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邓中夏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和我党初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一样，顽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组织发起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斗争，参与全方位的革命实践活动，并在实践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写下了大量理论文章，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探究中国革命问题。像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一样，邓中夏也在矢志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他倾注毕生精力，不仅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实践，并且十分注重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经验总结，经他提炼的革命理论自成体系，独具创见，不断被实践证明其科学性和深刻性。
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邓中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较早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阶级的理论，并不遗余力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针对建党初期党内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的一些右倾错误言论，邓中夏最早提出异议，并予以批驳。他先是在《中国青年》杂志连续发表《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等六篇文章，接着又在《民国日报》、《中国工人》报刊上发表《论劳动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集中论述了革命领导权问题及其他亟须解决的重大革命问题。在《我们的力量》中，邓中夏明确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这一结论是邓中夏在认真分析各阶层特点、各行业工人的规模以及当时许多工人运动的事实基础上得出的。
邓中夏的观点，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共鸣。党的四大将无产阶级领导权写进了决议，“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当然，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与生俱来，邓中夏认为，“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这事关革命成败。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邓中夏始终积极投身工运实践。在长辛店，他组织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这是党领导下的最早的工会组织。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邓中夏提交的《工会组织原则案》“成为大会最热心讨论的问题”之一。大会通过“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不久，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邓中夏任总部主任。在邓中夏的主持下，总部加大了对罢工运动的领导，邓中夏不仅在经济上资助，而且亲身参与运动，激励大家斗争到底。
正是由于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领导阶级的结论才会如此肯定。理论源于实践，被实践检验后又将指导新的实践。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中夏领导的上海日本纱厂罢工、著名的省港罢工先后取得胜利，奠定了他在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中的领袖地位。
建立工农联盟和工农商学联合战线
邓中夏认为，工农是革命运动的主力，这一观点在《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一文中可谓开宗明义。随后，他在《论农民运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中作了进一步阐述：中国的经济基础差不多完全是农业，农民至少要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这样一个群体，无疑在革命运动中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伟大势力”。文中，邓中夏论述了农民深受各种压迫，有革命的愿望，更表示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了”，号召青年“到民间去”，教育和组织农民起来斗争。
早在1924年，邓中夏就看到了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对于革命队伍构成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在“八七”会议上，邓中夏再次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赞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在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他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上海召集宜兴、无锡等地县委书记部署秋收暴动，并在实际的组织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
工人阶级不仅要联合农民，还要建立工农商学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他列举“五卅”运动的事例，认为各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完全是可能的，由无产阶级“引导落后民众到最后的全部解放为不可少的革命策略”。在领导省港罢工时，邓中夏就成功地运用这一策略，将香港工团总会的会长、交际部主任吸收到罢工委员会中任职，在他们的组织下，整个香港共有25万工人投入罢工，使香港变成“死港”。邓中夏还从全盘考虑，积极争取国民党的支持。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左派热忱拥护罢工，国民政府财政部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有力地支持了罢工。
在总结省港罢工时，邓中夏说：“这是一个世界职工运动有史以来所未闻见的长期罢工”。省港罢工的胜利，是工农商学各方联合的胜利，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的胜利。
建立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
邓中夏认为，中国必须经过民主革命阶段，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提到：“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这实际上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
对于革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邓中夏提出：“革命的胜利，必然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联合在一起，“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
在领导省港罢工时，邓中夏还积极探索建立工人自己的政权及组织形式，创造性地发动罢工工人，以人数为比例，每50人选出一个代表，组成800余人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委员会是最高执行机关，对代表大会负责，按代表大会的决议办事，接受代表大会的领导和监督。这样，罢工领导权始终牢牢控制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手中，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邓中夏曾自豪地说：“这次罢工，这个800余人的代表大会的确起了不可思议的伟大作用。罢工策略经过集体的讨论，因而取得一致的团结......代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邓中夏创造的这一组织形式，不仅在省港罢工中显示出强大力量，并且其中蕴含的“民主”和“集中”精神仍是今天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至今还彰显着巨大的优越性和强盛的生命力。
邓中夏是一位具有科学历史观的学者，他的众多著作都是当时如火如荼革命斗争的真实记录，既有充足的数据、翔实的素材，又有细致的分析、理性的思考，时至今日，仍是研究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珍贵历史资料；邓中夏更是一位在时代洪流前沿冲锋陷阵的战士，每当革命需要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笔。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邓中夏引用列宁的话说道：“作出‘革命的经验’总是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为愉快，更为有益”。所以，“对于本书虽因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恨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邓中夏未能完成的《工会论》、《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和未及出版就不知所踪的《中国共产党史稿》，无疑也是极大的“恨事”；但对于把革命工作看作“莫大的快事”的邓中夏而言，他的一生无怨无悔。邓中夏的不懈探索也是中国革命进程不断探索前行的一个缩影，是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
