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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载很早就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并对其十分赏识，新中国成立后调其到身边工作。何载说：“我做扶贫工作的动力：一是毛主席的嘱托;二是在还人民的账。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一如既往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拉车，直到‘棺材底之止’！”
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授予何载“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改革先锋”奖章。以表彰其先后在胡耀邦和宋任穷同志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一位优秀的党员，何载很早就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并对其十分赏识，新中国成立后调其到身边工作，和毛泽东结下不解之缘。
毛泽东为何载撰写的文章改题目
1943年，何载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工作，适逢边区政府在搞完“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讲：“陕北文化落后，识字的人又太少，要解决一下识字的问题。”因此，边区政府就利用冬季农闲之时，大力开展扫除文盲的“冬学运动”。
何载就是从边区政府中抽调协导的一员，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好的典型事迹，写成专题报告文章，然后再在报纸上发表。
为了从正面推动“冬学运动”，何载在进行专题调研中，因势利导地撰写了一篇《发动方式的介绍》文章。之后又从中挑选出18个好的“冬学运动”典型和事迹，撰写了文章《陕北的“冬学运动”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很快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没想到此文一发表，立刻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文章中感人的事迹，一下子触发了大家搞“冬学运动”的积极性。但有些同志看后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专题文章过长了。何载马上接受了大家的意见，立即把文章精简到2500字，并且把文章的题目定为《自愿与需要》。
《自愿与需要》被当时中央派去协助边区督导工作的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秘书）看到了，他马上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充分肯定文章内容后，把文章题目改为《需要和自愿》。
1945年10月14日，这篇由毛泽东改写、署名何载的《需要和自愿》在《解放日报》上刊登。这不但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干部中引起了共鸣，而且在全国各根据地干部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和事情，首先应该做到：既要有需要，也要做到人民群众的自愿，一切从人民的利益着眼和出发，不要搞命令主义，力戒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就这样，何载，这位年仅26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
深切感受到毛泽东扎根民众、情系百姓的博大情怀
1950年，中央机关从各大区选调干部，因何载工作表現突出，又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很快便在西北局的举荐下，走进了毛泽东的日常工作里。他先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对内称“主席秘书组”）任秘书、主任等职，并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
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和信任，经常用书信来表达他们的心愿或反映问题，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函全都是由中办秘书室收发办理。毛泽东对人民来信非常重视，称中办秘书室是“为我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还专门指示秘书室每天至少选择10封信给他看。
何载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非常难忘和感动的事情：“毛主席有看报的习惯，报上经常会刊登一些‘寻人启事’广告。而这些不起眼的‘寻人启事’，一般人都不会在意它。但毛主席却不同，他看报十分认真，就连报纸夹缝里的‘寻人启事’都不放过。当毛主席看到有群众在信中这样问他：‘毛主席，我的儿子（或丈夫）跟着您去干革命了，这么多年还没回来，请您帮我找找他。’看到这样的群众来信，毛主席明白了，原来这是我们的烈士亲人在寻找曾跟随他一起长征、又在长征中牺牲的烈士。毛主席立刻就指示出版一本在长征中牺牲的《烈士传》和《万人传》，以便烈士亲人们寻找亲人之用。”
何载从中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那扎根民众、情系百姓的博大情怀，以及对建立好信访制度的高度重视。何载说：“人民日报、人民银行、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人民大学、人民警察、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广播电台等，这些冠之有‘人民’二字的单位和名称，都是由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可见，人民，已经深深地扎根到他老人家的灵魂深处去啦！”
何载谈写《祭穷文》的前后过程
1991年，何载从中组部秘书长的工作岗位上离休，随后很快加入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担任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会长。当时，他已70有余，还患有膀胱癌。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日常工作。何载讲：“最初搞扶贫工作是异常艰难的，为了能推动扶贫工作的向前发展，脑子里一直在想，得想个办法去推动啊！突然，我脑子里想起了1952年3月的一天，当时毛主席正召集由我和胡乔木、杨尚昆等人，一起来商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出版和编印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的中央电报等事宜。在漫谈中，当说到当时许多农民生活还有困难时，毛主席的情绪有些低落。但当谈到未来发展前景时，毛主席则满怀信心。他饶有风趣地向在座者提出，待将来全国人民完全摆脱贫困的困扰时，不要忘记向他作个报告。”
“毛主席的一句风趣玩笑话，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神圣的嘱托。”何载说，“我一刻也不能怠慢。后来做扶贫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在想，该如何去向毛主席报告呢？我想起了1937年毛主席亲笔写祭炎黄帝的《祭文》，因此，就模仿他写祭文的格式与律句，写了《祭穷文》。”
不负伟人嘱托，50年后用《祭穷文》来遥祭毛泽东，何载那忧国忧民之心和缅怀领袖之情，跃然纸上。这也成了中国扶贫工作中的一段佳话。
