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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举办的“平民慈善与慈善教育公众论坛”正式开始的前夜，也就是3月30日，在南开大学二楼水景会议厅举办了一个“媒体慈善沙龙”，由民政部救灾救济司郑远长处长主持。我喜欢这个论坛的选题，对“沙龙”也有所期待，虽然半夜三更才到家，也算不虚此行。
沙龙里见到了刘云女士，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夜阑情深”栏目主持，和天津市慈善协会合作有“爱心使者基金”。因为时间有限，事例太多，她说得很匆忙，语气也是轻描淡写，她肯定天津百姓的热情，通过媒体是不难带动起来的，“雨中捐书”的大屏幕投影证实着她的话；一个11岁的孤儿过了4年没人管的日子，通过电波传播出去，出现了“抢孩子”的现象，现在已经被收养；一个奇装异服的流浪汉出现在屏幕上，就是我们在垃圾堆中经常看到的“乐观者”，被“举报”后也得到一定的安置；
熟悉的画面带来了亲切感，猛然意识到，我们最容易关注的是离奇曲折的“苦难”和感天动地的“爱情亲情”，必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接力策划”才能与之匹配，对于身边举手之劳的小事情反倒熟视无睹；或者反过来说，天边飘过的彩云虽能唤起一时的激情，却是转瞬即逝，身边看得见摸得到一切虽使人漠然，却更叫人留恋，慈善的真谛是个谜。
刘云说：“能做手术的大家捐款去做；无能为力的事情，让他在世的每一天能够快乐一些。”她的发言中第一次出现“无能为力”时，我只是有点异样感觉，并没太在意，她又讲了个故事：“一个企图自杀的孩子，在绝食的第三天被发现，经过众人的抚慰和劝说，第八天去上学，上学三天后遇到一些挫折又不去了，最后用无可挽回的方式割腕自杀。”她的声音渐渐低沉下来：“听众热线求助，经常感到困惑，有些救助可以做，有些却无能为力。”
刘云坦率低调的发言产生了特殊的感染力，在做了数不清的慈善工作后，依然背负着“无能为力”的沉重负担，也是我们作媒体的早就意识到却无时无刻不在回避的问题。
公益时报常务副主编彭建梅女士以亲身经历叙述了慈善媒体的地位变迁，从昔日慈善信息不畅的萧索寂寞，无人喝彩的尴尬，到今日阳光大道上纵横驰骋的酣畅，一路见证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她强调自己不仅仅是见证者，还是创造者，热切地号召大家都要以这样的双重身份来参与慈善。彭女士的讲话情理交融，显示出经过时间历练的乐观，慈善事业是这样横空出世，慈善媒体是这样应运而生，会相依相伴共同走向辉煌。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陈燕云先生的发言很简短，他们几项大的活动都是跟媒体合作，跟媒体的合作很重要，会产生四两拨千斤的神奇效果；他认为慈善应该是一种闪电般的时尚，能够划过城市的夜空，照亮市民们的日常生活，从而表示了对媒体的进一步期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张亚然女士受刘云的启发，突发奇想电台能设立一个“慈善时间”就好了，慈善法律法规也可以在这里发布，总比发红头文件有趣得多，这个“时间”最好就像“天气预报”和“新闻联播”一样，生物钟般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她提醒大家：“广播”是个成本非常低的传播平台，尽可以充分利用。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的王立明先生是天津武清人，他说第一次知道有如此多的慈善项目面对不同的人，在一番“引子”之后，他提到了“格列卫”项目，他的一个乡下亲戚不幸得了绝症，治病弄到倾家荡产，而绝症根本就借不到钱，“格列为”项目带来了生命的希望，但是登记了两个月，依旧还在等待，这意味着下个月还要筹集2.5万元的药钱。他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完全符合登记手续，却不能尽快领到药的原因在哪里？
