正超越时空的军事经验是没有的，但军事心法是有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道德经》等，仔细体会了，就是军事心法。在战争实践中运用军事心法，经历失败与挫折的考验，才能逐步从知之甚浅到运用自如。其中的成功，固然可以成为学习的范例，但失败的教训更是值得铭记在心。就算将十大军事原则倒背如流，将无数个战争案例解剖得细致入微，都无法成为优秀的将领，甚至无法成为合格的士兵。这就是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
因此，麻烦来了。离开了战争这个大课堂，离开了敌人这个好老师，离开了中国古人提炼的军事心法，离开了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离开了毛泽东这样的战神指引，怎样才能办好军事院校呢？
要不要职业化的军队？
如此追问下去，直接涉及到和平时期要不要职业化军队的问题。井冈山时期，朱德和毛泽东就争论过这个问题。朱德是职业军人出身，专注打仗。毛泽东却希望军队拿起枪能打仗，放下枪能做群众工作，农忙时候又能拿起锄头，任何时候都要将思想政治工作放到第一位。毛泽东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支天兵天将，聚成一团火，散为满天星。这就是神的部队。直到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五七”指示中，他才真将这个想法说清楚了：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但是，回到1958年，毛泽东还没想得那么清楚。他在努力地认识苏联经验的问题：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善。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
要搞民兵，甚至寓兵于民，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问题在于，职业化军队怎么办？那时候，他还在犹豫。所以，民兵只是“土办法”，还得屈从于职业化军队的“洋办法”。
军事心法，超越时空
真领导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毛泽东水平也是无人能比。29日的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这里就体现了强烈的自信。当然，他还只能在当时的语境下谈话，还得把马克思列宁当作神抬出来。
对刘伯承，毛主席指出他“两头差些，中间好”。这是有深刻含义的。19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现代战略。”
刘伯承不明白，《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是超越时空的军事心法。而所谓的现代军事艺术，其实是如何将坦克、大炮、飞机协同作战的有限经验。真正的军事艺术大师是毛泽东，艺术是心法与实际材料、情形的完美结合。
对此，毛泽东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有什么军事学？不过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答复中央苏区那时候的争论的。（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注）因为怄了一肚子气，人没有气是写不出文章来的。”
此论是要害。迷信书本或理论的人一听，噢，毛泽东自己说没有什么军事学。那我们还得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学西点军校的军事教材，还得学苏联的军事学。其实，毛泽东这里是在嘲讽这些理论迷、书本迷。战争进程瞬息万变，谁能迅速准确地判断情报真假？谁能判断敌军将领的决心和意志？谁能从下属的电报中体会前线战情和将领信心？谁能让千里之外的军队服从战略意图？谁能通过一篇文章吓退傅作义十几万大军？谁能通过喝茶聊天动摇卫立煌的作战意志？因为蒋百里写了《国防论》，现在就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军事家，这不是笑话吗？ 其实，将领们最应该学习的是毛泽东胸怀全局、抓住要害、临机决断、反思总结的心法。但是，心法不但可以运用在军事上，也可以运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如此，军事将领的培养和其他党政领导的培养就没有明显差异了。习近平倡导学习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智慧，其核心就是儒、释、道、兵、法各家的心法。
但是，这样去总结、理解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就显得有点唯心，显得虚无飘缈，无章无法。经验，以及经验的教条化则更唯物，可触可摸，有章有法。考虑到“五四”浪潮将所有古代智慧都当作统治阶级愚弄人的把戏被抛弃了，毛泽东也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体会运用，却不能讲话肯定。
做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做。做的，靠中国古代智慧；说的，只能是现代西方教条。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困境，也是当代中国的思想困境。虽然习近平公开推崇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但是，学术界、舆论界还都牢牢把握在现代西主教条的迷信者手中。所以，空谷绝响，应者寥寥。党政军各级领导人，按说是最需要也最应该理解古代智慧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也都是西方教条培养出来的。如果说其中有明白的，运用得好的，那往往是自己在揣摸。
会议现场的彭德怀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个思想困境。他只能顺着毛泽东的思路，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顺手牵羊，粟裕蒙冤
摆脱不了思想困境，又要解决问题，推进工作，怎么办？那就很容易将思想问题政治化，将政治问题权力化，将权力问题斗争化。
因为毛泽东讲话将自己与彭德怀紧紧联系在一起，彭德怀就成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正确代表。谁反对彭德怀，谁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样，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等都被点名批评。
如果说刘伯承、叶剑英是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萧克则是将教条主义落实到了具体工作中的人，其迷信最深。因此，大会通过的唯一人事决议是《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此后，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新的临时党委，举行由400多人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议，把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个部领导及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人打成“反党分子”。
