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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刀赴会救内蒙
文/田 亮
201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70年前的1947年，中国大地正弥漫着炮火和硝烟，而祖国北方诞生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为党和国家找到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为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献上了一份厚礼。完成这一壮举的就是我的外祖父乌兰夫。”乌兰夫的外孙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三巡视组组长石梅告诉记者，“乌兰夫在祖国北疆设置了一道和平稳定的安全屏障。周恩来总理多次称赞内蒙古是‘模范自治区’。”
70年后的这个夏天，内蒙古处处洋溢着喜悦的氛围。在首府呼和浩特，乌兰夫纪念馆修葺一新，还有一个流动纪念馆，在全国宣讲乌兰夫的故事。馆长云玉美告诉记者：“没想到乌老（乌兰夫）的故事在其他一些民族地区也很受欢迎。讲好乌老的故事，就是讲好内蒙古的故事。”
领导内蒙古最大的抗日队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强占我国东北三省，还盯上了大兴安岭西侧的内蒙古。“他们拉拢蒙古族上层人物，企图在内蒙古成立继伪满洲国后的又一个傀儡政权，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简称德王）就是他们的拉拢对象。”呼和浩特乌兰夫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明告诉记者，德王本想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但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变得唯命是从，成了蒙奸。
时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三人小组书记的乌兰夫，想说服德王改邪归正。1935年冬，乌兰夫来到德王办公的蒙古包。当时，德王是“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秘书长。蒙政会管辖内蒙古部分盟旗，虽由南京国民政府的何应钦担任指导长官，但实权掌握在德王手中。他对乌兰夫说：“这些年为了民族自治，我找过蒋介石几次，也派人去广州找正在搞西南独立的胡汉民、陈继棠，结果怎样？他们都是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什么欢迎、支持呀，实质上却不给真正的支援。至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当时是绥远省省会）的傅作义就更不用说了，天天都想吃掉我们，只有日本人支持我们搞高度自治。”
“既然德王爷如此坦率，也恕老弟一吐为快。我们蒙古族有句谚语叫‘土默川上的狼，善眉善眼地吃人’。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之后，一心想吞并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难道他们会真心实意帮助蒙古民族独立吗？”乌兰夫诚恳地说。
“我是利用日本的金钱和武器。”
“到时候谁利用谁可就难说了。我冒昧地向德王爷进一言，古时的秦桧卖国求荣，遗臭万年；今日的溥仪认贼作父，遭国人唾弃。德王爷如果步他们的后尘，结果会如何，请王爷三思而行。”
德王听到这话很不高兴：“我的主意已定，千秋功罪由我一人承担，不用别人教训。”
乌兰夫见德王难以说服，就告辞离开。事前，他已经派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蒙政会保安队，进行抗日宣传，争取了一些进步官兵。与德王面谈后，乌兰夫等人决定起义。
1936年2月21日夜里，暴动队伍分头行动，袭击蒙政会稽查处，击毙处长、德王的亲信李凤诚，打开军械库控制了武器弹药；打开看守所解救了被关押的士兵；捣毁电台，切断了蒙政会与外界的联系。
此次暴动推迟了日本侵略者的西进日程。暴动成功后，起义队伍和赞同起义的蒙政会文职人员近千人撤离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向归绥方向行进。后来这支部队几经整顿，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被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乌兰夫领导这支队伍在鄂尔多斯坚持抗战，拒日军于黄河对岸，有效地守卫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一个人瓦解了一个“共和国”
百灵庙暴动后，德王与日本人的勾结更加明目张胆。1937年，德王在归绥出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后又合并日本扶植的“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在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投降后，该伪政府解散。德王作为伪蒙疆头号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被特赦。
但德王的追随者并没有善罢甘休。他的姨夫、原伪蒙疆最高法院院长补英达赉（音同赖），跑到德王的老家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重新“拉起大旗”，于1945年9月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大造分裂中国的舆论。中共中央派乌兰夫去解决这个“临时政府”的问题。
聂荣臻、刘澜涛等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派军队随乌兰夫前去，可是乌兰夫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靠做思想工作，单枪匹马虽有危险，却能显示中央的诚意。于是，他只带了几个人，就向苏尼特右旗出发了。
补英达赉见到乌兰夫后说：“建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是蒙古人的意愿，临时政府是民主选举的，苏方、蒙方都同意。蒙古人在北洋和民国时期受汉人欺负，后来又受日本人欺负，已经受够了。我们刚刚建立起了代表我们蒙古人利益的临时政府，谁也别想破坏。”
“你所说的民主选举是什么样的民主？是哪些人的民主？你所说的苏联和蒙古方面同意，具体是哪个人同意的，他能不能代表他们的党和政府？你所说的蒙古人自己来解放自己的问题，又是指哪些蒙古人，是什么样的解放？”乌兰夫問。
“怎么解决内蒙古的问题，要等派去外蒙的代表回来以后再说。”补英达赉的态度由强硬变得缓和起来。
“请你好好考虑我提出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怎么回事，你我都清楚，蒙古族老百姓心里也明白。”乌兰夫补充说。
乌兰夫又约见了苏联驻蒙古副顾问尼古拉耶夫，此人傲慢地说：“我们解放了内蒙古，补英达赉建立的临时政府是我们同意的，你们应该支持。”
乌兰夫曾赴苏联留学，就用俄语说：“苏蒙联军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你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很早以前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少数民族，我们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尼古拉耶夫固执己见，乌兰夫又说：“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受中共中央之命来这里解决你们支持下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我们党不主张内蒙古独立，不同意建立这个临时政府。我的话是代表我们党中央的，你的意见能不能代表联共中央，如果能，请你写下来。”尼古拉耶夫无言以对。后来，支持补英达赉的苏蒙联军负责人收到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查问此事的电报，态度终于有所转变。 乌兰夫还向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阐述了这些理念，并拿出一张《晋察冀日报》给他们看，上面刊登了汉奸、蒙奸名单，其中就有德王和补英达赉。“团结在我们周围的绝大多数青年，因为认识到补英达赉是蒙奸，都愿意进行改选。这样，我就将一步路分成了两步走，先行改选，再创造取消它的条件。”乌兰夫生前回忆说。补英达赉也同意改选，结果乌兰夫当选主席，补英达赉也保住了政府委員的职位。
“当选3天后，乌兰夫就借故将‘临时政府’迁到由八路军控制的张北县，停止了它的活动。不久，在张家口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临时政府’的多数人员都参加了，所谓‘临时政府’自然就消失了。周恩来总理称赞此举为‘单刀赴会’。”乌兰夫长子布赫生前回忆说。
东、西蒙的统一
“临时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而1946年初在兴安盟成立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则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东蒙古自治军，也有了自己的政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其主席是原来在伪满洲国担任兴安总省主席的博彦满都。1946年3月，乌兰夫等人与该政府代表相约在热河省省会承德讨论东蒙古的去向问题。
双方都主张内蒙古统一起来搞自治运动，反对国民政府的“大汉族主义”，但具体怎么办争论得很激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张内蒙古自治运动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实行“宗藩”式“自治”。
