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生看来，到目前为止，他很少看到真正的讨论和争议。正常的学术争鸣应该是严肃、理性和深入展开的碰撞。
　　记者：作为“价格双轨制”的主要贡献人之_，你获得了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你怎么评价这个奖项?
　　华生：虽然过去也领过很多奖，但这个奖很特别。它是经济学界第一个用民主投票的形式来决定获奖者的奖项，是一种民主的体现，不在个人掌控范围内的奖项。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酝酿产生，脱离了小圈子的限制。先是包括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学者、媒体人和项目研究领头人的二百多名专家自由提名，然后经过两轮投票，最后才产生了获奖者。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个奖项脱离了常规体制，尤其在中国民主制度艰难前行的现在，把这个奖项的形态从经济学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也非常具有启示性。
　　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学家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华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让经济学家在中国如鱼得水，如日中天。这其中，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是破旧逐新的过程。这个行业里的人边学边用，再到后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批批经济学专业留学生的归国，更加壮大了这个行业的体量。在现今中国经济的转型中，社会发展对这门学科的要求越来越高，虽然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但这个国家跟西方不同，即使是现今的西方社会也远远没有做到。能用理论模型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所以才有金融海啸和欧债危机。我国经济学领域内的人自然更无法用西方现成的学术模型来做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研究。记者：你从一度的学术中心离开经商，有过心理落差吗?
　　华生：落差当然有。从身处经济改革前沿，因为环境被迫成为个体户，这么大的改变肯定需要根本调整。我从商之初，跟很多知识分子下海一样有不适应。凭直觉办过餐厅，这种体验和做经济学研究完全不一样。做学术研究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再搭一块砖，是钻牛角尖的专门家、学问家：而做企业要有综合素质、能带队伍，还懂得市场判断，能够承担风险。不过我现在不能算企业家，要算也只能算是最懒的企业家，我一年也难得去下属公司转一圈。不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企业管理机制帮助了我。记者：列于中国经济学发展，这几年你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华生：经济学家圈子其实可以分作两个不同的领域。虽然都叫经济学，但里面包括了投行、券商等等。另外是在学术单位、研究所和大学，纯粹一点做理论研究的学者。但今天的这种形势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不同，二者差异正在越变越小。因为利益上的导向正在变强。以前捧着铁饭碗，做理论研究，基本是纯学术，今天这些人经受着备种利益诱惑，出现在各个会场，成为学术明星。他们参加不同团体或利益集团举办的峰会、论坛，自然会有发言或方向上的偏向。而且这样一来，还会有多少时间研究呢。当然现在社会对这个群体也有一个误解，对于经济学家，更多地应该从专业性上来判断，而不是想像着他们在各方面，从学术、道德至人品都尽善尽美。经济学家不需要神话。
　　记者：对国内经济学上的学术争鸣，你怎么看?
　　华生：国内经济学界的争鸣并不多。到目前为止，我很少看到真正的讨论和争议。正常的学术争鸣应该是严肃、理性和深入展开的碰撞。现在更多的是对某一件事情的争论，就事论事，而且是备说备话，达不到学术争鸣的程度。比如收入分配是社会转型的大问题，这样的争论对政府决策和对社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讨论和交锋。这跟国内学术本峰的组织、跟时代和外界的诱惑无不有关。做吸引外界眼球的人，本身不是不好但偏离了研究的专业性和中立性，就是问题所在。
　　记者：谈谈你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方向。
　　华生：我的研究重点在机制设计领域。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就是这个领域。机制设计在中国的应用还处于刚开始。在这个转型期，要想改变，除了要有目标，过渡的方式就是要用设计机制来完成。其实，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也是机制设计的一种，作为一种过渡性机制，从1985年到1993年，为期7年，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说明这个机制设计是成功的。后来的国企、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同样如此，从1986年开始讨论到2003年成立国资委，也是一种机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