中华慈善总会的张心国先生略略回答了一点他的问题：“格列卫”的生产厂家在国外，药有限，而需要的人太多……我还想问问媒体，你们报导救助了一个人之后，所有的困难户都找来了，你们怎么办？
这个回答虽然很不详细，但确有一些实情在里面，他要问的也是我要问的，可惜在场的没人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准备了各自的汇报材料，沉浸在参与慈善的亲历喜悦中。由此想到媒体介入慈善是分阶段的：把慈善事业纳入视线范围属于第一阶段；满腔热情地参与慈善救助属于第二阶段；刘云“无能为力的困惑”是属于第三阶段了，《慈善》也经常收到各地发来的求助信，看自我介绍大部分都是绝症，需要几万、十几万、几十万，杂志社没有人力物力财力去千里迢迢地一一登门拜访了解情况，限于双月刊和版面的限制，亦不能一一代为呼吁，只能提供地址，请对方到当地慈善组织登记申请救助。
有那么一家，女儿得了绝症，靠钱维持到二十几岁，父亲弃家出走，母亲含辛茹苦照顾女儿，家里一贫如洗，债台高筑，来信求助于《慈善》杂志，随信寄来了一年前各大媒体轰轰烈烈地呼吁救助女儿的报道，证实此病属实，从报道看来，当年媒体募捐已经是尽了全力，但目前钱已经花尽，那位女儿依然在死亡线上挣扎，而第二轮大募捐则完全不可能，那位母亲跑了好多地方都碰壁。杂志重新刊登了她们的求助信，收到的捐款寥寥，仅够几次药钱。无能为力变成一种尴尬。
还有一个问题，大概就是媒体介入慈善的第四个阶段，采取怎样的宣传方式才能使大家心甘情愿地捐赠并对此保持经常的兴趣？一个个被疾病折磨着的身体，每个身体后面都有一个悲欢家庭和一个人生故事，关键是今天一个悲欢家庭，明天一个人生故事，没有叙述上的突破，只是千篇一律地煽情，感情不是再生资源，大家听腻了、捐烦了怎么办？
情虽然是每个人心里都具备的客观物质，却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那是强烈的碰撞，是举一反三的斟酌，经过爬坡、颠簸、煎熬、锤炼等过程抽丝剥茧出来的，具有奇妙的不可知性和永久性。瞬间煽起来的情肯定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
情跟煽情有本质的不同，而喜欢情和喜欢煽情更是南辕北辙；以宣传这个角度上看，从一本正经地说教到鼻涕眼泪地煽情，算是个人性化的进步，可是感情的东西就怕大锅煮，待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群起一窝蜂地形成新八股，原生态“磨难”被切割涂抹打包出售之时，就是煽情无人买账彻底死灭之日。当我们的慈善宣传止步于单调的“苦情戏”，没说几句话就泪飞顿作倾盆雨时，市场逻辑已经不动声色地翻云覆雨。
与温柔得一塌糊涂的媒体相对立的是冷酷得四面透风的媒体或者部门，瞪大眼睛寻找漏洞，有个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不把慈善事业水洗三遍火烧三遍不肯善罢甘休，忘了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慈善不是浴火的凤凰，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走极端的爱护方式没有温度没有希望，只能使人感到彻骨的寒冷。
此次“沙龙”尾声，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王振耀司长的“结案陈词”快人快语：“我是个行动主义者，慈善从身边做起，我们来替立明想想办法，老百姓没有过不去的苦难，大家搭把手就过去了……新闻可以大有作为，可以从不同角度介入慈善，当前慈善处在很关键的发展阶段，需要大家联合起来，我们在国际上叫做第四支力量，我们的一念之差对社会有引导作用，自律通过沙龙解决，形成共识，以善促善，在鞭笞揭露上有一定的分寸，有意识地建立评价机制，胜似‘下文件’；媒体要提升自身价值，开拓出社会氛围，对于慈善人物应该有个标志性的创作，比如‘白芳礼之歌’……”