中共代表乌兰夫则主张，中国工人阶级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统一的党，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民族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只能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民族区域自治”。布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双方主谈代表翻来覆去地讲自己的方案，就是达不成共识。”
关键时刻，乌兰夫有针对性地做通了东蒙古主要代表人物的工作。他找到“自治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特木尔巴根。两人都曾留学苏联，是旧相识。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长期与内蒙古革命脱节，还被共产国际解散。你们如今重新组建这个党，提出内外蒙合并，外蒙古又不支持，让你们找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治运动。再说这个党成分复杂，有原伪满官吏，基本上都是民族上层，不能代表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前途何在？我建议你们解散这个党。”乌兰夫说。
特木尔巴根是农民出身，与乌兰夫的经历有颇多相似之处，只是走上了不同的民族解放道路。他考虑片刻后回答：“我赞成你说的话。”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中伪满时的官吏占一半，群众怎么会拥护？这个政府还是先撤销。”乌兰夫进一步劝他。
“为蒙古同胞的长远利益着想，是该照你说的去做。”特木尔巴根最后问道，“我在苏联时是联共党员，请云泽（乌兰夫）同志证明，能否转为中共党员？”乌兰夫欣然同意，并报党组织批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秘书长哈丰阿，听说特木尔巴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申请入党，后获准。
“双方经过充分讨论，思想得以统一。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正式举行。会议决定，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蒙古军队武装’。会议实现了东、西蒙的统一，又称‘四三会议’。”李志明说。会后不久，“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撤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
1947年4月23日至5月2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今兴安盟乌兰浩特）召开。393名人民代表接到通知后，个个激动不已，有的骑马，有的坐着牲畜拉的勒勒车，带着干粮，经过几天的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来到王爷庙，行使有史以来第一次内蒙古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权利。会议期间，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乌兰夫当选主席，哈丰阿当选副主席，博彦满都当选临时参议会议长，特木尔巴根等当选自治政府委员。5月1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贺电。1949年12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乌兰夫任主席。政府驻地几经搬迁，最终于1954年迁入呼和浩特。自治区的范围也几经调整，于1979年确定，从而呈现为今天的面貌。
周恩来：“这是雪中送炭，难为乌兰夫同志了”
“我们党在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上是摸索前进的，早期提出学苏联，实行联邦制，但中国民族地区情况复杂。几百年来，蒙古族地区是封建王公统治，西藏是政教合一，和内地有很大不同。乌兰夫在革命斗争中感受到，实行联邦制，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所以说，他帮助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时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基本民族政策。”石梅说。
1955年9月，乌兰夫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
虽然内蒙古实行“自治”，但在布赫印象中，“父亲特别强调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云玉美也告诉记者，乌兰夫“从来都是强调部分离不开整体，当国家遇到困难时，自治区应为国家排忧解难”。
1953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在包头建立一个大型钢铁企业，遇到白云鄂博矿山的敖包搬迁问题。“位于包头达茂旗的白云鄂博，在当地牧民心中是一座‘神山’，山上有牧民们世代祭祀的敖包。牧民认为，大规模开发矿山资源，会破坏敖包，神会怪罪下来。抗战期间，日本人曾多次派人到此盗掘矿山资源，遭到僧侣和牧民的强烈反抗。”李志明说。乌兰夫提出：“最好的办法就是另找一块吉地，把敖包搬迁出矿区。”他一面动员僧侣和牧民搬迁，一面要求工作人员：新敖包选址要由蒙古族活佛、僧侣按照宗教传统选择吉地，遇到困难由政府出面协调；搬迁方式要按照蒙古族的风俗，按宗教仪式举行隆重的敖包移址仪式。最终，吉地选在不远处的一座“宝山”——白云查干。如今，白云鄂博矿区因盛产稀土而闻名于世。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几十所孤儿院里的数千名孤儿，因为食品供应不足、营养跟不上等问题面临着生命危险。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朱德夫人康克清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乌兰夫，乌兰夫说：“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一时之急，不是长久之计。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们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长期妥善地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以说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第二个办法很快得到周恩来和内蒙古当地政府的同意。在记者采访期间，几乎每位受访者都提到这个事。乌兰夫次子乌可力说：“有一天，家乡人送来10箱奶粉，父亲当时就吩咐秘书‘把这些奶粉都送给民政部门，转送给那些孩子’。”乳业至今是内蒙古的一个重要产业，区内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如伊利是亚洲唯一进入全球10强的乳业企业。2017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到呼和浩特市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调研时说：“着力扶持培育一批辐射面广、带动力强、成长性好的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增收富民产业，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有一次，乌兰夫听说周恩来身体不适，就带着内蒙古的“特产”——10袋奶粉去看望总理。恰巧周恩来不在，他从邓颖超那里得知，总理正四处想办法解决全国人民饿肚子的问题。乌兰夫回到内蒙古后，马上与当地农业部门的同志商量救济事宜。有人认为，内蒙古本身是牧区，不是产粮大户，要救济也是杯水车薪。乌兰夫则说：“我們应当为国家解难，为总理分忧。哪怕我们多上缴一斤粮食，也是我们内蒙古人民对国家的一片心嘛！”
“这年秋后，全区上缴公粮和卖余粮达7亿公斤，在全国很多地方无粮可缴的情况下超额完成了任务。周恩来称赞‘这是雪中送炭，难为乌兰夫同志了’。”李志明说。
内蒙古的耕地少，大部分是草原。在自治区成立之初，乌兰夫就提出，内蒙古草原要实施“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上个世纪60年代初，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按照“以粮为纲”的政策，把草原视为“荒地”，盲目开垦了十多万公顷。乌兰夫得知后，顶着压力劝阻农垦部，纠正了当时的错误做法。他说，在牧区开垦牧场，就像在农区破坏庄稼一样。几十年来，内蒙古人民一直在沿袭乌兰夫提出的政策，积极建设防护林，防沙治沙，保护牧场，保卫着祖国北疆4000公里的绿色屏障。
他把背影留给家人
文/郑心仪
乌兰夫次子乌可力曾和别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解放战争时期你见过父亲吗？”
“没有，非说见到的话，只是背影。”
“那时候你多大？”
“十三四岁吧，那时候要打仗了，我在军政学院中学部当小兵。父亲来了，是来检阅部队的，我们排成队，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就这样。”
“他知道你在那里吗？”
“知道。”
这就是乌兰夫与家人的相处方式。他似乎并非一位称职的父亲和长辈。
乌可力对记者笑着说：“他在前方，我们在后方，都不在一块儿。”乌兰夫的外孙女石梅也说：“姥爷这一生其实没留多少时间给家庭。因为他面向内蒙古、面向国家，所以把背影留给了家人。但对我们来说，这个背影就是一种传承。”
根：“红色之子”
