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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产品是指能为最广大、最普遍的社会公众接觸和享用的具有物质或精神享受的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的一种，公共文化产品自然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公共文化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它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具有集体消费、共同受益的特点，它不会成为私人独占的文化消费品，;另一方面，公共文化产品的非竞争性表明，它是一种国家或社团的文化福利，相关个人无须通过出价竞争购买的方式来获得该文化产品或服务。
尽管近年来我国城市在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上有了很大发展，但在实践中依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供给的总量不足。城镇化推动下，城市人口在快速增长。而当下城市居民愈发重视对于公共文化产品的诉求，这不仅表现为需求量的上升，还表现为需求的多层性和多样性。而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总量还不是很足，公共文化产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依然存在。与此同时，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供不适求”现象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对过剩，既没有满足总量的需求，也造成了公共文化资源的浪费。
（二）供给主体的责任不明确。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涉及部门较多，很多事项都需要多个部门协作，然而时常有各部门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公共文化建设中保持“少出力、多获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事原则，使得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完善，具体政策执行进度缓慢，使市民的文化需求难以得到真正的满足。
（三）供给形式单一，内容落后。一些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种类少、内容单一，缺乏吸引力、适用性和创新意识。很多地方的基层文化馆、文化站的文化产品种类少，内容陈旧而利用率低，而能够体现城市地域特色的文化供给更是匮乏。城市作为一个大溶炉，聚集着各式各样人群，他们由于年龄不一、职业各异、受教育的背景不同等，产生了不同的文化需求，而现阶段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仍普遍追求供给均等化，没有针对不同人群做出具体区分，由此造成的供需不匹配也浪费了宝贵资源。
（四）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比如城市残疾人员由于自身条件所限，不方便出入公共文化场所，而一些地方就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再者，城市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几乎属于城市边缘群体，很少享用城市公共文化产品，城市也很少提供面向他们的产品，即使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公共文化产品，农民工的参与性也明显不足。
上述几个问题的存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资金投入不足。一是单靠公共财政资源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公众对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经济基础薄弱，加之各行各业的预算分流，政府资金投入受限，导致公共文化产品的内容和种类受限，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二是大量社会资金由于市场准入壁全的限定而无法进入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导致公共文化资源的浪费。由于公共文化产品的传统供给机制是与政府供给的国家垄断性机制、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因此，各级各类国有企事业机构承担着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提供，社会资金因行政审批手续繁杂、政府管制多以及带有歧视性的公共文化制度的存在而较难进入。
（二）缺少必要的人力支撑。城市公共文化产品无论是在前期生产、中期提供，还是后期管理时都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源来支撑。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多为政府，市场组织、第三部门和公民很少能参与其中，这样很容易造成没有专门足量的文化工作者来生产和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导致公共文化产品需求多而供给少。
（三）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保护。目前，国家涉及公共文化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还较少，专门针对城市公共文化供给的相关法律更是少之又少。而且现行的政策法规多是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缺少微观执行层面上的政策支撑，特别表现在经费保障、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仅限于原则性要求而非具体的制度规定。这样，城市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就缺少了相关法律的监控和保障。
（四）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不足。公共文化产品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需要供给主体与享用者之间的沟通、互动，以此达至资源的最大利用。然而在实际中，很多公共文化产品成了冷冰冰的“摆设”。从政府角度来讲，我国城市各级政府往往把公共文化看作是一种由上级派发下来的行政任务，其提供的文化产品遵循“行政的逻辑”，而非“服务的逻辑”，其出发点不是民众利益。从民众角度来讲，我国城市居民容易把公共文化产品看做“政府的施舍”，而不是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群众往往成为被动的参与者。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浪费了的公共文化资源。
（五）政府各部门间缺乏协作。在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实践中，文化部门在整个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文化局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肯定无法完成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在文化部门制定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政策的同时，需要财政部门进行资金预算和支持，人事部门调度安排人力支持，统计部门进行数据分析和反馈，宣传部门通过各种传媒对文化事业进行宣传，让市民能更好的了解文化项目，等等。各个部门有一个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实现通力合作，就极可能影响整个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
最后，要解决我国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存在的这样一系列问题，其核心是处理好供给主体根据供给客体对供给内容的需求，并对这种需求进行满足的一个系统的过程。这里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主体、客体以及内容。其中，供给内容是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一般也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供给客体是生活在这个公共社会的社会居民。要对其中相关因素做利益驱动分析，同时做好相关保障工作，才能使得此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动态性、系统性的供给机制，进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产品需求。
参考文献：
[1]董礼胜.中国公共物品供给.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19 -21
[2]李少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构成及其功能分析.社科纵横.2007，7-8
[3]张波.宋林霖.优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成本的制度研究.理论探讨，2008，20-21