这位王司长不但是个行动主义者，还是位性情中人，在座的发言者对他多有赞誉，他在那里沉默不语地倾听，最后一股脑儿地直抒己见，观点明确，不见半点官腔，无论是“我们的一念之差对社会有引导作用”，还是“媒体形成共识，在鞭笞揭露上有一定的分寸”，都正确之至，媒体和慈善应该是同舟共济的关系，都在社会氛围这一条船上。
沙龙里见到了刘云女士，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夜阑情深”栏目主持，和天津市慈善协会合作有“爱心使者基金”。因为时间有限，事例太多，她说得很匆忙，语气也是轻描淡写，她肯定天津百姓的热情，通过媒体是不难带动起来的，“雨中捐书”的大屏幕投影证实着她的话；一个11岁的孤儿过了4年没人管的日子，通过电波传播出去，出现了“抢孩子”的现象，现在已经被收养；一个奇装异服的流浪汉出现在屏幕上，就是我们在垃圾堆中经常看到的“乐观者”，被“举报”后也得到一定的安置；
熟悉的画面带来了亲切感，猛然意识到，我们最容易关注的是离奇曲折的“苦难”和感天动地的“爱情亲情”，必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接力策划”才能与之匹配，对于身边举手之劳的小事情反倒熟视无睹；或者反过来说，天边飘过的彩云虽能唤起一时的激情，却是转瞬即逝，身边看得见摸得到一切虽使人漠然，却更叫人留恋，慈善的真谛是个谜。
刘云说：“能做手术的大家捐款去做；无能为力的事情，让他在世的每一天能够快乐一些。”她的发言中第一次出现“无能为力”时，我只是有点异样感觉，并没太在意，她又讲了个故事：“一个企图自杀的孩子，在绝食的第三天被发现，经过众人的抚慰和劝说，第八天去上学，上学三天后遇到一些挫折又不去了，最后用无可挽回的方式割腕自杀。”她的声音渐渐低沉下来：“听众热线求助，经常感到困惑，有些救助可以做，有些却无能为力。”
刘云坦率低调的发言产生了特殊的感染力，在做了数不清的慈善工作后，依然背负着“无能为力”的沉重负担，也是我们作媒体的早就意识到却无时无刻不在回避的问题。
公益时报常务副主编彭建梅女士以亲身经历叙述了慈善媒体的地位变迁，从昔日慈善信息不畅的萧索寂寞，无人喝彩的尴尬，到今日阳光大道上纵横驰骋的酣畅，一路见证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她强调自己不仅仅是见证者，还是创造者，热切地号召大家都要以这样的双重身份来参与慈善。彭女士的讲话情理交融，显示出经过时间历练的乐观，慈善事业是这样横空出世，慈善媒体是这样应运而生，会相依相伴共同走向辉煌。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陈燕云先生的发言很简短，他们几项大的活动都是跟媒体合作，跟媒体的合作很重要，会产生四两拨千斤的神奇效果；他认为慈善应该是一种闪电般的时尚，能够划过城市的夜空，照亮市民们的日常生活，从而表示了对媒体的进一步期盼。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张亚然女士受刘云的启发，突发奇想电台能设立一个“慈善时间”就好了，慈善法律法规也可以在这里发布，总比发红头文件有趣得多，这个“时间”最好就像“天气预报”和“新闻联播”一样，生物钟般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她提醒大家：“广播”是个成本非常低的传播平台，尽可以充分利用。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的王立明先生是天津武清人，他说第一次知道有如此多的慈善项目面对不同的人，在一番“引子”之后，他提到了“格列卫”项目，他的一个乡下亲戚不幸得了绝症，治病弄到倾家荡产，而绝症根本就借不到钱，“格列为”项目带来了生命的希望，但是登记了两个月，依旧还在等待，这意味着下个月还要筹集2.5万元的药钱。他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完全符合登记手续，却不能尽快领到药的原因在哪里？
中华慈善总会的张心国先生略略回答了一点他的问题：“格列卫”的生产厂家在国外，药有限，而需要的人太多……我还想问问媒体，你们报导救助了一个人之后，所有的困难户都找来了，你们怎么办？
