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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莎剧《冬天的故事》中的“良母”赫美温妮无端遭受丈夫的迫害，失去儿子，又与女儿长期失散，但她终以坚忍和美德重获天伦之乐。赫美温妮的形象及其幸福结局反映出了父权社会对放弃自我意识、彰显纯粹母性、消解男性“阉割焦虑”的“良母”的期待，以及莎士比亚对这类母亲的肯定。
关键词：赫美温妮《冬天的故事》“良母”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威廉·莎士比亚的剧作塑造了大批父权社会所认可的“良母”，如《亨利八世生平》中的凯瑟琳王后、《温莎的风趣主妇们》中的培琪太太等。她们虽然身份不同，却都服从夫主的权威，对婚姻忠诚，生育合法后裔，疼爱孩子，是父权制伦理道德观的维护者、执行者和传播者。他的晚期传奇剧《冬天的故事》（1610-1611，以下简称《冬》）中的赫美温妮也是这批“良母”中的一个，她慈爱正直，却因丈夫的无端妒忌而饱受煎熬，但她恬淡隐忍，最终以美德和耐心重获天伦之乐。学界对她的评述主要集中在她作为妻子所经历的“蒙冤”与“重生”上，实际其“蒙冤”和“重生”与她的母亲身份密不可分，要正确理解赫美温妮，必须以她的母亲身份为侧重点。
二《冬》中赫美温妮的命运
《冬》中的赫美温妮是西西里国王列昂特斯的妻子，该剧开场时她已“身怀六甲”，在同时出场的两位国王、随侍大臣等众多男性中，她的身孕突显了她的性别与母亲的身份。她的母性柔情在她让小王子给她讲故事一节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些母子间亲密无间的对话正好位于第一幕第二场与第二幕第一场之间，前一场反映列昂特斯见妻子说服他的总角之交波西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推迟行期便妒火中烧，根据妻子有孕确信她与波力克希尼斯私通，决意严惩妻子、毒死波力克希尼斯；后一场描述他带随从前来指责王后，不但强行拉走小王子，还羞辱王后，要她“跟自己肚子里的那个孽种玩”。赫美温妮遭受无端指责依然谦和有礼，她说：“要是说这话的是个恶人，那么他是比世界上最坏的恶人更坏的恶人。您，陛下，只是弄错了。”她想为丈夫的错误开脱，但是列昂特斯却骂她“淫妇”、斥责她“不贞”，坚持要将她投进监狱。大难临头的赫美温妮坚信会有真相大白之日，主动请求大臣们审判她，并未以怀孕为由争取豁免。在法庭上，她与列昂特斯当众对质，驳斥了他强加给她的“通奸”、意图“弑主”、“助奸慝……逃生”。此时她已清楚认识到了现实的严酷，因为列昂提斯夺取了她心爱的孩子，又肆意践踏她的尊严，使她先失去了妻子的名分，又丧失了母亲的名分，剥夺了她生存的所有依托和意义。但她并未灰心丧气，而是为了要传给子女的“名誉”据理力争。遗憾的是，尽管阿波罗的神谕确证了她的无辜，但她的宽慰很快就被小王子的死讯破坏，她“受不住这消息”“死过去了”。她再次开口，是在十六年后与被丈夫抛弃的女儿重逢之时了。她一见女儿便迫不及待地嘘寒问暖，先前的苦难丝毫未消损她的母性温情。赫美温妮以母亲的形象出场，以母亲的形象谢幕，其间历尽苦难却不改宽厚纯良的天性，在她身上不仅集中了美丽、善良和温柔，还蕴蓄着坚如磐石的坚韧情感与创造和谐的力量，代表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Travesi，1969：119）。
三“良母”赫美温妮的特质
赫美温妮的出色之处并不在于她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而在于她的道德境界。她虽是父权力量的依附者，却拥有强大的精神魅力，并以这种精神上的优越地位和独特性，为自己创造了“母性”的权威，使人意识到“母性”是女性所独有力量之源，由之生发的母爱也不是单纯的情感概念，而是“一种更具悲悯性、弱者的，反侵犯的文化的萌芽。它的目的旨在为包括女性在内的弱者——被统治者提供生存的文化依据。”（孟悦、戴锦华，1989：22）虽然母亲发挥“母性”的条件可能受男性的破坏，但她最终还是推动了新的生命循环，重建了世界的秩序与和谐。赫美温妮的美德与力量在戏里戏外都得到了认可，她不仅在剧中被朝臣、宝琳娜等人一致视为“大贤大德”的“好王后”，该剧评论者也十分欣赏她遭受丈夫的暴虐时不卑不亢，指责丈夫善恶不分时勇气可嘉，认为她不但是正直、善良、仁慈的化身，还是新生命的创造者。