何载说：“我做扶贫工作的动力：一是毛主席的嘱托;二是在还人民的账。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一如既往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拉车，直到‘棺材底之止’！”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是何载一生学习毛泽东的最伟大追求。
（《党史博采》 ）
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授予何载“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改革先锋”奖章。以表彰其先后在胡耀邦和宋任穷同志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一位优秀的党员，何载很早就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并对其十分赏识，新中国成立后调其到身边工作，和毛泽东结下不解之缘。
毛泽东为何载撰写的文章改题目
1943年，何载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工作，适逢边区政府在搞完“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讲：“陕北文化落后，识字的人又太少，要解决一下识字的问题。”因此，边区政府就利用冬季农闲之时，大力开展扫除文盲的“冬学运动”。
何载就是从边区政府中抽调协导的一员，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好的典型事迹，写成专题报告文章，然后再在报纸上发表。
为了从正面推动“冬学运动”，何载在进行专题调研中，因势利导地撰写了一篇《发动方式的介绍》文章。之后又从中挑选出18个好的“冬学运动”典型和事迹，撰写了文章《陕北的“冬学运动”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很快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没想到此文一发表，立刻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文章中感人的事迹，一下子触发了大家搞“冬学运动”的积极性。但有些同志看后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专题文章过长了。何载马上接受了大家的意见，立即把文章精简到2500字，并且把文章的题目定为《自愿与需要》。
《自愿与需要》被当时中央派去协助边区督导工作的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秘书）看到了，他马上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充分肯定文章内容后，把文章题目改为《需要和自愿》。
1945年10月14日，这篇由毛泽东改写、署名何载的《需要和自愿》在《解放日报》上刊登。这不但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干部中引起了共鸣，而且在全国各根据地干部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和事情，首先应该做到：既要有需要，也要做到人民群众的自愿，一切从人民的利益着眼和出发，不要搞命令主义，力戒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就这样，何载，这位年仅26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
深切感受到毛泽东扎根民众、情系百姓的博大情怀
1950年，中央机关从各大区选调干部，因何载工作表現突出，又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很快便在西北局的举荐下，走进了毛泽东的日常工作里。他先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对内称“主席秘书组”）任秘书、主任等职，并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
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和信任，经常用书信来表达他们的心愿或反映问题，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函全都是由中办秘书室收发办理。毛泽东对人民来信非常重视，称中办秘书室是“为我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还专门指示秘书室每天至少选择10封信给他看。
何载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非常难忘和感动的事情：“毛主席有看报的习惯，报上经常会刊登一些‘寻人启事’广告。而这些不起眼的‘寻人启事’，一般人都不会在意它。但毛主席却不同，他看报十分认真，就连报纸夹缝里的‘寻人启事’都不放过。当毛主席看到有群众在信中这样问他：‘毛主席，我的儿子（或丈夫）跟着您去干革命了，这么多年还没回来，请您帮我找找他。’看到这样的群众来信，毛主席明白了，原来这是我们的烈士亲人在寻找曾跟随他一起长征、又在长征中牺牲的烈士。毛主席立刻就指示出版一本在长征中牺牲的《烈士传》和《万人传》，以便烈士亲人们寻找亲人之用。”
何载从中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那扎根民众、情系百姓的博大情怀，以及对建立好信访制度的高度重视。何载说：“人民日报、人民银行、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人民大学、人民警察、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广播电台等，这些冠之有‘人民’二字的单位和名称，都是由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可见，人民，已经深深地扎根到他老人家的灵魂深处去啦！”
何载谈写《祭穷文》的前后过程
1991年，何载从中组部秘书长的工作岗位上离休，随后很快加入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担任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会长。当时，他已70有余，还患有膀胱癌。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日常工作。何载讲：“最初搞扶贫工作是异常艰难的，为了能推动扶贫工作的向前发展，脑子里一直在想，得想个办法去推动啊！突然，我脑子里想起了1952年3月的一天，当时毛主席正召集由我和胡乔木、杨尚昆等人，一起来商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出版和编印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的中央电报等事宜。在漫谈中，当说到当时许多农民生活还有困难时，毛主席的情绪有些低落。但当谈到未来发展前景时，毛主席则满怀信心。他饶有风趣地向在座者提出，待将来全国人民完全摆脱贫困的困扰时，不要忘记向他作个报告。”
“毛主席的一句风趣玩笑话，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神圣的嘱托。”何载说，“我一刻也不能怠慢。后来做扶贫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在想，该如何去向毛主席报告呢？我想起了1937年毛主席亲笔写祭炎黄帝的《祭文》，因此，就模仿他写祭文的格式与律句，写了《祭穷文》。”
不负伟人嘱托，50年后用《祭穷文》来遥祭毛泽东，何载那忧国忧民之心和缅怀领袖之情，跃然纸上。这也成了中国扶贫工作中的一段佳话。
何载说：“我做扶贫工作的动力：一是毛主席的嘱托;二是在还人民的账。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一如既往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拉车，直到‘棺材底之止’！”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是何载一生学习毛泽东的最伟大追求。
（《党史博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