（作者系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长）
责任编辑：李佳婧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探究中国革命问题。像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一样，邓中夏也在矢志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他倾注毕生精力，不仅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实践，并且十分注重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经验总结，经他提炼的革命理论自成体系，独具创见，不断被实践证明其科学性和深刻性。
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邓中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较早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阶级的理论，并不遗余力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针对建党初期党内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的一些右倾错误言论，邓中夏最早提出异议，并予以批驳。他先是在《中国青年》杂志连续发表《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等六篇文章，接着又在《民国日报》、《中国工人》报刊上发表《论劳动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集中论述了革命领导权问题及其他亟须解决的重大革命问题。在《我们的力量》中，邓中夏明确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这一结论是邓中夏在认真分析各阶层特点、各行业工人的规模以及当时许多工人运动的事实基础上得出的。
邓中夏的观点，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共鸣。党的四大将无产阶级领导权写进了决议，“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当然，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与生俱来，邓中夏认为，“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这事关革命成败。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邓中夏始终积极投身工运实践。在长辛店，他组织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这是党领导下的最早的工会组织。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邓中夏提交的《工会组织原则案》“成为大会最热心讨论的问题”之一。大会通过“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不久，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邓中夏任总部主任。在邓中夏的主持下，总部加大了对罢工运动的领导，邓中夏不仅在经济上资助，而且亲身参与运动，激励大家斗争到底。
正是由于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领导阶级的结论才会如此肯定。理论源于实践，被实践检验后又将指导新的实践。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中夏领导的上海日本纱厂罢工、著名的省港罢工先后取得胜利，奠定了他在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中的领袖地位。
建立工农联盟和工农商学联合战线
邓中夏认为，工农是革命运动的主力，这一观点在《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一文中可谓开宗明义。随后，他在《论农民运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中作了进一步阐述：中国的经济基础差不多完全是农业，农民至少要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这样一个群体，无疑在革命运动中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伟大势力”。文中，邓中夏论述了农民深受各种压迫，有革命的愿望，更表示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了”，号召青年“到民间去”，教育和组织农民起来斗争。
早在1924年，邓中夏就看到了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对于革命队伍构成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在“八七”会议上，邓中夏再次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赞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在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他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上海召集宜兴、无锡等地县委书记部署秋收暴动，并在实际的组织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
工人阶级不仅要联合农民，还要建立工农商学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他列举“五卅”运动的事例，认为各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完全是可能的，由无产阶级“引导落后民众到最后的全部解放为不可少的革命策略”。在领导省港罢工时，邓中夏就成功地运用这一策略，将香港工团总会的会长、交际部主任吸收到罢工委员会中任职，在他们的组织下，整个香港共有25万工人投入罢工，使香港变成“死港”。邓中夏还从全盘考虑，积极争取国民党的支持。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左派热忱拥护罢工，国民政府财政部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有力地支持了罢工。
在总结省港罢工时，邓中夏说：“这是一个世界职工运动有史以来所未闻见的长期罢工”。省港罢工的胜利，是工农商学各方联合的胜利，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的胜利。
建立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
邓中夏认为，中国必须经过民主革命阶段，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提到：“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这实际上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
对于革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邓中夏提出：“革命的胜利，必然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联合在一起，“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
在领导省港罢工时，邓中夏还积极探索建立工人自己的政权及组织形式，创造性地发动罢工工人，以人数为比例，每50人选出一个代表，组成800余人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委员会是最高执行机关，对代表大会负责，按代表大会的决议办事，接受代表大会的领导和监督。这样，罢工领导权始终牢牢控制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手中，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邓中夏曾自豪地说：“这次罢工，这个800余人的代表大会的确起了不可思议的伟大作用。罢工策略经过集体的讨论，因而取得一致的团结......代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邓中夏创造的这一组织形式，不仅在省港罢工中显示出强大力量，并且其中蕴含的“民主”和“集中”精神仍是今天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至今还彰显着巨大的优越性和强盛的生命力。
邓中夏是一位具有科学历史观的学者，他的众多著作都是当时如火如荼革命斗争的真实记录，既有充足的数据、翔实的素材，又有细致的分析、理性的思考，时至今日，仍是研究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珍贵历史资料；邓中夏更是一位在时代洪流前沿冲锋陷阵的战士，每当革命需要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笔。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邓中夏引用列宁的话说道：“作出‘革命的经验’总是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为愉快，更为有益”。所以，“对于本书虽因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恨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邓中夏未能完成的《工会论》、《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和未及出版就不知所踪的《中国共产党史稿》，无疑也是极大的“恨事”；但对于把革命工作看作“莫大的快事”的邓中夏而言，他的一生无怨无悔。邓中夏的不懈探索也是中国革命进程不断探索前行的一个缩影，是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
（作者系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长）
责任编辑：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