四“良母”赫美温妮的成因及文化意蕴
《冬》是以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1558?-1592）的散文传奇《潘多斯托，时间的胜利》（Pandosto the Triumph of Time，1588）为基础创作的。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波西米亚国王潘多斯托（Pandosto）与西西里国王埃吉斯特斯（Egistus）自小交好，埃吉斯特斯到波西米亚访问，潘多斯托让妻子贝拉丽娅（Bellaria）去招待埃吉斯特斯，她便“十分亲切地招待埃吉斯特斯，使埃吉斯特斯感到自己确实很受欢迎……”（Greene，1588：159），但这种本来无可非议的“亲切”却引起了潘多斯托的猜疑，他相信她与埃吉斯特斯有私，将她打入监狱，听闻贝拉丽娅已有身孕后更是发誓要把“王后与新生婴儿烧死”（Greene，1588：165），因为他“认为从时间上来算，孩子的父亲不是他而是埃吉斯特斯”（Greene，1588：166）。贝拉丽娅生的女婴最终被抛弃在西西里海岸，她自己在公审中幸得德尔菲神谕裁决无罪，潘多斯托也向她请求原谅，但就在此时传来了小王子加林特的死讯，她“一听这个消息，就立即倒地身亡，无法救治了。”（Greene，1588：171）格林笔下的贝拉丽娅比赫美温妮更加不幸，不像后者那样等到了与女儿重逢的一天。
当然，无论是《潘多斯托：时间的胜利》还是《冬》，作品中的矛盾和冲突都来自丈夫对妻子不贞的焦虑。在《潘多斯托：时间的胜利》里，贝拉丽娅对埃吉斯特斯非常关心，时常亲自到他卧室去查看是否一切周全，在潘多斯托忙于公务不能陪伴埃吉斯特斯时，贝拉丽娅会和他一起到花园里散步。潘多斯托正是因他们关系日益密切才萌生了猜忌。相比之下，《冬》中列昂特斯的妒火爆发得更为突然，他先是催促妻子挽留打算辞行的友人，但见妻子说服成功又心生妒意，还因妻子有孕认定自己戴了绿帽子。深究列昂特斯对妻子的贞洁的关注就能发现，列昂特斯担心妻子失节是因为这会破坏他的名誉，使他同时蒙受精神损失与物质损失，“因为孩子将来会以父亲继承人的身份继承父亲的财产”（Engels，1986：92），私生子会使家族的财产易主。如若没有宝琳娜的保护，赫美温妮恐怕会与贝拉丽娅一样死于非命，因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失贞“被认为是犯罪”（恩格斯，1972：71），犯了“通奸罪”的女性由于破坏了传统的道德规范，没资格像守规矩的妻子那样在正常的地方生产，如赫美温妮就因“通奸”的污名失去了“产襦上的特权”，还在产后的虚弱时期被“驱赶”去接受公审，她丈夫还要以死刑来恐吓她。赫美温妮面对丈夫的暴虐时那种柔弱无力使人联想到社会用母亲的角色消解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独立性，使她在履行母亲的责任和义务中忽略了社会对她的异化，很多母亲在含辛茹苦养育儿女、努力向父权社会赞颂的“理想母亲形象”迈进的过程中熄灭了对肉欲和爱情的追求。如赫美温妮出场时不仅是个身怀六甲的母亲，也是个“绝代佳人”，她丈夫的好友波力克希尼斯也无法忽视她的“美妙姿容”。而经过丈夫造成的磨难，于十六年后再度出场时，她那长了皱纹的脸上再也没有情爱的痕迹，她成了纯粹“母性”的化身，“……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自己，因为它是为孩子存在的，而孩子是属于她的。”（波伏娃，1998：563）
赫美温妮这位“良母”的成因也与该剧创生时期英国父权制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紧密的联系。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被看作男性的附庸，处于社会生活主流之外，在婚姻中被视为丈夫的财产，其唯一的价值就在于性功能与生育功能，丈夫要求妻子守贞来保证子嗣血统的纯正，保障他的地位与财产不传给外人。父权社会一方面力图使女性驯顺地整合到家庭领域内，诱导女性服从男性的控制和安排，另一方面又嫉妒女性的繁育能力，倾向于贬低怀孕和分娩，例如设置种种禁忌，强化女性分娩是不洁行为的印象，使生育成为女性独属的私人经验。