1906年12月23日，乌兰夫出生在内蒙古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他的祖父云根元读过私塾、学过汉语，对子孙的教育问题很重视。乌兰夫的父亲云明亮是家中次子，曾入私塾读书，不仅精通农活，且蒙汉语兼通，这在当时的内蒙古并不多见。
因为家境殷实、家长开明，乌兰夫4岁就随伯父念书，后来又进入私塾馆，拜了两名汉人塾师——白先生与贺先生。白先生瞧不起穷孩子和蒙古族孩子。年幼的乌兰夫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也想不出解决办法，觉得迷惑又委屈，只得将这个问号留在了心中。贺先生却同情穷人，尊重蒙古族人，不仅教授学生知识，还给他们讲一些辛亥革命、蒙古族英雄的故事。乌兰夫后来说：“现在回想起来，贺先生属于进步知识分子，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导。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他那和蔼可亲的容貌。说得确切些，贺先生真正称得上是我的启蒙老师。”
1919年秋，乌兰夫考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土默特高等小学校。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集会时，在同学的动员下他第一次参加了爱国运动。到了两周年活动时，他就主动参加了。乌兰夫开始明白，受压迫的不仅是蒙古族人，更是这个国家。1923年10月，他进入北京蒙藏学校，结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负责人，对蒙藏学校的学子很关心，常托人送去《新青年》等书刊。一天，乌兰夫和同学在宿舍聊天，一位留着平头、戴着无框眼镜、穿着灰色粗布棉袍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这人正是李大钊。乌兰夫对这位领导五四运动的大人物很崇拜，听他讲蒙古民族受不平等待遇的原因，心中那个久存的问号终于有了答案。这年年底，乌兰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5年9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自此把共产主义奉为终身信仰。
加入共产党后，乌兰夫很快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同时前去的还有张闻天等人。在莫斯科的4年中，乌兰夫听过斯大林等人的讲演，参加过许多革命活动，还为在莫斯科近郊举行的中共六大做过翻译工作。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这是乌兰夫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校长向周恩来介绍了乌兰夫，并称赞道：“他的俄文学得很好，已是出色的翻译了。”周恩来笑着跟乌兰夫握手，说：“好，好，你是蒙古族，希望你努力学习，将来把马列主义带回内蒙古去，为内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服务……”1929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内蒙古党组织被摧毁殆尽之际，乌兰夫决定回祖国，回家乡去。在他的行李中，放着俄文版《资本论》。
回国后的头两年，乌兰夫的主要任务是在内蒙古传播革命思想、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他以家为活动基地，常与同伴在此开会，6岁的长女云曙碧则爬到屋顶，承担起站岗放哨的任务。有一次，云曙碧看到几个人骑着马向自家走来，赶紧告诉父母。乌兰夫和同伴立即转移，躲过了抓捕。云曙碧曾回忆：“事后父亲说：‘孩子，你要知道，你办的可是件大事呀，看来我们的小姑娘长大了，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我心里特别高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的工作转向武装抗日斗争。在戎马倥偬之中，家人是他最深的牵挂。乌兰夫故居中至今保存着这一时期他写给妻子的家书：“云亭：别来无恙，二老安否？孩儿还是那样快活？我虽在千里之外，但心里一直挂念着你们，盼早一天见到你们。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部队现正在休整，不日即重返抗日前线，以利再战！致全家安康。夫致笔，民国二十五年。”
乌兰夫常年在外，全家老小无处安身，他就把长女云曙碧、长子布赫送去延安。1941年，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乌兰夫的身份在内蒙古暴露，不得不带着妻子、二子乌可力和三子乌杰奔赴延安。一家人在延安团聚。布赫后来说：“就这样，父亲把我们一家人都带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除了举家迁入，他还发动大批本民族出身的年轻干部，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学习。这批青年后来成了建设内蒙古和新中国的骨干力量。 乌兰夫入塾读书时，取名云泽，“云”是其家族族姓，但蒙古族的名字常不带姓，如“布赫”“乌可力”都是名字，在蒙语里是指两种不同的牛。来到延安后，他把名字改为如今人们熟知的“乌兰夫”，并沿用一生。“乌兰夫”在蒙语里的意思是“红色之子”。
子：送我两匹马，穿梭战火中
乌可力对记者的讲述，就从延安开始。83岁的他，发如银霜，手边放着一根拐棍，但对70多年前的那段日子，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一家是骑着马从鄂尔多斯去的延安。因为国民党一路派人追，我们白天不敢走，只能晚上赶路。母亲让我们卸掉行李，轻装前行。就这样，原本三四天的路，我们走了20多天。”在乌可力心中，比起沿途的危险，倒是那段骑马的经历更值得说道，“除了我，没有谁的孩子是骑马到延安的，他们都羡慕我！后来我还骑马去上学。”
一到延安，7岁的乌可力就被送去著名的“延安保小”，那里收留着因父母在前线作战而无人照料的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四五个孩子住一个窑洞，由一个阿姨照管。乌可力第一天上学，就因迷路迟到了。到了晚上，照管的阿姨把三块木板拼到一起，铺在一个大水缸上，给乌可力当床。结果他半夜起来上厕所，把水缸打翻了。“我那时小，就瞎想，水缸太危险了，我淹死了可怎么办？不行，得回家。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马跑回延安另一头的父母住处。我在家待了一天，遇到从前线回来的父亲。他一听我说完，气得不行，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又把我赶回了学校。”
虽然一家人同在延安，彼此相见的机会却不多。等到抗战胜利，内战又起，一家人再次分离。这时乌兰夫已被任命为绥蒙政府主席，先行离开。孩子们中，已成年的云曙碧、布赫去了前线，小一点的乌可力、乌杰随家属队伍转移到锡林郭勒盟。那时一部分干部子弟被送到苏联和蒙古国学习，乌可力和弟弟原本也要被送走，但乌兰夫不同意。“全国解放后，我专门问过父亲这个事，他说：‘你们都走了，家里谁打仗？战争环境，正是锻炼的好时候。’所以我们一家人虽然分开，但都留在了国内。”当时只有14岁的乌可力因为马术很好，当起了通信员，平时看管仓库，有事就骑马去送信，穿梭在战火硝烟中。
“您父亲不担心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大家都习惯了。”乌可力满不在乎地一摆手，“父亲后来还派警卫员送了两匹马给我，鼓励我好好工作。都是好马！”
1954年，乌可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兵器专业。由于俄语入学成绩居前5名，他可以免修俄语，就学了德语。读了3年后，被选送到中国科技大学，在动力系学习空气动力学，做过钱学森的学生。他读书时就参与研究人工降雨和固体火箭发动机，毕业后负责歼-7、歼-8战斗机的风洞试验和计算工作，还成功研制出无机耐高温涂料，填补了两项国内研究空白。1985年，乌可力从科研一线退下，带领航天代表团向美、法等国推荐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
“同学和同事知道您父亲是乌兰夫吗？”记者问。“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家人一起吃饭时，父亲经常提醒我们，要凭自己的本事，不要到处讲他是我们的爸爸，所以我没有特意说过。而且也没什么好说的，他是我爸爸，也不能让我的考试成绩从60分变成100分嘛！”乌可力说。
孙：我现在理解了姥爷
乌可力的感慨，云曙碧的女儿石梅也同样有。石梅是乌兰夫家中第三代里与乌兰夫接触较多的后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坦诚地说：“现在多少落马的官员，都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以前有人说：‘石大姐，你太低调了，大家都不知道你是乌老的外孙女。’我想，我还要怎么高调？拿个喇叭宣传？老一辈革命家有靠这个的吗？没有。我姥爷这么教我父母，我父母也这么教我。”
因为父母工作忙，石梅从小就吃食堂，学着生活自理。母亲每周六晚上回家，周日搞一天卫生，周一又离开，一周只见这一次，而父亲有时一个月都见不到。“那时我父亲在哲里木盟（今通辽市）担任盟委第一书记，长期待在乡下。哲盟为什么能被周总理称赞为塞北的粮仓，在国家困难时提供粮食？就因为大家都这么工作。我姥爷也是，用足迹丈量了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就是我们从小习惯了的家庭生活环境。”
采访时，石梅的手机突然响了。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而旧的功能机。记者颇感惊讶，等她打完电话，忍不住问：“您怎么不换个智能手机？”“我又不玩微博、微信，平时只接打电话、发短信，这样的就够了。我們家人不讲究这个。”
在石梅看来，这种不讲究，尤以外祖父为最。1987年，她去北京办事，办完事后去看望外祖父。两人一聊就到了饭点。乌兰夫便留她一起吃饭，石梅爽快地答应了，“这是第一次陪他吃饭，挺好奇他吃些什么好东西”。结果让石梅大吃一惊——清淡的四菜一汤，其中的玉米面发糕已经发黑。
“姥爷，您怎么就吃这个？”
“吃这个怎么啦？”