这个回答虽然很不详细，但确有一些实情在里面，他要问的也是我要问的，可惜在场的没人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准备了各自的汇报材料，沉浸在参与慈善的亲历喜悦中。由此想到媒体介入慈善是分阶段的：把慈善事业纳入视线范围属于第一阶段；满腔热情地参与慈善救助属于第二阶段；刘云“无能为力的困惑”是属于第三阶段了，《慈善》也经常收到各地发来的求助信，看自我介绍大部分都是绝症，需要几万、十几万、几十万，杂志社没有人力物力财力去千里迢迢地一一登门拜访了解情况，限于双月刊和版面的限制，亦不能一一代为呼吁，只能提供地址，请对方到当地慈善组织登记申请救助。
有那么一家，女儿得了绝症，靠钱维持到二十几岁，父亲弃家出走，母亲含辛茹苦照顾女儿，家里一贫如洗，债台高筑，来信求助于《慈善》杂志，随信寄来了一年前各大媒体轰轰烈烈地呼吁救助女儿的报道，证实此病属实，从报道看来，当年媒体募捐已经是尽了全力，但目前钱已经花尽，那位女儿依然在死亡线上挣扎，而第二轮大募捐则完全不可能，那位母亲跑了好多地方都碰壁。杂志重新刊登了她们的求助信，收到的捐款寥寥，仅够几次药钱。无能为力变成一种尴尬。
还有一个问题，大概就是媒体介入慈善的第四个阶段，采取怎样的宣传方式才能使大家心甘情愿地捐赠并对此保持经常的兴趣？一个个被疾病折磨着的身体，每个身体后面都有一个悲欢家庭和一个人生故事，关键是今天一个悲欢家庭，明天一个人生故事，没有叙述上的突破，只是千篇一律地煽情，感情不是再生资源，大家听腻了、捐烦了怎么办？
情虽然是每个人心里都具备的客观物质，却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那是强烈的碰撞，是举一反三的斟酌，经过爬坡、颠簸、煎熬、锤炼等过程抽丝剥茧出来的，具有奇妙的不可知性和永久性。瞬间煽起来的情肯定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
情跟煽情有本质的不同，而喜欢情和喜欢煽情更是南辕北辙；以宣传这个角度上看，从一本正经地说教到鼻涕眼泪地煽情，算是个人性化的进步，可是感情的东西就怕大锅煮，待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群起一窝蜂地形成新八股，原生态“磨难”被切割涂抹打包出售之时，就是煽情无人买账彻底死灭之日。当我们的慈善宣传止步于单调的“苦情戏”，没说几句话就泪飞顿作倾盆雨时，市场逻辑已经不动声色地翻云覆雨。
与温柔得一塌糊涂的媒体相对立的是冷酷得四面透风的媒体或者部门，瞪大眼睛寻找漏洞，有个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不把慈善事业水洗三遍火烧三遍不肯善罢甘休，忘了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慈善不是浴火的凤凰，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走极端的爱护方式没有温度没有希望，只能使人感到彻骨的寒冷。
此次“沙龙”尾声，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王振耀司长的“结案陈词”快人快语：“我是个行动主义者，慈善从身边做起，我们来替立明想想办法，老百姓没有过不去的苦难，大家搭把手就过去了……新闻可以大有作为，可以从不同角度介入慈善，当前慈善处在很关键的发展阶段，需要大家联合起来，我们在国际上叫做第四支力量，我们的一念之差对社会有引导作用，自律通过沙龙解决，形成共识，以善促善，在鞭笞揭露上有一定的分寸，有意识地建立评价机制，胜似‘下文件’；媒体要提升自身价值，开拓出社会氛围，对于慈善人物应该有个标志性的创作，比如‘白芳礼之歌’……”
这位王司长不但是个行动主义者，还是位性情中人，在座的发言者对他多有赞誉，他在那里沉默不语地倾听，最后一股脑儿地直抒己见，观点明确，不见半点官腔，无论是“我们的一念之差对社会有引导作用”，还是“媒体形成共识，在鞭笞揭露上有一定的分寸”，都正确之至，媒体和慈善应该是同舟共济的关系，都在社会氛围这一条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