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并作出结论：“过去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
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另成立训练部，归总参谋部领导；萧克、李达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也被免去并调离军队；陈绪英等则被开除军籍，送边疆劳动改造。蔡铁根则被撤职、开除党籍，后被处决。
这里，粟裕是躺着中枪的，他没有任何教条主义的表现。如果说毛泽东是军队的战神，粟裕则是小战神。林彪和粟裕是毛泽东最欣赏的两位年轻将领。他们既不迷信苏联教条，也不迷信黄埔教条。他们既能很好的领会战略意图，又不死打硬拼、盲目执行。毛泽东与他们电报往来、反复磋商，形同一人。粟裕怎么会被这场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牵连进去呢？
这就不能不说彭德怀对粟裕的看法了。彭德怀是井冈山时期的领导人之一，资格老，敢打敢拼，为党和军队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以后，又带兵抗美援朝，将美国逼回“三八线”，打出了共和国的国威。但是，彭德怀脾气大，心胸小，对粟裕这样的后起之秀似有戒备之心。回国以后，彭德怀身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等职，踌躇满志，言出必行。当时，粟裕任总参谋长，工作需要与国防部打交道。但那时国防部的职权尚不明确。彭德怀曾发牢骚说，苏联的国防部是司令部，美国的国防部管经费，中国的国防部只管迎来送往。于是，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间就有点“堵”。粟裕按原来的办法给中央军委写报告，彭认为“越权”。粟裕将抬头改为“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也不高兴，说“我又不是你的通讯员”。粟裕何许人也？曾几次力陈己见，修改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毛主席欣然采纳。建国以后，粟裕可以随时向毛主席报告情况，陈述意见。两人虽然在职务上有领导关系，但都底气十足。这样，彭德怀就逐渐对粟裕有了意见。这次，彭德怀可以借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机会整一整粟裕了。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作检讨。聂荣臻元帅发言：
一、“现在说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我同样同意同志们对他的揭发和批评，在第一次发言中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他都讲了，但在重要关键问题上，一滑而过，现象罗列多，没有接触到本质问题。虽然也戴了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个帽子可大可小，弹性是很大的。第二次发言是有进步的，也接触了一些本质问题，我表示欢迎。但我觉得还挖掘不够深刻，也还没有向党全部交心。过去的不讲了。从大家的发言和粟裕同志最近的思想动态来看，第一他认为他的个人主义与萧克的个人主义不同，因为萧克有宗派活动，他没有。我要告诉粟裕同志，人家批评你向军委、国防部争权，你讲不是为自己争权，而是为总参谋部争权，这是个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动员口号！不过他没有得到总参谋部同志们的支持，相反的遇到了抵抗。因而他就不能不从总参谋部以外去寻找同情者。他在军委成员中间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甚至哭哭啼啼，好像受到冤屈似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他认为他的缺点就是陈毅同志所批评的‘阴’，他认为阴就是阴阴沉沉的意思，告阴狀，告洋状，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都是阴。至于阴到什么程度，那是要粟裕同志自己作结论了。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三、“如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可以做小偷，偷人家一点东西。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所以许多同志批评粟裕同志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和具有危险的性质，意思就在这里。”
四、“过去我对粟裕同志也是认识不足的，我认为他很忠厚，经过考验，有战争经验，有一定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到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开始我还以为我的领导有毛病，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以后又发现他宣扬自己诽谤别人，才认识到他有毛病。我没有向他这种思想和行动进行正面严肃的批评，同时对他这些毛病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因而直到这次大会对他的揭发和批判，从整个历史贯串起来看，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本质和真面貌。”
通读聂帅的讲话，与反对军事教条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批评粟裕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所列事实又不足以证实该项指控。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
这就是彭总做过头的地方了。一年以后，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倒。彭德怀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警觉，58军事会议中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劝粟裕提出申诉，恢复被泼了脏水的个人名誉。不过，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却没申诉。粟裕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刘少奇还是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见证人，当然不相信这位老部下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
过犹不及，这是古人的忠告。彭总司令一世英名，就毁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