“这一看就是放了三五年的陈粮。我们内蒙古的农民吃的都比这个好，都是新粮呐！”
“城里的粮食不如农村，粮店可能没新粮吧。”
“下次我从乡下捎点白玉米面来，比这好！”
“不麻烦吗，好弄吗？不要搞特殊啊！”
“我自己花钱给你买，不麻烦，不搞特殊！”
“不需要讲大道理，不用，他就用这些小事感染你。”石梅对记者说，“如果领导干部都能严于律己，抓早抓小，现在的党风会更好。”
“我们家都是以严治家。我二舅乌可力的女儿乌兰辽娜，上个世纪80年代下海去了深圳，到地方后用公司的电话报平安，结果被二舅骂，因为电话是公家的。我也是，以前国家分给父母的车、电话，他们都不让我碰。”石梅虽以这样的治家方式为荣，但也藏着一份“委屈”。她的父亲石光华16岁在延安参加革命，后被派往内蒙古工作。在她看来，父亲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这“不公平”就来自于乌兰夫。“姥爷很信任我父亲，但一直压着不提拔，因为他作为自治区的领导，得做出表率，要从大局出发。”1987年，石梅终于在看望乌兰夫时，把心里的不平说了出来：“您老说一视同仁，可这叫什么一视同仁？我父亲从1954年起就担任哲里木盟委第一书记，一直当到‘文革’前，‘文革’后继续当，前前后后20多年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您也承认他优秀，难道因为是您女婿就不能提拔？” 石梅说这话时，父亲已经去世。“文革”中，石光华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在哲盟的代理人”，眼睛因此受伤。“文革”后，他为了给国家省钱，放弃去国外治疗的机会，1985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64岁。石梅想起父亲的一生，一边对外祖父抱怨，一边有些哽咽。“姥爷当时沉默了许久，然后说：‘孩子，你以后会懂的。’随着岁月流逝，我现在理解了。在姥爷心中，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他之所以对我父亲‘不公平’，是因为党和人民需要父亲留在那里，管好那片粮仓。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中国。这种对国家、民族的主人翁意识，就是姥爷留给我们家族的家风。”
习仲勋与乌兰夫
的友谊
文/张志功
在习仲勋（改革开放后，习仲勋曾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众多战友中，有一位是蒙古族的乌兰夫同志。
习书记和乌兰夫同志的交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乌兰夫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延安负责民族工作，习书记时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书记。这年8月，习书记专门到乌兰夫的住处拜访。他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事后，乌兰夫对女儿云曙碧说：“习仲勋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人诚恳，待人宽厚，思想活跃，工作能力很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习书记住在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甲6号，与之一墙之隔的6号则住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在我的印象中，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习书记热情谦和，乌兰夫和蔼慈祥，家处近邻，说话之声隔墙可闻，两家人经常互访走动。习书记以他那惯有的幽默戏称乌兰夫为“王爷”，经常让我给“王爷”送上一些陕西土特产，乌兰夫也送一些内蒙古的土特产如黄油之类给习书记。
习书记和乌兰夫长期共同致力于党的统战和民族工作，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所以，两人的思想见解往往不谋而合。
新中国成立之初，习书记主政西北，针对西北多民族区域的特点，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顛倒过来”。习书记从西藏和新疆两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不要套用内地的做法去划分阶级成分。
当时，乌兰夫主持绥蒙工作即后来的内蒙古工作（绥远省撤销后归内蒙古），提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针是“稳、宽、长”。“稳”指的是“稳定”，“宽”是指政策上要放宽一些，“长”指的是着眼于长远。乌兰夫还就内蒙古牧区的特点，提出“三不两利”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
两人都把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当作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大局放在首要地位。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新中国西北部和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饥荒。由于乌兰夫没有跟风搞“大跃进”，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状况受“左”的危害较轻，年年上调粮食和紧缺物资支援国家，却受到一些人的责难，说他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习书记于1958年和1961年两次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到内蒙古调查研究。乌兰夫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得到了习书记的称赞。习书记回京后，向周总理如实作了汇报。后来，周总理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内蒙古是模范民族自治区。
共同的思想，共同坚守的原则，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打下坚实的基础，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1962年，习书记蒙冤后，康生指名要乌兰夫揭发习书记，乌兰夫没有从命。
“文化大革命”之后，习书记从广东调回中央，和乌兰夫共同主管统战和民族工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两人又都担任副委员长。习书记曾经回忆说：“在几十年的长期相处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对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上，都能坦诚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密切配合。”
习书记最后一次到内蒙古是1987年。乌兰夫和习书记两人分别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习书记在那次活动中多次称赞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功绩。
1988年12月，乌兰夫同志病逝，习书记撰文《乌兰夫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深情地称乌兰夫为“最亲密的老战友”。文中写道：“在与乌兰夫长期共事和交往中，我对他一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深有体会的。不论在顺利情况下还是处在逆境中，乌兰夫从不放弃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立场……他是我深为敬佩的良师益友。”
2012年7月26日，我在呼和浩特拜访了乌兰夫的大女儿云曙碧。她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时，我们就相识。她对我说，早在延安时期，她就和齐心同志同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又在中央马列学院同学3年，她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中，习书记的女儿桥桥曾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插队，由于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身体状况很差。1975年，刚刚恢复工作的云曙碧便把桥桥的关系从巴彦淖尔盟转到她所在的哲里木盟的科左后旗，并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休息养病，后来又设法送桥桥回北京治病。
当时，对“黑帮子女”的关心被认为是“立场问题”，云曙碧因此受到了批判。好在她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口碑甚好，没有受到更多的责难。
云曙碧说：“习书记和我父亲的感情很深。1986年12月23日，我父亲八十大寿，习书记亲自送来用菠菜做的‘翡翠长寿面’为我父亲祝寿。那感人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呼和浩特参观了乌兰夫纪念馆。馆内有一张习书记和乌兰夫身穿蒙古族长袍的合影，照片一下子吸引了我。这是他们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纪念照。
乍一看，他俩就像蒙古草原上的一对老牧民，但那蒙古袍所透露出的国家领导人特有的气质，特别是那笑眯眯的眼睛、亲密无间的神态，以及那凝结了蒙汉民族深厚情谊的历史性场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过去，使我在这张照片前注视良久……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环球人物》
