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boy(男仆)出bo我年轻的时侯在上海的银楼当学徒。1948年经济危机，蒋经国到上海，禁止黄金买卖，所有银楼都关门，职工遣返。我没被开掉，就留下来打杂。老板没事做，请人吃饭、打牌。来的客人中间有很多是地下党。
　　那时候我有一个本事，认识各种车。上海一般开的是美国车，叫顺风牌，标记是个帆船。比较有地位的人，开凯德克斯，再好的车是奥斯丁，车来了我要去开门，从来人开的什么车，我就看出他的身份。
　　当时地下党对我最好。他们最奇怪，从苏北解放区，穿得破破烂烂，我领到我住的小屋子里，晚上他把破棉袄解开里面全是金戒指，身上绕了好几圈。他把那个拿出来卖掉，再过几天，穿着西服，跟国民党打牌。后来知道他们大部分是来采购，采购三样东西，一个是真空管，一个是西药，第三个就是机帆船，因为要准备渡江。他们对我不忌讳，给我取个外号叫小聪明。他们经常要我给人送信，我也不知道收信的那个人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储安平。从延安寄过来的信件也由我收，收了以后给他们，大部分是书，写我的名字就很安全。受他们的影响，我开始学俄语，学世界语。我晚上伺候他们打牌，白天学习。上海有一个好有各种各样学校，要上学，从早晨六点钟到晚上，都可以学东西。我跟一个老师学英语，学伺候人用的话。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在工人、市民里免费教英语、古文，我念《古文观止》就是在上海复兴公园里。那时候我想去照相馆工作，去学摄影。我伺候的客^中，有的老板有照相机，我就问他借。当时在上海的马路上，背一个莱卡，身份不得了。我可以背两个一个菜卡，一个康泰克斯。
　　尽管这样，照相馆还是没去成。我转而考夜大读采访学。这才算是开始跟文字打交道，后来才能到三联书店这个大楼。
　　1953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拿28块一个月，当时思想改造运动搞了起来，我交代说，我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没学费，靠给资本家造假账挣钱。1949年以前造假账是革命行为，1949年之后就是反革命。交代了造假履历和假公章后，我被开除。我生了一场大病，还神经衰弱。我折磨自己，觉得自己接近死亡。我在事业和政治上都失败了。
　　那是我第一个大劫。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学的俄语派上了用场，我翻译东西，介绍苏联的先进经验。1954年第一本书出版，我很快翻了身，不但让我回去，还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从办事员越过科员，一下子当了副科长，工资提到99块，没多久又当了社领导的秘书，然后又入党了我以前有一个恋爱对象，是学封面装帧的女孩子。她认为我很优秀，可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愿意靠拢政治。可是我是工人，我要入党提干要向上爬。1957年反右，我发言批判曾彦修，我的女朋友就不赞成，说我平时觉得你很美，你一站到那个台上，我就觉得你很丑。后来我们就疏远了。我现在这个婚姻，是1960年经人介绍。那时我已经没心情谈恋爱，那个“优秀的工人知识分子”，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我做编辑后，发觉做出版就是交朋友。和三联的革命前辈交朋友不一样，他们打着革命旗号，我不打，免得受注意。我看电视上牡丹电视做广告，叫售后服务，我就想出来，就叫读书的售后服务日。服务日我们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谈天，上面查问起来，我就说我售后服务。这是一种伪装。
　　伪装的另一个办法是学外国。李慎之给我们出主意，学英国美国三十、四十年代的思想。我们去找旧思想，找上海过去出的旧翻译书，以及台湾一套新潮丛书。房龙的《宽容》就这么被发现，一下子很轰动。然后又发现了茨威格，还有保加利亚基、瓦西列夫的《情爱论》。《情爱论》一印两百万册，我一下子有钱了。
　　做编辑还必须有一套看起来非常庸俗的办法。我们要有心理承担，一旦外面骂庸俗，要认为是表扬。所以我当总编辑，最感兴趣的是每天到收发室，看读者来信，看完了再给文书登记。
　　装糊涂也很必要。出了的书，里面有毛病了上面问我，我就说不知道啊，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说，书里说了什么犯禁的话吗?我回去查查。当然回去就是研究怎么把这个事情摆平。这是一种职业需要，不能表示非常聪明，不然就倒霉了。
　　我以后还想翻译，可是不行了，我退了。我现在就吃喝玩乐了。不过人老了还是会有烦心事。身体的衰老会影响心理。这半年来，我觉得自己在衰老。记性坏，耳朵聋，眼睛也花了做不了什么事。晚上七点钟睡觉，早上两三点起来上网，六七点看电视，我关心六点半的两岸新闻。我不愿意待在家里，喜欢到处玩儿。我过去骑自行车，现在不行了，不是体力不行，是脑力不够，反应不过来。我_度还买了一个电动摩托，后来发觉更不能控制，闯了一个祸，在三联书店附近撞到汽车上，就送人了。我现在就带个公交卡，到处跑。
　　我出去坐公共汽车，天天到三联书店门口坐308、104，我刚到车站，一辆104刚过，我老年人又跑不动，你说我能不烦心吗?我懊丧半天。然后想，后面还有车来，再等一等，也许来得更好。整个人生，就像等公车。关键在于你不要懊丧，有所准备。人生永远有机会，就像公共汽车的下一班一定会到。
　　对话
　　我必须糊涂了
　　记者：现扫怀念旧上海，最想念的是什么?沈昌文：我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是一个扒手每天扒完了就跟我们聊天，他总结一条经验，就是你在上海做人不能老实，老实了就要吃亏。贪小利，街道上看人下棋，你说走这个马，他们让你来下赌N块钱，你肯定下不过他们。就算下得过，快到赢的时候，他喊一声“警察来了”，几个一哄而散。以至于我从来不用卡，两万块存到银行存折有白纸黑字可以相信，变成一张卡，我吃不消，宁可把钱放家里。更何况现在又记不住密码。上海小赤佬的习惯是：怎么能把钱放在一张卡里，不管你是银行还是国家，我怎么信得过你呢?
