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和新理论平台的搭建,新闻学科领域中舆论监督方面的研究,也面临着创新,即期待着新研究方法的产生、新研究领域的扩展,以及对既往成果的新诠释和学科理论认识的新飞跃。在这样的特定背景下,喻国明教授以广东“非典型性肺炎”之具体例证,说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是建构国家信息安全体制的根本原则,也是舆论监督的一个侧面;陈力丹教授认为舆论监督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监督,而且此种监督由于我国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大多体现为某一级党政权力延伸和补充的特质,使得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教育既是突出的问题又义不容辞;童兵教授则从政治文明的角度对舆论监督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舆论监督是政治文明的机制保证,而坚持舆论监督则体现为党的新闻工作传统,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创新是深入开展舆论监督的关键;与上述观点相联系,潘忠党教授则从传媒本质的角度,论述了作为一种资源的“社会能见度”及舆论监督的价值,认为媒体在带来政治和经济回报的同时也产生出商业媒体的反民主倾向,而对传媒本质“社会能见度”的界定则可以适当地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