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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钟书在《围城》中塑造了典型的封建“旧”家长形象。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语境下，钱钟书塑造的以方遯翁、周厚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形象，丰富了故事情节、盘活了叙事节奏。《围城》展示了两重视域下的“旧”封建家长形象：一为在名利观、虚荣心和婚姻观等方面的相类特点；二为在女人观、气节观和家庭观等方面的相异特点。《围城》中封建家长之“旧”的阐释有助于对整部作品的完整解读。
【关键词】：钱钟书；《围城》；封建家长形象；“旧”
在历来的《围城》研究领域中，“围城”之解、方鸿渐人物形象、“围城”之现代性等主题方面成为文学研究者批评研究的主流，而对于作品中次要人物尤其对主要人物起到重要衬托作用和影响的封建家长形象却往往受到冷落。本文试图对文本中的次要人物进行细读分析，通过对特定的新时代背景下方遯翁、周厚卿等封建家长形象的言行、心理以及精神状态进行细读剖析，以期对《围城》中封建家长存在状态的之“旧”做出恰当的阐释。
一、相类的“旧”的形象展示
《围城》的封建家长形象是对新时代中关于“旧”人物的展示。所谓“旧”，一方面，从时代背景来看，这些封建家长身上贴的是“旧时代”的标签；另一方面，从思想观念来看，这些封建家长脑子里装满的是“旧”的观念。如果将作品中接受过西方新式教育和思想文化并正受到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影响的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等人称为“新人”的话，那么此类自小便受到封建僵化思想“强暴”过的，虽身处在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过的、新旧观念更替的“新时代”却依旧固守封建僵化思想、缺情寡感的封建家长便可称之为“旧人”。
钱钟书在作品中将这些封建家长精心设计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中，通过他们的语言、行动、心理等的展示，使他们具备了某些相类的存在状态。下面以方遯翁和周厚卿为例试析之。
首先，于“名利观”上的“旧”。作为“前清举人”、“大绅士”的方遯翁对儿子“痛骂博士头衔”“毫无实际”的看法“大不谓然”，心存看到博士文凭“报条”才甘心的观念，在方遯翁那里，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兒子能否“有出息”，能不能在名利场上收获丰收，而如果没有博士文凭的“报条”，一切都是空想和浮云，唯有有了“名分”方可“正名”，方可“得利”，才能赢在“名利场”上；而“首任岳父”周厚卿对于方鸿渐获取博士文凭的重要性也是旁敲侧击，大有看不到“博士契据”不罢休的念头，这恰好暗合着周厚卿作为精明的商人的本质，当他在上海这样一个可以一夜暴富的“暴发都市”里实现了“发家”后，他的种种言语和行为都每每暴露着一脸丑陋的市侩相，显然，在这种背景下，要使周厚卿不注目于名利也是难以想象的，于是，“周君资送出洋深造”的快婿方鸿渐必然也就成了他手中得以宣扬“名利”的利器，为此不惜将他的学业文凭也做商业化的包装。
其次，于“虚荣”心理上的“旧”。深受封建思想文化教育影响的方遯翁固守着儿子光宗耀祖的思想，方遯翁不论是在众人面前对儿子坐二等舱回国、乘二等座回家的赞美，还是代方鸿渐答应吕校长校园演讲之邀，或是对于儿媳妇孙柔嘉对自己长辈身份的“教导”“点头服从”的自满，或是每每将自己对孩子的教育、赠言和心得诉诸“日记和回忆录里”只为将来“给天下后世看”自己“怎样教子以义方”的滑稽行径，亦或是当茶友恭维他为孙子“取的名字又别致，又浑成，不但雅致，而且洪亮”时的得意，都从侧面将其内心隐藏起来的虚荣感暴露无遗。