　　记者：为什么觉得自己是“80后”?
　　沈昌文：要做80后非常难做，我学了几十年英语，现在字母都不认识了。最近有一种销售方法叫B2C，他们问我我都不知道。东三环那个地方叫CBD，我要查很久才知道什么意思。DIY弄了半天才知道是do it yourself。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必须糊涂了。在老头中间我能用电脑上网就不错了可是电脑出问题了只能让孙子来。我本来学过无线电，会装真空管，会发报，可是现在完全弄不懂了。
　　记者：你怎么看电子出版和传统出版的兴衰更替?
　　沈昌文：我当然不能接受电子出版。我每天上网，看了好文章，TA、打印、保存。网上的对我来说只是个索引。所以我不断换打印机。打印的时候还要改格式，大标题我要排四黑，小标题五黑，编者按排五仿，小标题上面空一行段落问不空行……所以很麻烦。微博很流行，我没精力上。我还是老派。新一代会改变，我这一代已经改不了了。
　　记者：认识你的人都会提到你的幽默感，是怎么修炼来的?
　　沈昌文：我是商人，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态度，我研究它说话的表 达形式，不是它的内容。这是做编辑的责任。至于它表达的观念，我没有多少发言权。我家里藏书很多可是我做不了学问。我对表达形式很注重，要有吸引力。至于观念，很难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任何一个观念走到极点都不行。
　　记者：你觉得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沈昌文：你得娶一个医生，每天给你吃的十几种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老婆不喜欢别人问。她不说话，可是耐心观察，不喜欢说理由，这是大夫的特点，你得听话。还有就是需要自己安慰自己，最好的安慰就是我的屋子有个空调，有个电视，秦始皇没有，唐明皇也没有，所以我的生活已经比历代帝王好多了唯一差的就是没有三宫六院，再想就SO happy,就可以意守丹田，出来吃羊头肉。
　　手记
　　吃喝玩乐
　　见到沈老的那天，北京刚下过头场雪，瓦楞上积着薄薄的一层，麻雀在屋脊上歪头蹲着，时不时啄一啄枯草。
　　约见的地方是三联韬奋书店二层，这里曾经是书店的一部分，后来租出去，开了咖啡馆。一家杂志评论说，这“似乎是三联管理层除了宣布书店倒闭之外的最好选择”。
　　沈老到得早，在当门一张方桌前坐着，看上去比以前要胖一些。之前住在附近，时常在美术馆东街见到他，背个黑色双肩包，在公交站坐着。初时只当他是个住在附近的老人家，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昌文沈公。
　　咖啡厅人多，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也难。在里面坐下，照例点了一大杯黑咖啡。微波上正在传一个关于他的段子，说京城大家沈昌文先生得知木子关小姐到了京城发展，希望能得一见，陈晓卿遂安排饭局大家认识，席间木子美得瑟床第威风，沈老眉头深锁一言不发，散席告别，沈老起身说了一句秒杀全场的话：木姑娘呀! 1947年北平地，下党动员我参加革命，就是跟我说以后能过你那样的生活啊!跟他讲这个段子很费功夫，他的耳朵背了，也就是这半年的事，得大声讲话。有好H砍，他转头看看边上的客人，说吵着他们了，怎么办呢?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听完公案，他点头，哦，我是见过那位李小姐。她的书后来买不到了，我复印了好多本送人，送给关心妇女问题和两性问题的老头。我对俄国的克伦泰很感兴趣。俄国有一个革命家、外交部长克伦泰，当时提了一些很革命的主张，这个革命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杯水主义。意思是我们把被剥削阶级全解放了，两性问题上也该解放，解决性的需要跟解决一杯水的需要那么简单。
　　他带着一点抱歉的神情，努力听清我的问题，然后，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和见解。他轻快的南方口音像一只在树杈上跳跃的老麻雀。这时候他就坦然而快活起来，恢复了那个满座高朋、谈笑风生的样子。有时候一些名字想不起来，他就顿一顿，想一想，再接着说下去。如今的生活，沈公自己每天出来玩，“实在没地方可去的时候”，他神秘地在口袋里掏了一会儿，掏出一张磨得发白的公交卡'上面贴着他的照片，“我还有这个。”
　　两个小时之后，咖啡喝完，我向沈公告辞。他背着黑色双肩包，说要去三联楼上看一看。他还忘不了吃喝玩乐的事，说：“最近我特别冲伊斯兰的感兴趣，附近有个饭馆挺好'就在东边，进门都闻得到很重的羊膻味。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你可以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