[4]袁雪松，卢璐.纯度视角下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探讨.常熟理工学院报.2010，15-17
作者简介：李小波（1995.2.-），男，汉族，四川省达州市，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管理方向。
尽管近年来我国城市在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上有了很大发展，但在实践中依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供给的总量不足。城镇化推动下，城市人口在快速增长。而当下城市居民愈发重视对于公共文化产品的诉求，这不仅表现为需求量的上升，还表现为需求的多层性和多样性。而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总量还不是很足，公共文化产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依然存在。与此同时，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供不适求”现象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对过剩，既没有满足总量的需求，也造成了公共文化资源的浪费。
（二）供给主体的责任不明确。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涉及部门较多，很多事项都需要多个部门协作，然而时常有各部门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公共文化建设中保持“少出力、多获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事原则，使得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完善，具体政策执行进度缓慢，使市民的文化需求难以得到真正的满足。
（三）供给形式单一，内容落后。一些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种类少、内容单一，缺乏吸引力、适用性和创新意识。很多地方的基层文化馆、文化站的文化产品种类少，内容陈旧而利用率低，而能够体现城市地域特色的文化供给更是匮乏。城市作为一个大溶炉，聚集着各式各样人群，他们由于年龄不一、职业各异、受教育的背景不同等，产生了不同的文化需求，而现阶段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仍普遍追求供给均等化，没有针对不同人群做出具体区分，由此造成的供需不匹配也浪费了宝贵资源。
（四）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比如城市残疾人员由于自身条件所限，不方便出入公共文化场所，而一些地方就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再者，城市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几乎属于城市边缘群体，很少享用城市公共文化产品，城市也很少提供面向他们的产品，即使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公共文化产品，农民工的参与性也明显不足。
上述几个问题的存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资金投入不足。一是单靠公共财政资源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公众对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经济基础薄弱，加之各行各业的预算分流，政府资金投入受限，导致公共文化产品的内容和种类受限，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二是大量社会资金由于市场准入壁全的限定而无法进入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导致公共文化资源的浪费。由于公共文化产品的传统供给机制是与政府供给的国家垄断性机制、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因此，各级各类国有企事业机构承担着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提供，社会资金因行政审批手续繁杂、政府管制多以及带有歧视性的公共文化制度的存在而较难进入。
（二）缺少必要的人力支撑。城市公共文化产品无论是在前期生产、中期提供，还是后期管理时都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源来支撑。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多为政府，市场组织、第三部门和公民很少能参与其中，这样很容易造成没有专门足量的文化工作者来生产和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导致公共文化产品需求多而供给少。
（三）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保护。目前，国家涉及公共文化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还较少，专门针对城市公共文化供给的相关法律更是少之又少。而且现行的政策法规多是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缺少微观执行层面上的政策支撑，特别表现在经费保障、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仅限于原则性要求而非具体的制度规定。这样，城市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就缺少了相关法律的监控和保障。
（四）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不足。公共文化产品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需要供给主体与享用者之间的沟通、互动，以此达至资源的最大利用。然而在实际中，很多公共文化产品成了冷冰冰的“摆设”。从政府角度来讲，我国城市各级政府往往把公共文化看作是一种由上级派发下来的行政任务，其提供的文化产品遵循“行政的逻辑”，而非“服务的逻辑”，其出发点不是民众利益。从民众角度来讲，我国城市居民容易把公共文化产品看做“政府的施舍”，而不是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群众往往成为被动的参与者。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浪费了的公共文化资源。
（五）政府各部门间缺乏协作。在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实践中，文化部门在整个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文化局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肯定无法完成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在文化部门制定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政策的同时，需要财政部门进行资金预算和支持，人事部门调度安排人力支持，统计部门进行数据分析和反馈，宣传部门通过各种传媒对文化事业进行宣传，让市民能更好的了解文化项目，等等。各个部门有一个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实现通力合作，就极可能影响整个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
最后，要解决我国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存在的这样一系列问题，其核心是处理好供给主体根据供给客体对供给内容的需求，并对这种需求进行满足的一个系统的过程。这里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主体、客体以及内容。其中，供给内容是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一般也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供给客体是生活在这个公共社会的社会居民。要对其中相关因素做利益驱动分析，同时做好相关保障工作，才能使得此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动态性、系统性的供给机制，进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产品需求。
参考文献：
[1]董礼胜.中国公共物品供给.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19 -21
[2]李少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构成及其功能分析.社科纵横.2007，7-8
[3]张波.宋林霖.优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成本的制度研究.理论探讨，2008，20-21
[4]袁雪松，卢璐.纯度视角下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探讨.常熟理工学院报.2010，15-17
作者简介：李小波（1995.2.-），男，汉族，四川省达州市，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管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