最后，于“婚姻观”上的“旧”。方遯翁和周厚卿也都有着传统深深的烙印。方遯翁对“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的看法与周厚卿在女儿“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只等嫁到亲家“做能干媳妇”的做法不谋而合；方遯翁口口声声不为儿子婚事做主，却在儿子与孙柔嘉自由恋爱结合后“对自由恋爱和新式女人发表了不恭敬的意见”，表里不一之间我们看到的是处于新旧更替时代的他试图摆脱封建“蛀虫”而以“新式家长”形象面世却不料以畸形发展、失败告终的天真“阴谋”的告破。与方遯翁相类，周厚卿大呼直言“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直白地表露出其恋爱婚姻观，这从为亲生女儿“量身定做”婚姻对象、对方鸿渐“交着桃花运”的自由恋爱心存“难保不出乱子”的思想等有所表现。
二、相异的“旧”的生存状态
《围城》中处于新时代下的封建家长呈现出一些相异的“旧”的形象特点。下面笔者以方遯翁、周厚卿为例，就是否怕女人、追求气节和看重家庭和情感纽带三个方面比较之。
首先，怕女人方面。作为封建传统“直系继承者”的方遯翁在其精心呵护下的“封建式”家庭中是独一无二的长者和权威。他怕“怕女人”发生在儿子方鸿渐身上。当方鸿渐与唐小姐决裂而“失恋”时，他“怜惜遭受女人欺辱的这个儿子”，选择“饶恕”儿子的自我糟蹋，当方鸿渐婚后带孙柔嘉第一次回家时，他对于儿子对孙柔嘉的一再包容表现出的“将来要怕老婆”的担心……这些从侧面表现的是他对于家庭地位的注目以及他在实际现实中的“独尊”地位；周厚卿就远非如此了，“他跟周太太花烛以来，一向就让着她”，历经娶姨太太事件后“对她更短了气焰”，事事“让她三分”，当方鸿渐因“失恋”事件引起周太太不满后，他只得顾及太太而对方鸿渐婉下“逐客令”，而对此事的认识上也不肯正确面对，对于方鸿渐强势的“顶撞”行为，结论为“不识抬举”，转瞬从对太太“只知道家里大发脾气，叫丈夫在外面做人为难”的抱怨转化为与太太站在同一战线上的“盟友”。对此，连方鸿渐都觉得他“全听女人做主”“够可鄙”。
其次，“真文人”气节方面。方遯翁自幼经受古典封建教育的洗礼，自会因长期所居环境的影响也使自身粗具封建“真文人”的气节。在关系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搞得“有家难回”。虽然他也曾因“政府并没有给他什么名义”抱怨过“他爱国而国不爱他”，也曾在儿子方鸿渐在欠慎重思虑就果断辞职之时，“心里也怪儿子莽撞”，却也从文人气节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坦言道“万万不可以贪小利而忘大义”。在那样一个汉奸横行的时代里，其行为做派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导向。然而，要与市侩商人身份的周厚卿谈气节似乎是没有道理的。钱钟书正是通过对比人物在关乎原则性问题上的选择，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褒贬和爱憎。
其三，重家庭方面。方遯翁十分看重家的意义、血亲的纽带。不论是身居县城受人尊敬而经济阔绰之时，还是因战事不得已逃难的困顿日子里，亦或是暂居于上海经济生活相对“拮据”的时候，他总是心系家庭和孩子，他为孙子取名字，认真翻阅《荀子》《墨子》等古书，只为给孙子求得吉祥；为了三儿媳妇的病，研究翻看起《验方新编》等书籍来，对家庭医药大起兴趣；逃难上海途中，阿丑阿凶两个孙子虽也“累人不浅”， 方遯翁夫妇没少因此“受罪”，但却也没有丝毫抱怨情绪……这其中自然不乏有他对个人虚荣感的满足，却也实在是在封建社会以及思想教育耳濡目染的长期強化下对家庭和血亲的一份执著和一片真情；周厚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企图从做生意发家的他的言行中找到个人所执著的气节似乎总是令人失望。金钱和利益是商人一切行为背后所追求的，这自不必多说，但他不时惦记已过世的女儿倒也展示出一丝人情味，这确也不失为一种人性的体现。