这种借助女性的生理机能将女性钉在耻辱柱上，将女性的生存空间压缩到狭小的一隅的做法本是为了加强男性的统治，但无形中也给女性留下了在生育领域的自主权，促使女性主体在“语言之外形成”（Benhabib et al，1995：109）。因为有关生育的活动，都完全掌握在妇女手里，只有她们才懂得生育的秘密。在社会其他领域把持霸权话语的男性在这个对父权社会的基础至关重要的领域露了怯，一直与生育这个专属女性的“不洁”领域倨傲地保持距离的男性无法有效监控女性在这一领域的活动，而这一领域发生的问题却能直接动摇男性在父权社会的主体地位，这就导致了男性的阉割焦虑，因为他们“建立一个男性权力和男性生殖器权力的尝试，总是受到来自另一性别的、被压迫的……但也很强大的权力的巨大威胁”（克里斯蒂瓦，2001：101）。赫美温妮这个“良母”形象也是父权社会男性阉割焦虑的产物，她在《冬》中的生命轨迹说明，父权社会所认可的“良母”就是那些以放弃自我、一味恭顺、既不引起男性的阉割焦虑，又能以忠实和美德来缓解、宽容、消除男性阉割焦虑的母亲。
“良母”赫美温妮在剧中卷入的矛盾和冲突、经受的苦难、最后获得的家庭和谐也反映出父权社会中“母亲”（其实也包括“父亲”）的尴尬处境。在父权社会中，“父亲”不仅仅表现一个男人在家庭里的血缘位置，还表现在社会文化中拥有特权：强壮、威严、理性、荣耀、家庭中的位置和对女性的占有，女性/母亲则“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转引自张岩冰，1998：41）。由于作为主体的男性有赖作为客体的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主导地位，为了保证对女性的绝对占有，父权社会便通过片面夸大女性的母性、制造母亲神话化来压制女性的生命本能，而母亲神话本身又反过来保障了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和控制，因为父权社会认可的母亲，必须是在父权社会法律承认的婚姻内生儿育女的女性，女性若想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母亲，就必须依附于男性，满足父权社会的各种要求。受了父权文化的影响，连厌恶女性的男性也愿意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在一定条件下崇拜她的母性，赞赏其体现的无私与自我牺牲。“良母”之所以受到推崇，正是因为她用“无我”消解了男性的阉割焦虑，从虚构层面使父权社会走出强调女性贞洁与依赖女性繁育能力的死胡同。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良母”赫美温妮才被作为理想女性的范式得到褒扬，莎士比亚为她安排的走向幸福的命运既折射了父权社会对所谓理想女性的期待，也反映了他对这种期待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Benhabib,Seyla.et al.Feminist Contentions:A Philosophical Exchange.New York:Routledge,1995.
[2] Engels,Friedrich.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London:Penguin Books,1986.
[3] Greene,Robert.Pandosto,the Triumph of Time.London:Thomas Orwin,1588.
[4] Moncrief,Kathryn M.& Kathryn R.Mcpherson.“Embodied and Enacted:Performances of Mater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erforming Mater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Eds.Kathryn M.Moncrief & Kathryn R.Mcpherson.Hampshire,Burlington:Ashgate Publising Limited,2007.