2017年第14期〕
文/田 亮
201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70年前的1947年，中国大地正弥漫着炮火和硝烟，而祖国北方诞生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为党和国家找到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为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献上了一份厚礼。完成这一壮举的就是我的外祖父乌兰夫。”乌兰夫的外孙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三巡视组组长石梅告诉记者，“乌兰夫在祖国北疆设置了一道和平稳定的安全屏障。周恩来总理多次称赞内蒙古是‘模范自治区’。”
70年后的这个夏天，内蒙古处处洋溢着喜悦的氛围。在首府呼和浩特，乌兰夫纪念馆修葺一新，还有一个流动纪念馆，在全国宣讲乌兰夫的故事。馆长云玉美告诉记者：“没想到乌老（乌兰夫）的故事在其他一些民族地区也很受欢迎。讲好乌老的故事，就是讲好内蒙古的故事。”
领导内蒙古最大的抗日队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强占我国东北三省，还盯上了大兴安岭西侧的内蒙古。“他们拉拢蒙古族上层人物，企图在内蒙古成立继伪满洲国后的又一个傀儡政权，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简称德王）就是他们的拉拢对象。”呼和浩特乌兰夫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明告诉记者，德王本想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但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变得唯命是从，成了蒙奸。
时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三人小组书记的乌兰夫，想说服德王改邪归正。1935年冬，乌兰夫来到德王办公的蒙古包。当时，德王是“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秘书长。蒙政会管辖内蒙古部分盟旗，虽由南京国民政府的何应钦担任指导长官，但实权掌握在德王手中。他对乌兰夫说：“这些年为了民族自治，我找过蒋介石几次，也派人去广州找正在搞西南独立的胡汉民、陈继棠，结果怎样？他们都是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什么欢迎、支持呀，实质上却不给真正的支援。至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当时是绥远省省会）的傅作义就更不用说了，天天都想吃掉我们，只有日本人支持我们搞高度自治。”
“既然德王爷如此坦率，也恕老弟一吐为快。我们蒙古族有句谚语叫‘土默川上的狼，善眉善眼地吃人’。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之后，一心想吞并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难道他们会真心实意帮助蒙古民族独立吗？”乌兰夫诚恳地说。
“我是利用日本的金钱和武器。”
“到时候谁利用谁可就难说了。我冒昧地向德王爷进一言，古时的秦桧卖国求荣，遗臭万年；今日的溥仪认贼作父，遭国人唾弃。德王爷如果步他们的后尘，结果会如何，请王爷三思而行。”
德王听到这话很不高兴：“我的主意已定，千秋功罪由我一人承担，不用别人教训。”
乌兰夫见德王难以说服，就告辞离开。事前，他已经派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蒙政会保安队，进行抗日宣传，争取了一些进步官兵。与德王面谈后，乌兰夫等人决定起义。
1936年2月21日夜里，暴动队伍分头行动，袭击蒙政会稽查处，击毙处长、德王的亲信李凤诚，打开军械库控制了武器弹药；打开看守所解救了被关押的士兵；捣毁电台，切断了蒙政会与外界的联系。
此次暴动推迟了日本侵略者的西进日程。暴动成功后，起义队伍和赞同起义的蒙政会文职人员近千人撤离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向归绥方向行进。后来这支部队几经整顿，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被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乌兰夫领导这支队伍在鄂尔多斯坚持抗战，拒日军于黄河对岸，有效地守卫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一个人瓦解了一个“共和国”
百灵庙暴动后，德王与日本人的勾结更加明目张胆。1937年，德王在归绥出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后又合并日本扶植的“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在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投降后，该伪政府解散。德王作为伪蒙疆头号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被特赦。
但德王的追随者并没有善罢甘休。他的姨夫、原伪蒙疆最高法院院长补英达赉（音同赖），跑到德王的老家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重新“拉起大旗”，于1945年9月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大造分裂中国的舆论。中共中央派乌兰夫去解决这个“临时政府”的问题。
聂荣臻、刘澜涛等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派军队随乌兰夫前去，可是乌兰夫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靠做思想工作，单枪匹马虽有危险，却能显示中央的诚意。于是，他只带了几个人，就向苏尼特右旗出发了。
补英达赉见到乌兰夫后说：“建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是蒙古人的意愿，临时政府是民主选举的，苏方、蒙方都同意。蒙古人在北洋和民国时期受汉人欺负，后来又受日本人欺负，已经受够了。我们刚刚建立起了代表我们蒙古人利益的临时政府，谁也别想破坏。”
“你所说的民主选举是什么样的民主？是哪些人的民主？你所说的苏联和蒙古方面同意，具体是哪个人同意的，他能不能代表他们的党和政府？你所说的蒙古人自己来解放自己的问题，又是指哪些蒙古人，是什么样的解放？”乌兰夫問。
“怎么解决内蒙古的问题，要等派去外蒙的代表回来以后再说。”补英达赉的态度由强硬变得缓和起来。
“请你好好考虑我提出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怎么回事，你我都清楚，蒙古族老百姓心里也明白。”乌兰夫补充说。
乌兰夫又约见了苏联驻蒙古副顾问尼古拉耶夫，此人傲慢地说：“我们解放了内蒙古，补英达赉建立的临时政府是我们同意的，你们应该支持。”
乌兰夫曾赴苏联留学，就用俄语说：“苏蒙联军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你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很早以前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少数民族，我们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尼古拉耶夫固执己见，乌兰夫又说：“我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受中共中央之命来这里解决你们支持下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我们党不主张内蒙古独立，不同意建立这个临时政府。我的话是代表我们党中央的，你的意见能不能代表联共中央，如果能，请你写下来。”尼古拉耶夫无言以对。后来，支持补英达赉的苏蒙联军负责人收到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查问此事的电报，态度终于有所转变。 乌兰夫还向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阐述了这些理念，并拿出一张《晋察冀日报》给他们看，上面刊登了汉奸、蒙奸名单，其中就有德王和补英达赉。“团结在我们周围的绝大多数青年，因为认识到补英达赉是蒙奸，都愿意进行改选。这样，我就将一步路分成了两步走，先行改选，再创造取消它的条件。”乌兰夫生前回忆说。补英达赉也同意改选，结果乌兰夫当选主席，补英达赉也保住了政府委員的职位。
“当选3天后，乌兰夫就借故将‘临时政府’迁到由八路军控制的张北县，停止了它的活动。不久，在张家口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临时政府’的多数人员都参加了，所谓‘临时政府’自然就消失了。周恩来总理称赞此举为‘单刀赴会’。”乌兰夫长子布赫生前回忆说。
东、西蒙的统一
“临时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而1946年初在兴安盟成立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则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东蒙古自治军，也有了自己的政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其主席是原来在伪满洲国担任兴安总省主席的博彦满都。1946年3月，乌兰夫等人与该政府代表相约在热河省省会承德讨论东蒙古的去向问题。
双方都主张内蒙古统一起来搞自治运动，反对国民政府的“大汉族主义”，但具体怎么办争论得很激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张内蒙古自治运动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实行“宗藩”式“自治”。