综而述之，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以方遯翁、周厚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们依然固守着传统，一方面展现出相类的“旧”式形象，另一方面又展现出相异的“旧”的存在状态。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关键词】：钱钟书；《围城》；封建家长形象；“旧”
在历来的《围城》研究领域中，“围城”之解、方鸿渐人物形象、“围城”之现代性等主题方面成为文学研究者批评研究的主流，而对于作品中次要人物尤其对主要人物起到重要衬托作用和影响的封建家长形象却往往受到冷落。本文试图对文本中的次要人物进行细读分析，通过对特定的新时代背景下方遯翁、周厚卿等封建家长形象的言行、心理以及精神状态进行细读剖析，以期对《围城》中封建家长存在状态的之“旧”做出恰当的阐释。
一、相类的“旧”的形象展示
《围城》的封建家长形象是对新时代中关于“旧”人物的展示。所谓“旧”，一方面，从时代背景来看，这些封建家长身上贴的是“旧时代”的标签；另一方面，从思想观念来看，这些封建家长脑子里装满的是“旧”的观念。如果将作品中接受过西方新式教育和思想文化并正受到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影响的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等人称为“新人”的话，那么此类自小便受到封建僵化思想“强暴”过的，虽身处在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过的、新旧观念更替的“新时代”却依旧固守封建僵化思想、缺情寡感的封建家长便可称之为“旧人”。
钱钟书在作品中将这些封建家长精心设计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中，通过他们的语言、行动、心理等的展示，使他们具备了某些相类的存在状态。下面以方遯翁和周厚卿为例试析之。
首先，于“名利观”上的“旧”。作为“前清举人”、“大绅士”的方遯翁对儿子“痛骂博士头衔”“毫无实际”的看法“大不谓然”，心存看到博士文凭“报条”才甘心的观念，在方遯翁那里，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兒子能否“有出息”，能不能在名利场上收获丰收，而如果没有博士文凭的“报条”，一切都是空想和浮云，唯有有了“名分”方可“正名”，方可“得利”，才能赢在“名利场”上；而“首任岳父”周厚卿对于方鸿渐获取博士文凭的重要性也是旁敲侧击，大有看不到“博士契据”不罢休的念头，这恰好暗合着周厚卿作为精明的商人的本质，当他在上海这样一个可以一夜暴富的“暴发都市”里实现了“发家”后，他的种种言语和行为都每每暴露着一脸丑陋的市侩相，显然，在这种背景下，要使周厚卿不注目于名利也是难以想象的，于是，“周君资送出洋深造”的快婿方鸿渐必然也就成了他手中得以宣扬“名利”的利器，为此不惜将他的学业文凭也做商业化的包装。
其次，于“虚荣”心理上的“旧”。深受封建思想文化教育影响的方遯翁固守着儿子光宗耀祖的思想，方遯翁不论是在众人面前对儿子坐二等舱回国、乘二等座回家的赞美，还是代方鸿渐答应吕校长校园演讲之邀，或是对于儿媳妇孙柔嘉对自己长辈身份的“教导”“点头服从”的自满，或是每每将自己对孩子的教育、赠言和心得诉诸“日记和回忆录里”只为将来“给天下后世看”自己“怎样教子以义方”的滑稽行径，亦或是当茶友恭维他为孙子“取的名字又别致，又浑成，不但雅致，而且洪亮”时的得意，都从侧面将其内心隐藏起来的虚荣感暴露无遗。
最后，于“婚姻观”上的“旧”。方遯翁和周厚卿也都有着传统深深的烙印。方遯翁对“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的看法与周厚卿在女儿“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只等嫁到亲家“做能干媳妇”的做法不谋而合；方遯翁口口声声不为儿子婚事做主，却在儿子与孙柔嘉自由恋爱结合后“对自由恋爱和新式女人发表了不恭敬的意见”，表里不一之间我们看到的是处于新旧更替时代的他试图摆脱封建“蛀虫”而以“新式家长”形象面世却不料以畸形发展、失败告终的天真“阴谋”的告破。与方遯翁相类，周厚卿大呼直言“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直白地表露出其恋爱婚姻观，这从为亲生女儿“量身定做”婚姻对象、对方鸿渐“交着桃花运”的自由恋爱心存“难保不出乱子”的思想等有所表现。