[5] Travesi,Derek.1955.Shakespeare:The Last Phase.Stand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6] 西蒙·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 张岩冰：《女性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作者简介：邵雪萍，女，1980—，浙江兰溪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工作单位：清华大学。
关键词：赫美温妮《冬天的故事》“良母”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威廉·莎士比亚的剧作塑造了大批父权社会所认可的“良母”，如《亨利八世生平》中的凯瑟琳王后、《温莎的风趣主妇们》中的培琪太太等。她们虽然身份不同，却都服从夫主的权威，对婚姻忠诚，生育合法后裔，疼爱孩子，是父权制伦理道德观的维护者、执行者和传播者。他的晚期传奇剧《冬天的故事》（1610-1611，以下简称《冬》）中的赫美温妮也是这批“良母”中的一个，她慈爱正直，却因丈夫的无端妒忌而饱受煎熬，但她恬淡隐忍，最终以美德和耐心重获天伦之乐。学界对她的评述主要集中在她作为妻子所经历的“蒙冤”与“重生”上，实际其“蒙冤”和“重生”与她的母亲身份密不可分，要正确理解赫美温妮，必须以她的母亲身份为侧重点。
二《冬》中赫美温妮的命运
《冬》中的赫美温妮是西西里国王列昂特斯的妻子，该剧开场时她已“身怀六甲”，在同时出场的两位国王、随侍大臣等众多男性中，她的身孕突显了她的性别与母亲的身份。她的母性柔情在她让小王子给她讲故事一节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些母子间亲密无间的对话正好位于第一幕第二场与第二幕第一场之间，前一场反映列昂特斯见妻子说服他的总角之交波西米亚国王波力克希尼斯推迟行期便妒火中烧，根据妻子有孕确信她与波力克希尼斯私通，决意严惩妻子、毒死波力克希尼斯；后一场描述他带随从前来指责王后，不但强行拉走小王子，还羞辱王后，要她“跟自己肚子里的那个孽种玩”。赫美温妮遭受无端指责依然谦和有礼，她说：“要是说这话的是个恶人，那么他是比世界上最坏的恶人更坏的恶人。您，陛下，只是弄错了。”她想为丈夫的错误开脱，但是列昂特斯却骂她“淫妇”、斥责她“不贞”，坚持要将她投进监狱。大难临头的赫美温妮坚信会有真相大白之日，主动请求大臣们审判她，并未以怀孕为由争取豁免。在法庭上，她与列昂特斯当众对质，驳斥了他强加给她的“通奸”、意图“弑主”、“助奸慝……逃生”。此时她已清楚认识到了现实的严酷，因为列昂提斯夺取了她心爱的孩子，又肆意践踏她的尊严，使她先失去了妻子的名分，又丧失了母亲的名分，剥夺了她生存的所有依托和意义。但她并未灰心丧气，而是为了要传给子女的“名誉”据理力争。遗憾的是，尽管阿波罗的神谕确证了她的无辜，但她的宽慰很快就被小王子的死讯破坏，她“受不住这消息”“死过去了”。她再次开口，是在十六年后与被丈夫抛弃的女儿重逢之时了。她一见女儿便迫不及待地嘘寒问暖，先前的苦难丝毫未消损她的母性温情。赫美温妮以母亲的形象出场，以母亲的形象谢幕，其间历尽苦难却不改宽厚纯良的天性，在她身上不仅集中了美丽、善良和温柔，还蕴蓄着坚如磐石的坚韧情感与创造和谐的力量，代表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Travesi，1969：119）。
三“良母”赫美温妮的特质
赫美温妮的出色之处并不在于她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而在于她的道德境界。她虽是父权力量的依附者，却拥有强大的精神魅力，并以这种精神上的优越地位和独特性，为自己创造了“母性”的权威，使人意识到“母性”是女性所独有力量之源，由之生发的母爱也不是单纯的情感概念，而是“一种更具悲悯性、弱者的，反侵犯的文化的萌芽。它的目的旨在为包括女性在内的弱者——被统治者提供生存的文化依据。”（孟悦、戴锦华，1989：22）虽然母亲发挥“母性”的条件可能受男性的破坏，但她最终还是推动了新的生命循环，重建了世界的秩序与和谐。赫美温妮的美德与力量在戏里戏外都得到了认可，她不仅在剧中被朝臣、宝琳娜等人一致视为“大贤大德”的“好王后”，该剧评论者也十分欣赏她遭受丈夫的暴虐时不卑不亢，指责丈夫善恶不分时勇气可嘉，认为她不但是正直、善良、仁慈的化身，还是新生命的创造者。
四“良母”赫美温妮的成因及文化意蕴
