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变化最大的就是“知识分子论”。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普遍都有一种价值观，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就要为人民作先锋。知识分子的反抗者角色，对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自由平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60年代的欧美社会出现的新左派，乃是知识分子最后的集结。
　　从1960年代后，世界开始变了。右派的经济知识分子取得了话语权，他们把市场神圣化，市场主宰了政治与社会，于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成了全世界的最高价值，而后由新保守主义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新的重商主义开始成为世界最后真理，于是知识分子遂被边缘化。无论每个国家的贫富不均是多么严重，人们都已视为理所当然，知识分子们对此也都缄默无言。
　　那么知识分子都在干些什么？前几年美国的老派学者休斯（H.Stuart Hughes）写了一本小书《矫揉造作的反叛者：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文化》。他指出由于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所以他们变得非常犬儒和自恋，看问题已不会从大处着眼，也不会去谈根本的问题，而只是会在许多琐碎的小问题上去玩稀奇古怪的观念游戏，有如是在玩身体的哑谜，这等于是一种“小调的颠覆游戏”。所以他才说知识分子愈来愈矫揉造作。
　　前几年，曾是阿尔都塞学生的法国教授勒考特（Dominique Lecourt）写了一本《平庸化—1968年后的法国哲学》，他就指出，今天的法国已和上世纪60年代大师辈出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法国知识分子已不再有宏观的思考习惯，都是在讲一些不痛不痒的琐碎话题，多半是消费性话题。因此知识分子已不自觉地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消费商业的一环，它只会加深社会的平庸化，再也没有宏观性的方向思维，只有满足人们朝生暮死的话题消费需要。

　　因此，现在的时代变了。上一代的，虽然资讯不很发达，但人们却能在有限的讯息里找到攸关社会国家的大话题，寻找出时代努力的方向。但到了今日，这种大问题已告消失，甚至所谓“新闻”的本质也变了：
　　所谓的“新闻”，不再是国家社会的大事，甚至传统上所谓的“碎嘴话题”（Gossip）或各种绯闻（Scandal）也成了重要新闻，英美的主要报纸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碎嘴新闻或绯闻的比例也在增加，尤其是电视媒体或各种社交电子媒体，它们的比例更高。特别是演艺圈的名人活动更成了新闻广告不分的新闻领域。人们对重要事件的定义已被稀释。久而久之，真正重要的大事已受不到人们的关切。
　　网络媒体的出现，以及年轻族群的兴起，更使得话题事件或软性新闻地位被提高，重要的大事变得不再重要。新闻的“名人化”，更强化了社会追求名利这种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价值观。今天的世界，每个社会都热衷于名利价值，对人类追求的自由平等反而愈来愈冷漠，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18世纪到20时间中期，人类的思维，除了有个人的“个体性”，也着重国家社会的“整体性”，而且相信整体也要对个体负责，所以强调社会的整体福祉，最后是在“福利国家”这个概念上达到顶点。国家有集税权，目的是要藉此来平均财富，调和社会矛盾。但这种价值在20世纪中期以后，国家的职能逐渐衰退，人们并认为个人的问题应自行负责，一个人生存条件不佳，是他自己缺失了竞争力。减税和缩减福利支出，开始成了新的潮流，所以知识分子在这种问题上已无发言权，于是社会的整体性思考及大问题思考遂告不振，自由派政党也开始沦落。
　　以前的政治学相信国家乃是调控社会福祉的工具，但这种“国家工具論”，如果还有人再说，就已是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变得日益麻木，社会也愈来愈不公平，似乎正在成为这个世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