二、相异的“旧”的生存状态
《围城》中处于新时代下的封建家长呈现出一些相异的“旧”的形象特点。下面笔者以方遯翁、周厚卿为例，就是否怕女人、追求气节和看重家庭和情感纽带三个方面比较之。
首先，怕女人方面。作为封建传统“直系继承者”的方遯翁在其精心呵护下的“封建式”家庭中是独一无二的长者和权威。他怕“怕女人”发生在儿子方鸿渐身上。当方鸿渐与唐小姐决裂而“失恋”时，他“怜惜遭受女人欺辱的这个儿子”，选择“饶恕”儿子的自我糟蹋，当方鸿渐婚后带孙柔嘉第一次回家时，他对于儿子对孙柔嘉的一再包容表现出的“将来要怕老婆”的担心……这些从侧面表现的是他对于家庭地位的注目以及他在实际现实中的“独尊”地位；周厚卿就远非如此了，“他跟周太太花烛以来，一向就让着她”，历经娶姨太太事件后“对她更短了气焰”，事事“让她三分”，当方鸿渐因“失恋”事件引起周太太不满后，他只得顾及太太而对方鸿渐婉下“逐客令”，而对此事的认识上也不肯正确面对，对于方鸿渐强势的“顶撞”行为，结论为“不识抬举”，转瞬从对太太“只知道家里大发脾气，叫丈夫在外面做人为难”的抱怨转化为与太太站在同一战线上的“盟友”。对此，连方鸿渐都觉得他“全听女人做主”“够可鄙”。
其次，“真文人”气节方面。方遯翁自幼经受古典封建教育的洗礼，自会因长期所居环境的影响也使自身粗具封建“真文人”的气节。在关系民族危亡的时刻，他“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搞得“有家难回”。虽然他也曾因“政府并没有给他什么名义”抱怨过“他爱国而国不爱他”，也曾在儿子方鸿渐在欠慎重思虑就果断辞职之时，“心里也怪儿子莽撞”，却也从文人气节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坦言道“万万不可以贪小利而忘大义”。在那样一个汉奸横行的时代里，其行为做派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导向。然而，要与市侩商人身份的周厚卿谈气节似乎是没有道理的。钱钟书正是通过对比人物在关乎原则性问题上的选择，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褒贬和爱憎。
其三，重家庭方面。方遯翁十分看重家的意义、血亲的纽带。不论是身居县城受人尊敬而经济阔绰之时，还是因战事不得已逃难的困顿日子里，亦或是暂居于上海经济生活相对“拮据”的时候，他总是心系家庭和孩子，他为孙子取名字，认真翻阅《荀子》《墨子》等古书，只为给孙子求得吉祥；为了三儿媳妇的病，研究翻看起《验方新编》等书籍来，对家庭医药大起兴趣；逃难上海途中，阿丑阿凶两个孙子虽也“累人不浅”， 方遯翁夫妇没少因此“受罪”，但却也没有丝毫抱怨情绪……这其中自然不乏有他对个人虚荣感的满足，却也实在是在封建社会以及思想教育耳濡目染的长期強化下对家庭和血亲的一份执著和一片真情；周厚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企图从做生意发家的他的言行中找到个人所执著的气节似乎总是令人失望。金钱和利益是商人一切行为背后所追求的，这自不必多说，但他不时惦记已过世的女儿倒也展示出一丝人情味，这确也不失为一种人性的体现。
综而述之，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以方遯翁、周厚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们依然固守着传统，一方面展现出相类的“旧”式形象，另一方面又展现出相异的“旧”的存在状态。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