中共代表乌兰夫则主张，中国工人阶级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统一的党，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民族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只能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民族区域自治”。布赫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双方主谈代表翻来覆去地讲自己的方案，就是达不成共识。”
关键时刻，乌兰夫有针对性地做通了东蒙古主要代表人物的工作。他找到“自治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长特木尔巴根。两人都曾留学苏联，是旧相识。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长期与内蒙古革命脱节，还被共产国际解散。你们如今重新组建这个党，提出内外蒙合并，外蒙古又不支持，让你们找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治运动。再说这个党成分复杂，有原伪满官吏，基本上都是民族上层，不能代表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前途何在？我建议你们解散这个党。”乌兰夫说。
特木尔巴根是农民出身，与乌兰夫的经历有颇多相似之处，只是走上了不同的民族解放道路。他考虑片刻后回答：“我赞成你说的话。”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中伪满时的官吏占一半，群众怎么会拥护？这个政府还是先撤销。”乌兰夫进一步劝他。
“为蒙古同胞的长远利益着想，是该照你说的去做。”特木尔巴根最后问道，“我在苏联时是联共党员，请云泽（乌兰夫）同志证明，能否转为中共党员？”乌兰夫欣然同意，并报党组织批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秘书长哈丰阿，听说特木尔巴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申请入党，后获准。
“双方经过充分讨论，思想得以统一。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正式举行。会议决定，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蒙古军队武装’。会议实现了东、西蒙的统一，又称‘四三会议’。”李志明说。会后不久，“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撤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
1947年4月23日至5月2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今兴安盟乌兰浩特）召开。393名人民代表接到通知后，个个激动不已，有的骑马，有的坐着牲畜拉的勒勒车，带着干粮，经过几天的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来到王爷庙，行使有史以来第一次内蒙古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权利。会议期间，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乌兰夫当选主席，哈丰阿当选副主席，博彦满都当选临时参议会议长，特木尔巴根等当选自治政府委员。5月1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贺电。1949年12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乌兰夫任主席。政府驻地几经搬迁，最终于1954年迁入呼和浩特。自治区的范围也几经调整，于1979年确定，从而呈现为今天的面貌。
周恩来：“这是雪中送炭，难为乌兰夫同志了”
“我们党在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上是摸索前进的，早期提出学苏联，实行联邦制，但中国民族地区情况复杂。几百年来，蒙古族地区是封建王公统治，西藏是政教合一，和内地有很大不同。乌兰夫在革命斗争中感受到，实行联邦制，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所以说，他帮助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时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基本民族政策。”石梅说。
1955年9月，乌兰夫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
虽然内蒙古实行“自治”，但在布赫印象中，“父亲特别强调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云玉美也告诉记者，乌兰夫“从来都是强调部分离不开整体，当国家遇到困难时，自治区应为国家排忧解难”。
1953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在包头建立一个大型钢铁企业，遇到白云鄂博矿山的敖包搬迁问题。“位于包头达茂旗的白云鄂博，在当地牧民心中是一座‘神山’，山上有牧民们世代祭祀的敖包。牧民认为，大规模开发矿山资源，会破坏敖包，神会怪罪下来。抗战期间，日本人曾多次派人到此盗掘矿山资源，遭到僧侣和牧民的强烈反抗。”李志明说。乌兰夫提出：“最好的办法就是另找一块吉地，把敖包搬迁出矿区。”他一面动员僧侣和牧民搬迁，一面要求工作人员：新敖包选址要由蒙古族活佛、僧侣按照宗教传统选择吉地，遇到困难由政府出面协调；搬迁方式要按照蒙古族的风俗，按宗教仪式举行隆重的敖包移址仪式。最终，吉地选在不远处的一座“宝山”——白云查干。如今，白云鄂博矿区因盛产稀土而闻名于世。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几十所孤儿院里的数千名孤儿，因为食品供应不足、营养跟不上等问题面临着生命危险。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朱德夫人康克清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乌兰夫，乌兰夫说：“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一时之急，不是长久之计。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们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长期妥善地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以说两全其美，你看怎么样？”第二个办法很快得到周恩来和内蒙古当地政府的同意。在记者采访期间，几乎每位受访者都提到这个事。乌兰夫次子乌可力说：“有一天，家乡人送来10箱奶粉，父亲当时就吩咐秘书‘把这些奶粉都送给民政部门，转送给那些孩子’。”乳业至今是内蒙古的一个重要产业，区内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如伊利是亚洲唯一进入全球10强的乳业企业。2017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到呼和浩特市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调研时说：“着力扶持培育一批辐射面广、带动力强、成长性好的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增收富民产业，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有一次，乌兰夫听说周恩来身体不适，就带着内蒙古的“特产”——10袋奶粉去看望总理。恰巧周恩来不在，他从邓颖超那里得知，总理正四处想办法解决全国人民饿肚子的问题。乌兰夫回到内蒙古后，马上与当地农业部门的同志商量救济事宜。有人认为，内蒙古本身是牧区，不是产粮大户，要救济也是杯水车薪。乌兰夫则说：“我們应当为国家解难，为总理分忧。哪怕我们多上缴一斤粮食，也是我们内蒙古人民对国家的一片心嘛！”
“这年秋后，全区上缴公粮和卖余粮达7亿公斤，在全国很多地方无粮可缴的情况下超额完成了任务。周恩来称赞‘这是雪中送炭，难为乌兰夫同志了’。”李志明说。
内蒙古的耕地少，大部分是草原。在自治区成立之初，乌兰夫就提出，内蒙古草原要实施“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上个世纪60年代初，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按照“以粮为纲”的政策，把草原视为“荒地”，盲目开垦了十多万公顷。乌兰夫得知后，顶着压力劝阻农垦部，纠正了当时的错误做法。他说，在牧区开垦牧场，就像在农区破坏庄稼一样。几十年来，内蒙古人民一直在沿袭乌兰夫提出的政策，积极建设防护林，防沙治沙，保护牧场，保卫着祖国北疆4000公里的绿色屏障。
他把背影留给家人
文/郑心仪
乌兰夫次子乌可力曾和别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解放战争时期你见过父亲吗？”
“没有，非说见到的话，只是背影。”
“那时候你多大？”
“十三四岁吧，那时候要打仗了，我在军政学院中学部当小兵。父亲来了，是来检阅部队的，我们排成队，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就这样。”
“他知道你在那里吗？”
“知道。”
这就是乌兰夫与家人的相处方式。他似乎并非一位称职的父亲和长辈。
乌可力对记者笑着说：“他在前方，我们在后方，都不在一块儿。”乌兰夫的外孙女石梅也说：“姥爷这一生其实没留多少时间给家庭。因为他面向内蒙古、面向国家，所以把背影留给了家人。但对我们来说，这个背影就是一种传承。”
根：“红色之子”
1906年12月23日，乌兰夫出生在内蒙古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他的祖父云根元读过私塾、学过汉语，对子孙的教育问题很重视。乌兰夫的父亲云明亮是家中次子，曾入私塾读书，不仅精通农活，且蒙汉语兼通，这在当时的内蒙古并不多见。
