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咸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