《冬》是以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1558?-1592）的散文传奇《潘多斯托，时间的胜利》（Pandosto the Triumph of Time，1588）为基础创作的。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波西米亚国王潘多斯托（Pandosto）与西西里国王埃吉斯特斯（Egistus）自小交好，埃吉斯特斯到波西米亚访问，潘多斯托让妻子贝拉丽娅（Bellaria）去招待埃吉斯特斯，她便“十分亲切地招待埃吉斯特斯，使埃吉斯特斯感到自己确实很受欢迎……”（Greene，1588：159），但这种本来无可非议的“亲切”却引起了潘多斯托的猜疑，他相信她与埃吉斯特斯有私，将她打入监狱，听闻贝拉丽娅已有身孕后更是发誓要把“王后与新生婴儿烧死”（Greene，1588：165），因为他“认为从时间上来算，孩子的父亲不是他而是埃吉斯特斯”（Greene，1588：166）。贝拉丽娅生的女婴最终被抛弃在西西里海岸，她自己在公审中幸得德尔菲神谕裁决无罪，潘多斯托也向她请求原谅，但就在此时传来了小王子加林特的死讯，她“一听这个消息，就立即倒地身亡，无法救治了。”（Greene，1588：171）格林笔下的贝拉丽娅比赫美温妮更加不幸，不像后者那样等到了与女儿重逢的一天。
当然，无论是《潘多斯托：时间的胜利》还是《冬》，作品中的矛盾和冲突都来自丈夫对妻子不贞的焦虑。在《潘多斯托：时间的胜利》里，贝拉丽娅对埃吉斯特斯非常关心，时常亲自到他卧室去查看是否一切周全，在潘多斯托忙于公务不能陪伴埃吉斯特斯时，贝拉丽娅会和他一起到花园里散步。潘多斯托正是因他们关系日益密切才萌生了猜忌。相比之下，《冬》中列昂特斯的妒火爆发得更为突然，他先是催促妻子挽留打算辞行的友人，但见妻子说服成功又心生妒意，还因妻子有孕认定自己戴了绿帽子。深究列昂特斯对妻子的贞洁的关注就能发现，列昂特斯担心妻子失节是因为这会破坏他的名誉，使他同时蒙受精神损失与物质损失，“因为孩子将来会以父亲继承人的身份继承父亲的财产”（Engels，1986：92），私生子会使家族的财产易主。如若没有宝琳娜的保护，赫美温妮恐怕会与贝拉丽娅一样死于非命，因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失贞“被认为是犯罪”（恩格斯，1972：71），犯了“通奸罪”的女性由于破坏了传统的道德规范，没资格像守规矩的妻子那样在正常的地方生产，如赫美温妮就因“通奸”的污名失去了“产襦上的特权”，还在产后的虚弱时期被“驱赶”去接受公审，她丈夫还要以死刑来恐吓她。赫美温妮面对丈夫的暴虐时那种柔弱无力使人联想到社会用母亲的角色消解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独立性，使她在履行母亲的责任和义务中忽略了社会对她的异化，很多母亲在含辛茹苦养育儿女、努力向父权社会赞颂的“理想母亲形象”迈进的过程中熄灭了对肉欲和爱情的追求。如赫美温妮出场时不仅是个身怀六甲的母亲，也是个“绝代佳人”，她丈夫的好友波力克希尼斯也无法忽视她的“美妙姿容”。而经过丈夫造成的磨难，于十六年后再度出场时，她那长了皱纹的脸上再也没有情爱的痕迹，她成了纯粹“母性”的化身，“……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自己，因为它是为孩子存在的，而孩子是属于她的。”（波伏娃，1998：563）
赫美温妮这位“良母”的成因也与该剧创生时期英国父权制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紧密的联系。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被看作男性的附庸，处于社会生活主流之外，在婚姻中被视为丈夫的财产，其唯一的价值就在于性功能与生育功能，丈夫要求妻子守贞来保证子嗣血统的纯正，保障他的地位与财产不传给外人。父权社会一方面力图使女性驯顺地整合到家庭领域内，诱导女性服从男性的控制和安排，另一方面又嫉妒女性的繁育能力，倾向于贬低怀孕和分娩，例如设置种种禁忌，强化女性分娩是不洁行为的印象，使生育成为女性独属的私人经验。这种借助女性的生理机能将女性钉在耻辱柱上，将女性的生存空间压缩到狭小的一隅的做法本是为了加强男性的统治，但无形中也给女性留下了在生育领域的自主权，促使女性主体在“语言之外形成”（Benhabib et al，1995：109）。因为有关生育的活动，都完全掌握在妇女手里，只有她们才懂得生育的秘密。在社会其他领域把持霸权话语的男性在这个对父权社会的基础至关重要的领域露了怯，一直与生育这个专属女性的“不洁”领域倨傲地保持距离的男性无法有效监控女性在这一领域的活动，而这一领域发生的问题却能直接动摇男性在父权社会的主体地位，这就导致了男性的阉割焦虑，因为他们“建立一个男性权力和男性生殖器权力的尝试，总是受到来自另一性别的、被压迫的……但也很强大的权力的巨大威胁”（克里斯蒂瓦，2001：101）。赫美温妮这个“良母”形象也是父权社会男性阉割焦虑的产物，她在《冬》中的生命轨迹说明，父权社会所认可的“良母”就是那些以放弃自我、一味恭顺、既不引起男性的阉割焦虑，又能以忠实和美德来缓解、宽容、消除男性阉割焦虑的母亲。