因为家境殷实、家长开明，乌兰夫4岁就随伯父念书，后来又进入私塾馆，拜了两名汉人塾师——白先生与贺先生。白先生瞧不起穷孩子和蒙古族孩子。年幼的乌兰夫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也想不出解决办法，觉得迷惑又委屈，只得将这个问号留在了心中。贺先生却同情穷人，尊重蒙古族人，不仅教授学生知识，还给他们讲一些辛亥革命、蒙古族英雄的故事。乌兰夫后来说：“现在回想起来，贺先生属于进步知识分子，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导。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他那和蔼可亲的容貌。说得确切些，贺先生真正称得上是我的启蒙老师。”
1919年秋，乌兰夫考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土默特高等小学校。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集会时，在同学的动员下他第一次参加了爱国运动。到了两周年活动时，他就主动参加了。乌兰夫开始明白，受压迫的不仅是蒙古族人，更是这个国家。1923年10月，他进入北京蒙藏学校，结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负责人，对蒙藏学校的学子很关心，常托人送去《新青年》等书刊。一天，乌兰夫和同学在宿舍聊天，一位留着平头、戴着无框眼镜、穿着灰色粗布棉袍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这人正是李大钊。乌兰夫对这位领导五四运动的大人物很崇拜，听他讲蒙古民族受不平等待遇的原因，心中那个久存的问号终于有了答案。这年年底，乌兰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5年9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自此把共产主义奉为终身信仰。
加入共产党后，乌兰夫很快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同时前去的还有张闻天等人。在莫斯科的4年中，乌兰夫听过斯大林等人的讲演，参加过许多革命活动，还为在莫斯科近郊举行的中共六大做过翻译工作。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这是乌兰夫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校长向周恩来介绍了乌兰夫，并称赞道：“他的俄文学得很好，已是出色的翻译了。”周恩来笑着跟乌兰夫握手，说：“好，好，你是蒙古族，希望你努力学习，将来把马列主义带回内蒙古去，为内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服务……”1929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内蒙古党组织被摧毁殆尽之际，乌兰夫决定回祖国，回家乡去。在他的行李中，放着俄文版《资本论》。
回国后的头两年，乌兰夫的主要任务是在内蒙古传播革命思想、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他以家为活动基地，常与同伴在此开会，6岁的长女云曙碧则爬到屋顶，承担起站岗放哨的任务。有一次，云曙碧看到几个人骑着马向自家走来，赶紧告诉父母。乌兰夫和同伴立即转移，躲过了抓捕。云曙碧曾回忆：“事后父亲说：‘孩子，你要知道，你办的可是件大事呀，看来我们的小姑娘长大了，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我心里特别高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的工作转向武装抗日斗争。在戎马倥偬之中，家人是他最深的牵挂。乌兰夫故居中至今保存着这一时期他写给妻子的家书：“云亭：别来无恙，二老安否？孩儿还是那样快活？我虽在千里之外，但心里一直挂念着你们，盼早一天见到你们。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部队现正在休整，不日即重返抗日前线，以利再战！致全家安康。夫致笔，民国二十五年。”
乌兰夫常年在外，全家老小无处安身，他就把长女云曙碧、长子布赫送去延安。1941年，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乌兰夫的身份在内蒙古暴露，不得不带着妻子、二子乌可力和三子乌杰奔赴延安。一家人在延安团聚。布赫后来说：“就这样，父亲把我们一家人都带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除了举家迁入，他还发动大批本民族出身的年轻干部，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学习。这批青年后来成了建设内蒙古和新中国的骨干力量。 乌兰夫入塾读书时，取名云泽，“云”是其家族族姓，但蒙古族的名字常不带姓，如“布赫”“乌可力”都是名字，在蒙语里是指两种不同的牛。来到延安后，他把名字改为如今人们熟知的“乌兰夫”，并沿用一生。“乌兰夫”在蒙语里的意思是“红色之子”。
子：送我两匹马，穿梭战火中
乌可力对记者的讲述，就从延安开始。83岁的他，发如银霜，手边放着一根拐棍，但对70多年前的那段日子，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一家是骑着马从鄂尔多斯去的延安。因为国民党一路派人追，我们白天不敢走，只能晚上赶路。母亲让我们卸掉行李，轻装前行。就这样，原本三四天的路，我们走了20多天。”在乌可力心中，比起沿途的危险，倒是那段骑马的经历更值得说道，“除了我，没有谁的孩子是骑马到延安的，他们都羡慕我！后来我还骑马去上学。”
一到延安，7岁的乌可力就被送去著名的“延安保小”，那里收留着因父母在前线作战而无人照料的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四五个孩子住一个窑洞，由一个阿姨照管。乌可力第一天上学，就因迷路迟到了。到了晚上，照管的阿姨把三块木板拼到一起，铺在一个大水缸上，给乌可力当床。结果他半夜起来上厕所，把水缸打翻了。“我那时小，就瞎想，水缸太危险了，我淹死了可怎么办？不行，得回家。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马跑回延安另一头的父母住处。我在家待了一天，遇到从前线回来的父亲。他一听我说完，气得不行，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又把我赶回了学校。”
虽然一家人同在延安，彼此相见的机会却不多。等到抗战胜利，内战又起，一家人再次分离。这时乌兰夫已被任命为绥蒙政府主席，先行离开。孩子们中，已成年的云曙碧、布赫去了前线，小一点的乌可力、乌杰随家属队伍转移到锡林郭勒盟。那时一部分干部子弟被送到苏联和蒙古国学习，乌可力和弟弟原本也要被送走，但乌兰夫不同意。“全国解放后，我专门问过父亲这个事，他说：‘你们都走了，家里谁打仗？战争环境，正是锻炼的好时候。’所以我们一家人虽然分开，但都留在了国内。”当时只有14岁的乌可力因为马术很好，当起了通信员，平时看管仓库，有事就骑马去送信，穿梭在战火硝烟中。
“您父亲不担心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大家都习惯了。”乌可力满不在乎地一摆手，“父亲后来还派警卫员送了两匹马给我，鼓励我好好工作。都是好马！”
1954年，乌可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兵器专业。由于俄语入学成绩居前5名，他可以免修俄语，就学了德语。读了3年后，被选送到中国科技大学，在动力系学习空气动力学，做过钱学森的学生。他读书时就参与研究人工降雨和固体火箭发动机，毕业后负责歼-7、歼-8战斗机的风洞试验和计算工作，还成功研制出无机耐高温涂料，填补了两项国内研究空白。1985年，乌可力从科研一线退下，带领航天代表团向美、法等国推荐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
“同学和同事知道您父亲是乌兰夫吗？”记者问。“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家人一起吃饭时，父亲经常提醒我们，要凭自己的本事，不要到处讲他是我们的爸爸，所以我没有特意说过。而且也没什么好说的，他是我爸爸，也不能让我的考试成绩从60分变成100分嘛！”乌可力说。
孙：我现在理解了姥爷
乌可力的感慨，云曙碧的女儿石梅也同样有。石梅是乌兰夫家中第三代里与乌兰夫接触较多的后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坦诚地说：“现在多少落马的官员，都是‘一人得道，全家升天’。以前有人说：‘石大姐，你太低调了，大家都不知道你是乌老的外孙女。’我想，我还要怎么高调？拿个喇叭宣传？老一辈革命家有靠这个的吗？没有。我姥爷这么教我父母，我父母也这么教我。”
因为父母工作忙，石梅从小就吃食堂，学着生活自理。母亲每周六晚上回家，周日搞一天卫生，周一又离开，一周只见这一次，而父亲有时一个月都见不到。“那时我父亲在哲里木盟（今通辽市）担任盟委第一书记，长期待在乡下。哲盟为什么能被周总理称赞为塞北的粮仓，在国家困难时提供粮食？就因为大家都这么工作。我姥爷也是，用足迹丈量了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就是我们从小习惯了的家庭生活环境。”
采访时，石梅的手机突然响了。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而旧的功能机。记者颇感惊讶，等她打完电话，忍不住问：“您怎么不换个智能手机？”“我又不玩微博、微信，平时只接打电话、发短信，这样的就够了。我們家人不讲究这个。”
在石梅看来，这种不讲究，尤以外祖父为最。1987年，她去北京办事，办完事后去看望外祖父。两人一聊就到了饭点。乌兰夫便留她一起吃饭，石梅爽快地答应了，“这是第一次陪他吃饭，挺好奇他吃些什么好东西”。结果让石梅大吃一惊——清淡的四菜一汤，其中的玉米面发糕已经发黑。
“姥爷，您怎么就吃这个？”
“吃这个怎么啦？”
“这一看就是放了三五年的陈粮。我们内蒙古的农民吃的都比这个好，都是新粮呐！”
“城里的粮食不如农村，粮店可能没新粮吧。”
“下次我从乡下捎点白玉米面来，比这好！”
“不麻烦吗，好弄吗？不要搞特殊啊！”
“我自己花钱给你买，不麻烦，不搞特殊！”
“不需要讲大道理，不用，他就用这些小事感染你。”石梅对记者说，“如果领导干部都能严于律己，抓早抓小，现在的党风会更好。”
“我们家都是以严治家。我二舅乌可力的女儿乌兰辽娜，上个世纪80年代下海去了深圳，到地方后用公司的电话报平安，结果被二舅骂，因为电话是公家的。我也是，以前国家分给父母的车、电话，他们都不让我碰。”石梅虽以这样的治家方式为荣，但也藏着一份“委屈”。她的父亲石光华16岁在延安参加革命，后被派往内蒙古工作。在她看来，父亲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这“不公平”就来自于乌兰夫。“姥爷很信任我父亲，但一直压着不提拔，因为他作为自治区的领导，得做出表率，要从大局出发。”1987年，石梅终于在看望乌兰夫时，把心里的不平说了出来：“您老说一视同仁，可这叫什么一视同仁？我父亲从1954年起就担任哲里木盟委第一书记，一直当到‘文革’前，‘文革’后继续当，前前后后20多年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您也承认他优秀，难道因为是您女婿就不能提拔？” 石梅说这话时，父亲已经去世。“文革”中，石光华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在哲盟的代理人”，眼睛因此受伤。“文革”后，他为了给国家省钱，放弃去国外治疗的机会，1985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64岁。石梅想起父亲的一生，一边对外祖父抱怨，一边有些哽咽。“姥爷当时沉默了许久，然后说：‘孩子，你以后会懂的。’随着岁月流逝，我现在理解了。在姥爷心中，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他之所以对我父亲‘不公平’，是因为党和人民需要父亲留在那里，管好那片粮仓。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中国。这种对国家、民族的主人翁意识，就是姥爷留给我们家族的家风。”
习仲勋与乌兰夫
的友谊
文/张志功
在习仲勋（改革开放后，习仲勋曾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众多战友中，有一位是蒙古族的乌兰夫同志。
习书记和乌兰夫同志的交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乌兰夫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延安负责民族工作，习书记时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书记。这年8月，习书记专门到乌兰夫的住处拜访。他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事后，乌兰夫对女儿云曙碧说：“习仲勋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人诚恳，待人宽厚，思想活跃，工作能力很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习书记住在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甲6号，与之一墙之隔的6号则住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在我的印象中，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习书记热情谦和，乌兰夫和蔼慈祥，家处近邻，说话之声隔墙可闻，两家人经常互访走动。习书记以他那惯有的幽默戏称乌兰夫为“王爷”，经常让我给“王爷”送上一些陕西土特产，乌兰夫也送一些内蒙古的土特产如黄油之类给习书记。
习书记和乌兰夫长期共同致力于党的统战和民族工作，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所以，两人的思想见解往往不谋而合。
新中国成立之初，习书记主政西北，针对西北多民族区域的特点，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顛倒过来”。习书记从西藏和新疆两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不要套用内地的做法去划分阶级成分。
当时，乌兰夫主持绥蒙工作即后来的内蒙古工作（绥远省撤销后归内蒙古），提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针是“稳、宽、长”。“稳”指的是“稳定”，“宽”是指政策上要放宽一些，“长”指的是着眼于长远。乌兰夫还就内蒙古牧区的特点，提出“三不两利”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
两人都把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当作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大局放在首要地位。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新中国西北部和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饥荒。由于乌兰夫没有跟风搞“大跃进”，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状况受“左”的危害较轻，年年上调粮食和紧缺物资支援国家，却受到一些人的责难，说他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习书记于1958年和1961年两次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到内蒙古调查研究。乌兰夫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得到了习书记的称赞。习书记回京后，向周总理如实作了汇报。后来，周总理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内蒙古是模范民族自治区。
共同的思想，共同坚守的原则，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打下坚实的基础，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1962年，习书记蒙冤后，康生指名要乌兰夫揭发习书记，乌兰夫没有从命。
“文化大革命”之后，习书记从广东调回中央，和乌兰夫共同主管统战和民族工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两人又都担任副委员长。习书记曾经回忆说：“在几十年的长期相处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对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上，都能坦诚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密切配合。”
习书记最后一次到内蒙古是1987年。乌兰夫和习书记两人分别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习书记在那次活动中多次称赞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功绩。
1988年12月，乌兰夫同志病逝，习书记撰文《乌兰夫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深情地称乌兰夫为“最亲密的老战友”。文中写道：“在与乌兰夫长期共事和交往中，我对他一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深有体会的。不论在顺利情况下还是处在逆境中，乌兰夫从不放弃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立场……他是我深为敬佩的良师益友。”
2012年7月26日，我在呼和浩特拜访了乌兰夫的大女儿云曙碧。她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时，我们就相识。她对我说，早在延安时期，她就和齐心同志同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又在中央马列学院同学3年，她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中，习书记的女儿桥桥曾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插队，由于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身体状况很差。1975年，刚刚恢复工作的云曙碧便把桥桥的关系从巴彦淖尔盟转到她所在的哲里木盟的科左后旗，并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休息养病，后来又设法送桥桥回北京治病。
当时，对“黑帮子女”的关心被认为是“立场问题”，云曙碧因此受到了批判。好在她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口碑甚好，没有受到更多的责难。
云曙碧说：“习书记和我父亲的感情很深。1986年12月23日，我父亲八十大寿，习书记亲自送来用菠菜做的‘翡翠长寿面’为我父亲祝寿。那感人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呼和浩特参观了乌兰夫纪念馆。馆内有一张习书记和乌兰夫身穿蒙古族长袍的合影，照片一下子吸引了我。这是他们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纪念照。
乍一看，他俩就像蒙古草原上的一对老牧民，但那蒙古袍所透露出的国家领导人特有的气质，特别是那笑眯眯的眼睛、亲密无间的神态，以及那凝结了蒙汉民族深厚情谊的历史性场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过去，使我在这张照片前注视良久……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环球人物》
2017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