“良母”赫美温妮在剧中卷入的矛盾和冲突、经受的苦难、最后获得的家庭和谐也反映出父权社会中“母亲”（其实也包括“父亲”）的尴尬处境。在父权社会中，“父亲”不仅仅表现一个男人在家庭里的血缘位置，还表现在社会文化中拥有特权：强壮、威严、理性、荣耀、家庭中的位置和对女性的占有，女性/母亲则“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转引自张岩冰，1998：41）。由于作为主体的男性有赖作为客体的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主导地位，为了保证对女性的绝对占有，父权社会便通过片面夸大女性的母性、制造母亲神话化来压制女性的生命本能，而母亲神话本身又反过来保障了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和控制，因为父权社会认可的母亲，必须是在父权社会法律承认的婚姻内生儿育女的女性，女性若想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母亲，就必须依附于男性，满足父权社会的各种要求。受了父权文化的影响，连厌恶女性的男性也愿意尊重作为母亲的女人，在一定条件下崇拜她的母性，赞赏其体现的无私与自我牺牲。“良母”之所以受到推崇，正是因为她用“无我”消解了男性的阉割焦虑，从虚构层面使父权社会走出强调女性贞洁与依赖女性繁育能力的死胡同。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良母”赫美温妮才被作为理想女性的范式得到褒扬，莎士比亚为她安排的走向幸福的命运既折射了父权社会对所谓理想女性的期待，也反映了他对这种期待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Benhabib,Seyla.et al.Feminist Contentions:A Philosophical Exchange.New York:Routledge,1995.
[2] Engels,Friedrich.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London:Penguin Books,1986.
[3] Greene,Robert.Pandosto,the Triumph of Time.London:Thomas Orwin,1588.
[4] Moncrief,Kathryn M.& Kathryn R.Mcpherson.“Embodied and Enacted:Performances of Mater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erforming Mater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Eds.Kathryn M.Moncrief & Kathryn R.Mcpherson.Hampshire,Burlington:Ashgate Publising Limited,2007.
[5] Travesi,Derek.1955.Shakespeare:The Last Phase.Stand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6] 西蒙·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 张岩冰：《女性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作者简介：邵雪萍，女，1980—，浙江兰溪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工作单位：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